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2021年第6期｜余静如：好学生
余静如，出生于江西，现居上海，2014年开始发表小说。小说散见于《钟山》《西湖》《十月》《小说月报》等杂志。亦有散文、评论发表于《新民晚报》《北京青年报》《文汇报》等等。2018年中短篇小说集《安娜表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获有钟山文学之星奖，西湖新锐文学奖等。
好学生
余静如
“你就见一见她吧，应付一下也好。”母亲说。
“不想见。”他说。
“可是她已经知道你回来了，就在我这里。”母亲为难地说。
“我已经说过，我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我不认识她，她还有什么理由来见我？”他表现出不耐烦。
“她……”母亲有些犹豫地说，“她说不管怎么样，她是你妈妈的朋友，也是你的长辈……”
他抬起眼看母亲，母亲脸上满是为难的神色。他知道近几年来母亲开始怕他。
“这个人也真是难缠，那么让她来吧。”他苦笑着说。
几个小时之后，母亲出门去参加社区组织的乡村一日游活动，而他仍裹着一床旧羊毛毯，顶着三天没洗的乱糟糟的头发，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正打算以这样的姿态来迎接那位不速之客——母亲离开前，曾叮嘱他客客气气地说几句好话，将来客打发走。他随口答应着，心里却想，他不会说一句虚与委蛇的话，他不想照顾什么人的情绪，因为他自己的心情已经够糟了。最近一年，他几乎每天都要靠褪黑素来帮助自己入睡，而近几天，那些药片也对他不再管用。他带着一种怨气，等待着。
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他听见一阵很轻的敲门声，他知道她来了。那迟疑的、不自信的、微弱的敲门声正代表着她，他静静听了一阵，敲门声由轻及重，站在门外的那个人，意志似乎也变得更加坚定。
他站起来，趿拉着鞋打开了门。门外是一个年纪约莫在六十岁上下的妇女，她身材消瘦，穿着一袭黑色套装。他带着笑意，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和他想的一样，她十分重视今天的见面，她的装扮很得体，虽然刻板的黑色套装令他联想到葬礼，但一条细细的闪着光的金色项链使她焕发出对生活的期待，她脑后一丝不苟的发髻让她显出一种常年身处职场的独立女性的干练，瘦削的脸庞和深陷的眼窝又使她接近于一种看上去有思想和深度的知识分子模样——她的装扮很好地传达出她对自我的期待。而他——头发蓬乱、睡眼惺忪，手里攥着一团皱巴巴的纸巾，准备擦一擦随时要钻出鼻孔的清水鼻涕。他裹紧毛毯，转身踱回沙发，再一次坐进尚且温暖的凹陷处。
他用余光瞄着她，他看出她仍然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里。他不开口说话，不请她坐下，也不给她倒水，但她似乎已在心中预演过很多遍今天的场景，她双腿并拢，优雅地在靠近他的那一张小沙发上坐下。与此同时，她开始了她的社交，她先是用寥寥数语对他取得的“成就”表达了赞许、欣慰和钦佩，然后便把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她自我介绍说，她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担任着某某小学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这一门课程的教师，而据她了解，他在那些年里，正是就读于那一所小学。后来，她在一次偶然的妇女活动中结识了他的母亲，她感到激动不已，并迫切地想要从他的母亲那里获得他的联系方式。但当他母亲向他转达这一消息时，他拒绝了，他告诉母亲，他根本不记得这样的一位教师。
确有其事。他曾嘲笑一般地对母亲说：“你务必要明确地告诉她，我并不认识她，不记得她，她绝不是我的老师。事实上，她是不是我的小学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这一门课的老师，这一点，根本不重要，但这句话就不用跟她说了。”
母亲当时自然是有些为难的，她不习惯说这样的话，令人不快的话。母亲喜欢让人感到快乐。在许多年前，他的幼年时期，他曾经在一次热闹的集会上，买了几张体育彩票，其中有一张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奖，数额大约足够支付他当时一年的学费。一个卖彩票的摊主，像是为他又为自己骄傲似的，大声宣布，说他中奖的这一张彩票正是出自自己的摊位。他仔细想了好一会儿，把每一张彩票是在哪里买的说得清清楚楚，偏偏和这摊主无关。摊主的脸色瞬间黯淡下去，而母亲也随之沮丧起来，“你就说在他那儿买的不就行了，大家高兴。”母亲责怪他。
