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总体性视域下的个人化写作
一
用两只眼睛看世界
这是一场关于“后印象派”经典画家的全息特展，从入口到出口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光影隧道，凡·高、高更、修拉和塞尚的画作被全息技术等比例投射在观众眼前。穿过一幅幅逼真的光影，就好像走过了一段现代艺术狂飙突进的历史。出口处，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吸引了我的目光——塞尚的《有苹果和桃子的静物》。都是经典，看这幅画却有相当的陌生感，不似凡·高的《星空》那般眼熟。仔细端详一番，竟然生出桃子即将滚下桌子的错觉，我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画面看似很传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艺术的革命却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塞尚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画了水罐，一个是在平视，另一个是从上方俯视瓶颈，最终呈现出的是不同角度的综合体。“塞尚是第一位使用双眼作画的艺术家。”旁边的文字解说语出惊人，难道此前的画家都是“独眼龙”？
“独眼龙”事实上还真的存在，包括它不同时段的所有变体：摄像、摄影以及电影、电视，当然，还有再后来的手机。照相机的出现，导致许多艺术家放弃了造型艺术，因为他们相信，一副简单的机械镜头比任何画家和雕塑家都更能够抓住现实。“可是他们错了。相机看不到人类可见的东西，总有什么会漏掉。”塞尚关注的是“这是我所看见的吗？”这一深刻的哲学洞见，把启蒙运动的理性时代末期与20 世纪现代主义时代连接起来。
按照塞尚的推论，人类具有双眼视觉，左右眼记录的并不是相同的视觉信息（虽然大脑将二者合并为一），每只眼睛的所见其实略有不同。但是，艺术曾经（现在仍是）几乎完全被创造成如同透过一个静止的单镜头而进行观察的样子。塞尚由此断言，这就是他那个时代和之前的艺术所存在的问题：没能反映出我们的真实所见。拒绝单一视角，用两只眼睛看世界，通往现代主义的大门就此开启。
塞尚通过“视角转换”（这种技巧导致了立体主义的形成）将不同的颜色重叠、整合，从而融合了时间与空间。他追求的既要反映“自然之和谐”的创作，同时又要真实反映我们观看事物和空间的方式。到了创作生涯晚期，塞尚彻底超越了具象和精微，思路越发疏狂跳荡，视域日益宏观阔大。他眼中的世界、他试图建构的世界都表露出某种难以遏抑的总体性……
展览的结束语很长，引发了我对“后印象派”这个后发概念的浓厚兴趣。我特意走到售卖相关文创产品和特展画册的摊位前翻看。特展画册的封面是由灰色和黑色的色块叠印在一起的眼睛的抽象图案。策展人的观念和意图，至此表达得相当清晰且完整——用两只眼睛看世界，才是真实的、整全的、深刻的。
塞尚所处的时代距今过去了将近一百五十年，艺术的思潮经历了几个世代和轮回。今天的我们，依然面临着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怎样表达这个时代的困惑与难题。按照通行的说法，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每天都被各种新闻、声音、观点、信息、数据包围着塑造着。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AI 开始代替人的主体而对各种信息、数据进行基于某种算法的自动拣选，最典型的就是类似“今日头条”这种APP。如果将之视为一本电子书的话，下一页出现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完全基于上一页阅读中你的眼神、表情中流露出的兴趣和反应。这样的阅读方式和体验，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知识付费模式的出现和流行，使得信息和知识不停地增值，同时，也在不断地贬值。人们获取知识的门槛逐渐下降，途径越发多元，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知识壁垒开始松动、崩塌，于是乎种种跨界、出圈儿的现象不仅成为可能，甚至开始甚嚣尘上。
随着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产活动、职业分工越发细密，阅读行为也越发的碎片化，通识型人才越发稀缺，也再难出现那种学贯古今、触类旁通的大师。相应的，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书写，也被诸种题材、文类、文体区隔在一个个孤岛之上，自成封闭的圈层，在这个信息科技涌浪堆叠的时代，越发难以激起具有共识性和引领性的文学思潮。近年来，人们对碎片化的阅读语境认知、体验得越发深刻。基于个人化的写作伦理，作家们往往看到并掌握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但却如同细碎的沙粒，难以捏合成世界的整体形象。于是乎，对总体性的吁求便成为这个时代最为迫切而焦虑的文学症候之一种。
进入新时代，现实主义写作伦理获得普遍的认同与推崇，写真实、写整体、写宏观的要求越发强烈。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写作正在试图将曾经被冲决、颠覆、打碎的历史、思想、审美重新弥合、编织、建构起来。要想对时代进行整体性、穿透性和概括性的观察与表达，无疑是重要且艰难的。正像前述画册封面上那两只叠印在一起的眼睛所隐喻的那样，人们越发不满足于用个人化写作的单一视角观察世界，于是乎，总体性思想、史诗性观念以及宏大叙事的美学范式重又展现出巨大而迷人的魅力。
