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1年第12期｜朱嘉雯：半球马戏团（选读）
朱嘉雯，复旦大学2018级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复旦大学2021级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跨媒介研究领域博士生，发表作品《痛列车》《妆台》《擦钟人》等。
半球马戏团（选读）
朱嘉雯
一、屠宰场
十五岁回国前最后的那个夏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找狗。
名叫“雷欧”的狗是一头边境牧羊犬，大型狗，八岁半，品种是东德黑背，鼻颈圆宽，毛色暗红。眼睛很有意思，两只瞳孔一面红棕一面深蓝，阳光之下眼球玻璃体反光，海水与烈火的颜色参差流转，仿佛紧锁的眉头深处兼宿着神明与恶魔。
德式牧羊犬不是自然孕育演化而成的，而是由普鲁士科学家人工培育，完全体育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元1898年。1898年，19世纪的尾巴，帝制仍以常态形式存在的时代。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德国皇帝是威廉二世，而在遥远的中国，那时的皇帝是清德宗景帝，爱新觉罗载湉，光绪，中小学生全都在历史课本上看过的肖像画光绪。1898年是他执政的第二十四个春秋，猪狗相逢，内外熬煎。没错，那个在我国近代历史中意义非同寻常的年头也正好是狗年，天干地支按照旧历落在戊戌，就是百日维新的戊戌，戊戌变法的戊戌。戊戌的那一年夏天，有六个青年在北京城菜市口被杀头，罪名是他们和年轻皇帝一道抱持着不合时宜的理想，以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颠覆世界。皇帝从此也被他的“母亲”囚禁在中南海涵元殿，终年面对着垂柳照拂、楼台深锁的一道水边。
我的德国朋友不关心清帝国宫廷史，学校里频繁查考的日耳曼民族发源史与战后社会通识也无法向她提供任何同走失宠物相关的有效信息。她不只不喜欢历史，她似乎对结附在历史表层之上的许多其他功课都有着相当抵触的情绪和态度——我陪她上过许多轮拉丁文课，许多轮拉丁文课有许多轮随堂测验，无论她在课外怎样补习，也从来未曾在试卷上拿到过及格分。在我来到德国学习生活的这一年里，每当我们走过当地城镇的一座教堂和一片墓地，面对我出于文化兴趣或研究热情提出的各种问题，她都只向我报以潦草的沉默。这种沉默确凿而深远，似乎可以上溯到她以往的全部直系亲族——她妈妈一天打两份工，上午在拆迁战前历史遗迹建筑的工程公司里当顾问，下午收集施工工程废水下游莱茵河支流沿途各定点的水样，每天晚上她都会写很长时间的报告书，向政府和所有关心河流与环境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作出保证：拆除老建筑不但能够改善居民生活，对环境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她弟弟的地理课作业里要求他们标注出亚洲平原上的每一道山脉与河流，却很少让他们填写身边所居地域的各种建筑。那些犹太人居民群落的房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什么样？老城墙原本的城楼毁于什么人的炮火？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遭遇到语气各异的迟疑与沉默。
而就在刚才当她问我狗去了哪里时，我开始意识到现在需要求助的人其实是我。我摇头，叹息，揉搓脖颈，将视线移向其他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明明刚才还在的啊，雷欧。
雷欧真的是很好的一条狗，和其他同样需要在公园里活动身体发泄精力的大型犬种不同，它从不会横冲疾走，也不会甩开缰绳把别的小型犬压在身下。它很少吠叫，对待像我这样的陌生人也能够很快亲近起来。早晨的时候它会爬楼梯到我寄居的阁楼上把我舔醒，身后一路都是泥巴颜色的脚印；大雪天里我们一起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它还会时不时停下来，侧歪着一边头看我，好让我能够紧跟它的步调而又不至于在冰结的路面上滑倒。有时候松开狗绳让它奔跑它也不会走远，每跑出两三步它就会回头朝我们这边张望一眼，似乎在担心我们会转身离它而去。而它现在离我们而去，消失在了视野之外看不见的地方。
多次朝我反复询问无果之后，我的朋友开始在我们所在的大型超市里奔走呼号，抓住每一个人打听她不见了的狗。雷欧，雷欧，刚才还在的，刚才就在购物车里，你们应该都看见了才是，雷欧，雷欧。她的语气歇斯底里，声调壮怀激烈，连绵的叫喊与怒骂声穿过所有商品货架通道，翻越了堆积如山的血肠、干酪与小熊糖。我循着叫喊声而上，在蔬果区域重新找到了我的朋友，于是我将购物车推向她所在的走廊。
晚上家里要办烧烤派对，许多人要来，原本我们是来超市采购甜点和饮料的。出门时我朋友突然说狗很久没有出门兜风了，于是打开后座车门载着它一起来到镇上唯一的超市。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带狗逛超市了，雷欧对于这项非常规的外出活动一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超市手推车可以容纳它的巨大身体，大多数时候它蹲伏在推车的网格之内，欣然领受来往行人的赞美与注目，它侧歪着一边头，吐舌，伸爪，摇晃尾巴，伸展身体，动作兼具表演性与风度，仿佛身在一座流动的动物园铁笼内。遇到心仪的商品时，它会猛然跃出笼子，前腿双爪支撑在购物车边缘，嘴里发出嘶哈嘶哈的声音。
我朋友所在的走廊没有其他人，我感觉到她的目光穿透我直接看向了连排货架。她嘴上的叫喊声逐渐收敛，塌缩成一组由细小声音组成的低语：刚才明明就在手推车里的，一直都在手推车里的啊，雷欧，雷欧。明明就在手推车里的啊，雷欧，雷欧。我们两个人在明亮的蔬果区相对而立，我望见她泪水一点点流下来，双眼闪光。潮湿的光斑连绵起伏，在她脸上拉扯成纵横交错的网。面对着光芒闪耀的水网我迟疑片刻，面对着灯火通明的真空地带开始尝试吞吐话语，不停低头道歉道，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刚才在看货架啊，那个时候没有留心，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从法兰克福机场飞机落地直到我学习期满即将离开德国的这一年里，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说过多少个对不起。十分抱歉，麻烦了打扰了，给你们添麻烦真是不好意思。我在原本掌握的少数德语名词之前加上无数蜿蜒曲折的英语副词，将我的道歉缠绕装点得郑重又诚恳。我在课堂上道歉，在和我朋友同住的家里道歉，在所有我在街上遭遇的陌生人面前道歉。不好意思我在走廊里妨碍你走路了，对不起我把刀叉掉到地上，实在对不起我电话讲得太大声，真的不好意思我把你们家的马桶圈弄脏了，下飞机之前我就在拉肚子，在这里又不小心吃了太多三文鱼。
在那个还很流行大型论坛社群、空间说说与人人网公众主页的时代里，大家似乎都很喜欢在个人状态栏里引用太宰治和中岛哲也，几乎每个中学教育阶段的青年都会在自己的签名里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我对于基督教式的原罪和日本人的国民精神都缺乏归属感，一定要说我为什么要持续抱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身在海外我有着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自觉，当我做出什么愚蠢、失格、可能违背当地人公序良俗与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事情的时候，我总会飞快道歉。起初我在每个可能会引发尴尬沉默的微妙场合说对不起，随后这种沉默慢慢少下去，一年以来的相处使我逐渐淡忘了这种感觉，就在我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跨越那条礼节与国别所营构的界限之后，现在我又遇上了这种除了道歉之外根本无语言说的场合。