但今时不同往日，他不再是个小孩儿了。况且，他还有些“成就”，他成了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被改编成了时下一部挺火的电视剧，由几个街知巷闻的明星出演，人们渐渐都知道了他，如今他是这地方的名人了。他的话，母亲不再好反对。况且，他说得有道理，自从他有了些名气，原先不曾见过的远房亲戚、孩童时候的邻居、中学时候同学的父母的朋友……许多个莫名其妙的人都冒了出来，请他给家里的孩子推荐工作、帮忙亲戚的孩子上大学，或是请他介绍某个在读影视艺术学院的外甥女认识某位导演、编剧，又或是自己退休时期写了什么诗词歌赋，请他鉴赏，推荐发表。现在，竟然连小学时期的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课的教师，也找上门来。她必定也是有所求，他说，不要徒增烦恼。
可数月之后，她凭着自己的热情、毅力与决心，竟还是突破了重重防线，闯入了他的家门，和他单独在一起，面对面坐着。
数十年的课堂经验，在她这一次的会面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滔滔不绝地诉说着，根本没有给他冷落自己的机会。她从自己的幼年开始说起，她说自己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也受过一点儿熏陶，但她的童年和青春期恰好处在一段混乱的历史时期，她的父亲被打倒了，她自己也没有受到教育。她最为好学的一段时期，本该最美好的人生阶段，永远都在田地里干着农活。
“可是我是多么热爱知识，热爱文学。”她用夸张的语气说着，眼睛注视着空无一物的前方，深陷回忆。“我在怀里揣着半本字典，一有空就拿出来翻几页，正是这样我才不至于变成一个文盲。”她感慨着，一边悲叹自己的命运，一边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娓娓道来，时不时加以批判，但又很快回到“正确”的论调上。她的眼睛里闪着光，他不清楚那是不是眼泪，她时不时把脸转向他，但她的双眼却并不在看他。他渐渐被她的表情和激动的语调吸引住了，当她偶尔力所不逮，中止她的长篇大论，急促地喘一口气，他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她方才的一番话表示会意。最终，在她再一次陷入忘我的表达时，他丢下披在身上的毛毯，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在她的面前。
“谢谢。”她由衷地表示。
在听她倾诉的过程中，他起先对她抱有的反感逐渐消退，他开始有些同情她。虽然她所说的那些话，那些拘束的表达，听起来刻板又枯燥，但得益于她生动的表情，以及他在大学时期通过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逐渐了解到的那段支离破碎的历史，他得以用想象把她没说出口的那部分内容填补起来，同时也想象了她的痛苦。当然，他是无法真正感同身受的，他的同情还停留在礼貌层面，类似于健康人去医院探望长期病患，年轻人去敬老院送温暖，当他们离开那个令人沮丧的环境，他们便也容易离开那些伤感的情绪。因此，当她的叙述过于冗长，他不由得分了神，他开始观察起她的举止和表情。她和他所见过的，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妇女们很不一样。通常来说，六十岁左右的妇女，生活的重心和关注点并不在自己身上，这从她们的外貌上便能看出来，她们安于做一个老年人，发型和衣着都以舒适方便为主，而她们脸上的表情是富足安乐还是忧心忡忡，这取决于她们儿女甚至是孙辈的状态。她们都有相似的身份和话题——某某的妈妈或是奶奶，养老金、保险、儿女的收入或是广场舞。
她却不一样。
她似乎仍有一种执着、一种野心，这些本该是年轻人所拥有，但现在许多年轻人也并不具备的东西。她在讲述过去的时候，仿佛并不真正认为那是“过去”，而是此时仍旧捉住她，困住她，拖累着她，阻止着她向更高远的地方去的什么罪恶的枷锁。她的脸上写满了不甘，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看出她的精神状态并不算好，他认为她有些病态。这一点让他生出了新的同情，一种更为真切的同情，因为他联想到了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一些不成功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顺利，他从幼年开始，遭遇过无数次被否定的经历，他资质平庸、性格内向，他的成绩总是在班里垫底。他个子不高，却因为不受老师喜欢而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他和后排的大个子男生打架，被要求吃对方的鼻涕……他后来上了一所不怎么样的高中，又念了一所不怎么样的大学，他的人生一直到他毕业几年以后仍然没有什么起色。他周围并没有人在意他，包括他的父母，他们都认为他这辈子就是这样了。