二
愈精微愈宏阔
看完画展回来，那两只眼睛的抽象符号在我的脑海里盘桓了好久。用两只眼睛看世界，除了精准和真实以外，一定还包含着另外的、更深层次的追求。说到精准和真实，我自然想到了冷军，那种极端写实、丝毫毕现、精致入微的画风确实令人震撼。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像冷军那样的超写实油画的价值心生疑窦——现代艺术视域下，美术与摄影的边界在哪里？
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介绍冷军具体的作画过程。他能在一平方厘米的画作上通过各种媒介反复画一天，调动各种手段，如吹风机、高倍放大镜、反光片、投影，实物写生时对应的高清晰照片、电脑显示器、实物，还有冷军自制的特殊油画工具、油画底子、特定的画室环境光线等，能够一天9 小时、连续4 个月完成一幅作品，所以他的作品给观者带来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冷军也说过，他特别喜欢在晴天光线下仓促作画的感觉，他说：“这种感觉能调动许多情绪上的东西，去把握瞬间的变化。面对阳光下的景物，受光部分和背光部分虚实关系，本身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绘画效果。”他还说，“用很少的时间、很少的笔调，就能把光的感觉表现出来，是件十分愉快的事。”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与说法，恰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像冷军这样具有超强技术和写实能力的画家，到达一定层次之后，更关注的其实是精准与真实背后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大自然的光影，还有那些难以言明的感觉。有了精准与真实的托举，感觉自然也会变得与众不同，诸如思想、观念、审美、意义之类的精神性存在也会在有意无意间注入画作。再或者，干脆被策展人和评论家附会、阐释出来。
画家用双眼作画，作家是否也要用双眼写作？一只眼睛平视有意味的典型人物，复刻真实的日常生活；一只眼睛穿透复杂的历史，俯瞰辽远的大地。双眼视域最终合成而为对时代、对世界的“总体性”表达。
读本科时，看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盛赞，意思是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超过了所有的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提供的材料。当年读到这句话，总感觉有点难以理解。局部的精准、真实，通过细致的观察与描写尚可做到，然而要宏观地描摹、建构广阔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集合起来的总体形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后来始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并非蒙太奇式的片段切换，而是如长镜头般推拉摇移、一镜到底。如其中的《风俗研究》，由六个生活场景构成，从个人、地域、阶级、国家等不同角度切入，勾画出法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同时，还以生活有机体作比喻，纵向描写法国社会的发展演化，力图呈现它一步步走向衰败、堕落的历史过程。三部分内容，从对各种社会现象纵横交错的描写入手，进入对隐伏其后的人性欲望的深入分析，再上升到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形而上的探究与追问。很显然，《人间喜剧》具有宏大架构、缜密设计，有严谨的整体布局和内容逻辑。
现实主义文论中，“总体性”指文学反映生活的整体，或从整体的视角反映生活。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没有破裂的生活之完整性（存在的完整性），充满了对史诗后时代生活与意义、物质与精神之分裂的批判；第二，现实主义反映论中所要求的社会刻画之客观整体性（文学作品的整体性），意味着对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本来面貌的总体性把握，将单个的社会现象置于总体性的视野之中，置于事物的来龙去脉中（比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文学叙事对事物和社会整体的认识，即内涵的总体性）。总体性往往勾连着思想性和价值判断，讲述历史，也描摹生活，进而使生活变得真实而有意义。
读研究生时，喜欢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9 月），首先就是因为它的客观、真实。后来再重读，发现在真实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强悍的思想与复杂的情感。在这本由三十四篇小说组成的集子中，“苏波战争”战场内外的残酷图景被纤毫毕现地呈现出来，极端写实的笔触甚至掩盖了作家的真实立场。
