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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英雄书写始终是贯穿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宏大叙事和经典叙事的体系之下，主旋律电影中英雄形象的主体是根植于红色文化的革命英雄。近期上映的《铁道英雄》仍能看到人民英雄的形象脉络，重写英雄故事成为了主流大片的重要题材。

中国电影中的人民英雄

我们一般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电影称为人民电影，这一时期英雄叙事的主体是工农兵。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电影创作响应了“新英雄主义”理论，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革命的英雄主义。

所谓群众英雄或人民英雄，具有着历史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双重特殊性。区别于传统历史中的民族英雄，红色电影中的群众虽然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但他们的行动中却贯穿着不可或缺的革命信仰。人民英雄沉稳刚毅、智慧勇敢的精神品格与浴血奋战、保卫国家的崇高理想皆来自于其政治选择与信仰所带来的精神力量，这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电影中的英雄特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的人民英雄与西方电影塑造的英雄也有很大不同。无论是西部片中在荒野决斗的牛仔，还是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西方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大多是流浪的孤胆英雄或依靠个体力量拯救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但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往往是在集体中完成个人价值与理想的实现，只有将个体融入到集体之中并为集体的利益而献身，这样的英雄形象才能够成立。

上世纪1956年上映的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赵明执导的《铁道游击队》正是50年代到70年代人民电影中典型的以群众英雄为主体的影片。《铁道游击队》以1940年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山东临城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的带领下，在铁路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的故事。电影的原型1939年成立的鲁南铁道大队由洪振海和王志胜组建，队员主要由铁路工人和矿工组成，在敌后斗争八年。铁道队依托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津浦铁路线上展开游击战，劫取枪支弹药和药品等物资。“铁道游击队”正是典型的集体性的英雄形象，他们的身份是普通的铁路工人，但在革命精神的引领下团结一致，运用人民的智慧开展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体现了当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群众英雄书写。

《铁道英雄》同样取材于鲁南铁道大队，其中的教导员正如《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李正，为铁道队带来上级的指示与思想的引领。当铁道队的斗争陷入低谷，在废旧的列车车厢中，教导员为牺牲的队员追授党员身份并在车窗上画下党旗，带领青年队员集体入党宣誓。可以看到，在新时代重写英雄故事中仍然强调一种英雄的集体性与革命信仰。

小人物的立体刻画

在新中国成立前期，人民电影中的抗日英雄或革命英雄形象往往是比较统一的，电影情节大多只展现他们在与敌斗争的过程中勇敢坚定、沉稳冷静的性格以及浴血奋战的宏大场景。在《铁道英雄》这一新时期的英雄书写中，我们能够看到电影对群体中的个体以及边缘人物立体化的刻画。

范伟所饰演的调度员老王可以说是本片最为成功的角色塑造。他身材臃肿，腿一瘸一拐，嘴里时常哼着小曲儿，时不时爱抽上两根喝上几口，喜欢逗添煤的少年叫他爹，经常给车站的日本人抓一把花生，点头哈腰、笑容憨厚。但同时他也是为铁道队运送情报的卧底，面对日军的盘问他神色如常，却在日军走后流露出严肃的神情。老王这一人物身上还承载着悬念，当他与添煤少年分吃苹果时，少年想要他的折叠小刀，老王却说“还没到时候”。在老王确知自己已经暴露，准备孤注一掷炸死汉奸时，他将小刀给了少年并说“是时候了”。

影片的后段，老王被抓捕上车，少年恍然大悟，在汽笛的轰鸣声中大喊老王“爹”的时刻，影片被烘托向高潮。除此之外，老王在上车的那一刻与濒死之时哼唱的小曲儿“太阳出来”，也暗示着长夜已尽、黎明将至。电影对老王外貌特征以及性格、习惯的细节刻画，和在其身上所安排的悬念和隐喻，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以及英雄性在平凡人物中的升华更为真实。