在他三十岁时，他的父母托亲戚们在熟人里找了一位高中毕业、满脸雀斑、在市里一家连锁店销售马桶的本地乡下女孩和他结婚，只因为听说女孩做家务是一把好手。他用激烈的言辞拒绝了，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他以为他配得上什么人？他当时甚至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既然他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亲戚们便疏远了他，父母埋怨他。他的人生一度在黑暗中度过，他几乎可以看见几十年后的自己最悲惨的样子，一定比不上此刻坐在他面前滔滔不绝诉说自己苦难的女人——她至少是个退休教师，还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如此体面。所幸，在那不久之后，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一家颇有名气的影视公司底下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要买下他大学时期在网站上为了发泄情绪而胡乱编造的一部长篇小说。起初他以为对方是骗子，但真正谈到钱的时候，他相信了。可惜，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忧虑、胆怯、不自信，让他战战兢兢地，提出了一个在他现在看来非常低廉的价格，对方立刻接受了。协议不容反悔。于是，大约是他此生中最大价值的一件东西，被他懵懵懂懂地便宜卖掉了。几年以后，他出人意料地火了一把——亲戚、朋友，父爱与母爱——这迟来的一切。
她不断地赞美着他，惊叹着，说自己不敢相信，竟然幸运地和他同在一所学校，在这所她任教的学校里，竟然出了一位他这样的人物。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从小到大的经历，他是一个天才吗？还是比常人更加发奋努力？她相信这二者兼而有之。她想知道，他是如何对文学开始感兴趣的，一定受到了某位老师的启发吧？她问，她仍希望自己与他曾同处一个教室，那时她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而他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听着。“可是，”她羞愧地说，“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一名副课老师，我这一门课的成绩并不重要，你不记得我也很正常。但，我想你一定会记得你的语文老师吧？他一定对你影响很大，他叫什么名字？我想我一定认识他。”
他笑着摇摇头。他并非不记得小学时期的语文老师，他的第一位语文老师是一位短发的中年女性，当时她担任着班主任。当初家里为了让他可以多受一点照顾，隔三岔五地给那位老师送礼，其中有一次他们给她送的礼物是一根上好的教鞭。于是在那之后，他每天上课时都不由自主地盯着语文老师手里的教鞭，他走神了，思考着那根教鞭的意义，但在某一天，语文老师突然用那根教鞭狠狠地抽打了他。他早已忘却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挨了打，只记得在挨打的时刻，他生发出一种掺杂着沮丧的诧异。他想，语文老师一定忘记了，这根教鞭是我们家送她的礼物。
这就是他对当初的语文老师的全部记忆，要说这位女性对他的文学启蒙有什么影响，他实在想不起来。所以他摇摇头。
她对他的敷衍感到不满，但沉默片刻之后，她渐渐露出一种古怪的微笑。似乎她认为，既然他身为一个作家，连自己的语文老师都不记得，那么他不记得她，也情有可原。同时，她不由自主地轻轻点动下巴，她感到自己正站立在一块道德高地上，四周寒风呼啸。她不由得想要给他下一个圈套，于是她问他：“那么，在你人生中，总有什么人对你产生过影响吧？难道，学校里的教育对你竟然没有一点有益的影响吗？”
他哑然，他怀疑她想要谴责他。在她看来，他成功了，却没有感恩之心，那么他也不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因为他是一个道德上不够完满的人。但事实上，她不会知道，他根本不在意这些所谓“道德上的完满”。如果她真的去看过他的作品，她会发现，他写的全是人性之恶，他笔下的青少年总是暴力的、无知的，他们在丑恶的成人社会中的缝隙挣扎着，凭着本能的驱使作恶，他们总是脱离不了困境，因为他们不知道困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世界。他当年写的那些东西，在他现在看来其实有些过头了，甚至很多情节都透露出他年少时的浅薄和愚蠢。如果说那其中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那大概是真挚的感情，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人性中的弱点，也没有掩饰他对他人的厌恶和对世界的诅咒。