然而我的德国朋友并没有听人道歉的耐心，她转过身去，继续朝她周围喊，有人见到过我的狗吗？雷欧啊，黑背，边牧，异色瞳，很大一只的，牧羊犬啊。
牧羊犬会与人做游戏。我了解雷欧的日常生活习惯，也看过许多动物纪录片与杂志副刊文章，它们喜欢追逐、衔回飞盘与网球，喜欢用身体冲撞巨大的沙堆。有时候我会在家庭幽默录像带精选里看到它们和金发碧眼的小主人一起比赛抽积木塔，有时候则是一起捉迷藏。它也许眼下正躲在什么货架的角落等待着我们。
我走回一开始发现它不见了的位置，朝两排货架底部分别看了看。货架后堆着封口拆开的箱子，箱子里是一卷卷的厨房专用纸巾，它们的包装纸表面平整光洁，不像有狗经过的痕迹。纸巾区往外是肉类冷冻区，有穿戴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回巡视，大型犬也根本没有能够在其中藏匿的条件。再往前的大门外铁网环布，密密匝匝围了好几层，宠物狗绝不可能轻易逃避层层封锁，离开超市，栖身于黑暗广袤的森林。它出不去的，它肯定还在超市里。一时之间我感到宽慰，于是抬起眼睛开始环顾四周，审视着这些专程驱车前来购买烟草和烈酒、工作日上午不上班的男性顾客，这些购物车里塞满柠檬和香橙、采购培根、羊腿从来不看价格的家庭主妇，他们都是随时可能与那只狗擦身而过的人。
我开始再次在超市里奔走，这一次没有推刚才的购物车。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寻获狗的可能性将会不断减少，如果想要找到雷欧，必须把一切机会都尽快掌握才行。我跑过面包、速食汤水与速冻食品的分隔区，眼睛扫过一排排神情寂然的本地居民，其中好几个人身侧的裙摆外套被我的跑动带起来，猛的一下飞扬在空中。熟悉的商品和陈设在我眼前交替，一圈又一圈我飞快地奔跑着，货架和摆件在摇晃，天花板的顶灯呼啦啦地响，脚下的塑胶地砖层层凹陷下去，仿佛为火山流焰所裹挟，逐渐熔化成黏稠湿软的深潭。
我再次走进装纸巾的货架区，在原生木浆和天然无香纸所营构形成的棉柔障壁里不断前行，白色的纸浆包裹在半透明的塑料薄膜之下，细小的光芒闪烁其间，逐渐延展勾连，摆荡腾跃，最终仿佛海潮一般席卷而来，势要将我从头到脚淹没。我不断朝前奔跑，终于跑到走廊深处的门前。应该是通往超市库房的门，背后隐隐有人声。门是虚掩的，地板上漆了印痕模糊的黄线，就仿佛地铁站台阻隔在行人面前的标识——不要再往前走了，前方就是深渊。
然而狗的常识毕竟与人相异，常人在理性约束之下所不能至的地方，往往是它们的乐园。我想起自家农场里的中华田园犬，它们以各异神奇魔术方式挣掉铁链，逃脱巢笼，常常一去四五天。我们打着手电漫山遍野地搜索，等到万策施尽后，我们都以为再没有寻获的希望，没想到过后好几天家里三层小阁楼的橱柜顶上竟然传出了犬吠。我扭转身体，飞快扫视了一圈身后广袤明亮的超市，也想从众人的脚步声中分辨出雷欧的叫声，然而行人和顾客无动于衷，没有人在意地球上哪个女孩失却了一条狗。于是我前进两步跨越了黄线，来到门把手旁边。门后隐隐有金属切削声响，我想像有庞大机器轰鸣轮转，而我们的狗俯伏在它跟前。
我将手伸向门把，气喘吁吁地将门推开，因为施力过猛而重心不稳，我差点一头栽进眼前的漆黑世界——遍撒超市各处角落的广阔照明光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黑暗中心深处唯一的光，光源刺眼又明亮，瀑布一样疾落而下，收束在远处一个方形的玻璃房顶上。
就在我跨进门槛准备朝那片光跑去的时候，一位保安从身后叫住了我，他挥手示意，提醒我回到黄线后，站到他身前。直到后来很久我才逐渐意识到，那是超市走廊监控探头刚好能拍摄到的地方。
他个头很大，长着标准日耳曼人的高颧骨，制服帽子挡住他上半边脸。一开始我心头涌起一阵喜悦和满足，终于有人可以好心告诉我狗在哪里了。当我还在酝酿感谢措辞的时候对方让我打开书包和上衣拉链口袋给他看，我开始笑着和他用英语解释说我丢的不是人身财物，我丢的是狗。
然而他并没有笑。
我盯着他胸前的号码牌和外语名，心里猜想着这个姓名按照德文念法的合理发音。但是没等到我将我想像中的名字念出口，他就提高声音再次说，把书包打开，外套口袋也要掏出来检查，不然他就打电话叫警署的人过来。
蹲下身拉开书包的时候人群在我身后围拢，逐渐形成一道高墙，起初只是周围两排货架的顾客，随后来了更多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人。从他们的交头接耳里我听到他们用德语在说“中国”、“中国女生”、“中国人”。我开始感受到文明社会的着装规范开始逐渐消融，而人类共同体所约定的标准又是那样脆弱。那些选购水果和烟酒、在工作日早晨还会朝你点头笑一笑的中老年消费者，这些蓝色工作服、绿色马甲外套、灰色西裤、平时被安排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人——哪怕他们其中有些人是我朋友她妈妈的同事和相熟的人，哪怕他们其中有些人甚至能用近似中文的发音喊出我的名字，哪怕他们全体在此之前展现出来的是乐于帮助你、愿意接受你一切信息询问的超市工作人员与友好地球村公民的形象，眼下在此刻他们都只是德国人，对外来人口和异己者一律保持警惕的德国人。而他们从来都是德国人，国籍与民族的差别一直都在那里，只因你逾越了某些界限，只因你的行为举止没有遵循他们的常理，掩盖彼此间差别的帷幕瞬时间就落了下来。
我感到喉头一阵发紧，刚才全力奔跑时肉体代谢所造成的恶心感逐渐显现出来。当我把钱包、学生证、笔记本和书按照要求排列在走廊地板上时，我看见塑胶地砖的光滑表面浮现出一颗颗细小水珠。它们横斜流淌，汇集形成颜色晦暗的水塘。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那些是我的眼泪。
他们轮流传递着我的钱包，一个夹层又一个夹层的检查，许多硬币掉在地上。
他们把我的笔记本封面撕开，把我的钱包丢到地上，而我在不断开口说对不起。
检查完钱包后他们说还要看我的外套口袋，就在他们让我脱下外套的时候我的朋友来了，她挤过被骚动吸引而来的人群，飞快挡在我的身前，出言迅疾，语气愤怒：她是和我一起来的，她是我的朋友啊，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买了一年东西，你们现在还不认识她吗？
我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她又开口补充说我们两个人在找狗。该死的，我们的雷欧不见了，你们有人可以告诉我它去了哪里吗？
西装西裤、经理模样的人走过来和我们道歉，拿出对讲机和电波那头的人飞速交谈了一阵，然后说他们没有在监控录像里见到谁带走一只牧羊犬，但既然我们没有在超市购物区找到狗，他可以破例让我们回到后面的储藏区看一看。
几个穿制服的男人帮我一起收集好地上的东西装进包里，他们分工捡拾的样子非常有趣，每个人分管一片一平方米大小的地砖，只采集自己地砖内的杂物和硬币。然后那个之前我最初遇到的男人蹲下身，一个地砖又一个地砖地检查了一遍，反复确认无误后才将所有物品如数归还给我。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在格子与格子之间俯身蹲踞，仿佛我站在泳池水底，身上只穿着一件露出膝盖和脚趾的连体泳衣，我潮湿的肩膀裸露在消毒水味道裹挟的空气里，无论怎样扭转身体，都难以将岸上人群的目光从我的肌肤表面剥离。