在《铁道英雄》中，小人物或者边缘人物有多样、立体的呈现。护士小庄起初在日军的医疗队工作，胆小寡言，但在日军盘查铁道队长老洪时，她将装有情报的烟藏在绷带中，最后参与支援了山区部队；添煤少年的父亲下矿后生死不明，以往他面对日军的催促打骂一直唯唯诺诺，但在老王被抓后他奋起反抗，与日军殊死搏斗；亓顺原本在兵工厂验枪，哥哥亓鲁牺牲后，他也投身到斗争中，为铁道队升级和改造武器……

在新时代的英雄书写中，日常生活的经验更加被强调，人物塑造更加注重其内心世界与情感流动。不是神化的英雄而是人化的英雄重新走向荧幕，现实性的刻画为早已远去的、耳熟能详的历史提供了可接近的途径和全新的理解角度。这些小人物、老百姓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但是当他们汇入到革命和历史的洪流当中时，他们又展现出了英雄的品格。当下的红色电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日常生活的小切口与宏大叙事之间价值鸿沟的弥合。

主旋律电影的商业突围

近些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始终面临着代际叙事的挑战，也就是传统的红色叙事如何与年轻一代达成有效的沟通，在重写英雄故事的过程中也呼唤着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新建构。在这个意义上，《铁道英雄》通过商业叙事逻辑的嫁接进行主旋律电影的突围。

影片的开篇即是惊险刺激的商行刺杀与劫车场面，快节奏的剪辑与激昂的配乐，列车在茫茫雪原疾驰的宏大场景，迅速将观众带入影片讲述的时空场域。影片通过铁道队的三次劫车划分叙事段落，第一次成功劫获药品后，藤原开始对老洪等人的身份产生怀疑，第二次劫武器的铁道队员遭到埋伏，老王的卧底身份也被发现，第三次劫车则是老洪与藤原的最后决战。通过成功、被怀疑、失败到英雄之死，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走向和多线交错的叙事模式，影片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张力。

整体来看，《铁道英雄》存在着明暗两条叙事线索。明线是铁道队员骑劫列车的枪战动作戏，暗线则是在敌军监视下老王和老洪用烟传递情报的悬疑对决。在动作戏的部分，影片通过特效以及剪辑技术，在流动的列车空间中营造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在谍战悬疑的部分，情节则更多发生在静止的车站，从而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敌我双方的相互试探与言语交锋，烘托暗流涌动的对峙气氛。除了言语上的交锋，一些肢体语言的细节也推动了紧张气氛的形成。例如，老王经常给古本站长送花生和酒，但最后一次古本向他交代列车进站时间时却没有接过老王的花生，暗示着老王的卧底身份已经暴露。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运用较大篇幅刻画反派人物藤原，通过对其智谋与残忍的展现，强化敌我双方之间的对立冲突。铁道队与日军的斗争被具像化为老洪、老王等人与藤原的交锋，藤原使用望远镜监视车站的一举一动也表现了铁道队员始终处于被观看地位的紧张与压抑。为勇毅智慧的主角设置一个强大的对手并通过二者此消彼长的互动来推动情节发展，这符合基本的商业片叙事逻辑，也符合观众基本的观看习惯。影片的最后，老洪在列车上用烟点燃身上炸弹的引线，与藤原同归于尽，远处的山坡上，教导员和其他的铁道队员凝视着这一幕的发生，预示着惨烈的斗争过后，希望的火种仍然留存。

从《铁道游击队》到《铁道英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英雄书写中呈现出了与人民电影时期群众英雄和人民英雄形象塑造的呼应，集体主义与革命信仰是中国式英雄的形象特质。我们还应注意到新时期英雄电影中对群体中的个体、小人物的挖掘，将神化的英雄复归为人化的英雄。与此同时，主旋律电影对商业化逻辑的嫁接，也体现出在面临着代际更迭以及市场挑战的当下，红色叙事的突围路径。

（作者赵宇翯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张慧瑜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