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做灶豆腐”。

在我的家乡，这是一句相当恶毒的诅咒。因为赴丧葬人家的筵席，往往被邑人称为“吃豆腐饭”。

而换一个情境，“吃豆腐”又成了猥亵女性的隐喻。

没有任何其他食材，能够像豆腐一般，如此密切地融合世俗。在中国，豆腐早已突破食物的范畴，被赋予了多种深刻的文化寓意，诸如朴素、淡泊、日常、低调。而关于豆腐的衍生义，绝大多数都来自其柔软、易碎，可随意拿捏的特性。这种近乎逆来顺受的低姿态，与淮南在历史上的形象，却大不相同。

我一直以为，将淮南定为豆腐的发源地，正是中国文化的吊诡之处。

我是早上七点到淮南的，正好混在当地人中吃一顿最本土的早饭。

四下观望，食客最多的，是火车站广场斜对面，一家名为“北菜市老街牛肉汤店”的双开间小吃铺。汤锅有麻将桌大小，敞开盖，架在门口炖着，迎面就是一股香料与油膻混合的浑厚气浪。

牛肉汤七块钱一碗。比老婆饼厚道，真的有三四片薄切的黄牛肉。牛肉底下是红薯粉丝，还有一些千张丝和年糕片形状的豆饼，汤色金黄，滚烫，边缘浮着一圈红色的牛油，中间撒一把翠绿的葱花和香菜。浇上一勺剁椒，再搭配一块鞋底状的油酥烧饼，焦香薄脆—但我也看到有人是将饼掰碎浸入汤中，像西安的牛肉泡馍那样吃的。

说实话，对于浙江人，这碗汤偏油偏咸，口味有些重。不过我知道，牛肉汤是淮南最著名的民间吃食，在当地根基深厚，仅它的由来就挖掘出了很多说法，其中有一种便追到了淮南王身上。

而这位淮南王，同样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明者。

今天的淮南市是一座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但在建国前，它还只是淮河岸边的一个老码头，淮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应该是今天淮南市下辖的寿县。

寿县，也就是春秋时做过楚国国都、三国时袁术也在此称过帝的寿春。历史上的淮南府城，指的通常都是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牛肉汤店门口有去寿县的公交车站点。6路车，四十分钟到蔡家岗；转29路车，再坐四十分钟便到了寿县。古城城北大约两公里处，有一座八公山。

淮南王就葬在八公山的山脚。

墓园很小。两层祭台，十几级石阶。墓冢覆斗状，榛莽杂乱，底部有一圈齐腰高的青石挡土墙。整体看起来比较新，应该是上世纪后期翻修的。墓碑倒是老物，“同治八年”的上款，书丹者为“吴坤修”，查了资料，是当时的安徽巡抚。

“汉淮南王墓”。说实话，第一眼，这块墓碑就让我想起了一条闹剧般的新闻：某地高调宣称，他们找到了齐天大圣的墓。

因为在传说中，这座墓的主人，淮南王刘安，也不是个凡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个成语的出处便在淮南。据说，刘安痴迷修道，最终炼成仙丹，不仅自己服了得道成仙，连家里的鸡和狗，因为舔舐残留的丹药，也都飘飘然升了天。

《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古籍言之凿凿，刘安炼丹和升天之处，就在这座八公山—所谓“八公”，即是刘安所供养的数千方士中，最出色的八位高人。淮南人还说，流转至今的牛肉汤，其实便是当年刘安宴请八公的一道菜；而豆腐，则是刘安与八公一起配炼丹药时，无意中取得的成果。

山顶流传白日飞升的神话，山脚却竖起一块冰冷的墓碑。

在同一座山上，淮南王的命运，被来回撕扯。

淮南王，其实是一个概称。

刘安并非唯一的淮南王。历朝历代，仅正史记载的淮南王便有二十名以上。所有淮南王中，无论权势还是影响，都属西汉时期的最大。

而在西汉，“淮南”二字，却相当不祥，历任以淮南封王者，都极少善终。

第一任淮南王，是刘邦时期的英布。他与韩信、彭越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在楚汉争霸时立下大功，却在天下安定后起兵反叛，兵败被杀。