巴别尔力求客观、自然地描摹出历史和现实的真相。《骑兵军》的叙述包含了大量的细节真实，精雕细琢又干脆凝练的笔法极大地激发了读者多重感官层面的想象力。作家对那些战争片段、生活场景、人物举止的描写几近绘画中的速写，临摹般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非常有现场感。细节的真实涉及小说中所截取的生活片段的方方面面：时间、空间、衣物、饮食、风俗、景色，全都准确无误、巨细无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小说的结构看上去很简单，篇幅也很精短，最短的可能也就千八百字。通篇多是叙写一个场景、一个人物或某一事件，写实、真切的细节，甚至让人觉得作品非虚构的成分远远多于虚构成分。这种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风格，更像是新闻文体中的特写。
既有史诗性的战争场面叙述，亦有个人化的日常生活描摹，两种经验的对照、转换和拼贴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巴别尔对革命的意义、生命的消逝、暴力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与反思。对犹太文化的眷恋与哀叹，对哥萨克文化的羡慕与批判，使得《骑兵军》中充满了无法弥合的矛盾与冲突。不同于托尔斯泰从广度和深度上表现历史长河的宏阔与斑斓，巴别尔的作品往往撷取历史中的一个时点，深入刻画其中一些人物的经历，以此传达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悲悯情怀。小说的叙述视点大都很低沉，书写小人物的遭遇，但是格局却并不狭窄逼仄，反而呈现出疏朗跳荡的美学气质。在艾伦堡看来，巴别尔不同于任何一个作家，他善于用两三页写出似乎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有时一句话便能揭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骑兵军》虽只薄薄一册，却有着不逊于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精神含量。
《骑兵军》的结构看似松散，蒙太奇式的叙事视点转换，有效拓展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幅面。小说描写的人与事，都聚焦在“苏波战争”的同一背景与主题之下，不少篇目、人物、事件、场面亦有重叠。把这些短篇小说连缀起来看，倒是有了几分长篇小说的意趣。巴别尔极少正面描述战争，更多的是写战争过程中的各种世象。当重要的战争场面即将行至读者面前时，他却往往急促地收笔，笔触轻轻荡开，用很细小的事情来替代战役的走向，举重若轻间让读者感觉意味深长。
历史的恩怨、现实的利益夹杂着地缘政治的诡谲，使得“苏波战争”的规模和影响虽然有限，但是却极复杂，很难简单地用正义与非正义的一般尺度去界定之。暧昧含混的战争历史本身蕴含着更为复杂的人性和丰赡的思想。《骑兵军》的封面上印着巴别尔年轻时的肖像照，在那厚厚的镜片之下，巴别尔的眼神专注亦散淡、深邃又真挚；两只眼睛既聚焦战争生活的诸种细节，细腻精准地复刻幽微的世相，又透过复杂乖谬的人性，映射宏阔辽远的历史。小说也便有了精微且宏阔的双重气质。
三
个人化写作中的总体性
阅读当下的中国小说，满眼的日常生活，说日常经验已经泛滥成灾亦不算夸张。缺失了总体性的统摄与加持，一味地凸显现实经验的平庸无聊，既不会增强叙述的真实性，还会丧失文学的意义和深度所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个人化写作伦理的一味强调和推重加剧了文学经验的窄化和思想意义的虚无。
同样是以个人化的姿态写作，甚至是作为孤独思想者的面目名世，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着实令人感佩。尤其是多卷本巨著《红轮》（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6 月）极富代表性，也奠定了索尔仁尼琴在文化、思想界的地位。这部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甚至很难说是长篇小说。书中没有贯穿到底的主角，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出场的人物显得没头没尾，涉及的历史线索与背景知识过于繁复芜杂，即便明显看得出是虚构的人物，也更像是为连接大事件所设计的“工具人”，缺乏独立的个性与面相。书中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都是真实的，索翁直截了当地对真实历史事件和具体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入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宗教与世俗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红轮》可以看作一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多样的史论/ 政论性作品。