我们在引导下穿过了刚才纸巾货架区域的工作门，再次来到了黑暗的库房，而这次是在许可之下。脚下的PVC地砖迅速转换成水泥地面，灯光也飞速消隐，我的朋友拉着我的手，我们就好像两名装备与补给稀缺的探险队员，结伴在未开发的陌生钟乳石洞穴中漫游，而唯一能够倚靠的一点供暖就是彼此之间汗涔涔的掌心。我们一路朝前走，身边都是经过万年沉积的石笋和气味难闻的水流。微弱的电灯光斜射在我们身前，到处都是泡沫塑料和消毒水的味道。许多身穿荧光背心制服的工人从箱型卡车上卸下一组组大型饮料瓶，每一瓶汽水摇曳游荡，在狭小的瓶口内酝酿着可以预见的喷发。
到处都是装货卸货的工人，他们在黑暗中舒展身体活动双手，全然没有意识到我们两个人的存在。我们在工作不休的人流里穿行，巨大的箱型货车耸立在行道两旁，仿佛沟壑纵深、阴影流布的峡谷，峡谷尽头处明亮异常，前方仿佛若有光。柔软的明光之下我听见机器轰鸣轮转的声音，随着我们不断行进我所能听到的机器运行声音越来越响，就好像天体旋转星球表面所传出的摩擦声一样。
当我们最终抵达峡谷出口、能够辨认出声音来源的地方时我们便不再往前走了。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好好看一看舞台布景一般集中了单点光源的那片区域，箱型卡车停放处再往前，是库房准备室的中央区，汇集了一切灯光与制冷的肉类处理室，屠宰场。
远远地隔着玻璃，我们看见了被等距离均匀悬吊在房间顶端链条上的大型动物尸骸。每具尸体高悬在流水线挂钩上，每前进一步就会有一点血从空洞的创口里涌出来，连同着未处理干净的内脏碎片一道滴落在传送履带上。每一条履带的尽头都站着一名身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工作人员，他们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捡拾着自己负责区域里的血块，以免异物卡住流水线使得牲口们成群的尸体停止前进。
我们两个人手拉手在大型动物的死亡现场并肩站立了一会儿，胳膊紧贴着胳膊。我的朋友抓紧了我的手，黑暗中我感觉到她上半身剧烈震荡，仿佛要从胸膛中沥出心肝。我脱手按住她摇摇晃晃的身体，对她反复说这里不会有雷欧，这里不会有雷欧。屠宰场传来的微光之中我看见她眼眶通红，神情沮丧，目光一直紧盯着屠宰牲畜的玻璃窗。长久凝视刺激想像，滋生出不存在的幻觉，明明遥远地隔着玻璃，我们却开始闻到生锈铁钩刺穿皮肉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不能久待下去了，只好拉着她的手一路撤退回没有光明的来路，在逐渐袭来的黑暗里疾行，装运车与蜂鸣器不时作响，四周到处有蚊虫飞舞的声音。黑暗之中我们再次拉起手来，两个人的另外一只手都在空中胡乱挥舞，势要赶走周围一切不可视的蚊群。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一面驱赶，一面朝前走，仿佛两个不会游水的人在大海里求生，要将那扑面席卷而来的水浪一一打碎一样。
二、浮士德
从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十一个半小时到阿姆斯特丹，又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前往法兰克福，再辗转搭乘长途客车往西南方向驱驰三小时之后，我们全班人最终抵达了德国西南部莱茵兰州的沃尔姆斯。差旅与食宿费用由中德两校共同承担，我们全班十八个中国同学，要在这里生活一年。
临行前德语老师在课堂上讲，沃尔姆斯在十五世纪前曾是勃艮第王城，物产丰饶，据传是莱茵河黄金流落之所，盛产战马、烈酒、皮革与巨龙飞翔的传说，十三世纪一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帝国自由城市之一，皇帝宫廷直辖，税收与出产不经由任何帝国封臣之手，市长威权，仅在皇帝之下。七大帝国自由城市，除了沃尔姆斯，还包括科隆、奥格斯堡、巴塞尔、施派尔、美因茨……还有一座是什么呢，老师粉笔悬停在半空，皱起眉头开始回想。
斯特拉斯堡。
仿佛春风刮过平原草海，教室里一片人头攒动。
是谁说的？谁在说话？大家抬头张望举目四顾，到处寻找着声音来源。
我提高声音再次说，斯特拉斯堡。
老师点点头，哦对对，斯特拉斯堡。
根据班级的规则，成绩在前百分之五十的同学就可以去德国交换学习一整年。一整年，公费，报销全部机票饮食之外还发零花钱，住在当地人家里。伙伴是对方友好学校的同学，年纪和我们一般大。整个学期以来我在语文、英语和德国历史与文化常识的课堂里发奋用功，和比较抱歉的数学成绩综合在一起，期末考试终于在年级里排到中上游。能勉强排到中上游就已经足够了，我在寝室里将四本《走遍德国》掏出来拿硫酸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全部在行李箱里整齐排好。包书的时候我对每一道折痕都无比小心，时刻想像着行李箱在机舱行旅途中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颠簸——那四本《走遍德国》我至今都留着，每年回家时偶尔会拿出来翻一翻，封皮和书脊长期为海雾所蚀，书页渗水，字里行间都潮湿，好几个地方痕迹模糊，即使我挣扎着把字句念出声音，也忘却了它们原本的含义。
最终的出发名单在一周以后公示出来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我说我不能去。他说我不遵守日常行为规范，去了会给班级学校老师领导丢脸。
他教我们数学，东北人，据称是大庆子弟，冬天里也坚持穿短袖，每天在游泳馆翻腾三十五个来回。除了重视自身锻炼，他也很关心我们的身体素质，终年带着全班人在挂满冰凌的校园屋檐下集体奔跑，全年级其他人看我们都如同看马戏，声势浩大，很隆重很壮观，还不需要收门票。传言说他曾经蝉联多届沈阳市健美青年组锦标赛冠军；传言说他家里三个儿子出生在上海，十几岁了仍然一口辽沈普通话；传言说他办公室桌子上珍藏的照片，是他与“雪龙号”北极科考队员的合影，队员们肃立在冰天雪地之中，统统身着羽绒服脸上佩戴着防风的口罩，他还是短袖长裤的和他们扎堆在一起，一口牙齿明亮如美国加州南部滋养椰子树的太阳光。
他说我的纪律不好，不遵守班集体规矩，不团结友爱同学，逃避跑步逃避值日逃避打扫寝室卫生，上主课看课外书，晚自习不写作业，影响大家学习。他说他教了这么多年学生，最早的一届毕业班许多人都已经生了小孩，这么多届学生里没有像我这样难带的人。他说这是为我好，像我这样心中没有集体观念的学生，要是和大家一起出国会惹麻烦。
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着抖，眼泪鼻涕一道往下流。春寒料峭，一排教室办公室火柴盒一般拥塞在一起，只有他这间窗台底下的热空调外机风扇没有转。他管热空调叫暖气，除非气温到零下他绝不会开。他说同样是现在这个时候北方房子里早就断气了，女生们穿着短裙打底袜就敢出门上学去，只有你们南方人还在喊冷。你们南方学生的毛病，大部分都是惯出来的。于是我不敢向他喊冷，假装烈士一样紧咬着牙关嘴唇。他说不在名单上的同学可以自费，往届许多成绩没达标的同学，都是自费去的。
哪怕海水西流明天的太阳不再升起，我都不敢和家里人提自费的事。我甚至能想像出我爸爸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成怒海波涛中礁石一样颜色和形状的脸。德国，你要我出钱送你去德国？不读书，玩一年？他向来都很容易动气，对钱财又格外小心。每个月我最恐惧的时刻不是数学月考，而是我的电信账单邮寄来家的那一天。每当他扯开信封包装纸，哪怕只是移动网络的使用费超支了一点点，喊骂声就贯彻门户窗帘朝我席卷而来。起初午睡中的妹妹会迅速被愤怒的叫喊声所惊醒，后来她似乎逐渐习惯了他无规律的怒吼，即使在诅咒和狂怒的喊声中也可以继续沉睡。