英布被杀后，淮南王的封爵被刘邦转给最小的儿子刘长。二十多年后，刘长被控图谋叛乱。汉文帝将其废黜王号，流放蜀郡，途中绝食而死。

刘安就是刘长的儿子。刘长死后的第十年，文帝让刘安继承了父亲的王爵。汉武帝时期，刘安被人检举谋反，朝廷彻查，走投无路而自刎。

只是巧合吗？前后三任淮南王，居然全部因为谋反而死。

事实上，要到上世纪70年代，牛肉汤才开始在淮南出现。它最初其实是物资匮乏时期，某家回民饭店对边角料的一种弃物利用：他们将没人要的牛骨，配上本地特产的千张、粉丝，加足八角、茴香等香辛料炖煮，便宜发卖，不料居然大受欢迎，后来再加入牛杂升级，从此便有了这道老百姓的美食。

这完全符合历史常识：我国绝大多数朝代，对屠宰耕牛都有严格规定，牛肉向来是奢侈品，真正进入汉地民间的日常食谱，要到清中期以后；此外，牛肉汤真正的主角—粉丝，其原料红薯，也是在16世纪之后才由美洲传入中国。

很多事情经不起稍加严谨的推敲。

就像牛肉汤实际上与淮南王没有任何关系，那几起以“淮南王”名义兴起的大狱，与真正的叛乱，同样相距甚远。

三王之中，英布的造反，最为确凿。他的确起了兵，杀向长安，但察其叛因，却不过是恐惧：刘邦得天下后，诛戮功臣，“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眼看下一个就轮到了自己。左右都是死，干脆先下手为强，说不定还能图个侥幸。

至于刘长，仗着自己是文帝唯一在世的亲兄弟，骄横跋扈确是事实，但说他谋反却缺少证据，更没有过什么实质行动，以至于在他死后不久，长安城中便出现了为其鸣冤的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说到刘安，其父亲蒙冤而死，想来免不了对朝廷心怀怨恨，但他的谋反同样充满疑问：史书长篇累牍记载了他对长安的种种阴谋，但几乎都是他与门客的口头商议，而且无论语气还是内容，都像事后精心罗织的供词。退一步，即便刘安有心叛乱，但自始至终都是纸上谈兵，不曾发过一兵一卒。

总而言之，从英布，到刘长刘安父子，所谓的谋反，要么被逼，要么牵强，甚至可疑，客观来说，都属于欲加之罪的被动性质。综观当时天下，如此接二连三地遭受朝廷猜忌甚至严厉打击的诸侯国，似乎只有淮南。

这片一再被反叛，也一再被镇压的土地，究竟背负了什么样的诅咒？

“大救驾”是我在寿县见到最多的街边小吃。

这是一种漩涡状扁圆形的糕点。由酥油面皮包裹核桃仁、金橘饼、青梅干、青红丝、糖桂花等馅料，入油炸制而成。色泽金黄，酥脆香甜，甚是可口。

寿县人说，“大救驾”有一千多年历史，而它救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驾。当年赵匡胤在这里打仗，积劳成疾，水米难进，随军大厨便做了这么一道点心。赵匡胤闻香开胃，几块下肚，又是生龙活虎。

虽然只是传说，但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大致不差。公元956年，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南唐，作为前锋大将，赵匡胤攻打过寿县（当时叫寿州）。

后周的国力，原本就远远超过南唐，这次南征更是倾国而来，意欲摧枯拉朽，但谁也想不到，南唐的抵抗竟然会如此激烈，仅一座小小的寿州，就拖了赵匡胤将近九个月，几乎成了他毕生最艰苦的一战。

但在寿州历史上，赵匡胤这一战，只能说是寻常。至少，在此发生的淝水之战显然名气更大。淝水由东南向西北，在寿县城外过境。公元383年，就在寿县城下的淝水岸边，以八万对决八十万，东晋将十倍于己的前秦大军打得稀烂。

在寿县的北城墙上，隔着淝水，我能看到远处的八公山。这应该是对成语“草木皆兵”最标准的还原。当年，前秦的国主苻坚，就是以这个视角眺望着这座以刘安门客命名的小山，却错将山上的林木，看成了漫山遍野的敌兵；而仅这一眼，便泄了底气，为自己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淝水之战前，前秦的势力覆盖了整个中国的三分之二以上，触角一直伸到当今云南边界，从地图上看，就像一头巨兽大张了嘴，准备吞噬蜷缩于东南一隅的东晋。淝水，不过只是悬在这头巨兽獠牙间的一根蚕丝。

