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拉，1978年生，职业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诗集《安静的先生》。

怜 父 帖

马 拉

说说我的父亲吧。我认为他度过了不那么好的大半生，也许是绝大半生。他已七十六岁。对他来说，这个寿数已属意外。大约二十年前，他得了癌，我还记得那癌的名字，非何杰金氏恶性淋巴癌。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听说这个名字后，我查了下资料，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病人熬不过两年。我也做好了和父亲永别的准备。我为他掉过泪。他还太年轻，三个孩子刚刚大学毕业，家里凄苦的经济状况正在改观，他却要死了。他这一生也太苦了。资料大体是不错的，父亲的病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病房，去了另一个没有痛苦，有着想象中美好的地方。目睹病友痛苦的经历之后，父亲决定放弃。化疗让他掉光了头发，身体也虚弱如纸片。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之后，父亲离开了医院。他说，如果命中如此，就让我死在家里吧，在这种痛苦中度日，我一天也不想过了。我和姐妹有过短暂的徘徊，放弃治疗，在外人听起来特别不好，尤其是在父母为了供我们三人读大学吃尽了人间的苦头，也遭受过莫名其妙的羞辱这种背景之下。父母顶着压力让我们读高中，有人笑他，老李，你还想让你家出三个大学生吗？也不看看祖坟头有没有那股青烟。现在，我们都大学毕业，有了安稳的工作。让父亲放弃治疗回家，不但我们，父亲可能也会承担压力。人们会说，老李，你看，你供三个大学生有什么用，连给你治病都舍不得。人言可畏，我们都知道其中利害。几经商量，我们决定尊重父亲的意见，哪怕我们被人骂成不肖子女。庆幸老天有眼，从医院回到家里，父亲变得豁达，他完全无视他的病情，除开例行的检查，他不再接受任何治疗，也不听从任何调养的建议，他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例行检查从一月一次变成两月一次，接着变成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再往后，父亲连检查都懒得做了。用他的话说，我已经熬过了该有的时间，无所谓了。几年之后，面对父亲的状况，母亲说，你爸当年是不是误诊了？这个怀疑我也有过，但很快放弃了，做过切片分析，误诊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没有去追究是不是误诊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已是老天的恩赐。至于是不是误诊，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重要的是父亲还活着。快二十年了，我们的父亲终于在岁月面前败下阵来。他听力不好，人也变得迟钝，更加沉默寡言。只有他的腰杆还像年轻时一样，挺得笔直，完全不像年近八十的老人。

我很难描述我对父亲的感受，我能够确信的是我并不爱他，更多的是尊敬。我理解的爱和心灵有关，我爱我儿子、女儿，我还爱过部分的母亲，我相信我能理解和感受到什么是爱。我和父亲之间不存在这种奇妙而温暖的感情。我对他有着漫长而浓烈的同情。父亲的青少年时期我知之甚少，只听母亲讲过一些零碎的片段。我想象过年少时的父亲，依据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还没有结婚。瘦，可是精神，相当帅气，以至妻子看过父亲的照片后说，老爸比你帅好多。那是客观的评价。在那个年代，父亲真是个精神小伙儿。回想一下，那应该是父亲一生中最明媚的时光。二十五六岁的身体，充满活力，他摆脱了乡村，成为吃商品粮的人。他有了未婚妻，即将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一个近乎孤儿的乡下孩子来说，这堪称难得的奇遇，他的精气神因此而生动起来，满脸都是对生活的憧憬，对世界的热爱。我的父亲，我听过他几个故事，我不想重复，那让人心酸。我时常猜想，父亲看着这张照片，会有怎样的心理活动？我没有问过他。即使问，他也一定不会回答。我们之间的交流少得可怜。和母亲确定关系后，父亲给母亲写信，真是为难了这个才读了一年半小学的人。他的信总是充满错别字，病句。母亲给他回信，顺便给他修改他寄来的信中的错别字，病句。用母亲后来的话说，你爸认识的那几个字，还不都是我教给他的。母亲读过初中，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尽管真正在校学习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一年。初中毕业证让母亲骄傲，她始终视自己为读书人，和普通的农妇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点骄傲之心，既制约着母亲和人交往，也让父亲处于忍让的位置。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在他们的关系中，父亲地位卑微。我从未听过父亲大声和母亲说话，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他始终沉默着，忍受母亲的各种唠叨和不满。在母亲的观念中，父亲除开为人善良老实，几乎一无是处。就连善良老实，“那又有什么用呢？除了吃亏。”

