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艺工作者要“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与“人民是文艺之母”的提出，令人闻之心头大震！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较国外那些历史悠久的民族，学界一直因为没有一部汉民族的史诗而心存遗憾。20世纪中后期，在湖北神农架地区发现的汉民族史诗《黑暗传》 ，让文化界为之雀跃。多年之后，笔者在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时，因为要表现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纵深与宽阔，便引用汉民族史诗《黑暗传》作为副线。流传在神农架地区的《黑暗传》有各种版本，但无论哪个版本从开天辟地的神话写到明代中后期就再没有下文。在小说《圣天门口》中，自此以后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文字都是比照先前文体原创的。如此续写，就会发现作为史诗的桂冠，全部戴在帝王将相等所谓的人间英雄的头上，当时习惯地觉得史诗就当如此。

浩瀚文艺作品中的史诗，向来被奉为一种极为庄严的文体，从不涉及平民百姓，而专门用于传说英雄、歌颂英雄。古今中外的先贤们从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从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最宏大的角度来认识史诗，将史诗看成是相关民族精神的结晶，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不可多得的文艺经典。然而，这种“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的定义，忽略了最广大人民的存在。这也是所谓史诗大都难以流传的原因之一，丢失“人民”的文学艺术，就算冠以史诗，也无法从人民那里获得长久的认同。近些年来，在文学艺术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中，渐渐有“史诗级”“史诗性”一类的审美评价之说，但这只是作者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时，饱含深情的天赋直觉的体现。唯有“人民史诗”的理论标定，才给人以打开一扇文学艺术壮美之门的感觉。

前不久，老家两个村子合并，几百户乡亲投票一致决定，将我在199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作为村名，叫做凤凰琴村。得知消息后，我特别感动，小说发表都快三十年了，仍旧被普通的乡亲所惦念，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小说发表这些年，在全国各地都曾遇上作为平凡者的知音，一些人不知道作家是谁，但知道《凤凰琴》这部小说，一些人不记得小说《凤凰琴》的名字，但记得《凤凰琴》中那个一群乡村孩子在破旧的小学校舍前，听老师用竹笛吹奏国歌，升起五星红旗的特别场景。

没有哪部史诗不属于大时代，大历史。也没有哪个历史与时代，不曾追求与史诗般配的气质。在和平年代，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出勤出力，为实现民族复兴付出努力，唯一准确的抒情与记叙，除了“人民史诗”没有其他。那些只顾自己私人的一亩三分地，不说三十年，就连三十天都维持不下去。

一直以来，都在信奉文学是小地方的事。“人民史诗”同样可以是小地方的事。

人民与人不同。人可以是一个象征性的学术符号，也可以是疼痛可感的一具肉体凡胎。人民只能是胸怀天职、肩负使命的一大群鲜活的生命。让我深深感动的家乡人民，将螺丝港村和张家寨村合二为一，改名为凤凰琴村，这件小事折射出来的是大变局，这些小地方透视出来的是大历史，这些小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是大命运。民族复兴不单单是天天有肉吃、有酒喝，而是普通民众的灵性优雅和心性大器。刚刚挣脱贫困日子的乡村，将精神境界设定为文化与文学上的经典，其本身就是一部时代与历史交响的史诗。

2021年6月，笔者随一支水下考古队去南海采访。那一天，初登全富岛时岛上没有一棵植物。等到第二天再上岛时，雪白的海滩上神奇地出现了一棵草。属于人民的史诗和抒写人民的史诗，正如这第一棵草的意义。人民史诗是那未来将要绿化全岛的第一棵草，也是未来全岛绿化之时的茂密雨林。人民作为文学艺术之母，既是僻远乡野中的一座凤凰琴村，也是现代化背景下展翅高飞的平凡人的平凡理想。

诚如先贤对史诗的注解，当代中国正在每一个细小的节点上结晶着史诗般的民族精神。一部作品不知何为人民，有什么理由必须让人民强行记住呢？所以，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会理直气壮地致敬每一个生生不息的村庄，致敬每一条烟火人间的街巷。文学艺术对每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铭记越深，每一个勤爬苦做晴耕雨读的邻居街坊就会以口口相传作为回报。唯有坚持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才能做到为历史存血脉，为时代铸精神——这是自信，也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