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家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宝藏
能够连续三次出席作代会，是我作为作家的荣幸。我来自祖国南疆广西的壮族山乡，每次来到首都北京，都能感受到各民族亲如一家的热忱和认同。每出席一次作代会，必受一次鼓舞，创作也更上一层楼。尤其能出席十代会，我更是抱有期待，期待新时代文艺思想融入我的血液，如影随形与我投入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回到人民中去，回到我创作的根据地——
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二级公路的对岸，有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就是上岭。
村庄依山傍水、钟灵毓秀，居住樊、黄、韦、谭、潘等姓人家，以壮族居多。世代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一家有难，八方来助，每有喜事，全民同乐。生产得天独厚，牛壮羊肥，鱼虾鲜美。村风清雅和畅，人格慈善智聪。鸡鸣狗盗罕见，百岁寿者常有。
小学位于村中，已七十年。花红叶绿，桃李满天。山河代有秀士出，鲜有官员商贾，多是博士教授。诵读传家，蔚然成风。
码头下游三公里，新有八甫大桥，可达上岭。天堑变通途，梦想照进现实。忆昔抚今，感慨万千。
村子故事多，有苦也有乐，看似一幅画，听来像首歌。远在他乡为异客，魂牵梦萦是上岭。
上文是我写的《上岭村记》，它已刻在上岭村河对岸入口的一块巨石上，像粘在玉米馍上的一窝蚂蚁，或像跃出水面亮相的一群鱼，展示着我对家乡人民的关注和热忱。
上岭，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更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宝藏。
2016年以来，我接连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如《上岭村编年史》《蝉声唱》《四季书》《顶牛爷百岁史》《我们的师傅》等。这些作品全部是关于我家乡上岭的书写，作品中的故事基本发生在我家乡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父老乡亲的真实写照，他们中有我的父亲、叔伯、同学和师傅，有的已经去世。无论去世还是活着，他们都像一口口井，不断涌出清泉，让我汲取，还像丰富珍稀的宝藏，供我挖掘。比如仍然活着的顶牛爷，我去年将他写进长篇小说《顶牛爷百岁史》时是100岁，今年已经101岁了。他是我的堂伯，是上岭村形单影只的男人，却是有情义的男人、最长寿的男人。他活着是一个奇迹、一个谜，他身材矮小却顶天立地，他默默无闻却高洁善良、侠骨柔情……他这样的男人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多，小小的上岭村却有一个。我决定探求顶牛爷百年人生的经历，解开他的长寿之谜。于是，我用酒、用烟、用肉，更用我的真诚，从顶牛爷和其他人嘴里，套出了顶牛爷一个又一个生动精彩的故事。在我写作的时候，我仿佛游进了他的生命长河，并解开了他所有的悬念。如今，《顶牛爷百岁史》刚刚出版，我还没来得及带回上岭，读给顶牛爷听。但他一定能等到我回去，因为他仍然耳聪目明，硬朗如牛。
数年来，我每年都回上岭，那不仅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宝藏，还是我的生命的根，是我底气和元气的所在。无论创作还是生活，我都需要回到那里打气和补气，否则我就会感到枯竭和萎靡。的确，我如今的创作，不写上岭，我不知道写什么。体验生活，不去上岭，我不知道去哪里。
其实，我曾经疏离过上岭。在我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进入都市之后，我忘乎所以，把上岭置之脑后。无论创作还是生活，我都沉浸在对都市灯红酒绿的描述和享受中，不能自拔，尽管我对之多有批判，但仍然舍不得放弃和转向。我总感觉我的作品不接地气、没有根骨，常常只有悲愤、沉沦和冷酷，而没有悲悯、救赎和温暖，直到数年前我开始重回上岭，我的创作才获得了我过去所缺乏的东西，我的人生也变得充实和从容。我回上岭，是回去，也是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