父亲常年在外，母亲独自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对我们来说，父亲更像一个月回家一次的客人，和这个家庭没什么关系。母亲的渲染，更加强化了我们的这种印象。父亲的沉默和冷淡，让我厌恶父亲。每次他回家，对我来说都像是一场灾难。我总是熬到很晚才回家，吃完饭赶紧睡觉，一早就去上学或者跑出去玩。我不想看到他。偶尔，父亲想和我说话，看到我抗拒的姿态，也只有一声叹息。现在，我四十多岁了，留在我记忆中和父亲一起的温暖画面，永远只有一个。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由于母亲的病情，我们短暂地搬到铁路工区，和父亲住在一起，我也转学到附近的铁矿子弟学校借读。为了鼓励我，父亲说，如果你数学考一百分，我给你奖励。奖励里面的想象空间鼓励了我，几次测试之后，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分。把试卷给父亲看，我忐忑又害怕，我害怕他忘记了他说的话。父亲没有忘记。第二天一早，他带着我去镇上。和往常一样，他走在前面，我紧紧跟着他。突然，他停了下来，牵住了我的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惶恐和紧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太过陌生，父亲给我的亲昵，让我害怕。那天，父亲给我买了一个自动铅笔盒，还有一双袜子。那是我第一次收到礼物。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哪里还有礼物这种东西。这依然没有改变我对父亲的态度，我始终和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觉得安全，我更愿意相信母亲，她在我成年前给我的爱毋庸置疑。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那个故事让我稍稍理解了一点父亲，但那也是我成年之后的事情了。我在散花洲出生，那里并不是我的家乡，母亲出生在那里。我出生后几天，父亲终于来了。他看着母亲怀里的我，对母亲说，他们都羡慕我，说我儿女双全。父亲说的“他们”指他的工友，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是我的姐姐。过了一会儿，父亲看着我对母亲说，我都不想去上班了，我有两个这么好的孩子。母亲说，你不能不上班，不然怎么养活你两个孩子。母亲第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还没有结婚。听完我就笑了，觉得母亲的回答太煞风景，父亲不过是在抒情，她却用坚硬的现实打断了父亲。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再听母亲讲这个故事，我一点也笑不起来。我能够理解父亲和母亲话中包含的所有内容，父亲短暂眩晕中诚实的爱和幸福，母亲对现实生活的焦虑。

我对父亲的排斥来自童年记忆。除开他的沉默和不可亲近，还有另一个原因。母亲多病，而他不在身边。有几年，母亲像是病魔附体，随时都有可能躺下来，像个要死的人。每天我去上学，最害怕的是等我回家后，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这种场景一次次发生，让我恐惧。不止一次，我放学还没有走到家，碰到村里人，村里人喊我，你妈又病了，你快去请医生。赤脚医生和我很熟了，一看到我，什么话都不用说，背起药箱就走。那几年，我总觉得我家里盘旋着一团乌云，经久不散。幽灵的形象，大约如此。那是太痛苦的记忆。我和姐姐都还小，尚无照顾病人的能力，而我们的母亲躺在床上，像是要死了一样。那种压抑和恐惧严重伤害了我的心灵。我和姐姐不得不用一只水桶去湖边抬水，回家做饭，照顾母亲和妹妹。我不想再回忆当时的场景。总之，我因此而怨恨父亲，你为什么不在家？可能也是因为这些记忆的影响，我至今对病人毫无同情，只有厌恶。家里有人生病，我会有难以掩饰的厌恶。我不愿意看到人生病，更不愿意照顾病人，我想让他们离我远远的。即便女儿和儿子生病，我也是厌恶的。我照顾他们时，强压着我的厌恶。我知道这不对，但我没有办法欺骗我生理上的真实感受。厌恶，彻头彻尾的厌恶。我因为父亲逃避了自己的责任而厌恶父亲。时至今日，我能够理解父亲，甚至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不可能不去上班，如果他不上班，这个家庭将断绝收入来源，那会是灭顶之灾。不光母亲的病无钱可治，孩子们必将辍学，这个家就要塌了。然而，一个多病的妻子在乡下，他又如何能安心工作。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他必须选择。除开责任，他也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啊，他的妻子不能给他任何安慰。纵使他有万般苦楚，更与何人说？他什么都不能说，唯有承受。