出于一种反叛的情绪，他刻画了许多单一的罪恶。如果她去看一看他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小学教师是什么样的形象，也许就不会对他问出这样的问题。他想，她可能根本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但她显然不想放弃，她继续对他描绘那些年的美好——正是在那所校园里，她度过的青年时期，以及他的童年。当然，那是她想象中的他的童年。她用羡慕的语气对他说，他们这一代所享有的自由美好的环境，才能造就他这样的一个人才。她谈起那些挂在小学教室里的名人画像，黑板报的精心设计，校运会里的一场场竞赛，以及无数个拥有美好天气的下午——她的课总是被排在下午第三节，或是第四节，那是最容易通过的一门课，孩子们上完课就可以在夕阳的笼罩下回家，多么温馨的画面。在她的课上，孩子们的表情总是很轻松。
他不想和她说这些，她的记忆和他的记忆并不重叠。在那些属于她的快乐时光里，他在做些什么？她的提问不由得促使他回顾了自己的童年——那是十分不快乐的童年。他从来不是一个老师或是家长眼中的好孩子。内向的他因为饱受欺凌，渐渐发展到另一个极端：他和同学打架，偷家里的钱，把学习委员的寒假作业撕碎了丢进教师办公室外面的垃圾桶；他虐待刚刚睁开眼的小猫，用凉水冲它的脑袋再偷偷放回母猫的窝里；他剪开蝙蝠的翅膀，将它塞进教室后面的墙洞……这些事情并不真的使他感觉到快乐，有时候他会为自己心中残忍的念头感到恐惧，在深夜里大声号哭起来，但他仍然不受控制一般地坚持做着这些坏事情。与此同时，他也因为各种事情受着残酷的惩罚：他小学时期的一位男班主任曾揪住他的毛衣领子将他拎起来，摔进了教室“清洁区”里的垃圾筐；而他的另一位女政治老师，一名大约三十岁左右、烫着卷发、穿着高跟鞋的女性，因为他在课上打瞌睡，将鲜红的长指甲伸进他的耳朵里，掐出一个深深的血印。他童年时候的顽劣在他上了中学之后又变本加厉，因为学校对于男女生发型的禁令，有长达四五年的时间，他用推子把自己的头发剃光，每天顶着一个光亮无比的脑袋在校园里来来去去——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有名的坏孩子。
她充满期许地看着他。“你真的不记得我吗？我想，也许是因为我老了。”她说，同时她打开了手机，翻出相册里的一张张照片，送到他面前。
他出于礼貌接过她的手机，她靠近他，伸出一节形如枯木的手指，一边缓缓滑动着自己的一张张照片，一边耐心向他介绍着。那些照片大多都是她与各种人的合影，背景是不同的建筑或是风景，与她合影的人有男有女，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他们无论从相貌或是衣着上都和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毫无能被人记住的特点。“这些都是我的学生，”她说，“他们都很优秀，都很有成就。”她不厌其烦地讲述照片里每个人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嘴角带着微笑，眼睛里出现亮光，“他们都很喜欢我，都记得我。”“这一个，你看，他去年被评为了省级劳模！”“这一个，她现在正在央行总行工作。”“这一个，她的孩子考上了哈佛。她也要跟着出国去了。”她望着那一张张他感到陌生的脸，啧啧赞叹着。突然，她抬起头盯住他说：“我的学生里面，优秀的可不止你一个。”
他并没有注意到她话里的情绪，出乎意料地，他被她手里滑动着的一张张照片吸引，在那看似千篇一律的合影中，一些年代久远、经过翻拍的老照片间杂其中，时不时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他逐渐发现，这些照片里的确存在着一张他记忆中的面孔。事实上，那张面孔出现在每一张合影里。年轻的、衰老的面孔，正是她，他的记忆碎片在遥远的某一处蠢蠢欲动，他不由得抬起头看了看身边这个苍老的女人。从她走进他的家门之后，他并未用心看过她究竟长什么样子，这一刻她的脸清楚地呈现在他眼前——她饱满的额头，凸出的颧骨，深陷的眼窝，还有她线条利落的方形下巴。岁月剥夺了她年轻的血肉，此刻她被干瘪的皮囊包裹着，但对比之下，他能看出，她的确就是老照片里的那个年轻女人，而照片里的那个女人，确实在他的记忆中占据着一个小小的角落。究竟是什么？在那个小小的角落里，久远的模糊的一片。他想不起来，他不能确定，那个女人确实是他的某一位老师吗？他也可能在什么别的地方见过她，又或许，他把关于别的什么人的记忆和照片中的她混淆了。
他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他的态度终于把她激怒了。她突然收回自己的手机，挺直身子坐回自己的沙发上。她高昂着头颅，显出颇有尊严的样子。在那一瞬间，她似乎重新回到了小学教室的讲台上，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八岁的男孩，瑟缩在自己的座位上，仰视着她。