然而，很多时候，左右全局的，就是这根看似纤细的蚕丝。

能过去，就能开启一个大时代，就像后周与赵匡胤。

过不去，就逃不了身死国灭，就像前秦与苻坚。

滑铁卢或是凯旋门，都取决于寿州城的开阖方向。

现存的寿县县城，修建于南宋宁宗年间。城墙砖壁石基，很规矩，方方正正。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十字交叉。虽然规模不大，周长只有七千多米，走一圈也要不了太久，但城墙基本保持原貌，而且府衙、谯楼、文庙、佛寺、教堂、清真寺，一应俱全，在我去过的古城中，属于少有的完整。

寿县四面开门，北门，也就是面临淝水的那座，名为“靖淮”—过了寿县，淝水经城关北门港，过五里闸，在后赵台村注入淮河。这也是淮南地名的由来。

也就是说，淝水背后，站着一条淮河。

而淮河，是我国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和一月份平均气温0℃等温线，以南属于亚热带湿润地区，以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

古人自然不懂得现代地理带的划分，事实上，有关秦岭淮河线的最早论述，直到上世纪初才被提出。但他们很早就发现了淮河两岸水土民俗的明显差别，自古流传有“南米北面、南茶北酒、南舟北车、南蛮北侉”的说法，甚至春秋时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便已经成为俗谚。

正如兵家一再强调的天时地利，气候与地貌，往往能够构造某种军事力量的平衡点，或者说，障碍带。从卫星图上看，淮河两岸很不对称。北岸平坦，支流多而长；南岸支流少，而且都是丘陵山地，就像一把齿口朝上的梳子。对于南方，每一道梳齿，都是入侵的航道；而对于北方，每一片丘陵，都是抵抗的堡垒。

因此，自然属性之外，淮河同样是中国政局最重要的南北界线，欲饮马长江，必先突破淮河。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百次战役，发生在淮河流域的就要占去四分之一。这恐怕是几千年来除长城外战乱最频繁的地区了。

寿县，不仅濒临淮河，还处在中原与华南之间最迅捷的出兵路线上，既是“中州咽喉”，又是“江南屏障”，更是敏感之地，一旦南北对峙，如北魏与南齐、金与南宋，更是会被双方反复争夺。

应该说，这便是历代淮南王的原罪。他们在这条河畔的任何布置，都会被猜疑，被黑化，被放大无数倍。即便你已经软如豆腐，朝廷仍能挑出反骨来。

现在的淮河南岸，固然是淮南，但淮河北岸却不是淮北。淮南淮北两个地级市之间，隔着亳州与蚌埠，相距一百八十多公里。

两淮名实不符，根源可以追溯到元朝。元朝之前，划分政区，大致都会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但这也导致了不少割据。于是元人设置行省时，便将有可能凭险分裂的区域，全部打乱拆分，就像魏源所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让各省无险可守。

这种建置模式被明清两朝沿袭下来，比如安徽、江苏两省区域，如若依据地理形势，应该沿着淮河与长江横向分区，却被朱元璋竖向一刀，切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无论长江还是淮河，都被拦腰斩断。

类似的还有将太湖流域的嘉兴和湖州划给浙江。

这种将山河大地故意割裂的划区方式，号称“犬牙交错”。

对于风土人情，“山川形便”顺水推舟，“犬牙交错”，却是挑拨离间。

政区可以随意组合，每一地域的人文气质，却根深蒂固，极难移植。

而这往往又给了统治者更好的拆解理由。

诸多淮南王中，刘安最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本《淮南子》。

与常人印象中的叛乱者正好相反，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人。他的学术修养极其深厚，不仅皇室无人能敌，即便在当时文化界，也属于最顶层的大师级别。对这位学者型的叔父，汉武帝十分佩服，甚至有些忌惮，每次给他写信，都要请司马相如等大文豪修饰了才发出去。