母亲是个骄傲到自负的人，我想，直到今天她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总是说，她独自一人，拖着病体，把三个孩子带大，还把他们都培养成大学生。她的贡献，在这个家庭无人能够替代。甚至，如果夸张一点，其他人几乎没有贡献，是她承担了所有的苦累。说到父亲，母亲只有一句，他除开上班拿回来一点钱，他还做过什么？她不会想到，如果没有父亲挣回的那点钱，她可能早就死了。那时的乡下，没钱医治而死去的人太多了。就算父亲挣回了钱，母亲的说法是，那点钱哪里够用，要不是我精打细算，这个家早就垮了。总之，一切都是她的功劳，父亲的努力不过浮云罢了。我在童年时期，真的相信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们的一切。随着年岁渐长，我不敢再这么认为，这对父亲太不公平，也太过幼稚。尤其是在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之后，我对母亲的话愈加不满，她的这些话中，散发着对父亲的轻视。也许，在他们的婚姻中，她从来没有平等地看待过父亲。我曾经问过母亲一句话，你这辈子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需要道歉的？母亲想了一会儿，肯定地告诉我，没有，从来没有，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听完母亲这句话，我知道不用再说什么，说什么都没有意义。圣人尚且“吾一日三省吾身”，但我的母亲认为她从来没有做错什么。我非常确定，母亲没有开玩笑，她是真的这么认为。在她看来，她是全世界最通情达理的人，通晓世间的一切真理，她还看透了所有人性的秘密，她如此睿智，又如此勤恳无私，具有最高的美德。我的母亲确实是个人畜无害的人，她没有任何坏心眼儿，也不会和任何人作对，她的生活和认知对她造成了伤害。疾病摧毁了她的身体，过于狭窄的生活限制了她的认知。她没有工作，几乎没有社交，她的很多观念都来自臆想，她对人和陌生的事物高度紧张。四十岁之后，她几乎没有更新任何新的经验。我的母亲，不会用手机打电话，不会用银行卡取钱，也不会用遥控器选台，尽管她天天看电视。可是她骄傲，她依然觉得父亲一无是处。有次和父亲在家里喝酒，我问父亲，平时和母亲怎么交流的？父亲说，随她说呗，还能怎样。是啊，这其实是我早就知道的答案。不光母亲，父亲也老了，他们难以改变，如果不能交流，只能彼此保持沉默。这不是好的，却也是最不坏的方式。放弃和父母沟通交流之后，我们很少说话，我知道，我只是把原本应该我承担的一部分转移给了父亲。这是我的自私，我也无法忍受。