大概就是在妹妹快出生的那个暑假，为了躲避居委会无微不至的目光，我们举家迁居到了距离市区两个半小时车程的海岛上。两个大人花了很多力气，从临近的岛屿请来许多工人，把迟暮中年的全部热情投入到翻耕土地、开凿鱼塘与修建新房上，最终把荒芜的水田改成了碧绿的瓜地，我们在其间养鱼养鹅，还有许多鸡鸭和山羊。大海环绕的小岛上没有沙滩，没有通往市区的桥梁，想要前往市区采购用品，还需要每天等待那一班锈迹遍布的轮渡铁船。海水也不是课文里说的一碧万顷、湛蓝如天空、抚慰少年人胸怀，海水是臭的，浑浊的激流里夹杂着泥沙和鱼虾海鸟尸体，还有数不清的各色品牌的烟头，我认出有熊猫、利群、黄鹤楼、红塔山，我蹲在芦苇丛中，仿佛捡拾贝壳一样把这些烟头收集起来装在盒子里。虽然当我从高高的芦苇丛中向远方望去的时候我并不能看见人迹，隔着流动的浓稠海雾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飞鸟的阴影与西沉的太阳。
我的妹妹还不会说话，终日在襁褓之中酣睡。爸爸和妈妈把她交给我，每天在田间地头投身于农事劳作。我抱着妹妹每天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他们说这样长时间晒太阳有利于儿童身体健康。家门口正对着一道水，水塘连通地底渠潮，渠道纵横纷杂，潮水暗流汹涌，一圈圈延伸至大海。每一个不上学的白天,我和妹妹都直面着这连绵的网罗，双双沉陷在沉默的禁锢之中。时不时妹妹会醒来，大哭流眼泪，我一般会轻轻摇晃她的身体，唱几句关于睡眠的儿歌。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还是能够发声的，每天三餐的时候我也几乎不和家人说话，田地里的事情我不关心，他们也同样不大关心我在书里读到什么新鲜的事情。家里四个人三双筷子，吃饭的时候只有筷子哗啦啦响，叮铃咚隆敲打着碗沿。这种沉默的局面一直持续，直到后来有一天电信公司的人终于想起这片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土地，派来员工乘船渡海穿越洋流来到小岛上，给我们安装好了网线宽带路由器，专门办理了新的通话套餐和远程通信业务，从此家里的电脑终于可以连接上外部世界了。在此之前家里那架中古台式机的唯一作用是被爸爸用来播放模拟的次声噪音，他用这个来驱赶吃西瓜的鸟群。
群鸟双翅扑扇声与电信号的噪声掠过灰暗水流与学校屋脊，在我耳旁发出声响。我听见水鸟啄食屋瓦边缘的声音，瓦片从高处下落，仿佛春日里山涧瀑布融化，垮塌下来无数冰凌。在想像出来的噪音与噪音的回声之间，我听见自己对着我班主任山脊起伏般的后背，从齿缝里挤出话语，我说我不可能自费，但是我知道《浮士德》。
他回头看我，我说《浮士德》。
他说什么？我说我已经孜孜不倦，对哲学法律连同医典，令人遗憾的还对神学，全都进行过钻研。他笑了笑。我说照旧是可怜的蠢材，又何尝明智稍胜当年。他手从鼠标上松开，全身转过来彻底面向着我。我说自称硕士，更自称博士，牵着一伙学生的脖子。我说游遍了古今南北东西，眼看着十个年头飞逝。我流着眼泪说《浮士德》，歌德的《浮士德》，往下五十行我都能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我也读过六七遍，也差不多快要到能够背出来的程度，你做班主任带过十年学生，往上往下三届，你再找不到另外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往上往下三届，没有哪个同学比我更应该去德国。
他让我再往下背背。
我真的又往下背了三四十行，到差不多第五十行的时候我问他我是不是可以了。
他大声笑起来，哼哧哼哧像风箱扇着火。
他说我会后悔的，他说我到时肯定宁愿自己没去过，他做班主任带过十年学生，往上往下三届再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加不灵光的人。
于是我和全班剩余十七个同学一起，坐上了从上海浦东经停阿姆斯特丹前往德国的飞机。我坐在汗水气味与咳嗽声缭绕的经济舱里一直傻笑，仿佛自己置身于奇异星球。全班十八个同学散落在客舱各处，在带队老师授意下统一穿着校服，好像一支准备出发前往国际赛事当炮灰的男女混合足球队。有些同学事先结伴换好了登机牌，因而可以紧挨着坐在一起。
没有人提出要和我结伴，和我一起到机场的是妈妈。她把妹妹丢给爸爸和其他工人，十分难得地离开小岛一天。她和我一同站在飞机场的传送带上，挽着我的胳膊开始畅想我往后一年里的美好生活，她说德国啊，德国香肠德国啤酒，还有黑森林蛋糕和巴伐利亚风味烤苹果派，可以吃好多好吃的东西，回来的时候我肯定要圆成一个球。她说起这些食物的时候眼睛放光，一对腮帮子圆突着鼓出来，整张脸已经先于我团成一个球的模样。不小心怀上妹妹前，她在上海市烹饪业余学校学了三年的西点，就在学习期满快到考核拿证的时候我们举家搬去了小岛上。她也试着在常年饱受潮水侵袭的土地上栽种了罗勒、肉桂、迷迭香，各种西式餐点常用的原材料作物，种子落地还没有完全生根就烂光了，有些甚至永远也没有发芽。她在旧屋厨房里前人留下来烧柴火的土灶里尝试发面包，面团卧在黝黑的大锅里，盖子揭开来水蒸气散去，一锅一锅都扭曲纠结在一起，像妇产科医院里死掉胎儿的形状。
她陪我托运行李，取登机牌，一路步行到安检口，嘴里还在说传统黑森林蛋糕的三种形制。等到我排到登机口人群的队伍中时，她仿佛从什么恍惚的梦中醒来一样，忽然抬头问我说，你真的要去吗？
都到这里了，不去做什么呢？
我很吃惊地看着她。登机牌和护照在我手中揉皱了，不断重新被汗水所浸。
她伸出双臂围拢住我的身体，双手摆荡，在我手臂上春藤缠树一样抓挠。抓挠的同时她双眼直勾勾地看向我，哀求的神情不断涌现。我把她在我右边胳膊上的十根手指一根根抽开，转身将行李搬上传送带。我持续往前走，在地勤人员指引下跨上了通往客机的走廊，行走的时候再没有敢回头一顾。
直到我踩着金属踏板登上飞机客舱，她最后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嗡嗡直响，别去了，在岛上陪家里人过暑假，过春节，像往常一样陪她和陪妹妹多好。她说你爸这个人脾气怎么样你也知道的，家里少了一个撒气的人他指不定会对剩下的人……你妹妹年纪又小，现在你走了的话，我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呀。
像往常一样多好。
我看着客舱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回想起小岛上无边的潮水和晦暗的海雾，海雾仍然在那里，即使我登上前往异国的航班，即使我已经身在客机之上。最后在妈妈跟前，我只是告诉她说全班同学在飞机上等着呢，我还是先走了，有事打电话吧。我还提醒她我办过全球通了，跨国打电话不额外再收跨境费用，爸爸他不会发脾气的，我已经长大了，是可以去独自面对世界的人了。
因为换票时间晚了一点，我坐在客舱靠后非常角落的一个地方。当我把头靠在飞机内舱壁的时候，我甚至能隐约听见被托运的宠物狗在笼子里喘息和吠叫。它们漂洋过海，头顶蒙着遮光布，承载和装运它们的飞机滑行、爬升、起落架收起、在天空中颠簸的气流之间穿行，然而它们对此一无所知。陪伴这些笼中狗群的只有头顶和眼前遮盖住囚笼之外一切光线的帷幕，以及帷幕之外黑惨惨雾沉沉的世界。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身体左侧能够强烈感受到飞机机体的轰鸣。飞机震颤着跃迁入云层，割舍掉一切晨昏昼夜。我开始按照面前电子显示屏上示意的时间调整手表，十一个小时后就到阿姆斯特丹了，现在的欧洲是东二时区，时间要往前调七个钟头，我伸出右手，将大拇指与食指指甲围成一个圆环，双指嵌进左手上钟表的右侧旋钮夹缝之中。第一次将手指嵌进去的时候，旋钮受到手指指腹的反作用力并没有成功弹起来，仍然严丝合缝地停留在原本的位置上。于是我加大力度再次将两个手指挤进去，然而指甲太短了，很浅的一点月牙形的边缘根本未能形成足以撬动整个旋钮的力量，更何况飞机在气流之间穿行，持续着微小的颠簸。我又反复试了许多次，汗水不断从手心与手指尖端的毛孔渗透出来，它们横溢、流淌，聚集在旋钮之上一圈圈螺纹的每一道凹痕之中，形成了一块块明亮而狭长的细小水塘，看起来就像岛上田地里下雨的时候一样。每当雨水过后田地里就会挤满许多水，稻穗枝条和西瓜藤蔓之下形成深浅不一的河流，有蝌蚪青蛙螃蟹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水生昆虫游弋其间，它们游走、转弯、停留，就好像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并不存在一样。