而刘安最重要的著述，便是在他主持下，与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

《淮南子》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堪称一部公元前二世纪的大百科全书。

刘安非常重视这部书，将其定名为《淮南鸿烈》。“鸿”意为广大，“烈”意为光明，自诩此书出世有如红日升空，一扫千年暗夜。

某种角度上，这部书，才是刘安谋反的真正证据。

炮制中药时，豆腐也是一种重要的辅料。

通常用豆腐炮制的，大都是一些毒药和矿物类药。因为豆腐富含碱性蛋白，能与生物碱、鞣酸及重金属等结合产生沉淀。故而与豆腐同煮，能缓和这些虎狼之药的毒性或者燥烈之性。

豆腐的前身豆浆，也有类似的功效。而淮河流域，自古便是大豆的主产区。用此法炮制的药材中，最常见的便是珍珠与硫黄：一为服食上品，一为炼丹要料。

我想，这大概就是刘安能够创造出豆腐最现实的解释。

因为本质上，他是一位方士化了的道家信徒。

《淮南子》阴阳、墨、法、儒，几乎无所不包，显然，刘安试图借助此书对先秦诸子做一个总结。不过，《淮南子》学说虽杂，但理论基础却始终都是道家，体现在政治上便是无为而治；而自从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刘安的著作影响越大，对他的治国理念的干扰也就越大。

武帝的铁腕之下，容不得任何杂音。骆驼背上又重重加了一捆草。

于是，又一任淮南王的叛乱，也被注定。

正如那丹鼎中炼药的豆汁，注定要被各种意外凝结成块。

汉武帝叔侄俩的这桩公案，使我想起了淮南另一位更加久远的王—西周时期徐国的徐偃王。

鼎盛时期，徐国的影响力覆盖今苏、鲁、豫、皖多部，淮南也在其内。但在中国的古籍中，对徐偃王的记载却很少。

我始终认为，这很可能是后世儒家信徒故意删减的结果。因为徐偃王的存在，对于儒家理论，是一个怎么也说不圆满的尴尬：

在中国历史上，徐偃王比孔子早四百多年提出了“仁义”的概念，并真正在治国中加以施行。然而，“仁政”带来的结果，竟然是亡国。

有限的文献中说，徐国在徐偃王的治理下，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前来归属的小国家越来越多，统治范围也越来越大，国力很快就强盛起来。但是，徐国的蒸蒸日上，引起了周王朝的警惕。当时周穆王在位，据说他本在西巡远游，得知消息后马上疾驰回朝，调动楚人出兵伐徐。徐偃王战败，国灭身死。

人类在三千年前进行的一次乌托邦试验，就此被强行终止。

偏离与扼杀，为何总是发生在淮南？

我想，这大概就是它地名中这条河的宿命。

两淮地区，有一种被称为“庄台”的奇特村落。它们四面环水，形状规整，地基很高，很像一口倒扣在水面的碗，屋舍都建在平坦的碗底上。

庄台本是当地的一种临时防洪工程。通过人工垒起台基，或者以天然高地为基座，发大水时，灾民可在上面暂时避难。后来人们嫌一次次携家带口上下庄台太折腾，便干脆在庄台上砌起正经房子，扎下根来，也就有了这种独特的民居模式。

在寿县古城靖淮门的外城墙上，我看到过一块嵌在墙砖上的石碑，正中刻有一道横线，边上有文字说明：公元1991年，最高水位线，海拔24.46米。石碑几乎够到了城门洞的弧顶，有当地老人甚至说，洪峰来时，坐在城墙上能洗脚。

很少有哪个地方能像寿县人这样爱惜古城的，寿县人还曾经倾城而出，赶跑过一支想挖几米墙基研究夯土的考古队。

淮河随时可能溃流。

淮河干流全长一千千米，总落差却只有二百米。淮南所在的中游，地势平坦，四百九十千米流程，落差更是只有十六米。这样的地势，使得一旦暴雨来袭，上游的洪水便会如猛虎般迅速落冲，在中下游平原上四处溢漫。故而“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两岸百姓苦不堪言。

淮河糜烂，祸根却在黄河。

“江淮河汉”。历史上，淮河曾经与长江黄河平起平坐，并称中华四渎。当时淮河流域不仅极少有洪涝灾害，而且风调雨顺，水土肥美—今天的淮南淮北，煤矿资源都极为丰富，这也印证了远古时期两淮植被之茂。

正如俗语有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自古以来，淮河一直平波缓流，与世无争。但12世纪初，黄河却突然越界南下，强行夺了它的河床。而且，这种情况在之后的七百多年间，反复发生。