有时，和妻子谈及家庭生活，我说，我更愿意成为母亲那样的人，而不是父亲。妻子有些诧异，她知道我对母亲很多行为及观念并不认可。可是，亲爱的妻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着复杂的思想动因，而不是认不认可那么简单。母亲虽然有让人厌烦的部分，但她在这个过程中消解了自身的压力，获得了情感的释放，对她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中，让他人承受了情感的压力。父亲正是那个承担压力的人。我不愿意承担压力，那让我不快活，所以我愿意成为母亲。人类有着伟大之处，我达不到，我很惭愧，我不能假装我可以。我结婚后，妻子怀孕，父母过来和我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们即将出生的孙女。我们也开始了漫长的共同生活。此前，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长的共同生活，至今已近十四年。这些年，生活的细节不必描叙，我们有着自然的分歧。我还年轻，他们老了。母亲不止一次因为我喝酒而生气。她对我说，每次你喝酒没有回来，我都睡不着，你不回来我的心一直悬着，生怕你有什么事。我有没有那么多的应酬？没有。有时候，只是因为我开心啊，我和朋友们一起玩着高兴啊，我又有什么错呢？我们谁都没有错，我理解母亲的担心，我也不想为了迁就她而委屈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买了套房子，让父母住在我们旁边。几十米的距离，给我们彼此的生活都留下了回旋的空间。母亲不用担心我的晚归，我也不必担心第二天早晨母亲站在我的床边，一脸忧郁地看着我。那实在是太大的精神压力。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因为我喝了酒，正躺在床上休息，母亲进来，她说了太多的话，我不能接话，一接话彼此会变得更加不愉快。我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父亲突然进来，冲着母亲骂了句，你还说什么狗屁，妈逼的，他就是看不起我们。我极少听到父亲说脏话，他的愤怒让我惊讶。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也许是因为母亲一直在说，而我一言不发，他觉得这是对他们的轻视。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无论如何，到了该分居的时候。家庭生活哪有什么大事儿，但日常的这些小摩擦都是可以爆炸的核弹。我早已放弃了彼此理解的幻想，能够保持尊重就足够了。

父母没有对我的恶意，我何尝有过？我们的分歧不过是生活方式和观念认知。这些年，我早已接受了父母的一切。我知道他们有着他们熟悉的逻辑，那样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觉得安全，有自尊感。那么，好了，我尊重。尽管，我完全难以赞同。比如说，我的父亲吧。他的眼皮上长过一个痦子，刚开始很小，我建议他去看医生。他拒绝了，这么个东西看什么医生，过几天就好了。痦子越养越大，终于大到他的眼睛都难以睁开了，想必还有疼痛。我再次问他，要不要去看医生？他终于说，还是去看看吧。看了医生，要做手术。非常简单的手术，做完即走，也并不痛苦。此前，我看着他整天眨巴眨巴眼睛，各种不适。他忍受那么久，总幻想着可能过几天就好了。穷苦了一辈子，他们想省钱，我理解，我也无话可说。更厉害的还有我的母亲，她真是能够忍受的人啊。有天，母亲突然说，她老了，带不动孩子了。这话没头没尾，我和妻子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母亲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就把儿子送托儿所好了，虽然他还不到两岁。过了好几个月，妻子给我打电话，说母亲要做手术。我当时在北京念书，尽管有点意外，我还是没太放在心上。母亲得过的病太多了，也不止做过一次手术。她生病这件事，几乎不能给我造成什么情绪波澜。但当我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我还是愤怒了。母亲子宫垂脱，很久了，她甚至不止一次将自己垂脱出来的器官塞回去。有时走下路，突然就不对了。即便如此，她也一直拖到她害怕了为止，她害怕她的肠子也有一天也脱了出来。我这时才知道母亲为什么说不给我们带孩子了，那可是一个连一分钱都不舍得花的人。一算时间，怕是有一年多了。我在电话里问父亲，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父亲唯唯诺诺地说，知道，你妈不让说。我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你傻啊，你脑子有毛病啊，这种事能拖啊，是不是要搞死人你才舒服？母亲做手术时，姐姐过来照顾母亲，看到母亲的切除物，姐姐哭了。她说，都磨得快结茧了，这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但这并没有什么用。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还会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还不是想省几个钱。我的愤怒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在自我感动的同时，占据了道德的高点，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感动？老实说，我宁愿要个操蛋点的父母，也不愿意他们这样感动着我们。如果你们真爱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大的心理压力？这种苦熬让我痛苦，花点钱我们并不在意。