“我知道我教过你。”她说，“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一直在那所学校，而那所学校担任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一课的老师，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只有我一个。”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或许你真的不记得我，这也很正常，但没关系，我仍然认识你的母亲，我现在是你母亲的朋友，是你的长辈。
“你不同意给我你的联系方式，这没有关系，我曾把我写的诗歌和文章交给你母亲，托她转交给你……
“你看了吗？”她突然换了一种态度，用近乎祈求的语气问道。
“我……”他的语气变得犹疑不定，他看过她写的那些东西，母亲曾央求他看一看，以便给她这位热情的朋友一个交代。母亲十分重视她在晚年交到的这些新朋友，因为她年轻时的不顺利，她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他打开母亲转交给他的厚厚一叠稿纸，它们被仔细地装订成册，甚至还印上了一张风景照作为封面。但那些东西，他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里面是些什么。她写了洋洋洒洒的几页诗歌赞美祖国河山，庆祝国庆六十周年，她写的散文，则是讲述日常游玩和养花种草的流水账。她的语言里充满了陈旧的抒情式的表达，显得虚假造作。他不知道她是出于何种心情、何种目的写下那样一些文字，他怀疑她自己也不会记得自己写下的内容，那些东西因为毫无情感与逻辑，令人过目即忘。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她做出评价。他怀疑自己这几年写的作品在送到编辑手里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待遇——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文字想要的，那不是市场想要的。没有前途。他回忆自己写作时那痛苦不堪的过程，那并非一种难以表达的痛苦，而是出自于一种茫然——他极力地想要达到某些“标准”，他甚至不知道那些“标准”是什么人定的，又出自什么原因。他凭借着模仿，模仿曾经的自己，模仿时代中的评论家们所赞扬的文字，或是模仿那些在市场上得到欢迎的东西。他甚至也像她一样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颂歌”，当然，他认为他的写法比她高明得多。无论以何种方式，他只是想要成功，想要抓住成功，但他还是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你还没看吗？”她又换了一种语气，逼问道。
她的眼睛熠熠发光，一种渴望成功的光芒。
“我写得不好吗？”她沮丧地说道，“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了，高雅和优美的东西没有人看，庸俗的东西却受人追捧。”她的目光逼视着他，“你说，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他从她复杂而狂热的表情中判断，她正处在走向失控的过程。他了解那个过程，因为他也曾经有过，并且，他比她更加不幸，他的失控是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场合中发生的。那时他正站在唯一一个对他成立个人工作室表现出兴趣的投资人面前，他极力克服着自己的胆怯、羞耻，夸大地炫耀着自己的个人能力与天赋，诉说着自己的宏伟愿望，而那个投资人听着听着，竟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大笑。他讨好的笑容难看地僵在脸上，在那一刻他多么希望他自己的职业正是逗人发笑，假如他是一个相声演员，或是一个小丑，那么此时他便获得了成功。他尴尬地笑着，等待着一场审判或者是恩赐，但他听到自己一毛钱都拿不到的时候，羞辱和绝望包围了他，他失控了。随着他的失控，他也失去了最后一点儿力气与希望。
他静静地看着她。他希望这一切快点儿过去。她让他难受，他为她难受，更为自己。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即将失控的样子。羞耻感包围了他，他开始惶恐不安，他陷入极度后悔的情绪当中。他不该答应母亲的要求，让这个女人进入自己的家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他裹紧自己的毛毯，那是此刻唯一能帮助他抵御她的武器，他冷汗直冒。