索尔仁尼琴对小说文体的超越，基于一种更加高远、宏阔的文学视域。为了全景式地再现历史，作家采用了多种叙事方式，包括新闻报道、档案数据、口述实录等等纪实手段，试图立体化、全方位展示出特定历史的画面。从民间到宫廷，从乡村到城市，从战争到日常，从前线到后方……多条线索、多重时空同步展开。作家虽然企图复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却没有遵循常规的历史研究规范进行引文、资料、档案的溯源、考证、辨析，而更像是写作一部以俄国历史为对象的思想随笔，属于纯粹的个人叙事。虽然是个人化写作，却体现出一种把人文领域各种学科杂糅在一起的宏大吞吐与文学抱负。宏大叙事、总体写作、终极关怀，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学的一种传统，或言之独特的写作伦理（忽略题材的界限，包罗各种创作形式）。主题先行，介入生活、批判现实，以写实主义的笔调反映社会变革的大势，凸显时代使命、社会责任、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和道德自律，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好作品很多都是思想性高于艺术性的。文学家更加在意的是思想家、哲学家和启蒙者的身份与姿态，作品的文学性强弱、可读性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次要考虑的对象。
索尔仁尼琴孤独且执拗地认为，只有那些道德纯粹、内心沉静、精神富足，对大自然与人性心怀虔敬，熟知历史且关注俄罗斯前途命运的人，才能够与他的作品产生共鸣。索尔仁尼琴从骨子里说就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红轮》的重点也压根儿不在于讲述好看的故事，这对读者的阅读无疑构成了极大的挑战。首先，单是目前翻译过来的第一卷，就足有百万字，巨大的体量令人望而生畏；其次是因为它的题材，从知识背景上构成了对读者的阻隔和障碍；再次是复杂的叙述和庞杂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思想蕴含；最后，从风格气质上讲，它与当下碎片化的阅读语境格格不入，从本质上就拒绝轻松、娱乐。这部作品在中国所遭受的冷遇，也可以让我们反思现实的阅读状况：即便是在“轻阅读”已成主流的当下，消费式、娱乐化的阅读也并非阅读活动的全部。《红轮》告诉我们，只要人类不停止思想，“重阅读”就将存在，而且是更有意义的存在。
同样是个人化写作，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中信出版社2015 年10 月）也是注定无法被快餐式地阅读和消费。面对这部长达900 多页的“人性史诗”，我们只有静下心来，沉入生命，投入情感，才能深切理解体悟这些凝聚着作者毕生心血的文字，才能与作者一起重返历史现场，直面并反思战争的残酷、命运的沉重、生命的脆弱、生存的坚忍以及生活的苦难。就像《生存与命运》这个书名所宣示的，“生存”对应的是日常生活，展示精微准确的写实；“命运”对应的是宏大叙事，抒发作家深刻的思想与浓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既辽阔厚重，亦沧桑悲壮。
与《战争与和平》《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以及《静静的顿河》等大时间跨度的史诗性作品不同，《生存与命运》聚焦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一历史横断面。叙事始于1942年秋，终于1943 年初春，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全景式地展现了苏德战争以及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说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四代的人生遭际为主线，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描绘了从前线到后方、从纳粹集中营到苏联劳改营的广阔社会图景，立体地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表现出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历史穿透力。
作家采用史诗叙事的手法，将前线战斗和后方生活的全景纳入视域，小说涉及战争双方的几乎全部社会问题，既写了军事领域也写了学术领域；既写了俄罗斯人也写了少数民族，特别是犹太人；既写了苏联军民在战时条件下的一般生活，也写了特殊背景下个体生命的遭际；塑造出数量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人的自由和尊严以及在极端处境中的生存与抉择。格罗斯曼通过小说展现出普通人丰富复杂的内心生活和思想追求，挖掘人生的复杂意义，在曲折细致的“微观世界”中体察他们的痛苦和希望。然而，在强调个人化的同时，格罗斯曼依然执拗地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命运的人，为了争取民族和国家的自由，为了坚守社会主义道德，必然会生发出个人与全体人民、祖国历史和革命运动休戚与共、融为一体的感觉，而这种专属于“理想共同体”的感觉是被高度珍视的。