有段时间，我有个粗暴的想法，我想把附近一家生鲜店给砸了。那家店刚开，做活动，每天早上排名前几十位的可以领鸡蛋。几个我忘了，应该不超过十个。活动持续的时间有点长。刚开始老人们在快开门之前排队，很快，那个点儿排队领不到鸡蛋了。用流行的话说，老人们开始内卷，来得越来越早。最后发展到凌晨四点，再晚，就领不到鸡蛋了。寒风中，一群老人在那里抖抖索索地排队，站上三个小时，就为领几个鸡蛋。为了占据有利位置，避免加塞插队，老人们不光要看住自己的位置，还要盯着别人。凌晨四点排队的老人中，有我的父母。妻子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再一次感到愤怒，我甚至哀求他们，不要占这点便宜了，让你们吃饱穿暖的能力我有，何必呢？你们身体本来就不好，要是折腾病了，不是更不划算。他们不听，他们说，他们是老人，睡得不多。他们继续去排队。那段时间，我不吃鸡蛋。当母亲受凉躺在床上时，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领鸡蛋。就像他们在小区捡垃圾，刚开始还躲躲闪闪，怕我们说。我也确实不喜欢他们把捡回来的废纸箱、塑料瓶堆在阳台上。那时，他们还处于碰到随手捡一下的阶段。我多次劝阻，希望他们不要捡垃圾，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说，我不偷不抢，捡点纸箱怎么了？他们说的没错，捡垃圾不丢人，更不犯法。我只是有点心疼，我的父母，我又不是养不起，没必要那么辛苦。除此之外，我觉得给孩子们做了不好的示范。连我儿子都知道，爷爷奶奶捡垃圾换钱钱，买糖糖。这句话让我非常不舒服。且不谈有没有职业歧视，但我绝不希望孩子们从事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不得不一次次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捡垃圾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但我并不喜欢。和我们分开住之后，父亲和母亲像是获得了自由，俨然成了专业捡垃圾人士，房子里堆着他们捡来的各种东西，以纸箱和塑料瓶为主，间或有铁器。对此，我早已不置一词。晚上带孩子出去散步，偶尔碰到他们拿着纸箱塑料瓶从我们身边走过，彼此默契地保持沉默。他们也从随手捡捡发展到四处翻垃圾箱的程度。我说过一次或者两次，物业也打过电话给我们，垃圾箱很脏，不卫生，你们提醒下家里老人，万一出点什么状况就不好了。我和父母商量，你们能不能别翻垃圾桶？万一有玻璃割到手就不好了。没什么用。妻子笑言，老妈捡纸箱的时候走得可快了，英姿飒爽，一点都不像有病的人。我猜想，他们捡纸箱的快乐，大于我给他们钱。他们，基本不要我们给的钱。

我的父亲母亲，从饥饿中熬过来的人，从疾病的折磨中活过来的人。他们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已是万幸。贫瘠的生活让他们无法拥有安全感，生活让他们偏执狭隘，他们早已被生活教训过千遍百遍。对他们来说，没有幻想——幻想或者说理想并不重要，他们的笨拙情有可原。和父母日夜相处的这些年，我慢慢也明白了一些事情。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鸿沟，终究是难以逾越。我有过美好的想象，也羡慕过偶尔见到的温暖亲切的父子关系，这并不多见。我格外珍惜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每次看到父亲母亲，我总能感受到生活的残忍，到底是什么让世界上最亲的人越来越陌生？我和女儿、儿子是不是终究也会走向这一天？我不愿意，我努力挣扎，我并不知道能否有效。每次睡前，我都要到孩子们房间，陪他们读读书，玩一会儿。这种快乐，带给我纯粹的幸福。如果有所祈求，我希望有一天，我活到了父母现在的年龄，孩子们爱我，而不是怜惜和尊敬。那不够，我渴望爱。我对父辈的怜惜，何尝不是一声叹息。这是我们共同的失败，我们为此付出的心灵代价，希望下一代不必再次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