除了银色的旋钮之外，手表的表面材质都是硅胶和塑料，透过半透明的表壳你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机械零件，它们旋转、伸缩，又再次复归到原来的位置上。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喜欢长久地凝视表盘，想像着自己一直都生活在细小微物的阴影之间，是一位狭窄王国的居民。一圈又一圈，我身在银光流溢的齿轮之上随之旋转，一圈又一圈，多层天穹的阴影覆盖我头顶的每一寸光明。我在阴影之间看不见自己的双手，震耳欲聋的齿轮咬合声覆压住我的耳膜，仿佛我沉睡在瀑布之畔或者星球轨道之旁，任凭那天体运行的声音流泻奔涌，浩浩荡荡，直穿我的胸膛。
直到飞机抵达法兰克福，我们全班人在酷热的夏日阳光下登上大巴车时我仍然没有调好我的表，右手指甲和皮肉粘连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有好几次我使出全部力气，几乎就要将旋钮拉扯开，可就在这时候总有各种意外打断我——飞机爬升了，空姐开始分发酒水饮料了。我头脑昏沉不知前方所向，肠胃里搅作一团，也不清楚现在是到了哪个国家的饭点。飞机餐一共发了三轮，滚烫的铝箔纸一次次揭开都是炒蛋，蛋液没有全部熟，零星几点凝结在鲜红的禽肉表面，更多的黄色液体蜿蜒流淌，最终坍塌在切成块状的蔬菜之上。我拿起叉子伸向蔬菜，塑料叉的尖端只在岩石般坚硬的外壳之上留下了些许浅浅的凹痕。仿佛客机乘务员早已预料到从上海出发的旅客朋友们难以适应这些看上去犹如灾难现场的潦草烹调，每个装有铝箔纸饭盒的托盘上还搭配了一个看上去亲切友好的三明治。三明治专门加热过，隔着薄薄的一层塑料纸我能感觉到潮湿的温热水汽。我把三个三明治装在校服口袋里，靠着无边昏睡度过了剩余的长途。
三、牛奶
晚间的烧烤派对没有取消，场地仍按照原定计划，选在离城镇不远的郊野公园。专门用来举行派对的庭院显然是战前建筑，由旧时贵族荒废的产业改建，红瓦黄墙，像所有老房子那样两翼前伸出去，拥抱着大片池塘与草坪。池塘连通河水支流，暗潮向着远方山谷延展，一路上隔着层层工业尾气所形成的雾霭叠嶂，可以看见许多颜色晦暗的屋脊，它们隐没在丘陵杉树与平原草海的阴影之中，房舍窗沿斜挂的标识与纹章依稀可辨，它们原来属于马厩与伐木工人的居所，战前同样曾是庄园属地，而如今雕栏尚在，只是不再出入一个活的魂灵。
我的许多中国同学都来了，为了让我们这些中国来客不至于太局促，他们很好心地安排我们围着长桌尽头坐在一起。下飞机到德国那天以后大家被分散在小镇与外围农舍的不同角落，各自跟着家里的伙伴上学放学。这些伙伴在学校里分属不同的班，选修的课程也不尽相同。除了在中方老师组织下共同制作节令食品分发给德国同学的春节和中秋，还有零星几次德国境内的集体研学出游，我们这些中国同学在这么多个月里也很少有私下里长时间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偶尔在上学路上的火车站和校园里遇到的时候我们也不过是点点头，相隔遥远地挥一挥手。于是趁着共同就餐的契机大家尽情交谈起来，场面非常火热，有的人和自己的住家一起去外面的山里郊游，有的人和伙伴去了交谊舞会，认识了很帅的男生，有的人参加了学校里的社团活动。
起初我听得很投入、很积极，时不时在讨论间隙频繁插入自己的经历，我点头、微笑、时不时发出惊呼，跟着热烈的集体笑声一起摇摆身体，但是很快发现我投放的所有话语和举动都并没有得到回应，就好像我在从水底或者空气稀薄的宇航员空间站里对大家说话一样。我费了很多工夫，告诉大家今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在采购途中走失了她的狗，告诉大家我们在超市里所遭遇的许多风波，然而某个同学忽然像驱赶苍蝇一样飞速朝空中挥了挥手，火车扳道员一样将交谈的主题重新引回了原本正在讨论的皮肤问题。有人说来的时候只带了一瓶保湿的水，现在每天早晨起来已经习惯了脸很干；有人说和住家的伙伴一起去过几次卖药妆的地方，买了许多便宜的喷雾和身体乳准备带回国；也有人抱怨说皮肤干是因为这边的人没有烧开水的习惯，除了气泡矿泉水之外找不到什么可以下口的东西，而气泡矿泉水又始终喝不惯。有人就谈到可以喝牛奶，许多人开始附和说这里的牛奶很便宜，比水还要便宜，而且味道很正，比国内的感觉要新鲜。
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昏在浮云背后逐渐暗下去，暮色笼罩的公园郊野脱离日间光线，慢慢显露出自然本身的气息与形迹。我长久地望向黑暗中林莽与湖水之间分界的边缘，仿佛再次看见岛屿、大海与自家的农场与池塘，爸爸的身影从池塘深处的淤泥里升起，踩着胶鞋与水衣沿着河岸而来，芦苇丛里灯光闪烁，我们在草棚下翻搅瓦罐，水浪翻卷，形成乳白色的漩涡。我们朝着小型的漩涡深处伸手，不断打捞出沉积的乳渣，渣滓湿滑黏腻，势要吞没手上每一条掌纹。突如其来的回忆使我沉浸在更多关于牛奶的生活细节里，在四面海水环绕的小岛我们养育了许多牛和羊，在岛屿生活的每一天黄昏，我都会踩着夕阳斜射之下林间不断延长伸张的阴影，将成群的牛羊赶回围栏。在水塘冰结道路被积雪覆盖兽医无法赶来的冬天，我们全家人会在围栏里守候初生的牛羊幼仔。脱离了母体的小山羊去除血水之后纯白无垢，干净得有如天上的一朵云。我们凝视，微笑，口鼻之间不断吞吐乳白色的水气，没有一个人会开口讲话，大家都十分庄严十分肃穆，仿佛在圣诞夜伯利恒的马棚观礼。个头小而虚弱的牛羊幼仔降生下来就面临着激烈的同辈竞争，他们够不到母羊与母牛的乳头，往往在进食的时候会被兄弟姐妹压在身下。在这种时候我们会把它们抱出来，剪开从超市买来的袋装牛奶给它们喝。普通袋装牛奶一袋有差不多二百五十克那么重，三周内的小牛与小羊一天可以喝两包。每当我将开口的包装袋抵住动物的上颚时，我总能感觉到毛皮表层之下柔软的心跳。然而我并没有和餐桌上的任何人分享我的这些经验。
也没有人继续追问我们在超市走丢的狗，没有人关心狗走失以后去了哪里。我决定不再作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家说话，熟悉的中文语言隔着食物调味料的香气和刀叉闪光的餐桌远远地朝我传递过来，而我没有开口。短暂的沉默之后大家大笑起来，很快就有新的人接续了原本的话题，好像空白的间隙从未存在过一样。我看着他们所有人谈笑、互相尝对方盘里的餐食，感觉好像我们全班一行人还在上海，还在学校，还在体育馆中，大家按照体育老师的指示做着传球练习，球一路传下去到我这里中断了，当我弯腰俯身将球捡起来的时候体育课的下课铃声响了，我抱着球抬头站起来，发现活动室里只剩下我还在原地。
我开始觉得好笑起来，质问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仅凭十几个小时的共同飞行和在德国不到一整年的居留时间，我和全班人的关系就能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一时之间我想到我妈妈，我想起她在登机检票口突然抓紧我的胳膊。不要走，不然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她说。
白色的桌布海浪和雪山峰峦般层层叠叠相互缠覆在一起，十几把刀叉切断熟肉的声音，我看向长桌两边的欢声笑语，左边是中文，右边是德语，两边的交谈都热烈无比，流淌着浓稠又绵密的质地。陌生的熟悉的话语缓慢流动，在我的左右脚边疾落而下，形成了一道不可视的深渊。我沉默无语地翻搅着沙拉碗里取来的不知名蔬菜，感觉自己好像是人体免疫系统中被排除出去的什么菌群。千岛酱之类的黏稠汁液在蔬菜菜叶中穿梭回旋，最终叶片难以承受汁水的重量而倒伏在瓷盘上，酱汁顺着倾倒的根茎同样落下去，坍塌成一座小型的盐湖。