小说尾声处，格罗斯曼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那场大雪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那雪“覆盖了如网般纵横交错的战时的道路，覆盖了硝烟和污泥……积雪下沉睡着强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不是雪，而是时间本身。洁白而又柔软的时间一层层地沉积在人类鏖战的城市废墟之上。现在的一切正在变为过去。在这场缓缓飞舞的大雪中看不见未来。”20 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当格罗斯曼透过绵绵无尽的雪幕，严肃而又深情地凝望逝去的战争岁月时，他清楚地知道，厚厚的雪层之下，有他想要挖掘的具有总体性、恒常性的东西。
《生存与命运》的关注视域之宏阔，反映生活之精微，反映了格罗斯曼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对总体性的坚守与迷恋。他深刻地意识到生活的变化和流动是整个时代图景的底色，意识到个人的隐秘心理、情感和动机与时代主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敏感于这种变化和联系并给予真切详实地记录。他的小说真实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形象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家的反思性、批判性、科学精神、客观风格也熔铸于作品的总体性之中。将个体之生命、生活之日常与国家民族等集体性存在交融并置，最终将个体的命运融入社会、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之中，是以格罗斯曼为代表的俄罗斯优秀作家共同寻找并坚守的生活信条与道德意义。它既体现为人们对待日常生活的现实态度，也隐藏在历史传统和经典文学构建的文化记忆中。
中国读者之所以谙熟俄罗斯文学且情感深厚，政治的作用曾经是有过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文学的品格——那种宏阔辽远的文学气象与质朴厚重的审美境界。俄罗斯作家无论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还是巴别尔、格罗斯曼、索尔仁尼琴，尽管身处不同的世纪，关注的问题都是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命运、个体与总体这类关乎人类存在的宏大命题，书写的都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经验。一两个世纪之后，读者依然会被那种冷峻的思辨、人的尊严和高贵的精神所感动。类似巴别尔、格罗斯曼、索尔仁尼琴等思想者的写作，提示出“用两只眼睛看世界”的可能，最终超越总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将个人经验、日常生活与大的时代变局交织缠绕在一起，使读者感到历史既是经由人对外在世界变化的自发反应而展开的，又是在一连串重大、公开的事件中呈现出来的。如此，历史将不再被局限于彼时彼地的特定时空，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当下通约和共享的情境，承载着作家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省察与思辨。小说对生活的虚构将不再单纯强调逼真的幻觉和认知的功能，而人的命运和生命存在的诸种可能性则会越发受到正视和尊重，进而生成另一重现实的意义。
从1990 年代后期至今的二十多年来，总体性的文学始终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甚至一直作为被颠覆与解构的对象而存在。总体与个体的对立冲突，也成为我们理解、把握当代文学史的标识与线索。总体性的写作伦理也好，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也罢，并非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但对当下中国小说而言，却是极为稀缺而宝贵的。近年来，文学界对“中国故事”的呼唤和建构，已经标示出一个方向：那就是整合、概括和超越。在我看来，“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域和总体性的文学观念；强调整合当下中国人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状态，凝聚成共同的思想共识、情感基础和价值标准；强调展示中国立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强调包纳日趋复杂多变的价值判断，概括渐趋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处理和提升日益复杂且快速变化的“中国经验”；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新的书写文学总体性的可能。
事实上，对总体性的疏离和批判，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人性的彰显与成熟。重建一种既是宏大可通约的又是具象且精准的总体性表达，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外文学史也一再证明，作家是否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情怀，是否具有追求伟大的野心和经典的自觉，作品的格调和境界是大不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