黄河夺淮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淮河原有的水系不仅被全盘打乱，甚至连入海口也被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淤塞了，于是，淮河只能自降身份，作为一条支流投靠长江，凄凄惨惨地借道出海。

一条被再三欺凌的大河，满腹屈恼，脾气自然越来越坏。

当然，黄河改道并不是天灾，而是宋金交战时人为决堤的莽撞后果。赋予淮河情绪的拟人化，只是为了说明，这块区域自古所受的压迫。

淮河流域，文明诞生其实非常早，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一带存在大量发达的史前文化。在先秦的典籍中，这片土地上的古民族，被统称为“淮夷”。而“夷”，是华夏族对被自己判定为蛮荒人群的鄙称，带有强烈的侮辱性质—徐偃王的徐国，也被他们归入东夷。他被消灭的真正原因，是把散居江河之间的诸多夷族聚拢在一起，隐然具备了挑衅正统的力量。

正如徐偃王，夷人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渐次融入华夏族的。从夏商周开始，淮夷不断遭到中原王朝的打击，后来吴楚等南方国家也加入了吞并他们的行列。

中原王朝发源于黄河，吴楚等国则发源于长江。

夹在两条如此强大的超级江河之间，淮河注定无法保持独立流淌，只能被绑架、被裹挟、被驱赶、被迁移，被强迫走别人的方向。

有学者认为，淮夷很可能以鸟为图腾。因为淮河的“淮”，来自“隹”，而“隹”的本意，是当地的一种水鸟，最大特征是尾巴很短。

联想到古淮河被堵死的出海口，我突然觉得这个名字充满了伤感。

大概是因为刘安，淮南，乃至于淮河，都经常会令我想起豆腐。

联想起了砧板上，厨师按自己的需求，对豆腐进行各种分切、各种加工。

来寿县总该吃点豆腐的。

据说寿县人已经开发出了豆腐豪华大宴，甚至还能让食客当桌亲自制作豆腐，美其名曰“刘安点丹”。但我还是更希望吃到街头巷尾，小摊小贩做的豆腐。只是一路走来，我见到最多的饮食店不是豆腐，而是牛肉面、牛肉汤、胡辣汤，甚至还有一种羊头肉。毕竟今天的淮南，也是华中一大回族聚居区。

这些游牧风格浓郁的吃食，使我记起了某种关于豆腐起源的争论。

自古以来，豆腐创自刘安，似乎已是定论，不仅朱熹将其称为“淮南术”，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也沿用了这个说法。但上世纪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质疑，理由是五代之前，几乎所有文献都找不到豆腐的相关记载，因此豆腐应该要到北宋以后才出现。有人甚至认为，豆腐的发明，可能还受到了草原民族制作奶酪的启发：对于普通百姓，相比牛羊奶，看起来类似的豆汁显然更容易得到。

豆腐的谱系中，这也是一条被夺了河床的支流吧。

我是在通淝门，也就是古城南门附近的一家小店吃的豆腐脑。

寿县的南半城比北半城繁华得多，城门附近更是车马辐辏。明清以来，北富贵南世俗，是很多老城的特色，连北京和西安也大致如此。

方方正正一大块，洒了一撮切碎的榨菜，辣油椒盐自己加。除了量更足一些，我没吃出寿县的豆腐与别处有何不同。作为最大众的食材，豆腐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少发挥余地。但令我有些意外的是，老板娘居然问我豆腐脑要吃甜的还是咸的。

有次在河北某县吃早饭，要一杯咸豆浆，老板奇怪地看着我，豆浆有咸的吗？而在我的家乡，虽然甜豆浆常见，却极少有人会在豆腐脑中加白糖。

北方眼中的南方，南方眼中的北方。

不南不北，亦南亦北。

刘安在淮河岸边测定的二十四节气，最终被当作定案，一直沿用到今天，或许是理所当然的。

人算毕竟大不过天算。

【郑骁锋，浙江永康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江南》杂志散文专栏作家，著有散文体中国通史《人间道》系列，人文地理《为客天涯》系列，散文集《眼底沧桑》《本草春秋》等，纪录片《一脉钱塘》《太湖画脉》《帝国的黎明》等。曾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