我的朋友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她坐在我右手边，同我一样保持着奇异的沉默。我透过她脑后的头发望过去，右侧的长桌尽头围坐着许多德国家长，他们同样语速飞快，同样笑闹时很大声。男人女人们纵声谈笑，讨论伦敦、罗马和巴黎，时不时谈起我们这群中国学生，他们聊货币储蓄、外汇交易、股市行情和各国的对华政策，好像他们所在的公园并不位于普法尔茨州西南面的偏僻小镇，而正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割中心一样。我所掌握的德语很快在地名的辗转之间耗尽了，剩下的谈话内容也都是一些我完全无法理解的语言。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长桌正中央的地方，有什么看不见的界限如同两个半球拼合后的缝隙般分隔开我们，我们各自望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试图从对方零星的英语翻译中理解一点那个世界的吉光片羽。是的，他们一起去登山。是的，时差的感觉慢慢不在了，最开始来的时候大家会在半夜或凌晨突然惊醒，以为马上就要去上学，但是现在基本上不会了。是的，他们觉得你们面包很硬，菜里没味道。是的，他们觉得你们刀叉用法很奇怪。是的，他们觉得你们在厕所里待的时间太久了。
我们只是互相传译，并不把听来的翻译结果再分享给身后的人群。所有人在谈话中都非常投入，以至于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们盘子里没动过一块肉。出于忏悔或其他难以言说的心情，我们一直拿叉子叉着沙拉里的各种草。即使如此，超市库房门后屠宰场的气息也仍然在那里，每当我闻到一点肉味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肠胃翻涌，喉咙深处滚动着许多不知名的水流。
再一次开始传递苹果汁和可乐瓶的时候，公园广播里有乐声响起，起初是《哦苏珊娜》，一曲终了又开始播放《莉莉玛莲》。这大概是他们都广泛喜爱的一首歌，许多德国家长都放下手中刀叉站起来，两两结伴着来到草坪中央的空地上。夜幕之下这些德国人一齐扭动身体，中国同学们掏出手机开始拍摄，有些人在鼓掌和吹口哨，闪光灯飞动，光明与光明一阵颤摆。在快门声的间隙里，一个仍留在席上的叔叔突然问我要不要跳舞。
他是用英语问的，我和我的朋友交换一下眼色，转头看看我身后的同学又回转过来看向他。在他手势加话语的交相辅助之下我确定了他只是在问我一个人，
于是我点点头说好。
草地中央比我预想的还要遥远，往回看餐桌时只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灯光。叔叔的外套已经脱下来，留在了椅背上。他的领口与袖管门户大张，胳膊与胸膛上无数细软纤长的绒毛显露出来，跟随着他的身体动作一道齐刷刷地抖动。
看到我还在原地发愣，叔叔非常友好，连声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德国人不会吃人。不会吃人，他一面重复一面搭配上一个大快朵颐的手势，于是我只好回应地笑了笑，伸手伸脚，开始同他一起在草坪上滑行。我们的脚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并拢，时不时伴随音乐声我们的上半身也逐渐靠近，裙摆拂过草地，发出轻微摩擦的声音。随着舞蹈的不断进行，我开始意识到他为什么邀请我，我是在场中国人里唯一穿半身裙的人，其他同学都穿着牛仔短裤。来到德国快有一年了，我仍然穿着自己从国内带来的衣服，不习惯将自己的皮肤大面积暴露于人前。
在歌曲切换的间隙叔叔我问来德国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他我觉得这里好极了，很希望以后能再来。我没有告诉他超市里发生的任何事。他很满意地点点头，继续问我说，你感觉这里的空气怎么样？是不是比你来的地方好多了？我朝他微笑起来，我说我感觉还不错，挺好的，很新鲜。
叔叔用德语朝草坪上的人群大声喊，她觉得这里空气比中国好多了。大家都笑起来了。我的视线移向远方莱茵河水的支流，两岸大小陶瓷作坊林立，烧制瓷片的火炉里烟尘翻涌，一点一点弥漫向高空。我决定不告诉他们我来德国之前，住在海水包围、杳无人迹的岛屿上。
他们不再跳舞了，许多人背朝着繁荣的工业群落原地站定，在音乐声中尽情谈笑，为欧洲共同体发展献计献策，时不时评点着中国政府的污染治理效率与环境保护主张。有个奶奶走过来对我说她感觉我的英语特别好，听不出什么东方人的口音。她开口的时候，好几个带r的单词仍然保留着不自然的卷舌。
我没有告诉他们，来德国之前，我唯一拥有的电子产品是一个没有屏幕的苹果MP3，每周五坐轮渡回一次我海水环绕的小岛上的家里，每个周末在离家之前，我都会在MP3里下满新一周的BBC英语新闻。我每天晚自习的时候听，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听，在听主席台讲话的时候听，在做广播操的时候听，播放器里的英国中年声音沉着而洪亮，覆盖掉每一个体操动作的节奏点，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也不能独立完成一个伸展运动的八拍。
我只是摇头说哪里哪里，我还有许多要学习，我的英语顶多比在座诸位的中文好一点。
他们又都笑了。
许多人开始问我吃得习惯吗，有没有想过以后从上海搬来这里定居。我一一作答，笑声一阵接着一阵，我感觉自己在这临时形成的舞池中央表现得风趣又幽默，发音平稳流畅而自然，丝毫没有刚才在左边同学堆里前后掣肘的困窘感。明明两边讨论的话题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我说我睡得很好，吃的也完全合胃口，除了想念筷子之外没有一点不适应的地方。大家都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声音爽朗而高昂，一时之间我感觉听起来十分陌生，就好像说英语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扮演着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广播里再次一曲终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小提琴牵引着风笛，逐渐勾勒出明亮的前奏，借着广播的电讯号和山谷溪流之间的回响，乐声仿佛遍照四野，显得欢快又悠扬。
就好像听到了归家的信号一般，大家开始集体走回席上。就在我们也要往回走的时候，那个叔叔突然想起什么来，从外套前胸的衣兜里掏出手机和我讲起去年这个时候镇子里来过的一个中国马戏团，他说他们全家人都去看了，非常有趣非常精彩，孩子们都很喜欢，他还专门录下了一些视频。他说真可惜，我如果早点来就可以亲眼看到了。
他问我在中国看没看过马戏。
我摇摇头。
许多年以前太阳马戏团第一次来华巡演的时候正好场子设在上海科技馆对面，离我原本的家不远。我从科技馆面前匆匆走过去的时候能透过被风吹起的帐篷角落窥见一点点小孩子嬉闹的场景。他们戴上狮子老虎或者非洲部落图腾纹样的假面，从喉管里发出连串野兽嘶吼般的声音。这就是我对马戏团的全部印象了，但我没有和他这样讲。
我不确定他所说的马戏和我回忆里的残片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东西。
他拍过的视频很多，翻找起来格外花时间。趁着搜索的间隙叔叔又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个人生活所引发的文化差异话题在方才的舞蹈时间探索殆尽之后，他将兴趣转向了更加形而上的一些层面。他问我信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信。他问我说佛祖也不信吗。我点点头。他问我全中国人是不是基本都这样，什么也不信。我点点头。他问我是不是很少在城市里见到清真寺、佛寺或者教堂，像他们的沃尔姆斯大教堂那样的哥特式、石砖铺成、有彩色窗花的。我说在中国明朝时就有具有影响力的传教士进入宫廷，上海最著名的交通枢纽之一徐家汇就是由一名中国的教徒命名，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很大，是上海市知名的旅游景点。