就在一个月以前，他再也无法忍受他的长期失眠、注意力涣散和肢体疼痛。他去往市第一医院检查，医生询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后，建议他前往市精神卫生中心。他最终在那里拿到了一份抑郁症的报告——回到母亲这里，原本是为了休养。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病了，他在那个地方无法坚持下去，他每日缩在自己四四方方的小格子间里，只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向他压迫过来，从他乱丢一气的衬衫、T恤、袜子，两三天前的外卖盒子，散发出霉味的水槽和永远刷不干净的房东的抽水马桶，一直到布满灰尘的细网格铁窗外面，那些从一个个危机重重的俄罗斯方块中透出的黄色灯火，那些看不见却能听见的机器轰鸣、庞然大物奔跑的撞击声、陌生人撕心裂肺的哭号……它们无不从四面八方压迫着他。于是他逃开了那些挫败，用最原始的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乘上一列火车，行驶过高楼和田野，远远地离开那儿，回到自己温暖的“家”。在这里，那一切伤害还未来得及追赶上他。他享受了许多个安稳平静的日子，但他始料未及的是，那恶魔竟幻化成一个妇人的样子，猝不及防地来到了他的家里，坐在他的面前，他避无可避。她的表情变幻莫测，她的态度变得越发严厉，她在质问着他，问着一些他根本无法回答甚至无法听懂的问题。她诉说着（她想象中）她本该得到的一切，仿佛那些原本就是属于她的东西，她（从未存在过的）光辉灿烂的一生，是谁拿走了它？是谁？
他简直要喘不上气了，他的大脑混乱一片，他绝望地在那之中翻找着停止这一切的办法。正是这一刻，他的记忆之门向他毫无保留地敞开，在他童年中的一幕幕场景突然无比清晰地涌现出来。他完全记起了她，他甚至记起了她那一天穿着的一条淡黄色的长裙，腰上围着一条仿鳄鱼皮花纹的深绿色皮带，那皮带上的铜扣在夕阳之下随着她身体激烈地摆动，一闪一闪地发着好看的光芒。
他正是做了错事的那个孩子。放学了，学生们都已经离开教室，只剩下他被罚站在教室的一角。她已经情绪崩溃，另外一个女老师拉扯着她，从后背拖住她的腰，而她睁大双眼直瞪着他，她哭着质问他，“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嘲笑我的努力？你怎么可以这样羞辱我？即使你是一个孩子……你就可以这样践踏他人吗？你是一个浑蛋、王八蛋……你这没有教养的东西……”那时还尚且年轻的她，红着眼睛，大声嚷着。只因为在她讲课时，他在座位上哗众取宠，学习她的表情和动作。他觉得她实在太好笑了——学校里没有哪个老师讲课会像她那样认真，那样全情投入——她仿佛在进行一场话剧表演，每当她讲到一名叫作布鲁诺的意大利人因为日心说而被审判，或是讲到苏格拉底赴死，她便捂住胸口，眼泛泪光，装出一副颤颤巍巍的样子，说出她自己编造出的一些伤感台词——这的确为她赢得了许多学生的喜欢，有些孩子甚至跟着她一起落下泪来。但自从他开始模仿她的行为，她这一切努力都失效了，她（而不是他）变成了一个小丑。孩子们为他的模仿而不是她的真情演绎所打动。终于有一天，她违背了自己坚守的优雅、大方、温柔、博爱等种种优良的品质，她冲到他的面前辱骂他、批判他。而他，从未想过自己的游戏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成年人的失控，在那之前，他们对他而言有如天神。
他记得在最后一刻，这个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教导主任闻讯赶到了放学后的教室，他劝导着她，让她平复心情，彼时她仍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而教导主任用极大的耐心安抚着她，她哽咽着，肩膀剧烈地抖动着，身子左摇右摆。教导主任对她说了许许多多的好话，最后简直像哄小孩儿那样哄着她，最终奏效的那句话如下：
“你非常优秀。方老师，你相信我，你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女性。”
他如获至宝地在记忆中寻找到了他需要的武器。
“你非常优秀。方老师，你相信我，你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女性。”他重复道。
她像听了魔咒一般怔住了。她重新看向他，他见证了她的眼睛里发生着的奇妙幻象，那狂乱的、失焦的一切都渐渐地重新回到有序的轨道，宇宙在经历大爆炸之后重新建立。
“你记起我了，对吗？”她微微笑着。她原本僵直的脊背松弛下来——比刚才大约矮了十公分，她方才挥舞着的双手也自然地垂落放在膝上。她看起来舒适多了，她恢复到了一个端庄的慈爱的退休老教师的日常姿态。他也轻松下来，危机解除了，他想，这大概才是她平日里真实的样子——从她到他家门口敲门开始，她已经十分紧张。
“我真的很高兴。”她说，又一次把手按在了胸口，诚挚地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