他摇摇头，神情显得很悲伤。就在我准备表示歉意的时候，叔叔很兴奋地说找到了，视频找到了。他把手机递给我说，看看吧，很有趣的，你朋友那天也在场，她和我们一起去的。我说艾莉也一起去了吗，他说对，艾莉和他们一起去的。我说她从来没和我讲过。他说艾莉看得可开心了，当时还想再买第二天的门票，可惜当时已经卖完了。
艾莉是我朋友的名字。
我将手机接过来拿在手里，画面上光线昏黄，场地之内没有我想像中的狮子老虎与红焰飞扬的火圈，也没有大力士与身体连在一起的姐妹，昏暗的光线之中我看见一个形貌猥琐的侏儒男人与穿着白色旗袍的高个女人，他们清朝人一样的发辫盘在脑后，脸上妆面随着汗水化开了，在眼角与太阳穴之间晕成模糊的一团，就好像有子弹穿过一样。在喝彩、口哨声与雷鸣般的掌声之中，我看见那个侏儒男人在喝牛奶。说是喝其实并不准确，那桶一公升牛奶瓶瓶口所对准的地方，是鼻子而不是嘴唇。他缓慢而小心地将瓶中的白色液体灌注到右边鼻孔的狭小洞穴之中，时不时牛奶逆流朝洞口上涌，打湿了他的胡须和马褂。仿佛嫌气氛还不够热烈似的，女人在他的身旁开始了奇异的歌舞，她旋转、疾走、劈叉，身上并不服贴的旗袍一点点裂开，雪白的绸缎之下袒露出火红的肚兜一样的贴身衣物。观众席上爆发出惊呼的声音，但是我看不到惊呼者的脸。手机摄像的镜头始终对准着那一对中国男女，镜头不断推进，男人的脸越来越大，我看见牛奶喷涌，男人将奶桶摔在地上，他的一双眼睛暴涨得通红，已经全然不似人眼。白色的、黏稠的液体，缓缓地从他的双眼中流出来，滴落在女人赤裸的双腿之间。
当我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的时候，餐桌左侧的同学们仍然在笑闹和欢叫，大家吃完了，所有人都在自拍、合影，到处寻找信号更强的角落。他们的餐盘里散落着残损的无花果干与肉皮，玻璃杯里只留下一圈一圈葡萄汁的红色水渍。红色的水珠在杯壁上艰难滑行，齐刷刷跃入杯底。
我拿着手机站在黑暗之中，双眼看向我朋友在灯下明亮的脸庞。她身后的餐盘与玻璃杯之上也都跳闪着温柔的银光，假使有人不小心在上面打翻牛奶，此刻的明亮也不会减损分毫。我长久地凝视着她的脸，就好像海中溺水的旅人在远方海浪包围的礁石上望见灯塔，只要我再向前，再向前一步就可以脱离叔叔的范围回到她身边了，而我没有朝前走。我没有朝前走去，只是仍然望着她，站在原地听着身后莱茵河水的声音，黑夜降临大小河流一道上涌，黑暗中涨起无数不可视的波涛。涛声之间我感觉自己仿佛悬浮于宇宙之中，身体无法移动，只能眼巴巴看着我的朋友。她趴在椅背上也朝我这边看过来，头发不知道什么时候沾到夜晚的露水，之前丰盈的刘海如今因为难以承受负重而垮塌下来，一轮一轮地压在太阳穴以下的地方。我想起她今天在超市走廊间流下的泪水，想起我自己的，无数的泪水汇集，牛奶一样横溢流淌，最终汇成银白色的水流，银河那样宽广，银河那样隔绝，我们在天体规模的沉默里互相看一眼，彼此之间原本想要互相倾吐的语言被碾压成一块块绸绢，平展开来在太空中飘扬飞舞，逐渐丧失边缘和色彩，直到形状也统统完全消融，就好像绢绸本身从未存在过一样。
德国大人们也不再进食了，他们跟着广播里的乐声左右摇晃着身体，最终他们不约而同齐声跟唱了起来，即使是陌生的德语，在反复轮唱之下我也终于成功辨认出了这首歌的歌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举杯痛饮，恭祝友谊地久天长，无论你人在哪里，无论你身在何方，友谊万岁，友谊地久天长。
四、蛋炒饭
我们在镇中心唯一一家同时会做毛血旺、胡辣汤和水煮鱼的中餐厅里吃午饭。这里和全欧洲所有的中餐厅一样建在火车站旁，时不时能听见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
也许因为是工作日的午后，饭店里除开我们两个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客人。所有员工放了班，脱下围裙制服围坐在角落里一张桌子上一起看球赛。德甲，拜仁慕尼黑客场打多特蒙德，伊杜纳尔信号公园球场四周人声鼎沸，观众席上旌旗横幅翻涌，满目一片金黄。同电视机里端坐在看台上的威斯特法伦州主场球迷一样，饭堂角落方桌上的中餐馆员工们也激动异常。他们摇头，咒骂，挥舞双手，捶打桌台，玻璃板上的油盐醋瓶被震得跳起来，这些人不以为意，只是靠在一起摆出祝祷的真诚姿势，仿佛早已将自己的全副身家押注到赛场球员的脚上。后厨的排风扇一直响，时不时餐馆之外还会传来火车穿过铁轨的回声，这些响动和他们看球的声音相比起来，就好像露水消融在清晨的叶片之上一样。
我的朋友坐在我对面，她抬手招呼来老板娘，十分严肃地向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比赛昨天晚上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看个重播回放也能这么紧张？
自从烧烤派对以后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很少主动谈话，也从未谈起烤肉派对、马戏团视频和走失的狗。借助词汇量可怜的德语，我最近一直都在设法从她和别人的对话当中打捞她的想法。老板娘是中国人长相，穿深红青绿色的裙装。她回头看一眼她正在看的那群伙计，笑一声：看球不就是图个开心，哪管它什么辰光。
平翘舌声音的起落很微妙，一听就知道是上海人。我透过白炽灯管灼热明光下老板娘染成红棕色的发梢朝她耳后望过去，福禄寿招贴画与关二爷香火明灭闪烁，辉映着半墙的罗马数字挂钟，伦敦巴黎，纽约香港曼谷，每一台钟都在自己的时区内均匀行转，而老板娘立在当路，抱臂叉腰俯身看着我们，在离散时间汇成的乱流之中向所有人宣告着唯一的主权。她是她这一方领域内唯一的主人，统帅着神仙皇帝、柴米油盐和一切时间，还有缩在饭桌一角白脸黄脸非洲人脸的所有餐厅员工，就连眉目深锁的关二爷，也是受了她的香火和供奉，不得不委屈自己喊她一声老大的。
一时之间我对她的崇拜之情无与伦比，于是立刻也拿上海话回应她：侬放这帮人看电视，不怕伊拉心思飞特，不高兴再做生意了吗？
她很深地看我一眼，使我立刻后悔起自己刚才的决定。上海市多年推广普通话进校园，同辈人和老师中根本没有讲沪语方言的人，我的祖辈往上也是从上海以外很遥远的地方迁居而来，我根本就没有和谁讲过沪语。事实上我哪里的话也不会讲，在家里我们全家上下所有人也都是讲普通话的。我从小唯一能接触到的方言，是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本地电视台的情景喜剧，一群单身、神情仿佛丧偶的中老年男人，他们开超市，开奶茶店，试图在人生的后半途从头再来，努力追求一份真挚爱情。我每天听，每天看，梦想着自己其实是他们早年浪荡生涯的一个不检点行为的遗留品，一个在医院被抱错了的私生女，在未来的某一天说着和他们一样的语言在电视荧屏之前跟他们相认，一起扮演一个收视率很高的大团圆。还没有等到我认真考虑如何将这个白日梦想付诸行动的时候这个节目就被取消了，五点档被割让给新闻，四点档变成更受孩子们欢迎的卡通片，而我始终没有学会沪语。
我听见老板娘重新开口，她说你们两个倒还蛮有意思的，明明是礼拜五却不去上学，还操心别人错过比赛时间。
她调整了发声位置，不再有那种牙齿唇舌激烈摩擦的吴语特征了，腔调更像是一名北方人在说英语。
啊，上学没意思。我的朋友飞快说。
我也点点头用英语附和说，上学没意思。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看到了我们在超市走失狗那天的当地小报，在头版头条欧洲贸易区同中国企业关税谈判的新闻之下，有一个地方印着我的脸，是我蹲在超市保安们的面前，一件一件掏个人物品的照片。一开始我的朋友会跟人积极解释说这是误会，我没有拿东西，我们当时在找狗。起初大家都点头说ach so，原来如此，知道了，一派的安静祥和心悦诚服。但是每当我们走进走廊、教室和食堂餐厅的时候，我总是能感觉到脖颈发凉，到处能感受到旁人灼烫的目光。
我们开始在上学前自己准备三明治，两个人在午饭时间不去食堂，而是爬到头顶天台上单独吃。天台上没有别人，四面合欢树环抱，影子沙沙响，远远还可以看到尼伯龙根大桥与城内大小教堂。我们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撕开纸包，将清晨厨房余温留存的面包皮塞进嘴里，颇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滋味。德式三明治的做法简单粗暴，火腿生菜芝士，淋上酱料不由分说加在一起就可以开张。我们的处境多少是因我而起，出于愧疚怅恨的心情，我主动承包每天制作三明治的任务。第一天她咬下一口和我说还不错，第二天她也吃个精光，正当我飘飘然以为自己无意间发扬了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美食传统时，她在第四天吃的时候把火腿片就着萝卜西芹一道吐了出来，白色汁水横斜流淌，就好像她还没吃进去一样。
于是我们只好在午间穿越校园，在临近的街道上游荡。尼伯龙根桥往海德堡方向的公路离我们隔着一道水，莱茵河两岸的码头上停靠着不少游船，许多小贩从亭子里转出来，一条船一条船走过去贩售自家的樱桃与气泡酒，气泡酒在太阳下发亮，一圈圈跳闪着缥缈的白光。我们在光亮里生出怯意，远远望见过一次便不再敢前进了。由正东面往北方的柏林人街上偏转，穿越古城墙便可抵达犹太人聚居的家园，犹太人生活墨守成规，饮食起居习惯照着《旧约》要求千年不变，贝壳类海产是不行的，水里无翅无鳞的也不可烹食。我们连吃了三天鹰嘴豆泥和拉法费，在松子蘑菇芝麻酱之间变换了几次浇头之后就再也提不起劲了。
后来仿佛是约定俗成似的，我们不再将吃午饭作为一件每天必要的功课。我们还是例行在中午休息时间离开校园，在双子广场或者圣三一教堂的马路前的冰淇淋车一人买一个蛋筒就算是吃过了，因为预算从一顿正餐缩减成一个蛋筒，我们手上的零钱颇有余裕，于是我们经常点两个球三个球，有时候兴之所至我们会点四五个球，巧克力香草覆盆子一路叠上去，仿佛可以直通上辽远的天空。点了一两次以后便不再点了，冰淇淋在阳光下消融的速度远快于我们的进食，大部分融化的汁液都留在了衣服上。
习惯于午饭时间走出校园之后，我们逐渐开始不适应在午后回到校园了。有时候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赶回学校的时候，原本热火朝天的教室会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每个人所穿的衣服织物褶皱之间相互摩擦的声音，好像一排看不见的驼背小人在里面无声齐舞。德国人，蓝眼睛的绿眼睛的德国人，他们都盯着我，仿佛在用目光给我周围所笼罩的沉默赋形，在雪原和冰河之旁高高升起一道道透明的围墙，我在难以名状的全景监狱之间无所藏匿，只好一直低头看着每个人的鞋子和脚。
后来大学本科的时候网吧里很流行美国暴雪公司的一款射击游戏，《守望先锋》，在可供玩家选择的十多款人物之中，有一名来自未来的中国极地科考队员小美。她有一把可以随时制冷、将敌方或自己包裹在坚硬冰层之中的手枪，能量攒到最高潮的时候她甚至可以凭空创造一座厚实的冰墙。每当小美掏出手枪的时候我就能在网吧耳机里听见她充满喜悦和希冀的声音：“冰墙，升起来吧！”
每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都很希望这把武器能够在现实世界之内量产。
然而在当时并没有这个游戏，除了苦大仇深的春丽和被丧尸追赶的艾达，那时的游戏角色里也不会再有中国人。我的朋友往往站在我身前，尽管她总是血脉贲张对所有人的斜视摆出尽可能的抗拒姿态，大家还是会用眼角余光向她传递着发自内心的同情——她的狗丢了，这就是当你在家收留一个在超市里行窃的中国人时会发生的事，中国人都吃狗，这是全球公认的事实。
来中餐馆的这天我们在离家时本来真的做好了一系列上学准备，我们在书包里装上生物课本与白手套，根据课程表我们今天要解剖小型生物和默写拉丁文。当我们沿着古登堡街一路朝学校方向走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仍然在全心全意地记背动词变位，一路上许多同行上学的人，我尽情凝望着所有行人的后脑勺，竭力不去理会身前身后的各种目光。在铁轨前等红灯的时候我发现了和我一起来的中国同学，烤肉当天她也在场，向她递过杯盘和碗碟她还和我说过谢谢的。我伸手去拍她的肩膀，用中文喊她名字。
她取下耳机线转过身来看见是我，浑身陡然一震。旋即她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地转过身去，她和她的同伴开始小声用英语聊天，然后很快一道穿过了轨道和斑马线。他们的步子迈得极大，几分钟的工夫就隐没在川流不息的上学队伍之中。
火车轰隆隆开过来，阻隔在我们之间。
我原地站着没动，直到再次绿灯亮起，挡板升起来时，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不想去上学。她说她本来也不想去解剖兔子与青蛙，要逃还是趁早逃吧。于是我们坐在这间中餐厅里。我点了汤，点了西红柿炒蛋和蛋炒饭。
后厨的排风扇哗啦啦，滋滋的油锅里有声音，葱花清淡的香气与虾皮苦咸的热情漫过后厨布帘缓缓飘入餐厅。没有其他客人，盘盏很快上桌，油渣和蛋碎金黄金黄，仿佛一层层融化的月亮。汤随后送上来，油汪汪一坛水里有冬瓜浮沉，一派空游无所依的气象。
我先吃炒饭，后喝汤，我舀了一勺米饭到嘴里，慢慢地吞着口水，连着虾仁和花生米一起嚼。我的朋友也学我，放下并不熟练的筷子，拿调羹把米饭放进嘴里。我们就这样缓缓地嚼着，米饭的温度加持下碎油渣在嘴里化开，和炒蛋一起融化成一片黄金原野。我们将炒饭就这样含在嘴里，再慢慢地将汤勺送到嘴边，就好像一口一口正吞吃着月亮。两个人仿佛猫咪舔碗一样，将调羹内壁里的每一粒米饭纳入体内，随着咀嚼的不断进行，什么坚硬的东西好像也逐渐化开。有风穿堂吹进来，我听见窗外铁路声隆隆，莱茵河水不断上涌，逐渐地我感觉自己和眼前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能相互联系在一起，我和所有的油盐酱醋，和所有的时间和钟表都心意相通。在豁然开朗的思绪之中我开始想起自己最初的心意，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从上海坐飞机到几千里之外的德国。
我开始在体内酝酿那个早已想好了的答案，那个和所有其他中国德国同学都无关的答案。当我准备好了的时候，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有话要和她讲。她点点头说她也有话要说。
我们脚步飘摇，从中餐厅步行至铁轨道旁，一路都仿佛步行在水上。在午后的白日之下她躺下身去，后脑勺直接枕在枕木上。
于是我也躺下身去，脸紧靠着枕木，铁轨之下密布的岩石经过太阳暴晒，湿润而温热，散发着面包糠一样的芳香。
我们脸对着脸，额头抵着额头，两个人在微风里沉默许久，只是静听着远方信号灯明灭的声音。终于开口的时候两个人也是不约而同地开始发声，我比她稍微快那么一点。
我说我来这里之前没有什么朋友，同家庭与亲人之间也可以说是非常疏远，能认识你实在是太好了。我说我最近时常做梦，梦见我们从小就互相认识，就住在不远的临街，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一起上学放学，同坐在一间教室里看天上流云，醒来时总是会感到十分惋惜。
她听完我的话之后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非常吃惊地看了我很久。就在我拉起她的手准备继续发言的时候她开口说话了，我听见火车隐隐驶来的声音，轰鸣声笼罩一切。撼人心魄的巨响之中我看见她在朝我吞吐话语：结束了，都结束吧，早就该结束了的。
……
（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