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马特创作谈：我表现绝望，这就是我的安慰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一位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学大师，一题只说了他一个小短篇《抛锚》，就快停不下来了。而他的戏剧创作才是重头戏，让他享誉世界，他被称为继布莱希特之后“最杰出的德语戏剧家”，他的戏剧在全球50多个国家上演，经过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大众媒体的传播，其声望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鼎盛，在他逝世后的30多年里，他的戏剧仍然长演不衰。
迪伦马特的卓越成就不仅体现在戏剧作品上，他的探讨复杂道德问题的侦探惊险小说也最为人称道，虽然迪伦马特写侦探小说只是为了谋生，可是一动笔就显示了卓尔不群的功力。他以第一流哲学家的眼界和第一流戏剧家的笔力打造的侦探小说，别具一格。
他年少时曾经在成为画家和作家的梦想中左右为难，为难的结果是给世人留下近300幅画作，其中很多是宏幅巨制，他说：“我写作与画画是出于同一原因，因为我思考。”对此，只能服气地赞叹迪伦马特是“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天才！”
关于他宝藏般的创作谈，以下供应只是一小部分。
在喜剧创作中，迪伦马特十分崇拜古希腊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认为其喜剧表现充满思辨的构想和机智的幽默。但他把自己所崇拜的大师仅视为交谈的伙伴，强调写作时要让独立自由的“我”驰骋；让艺术的想象成就新的风格。
他把自己的喜剧艺术视作过滤现实存在“怪相”的漏斗；喜剧表现始终着眼于把变态的人物、扭曲的事件、可悲的环境置于怪诞的聚光镜下，使读者或者观众把喜剧的“笑”看作最严肃的接受行为。
在他1955年发表的《戏剧问题》一文中，迪伦马特强调，他写戏剧，不是要充当当今戏剧舞台上的“推销商人”，四处去兜售“某些时髦的世界观，无论是以存在主义者，还是以虚无主义者，是以表现主义者，还是以讽刺家的面目出现也好。他认为当今世界奇形怪异，朦胧混沌，捉摸不透。“今天只有世界屠夫们一手导演的悲剧”，人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体，无法保持个性的独立和自由，而是无可奈何地听凭一个超人力量的摆布。
当今的国家成了一个匿名的官僚机构，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个无形体。它没有了真正的代表，悲剧英雄已不复存在，因为在这种混乱不堪的“终曲声中，已经不再存在罪过和责任。人人都无能为力，个个都不愿意如此……一切都被撕卷而去”。一句话，怪诞是这个世界的标志：“我们这个世界就像导致了原子弹一样，同样也导致了怪诞”。而这样一个被异化得怪诞不堪的，也就是说只有悲剧而没有悲剧英雄的世界只有在喜剧中才能找到针锋相对的有效手段，因为喜剧表现的对象就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奇形怪异”的世界，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说到底，喜剧就是“一个怪物的形象，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的面目”。显而易见，迪伦马特的喜剧不同于表现不致引起痛苦或者伤害的“丑”的传统喜剧，没有了概念化的善与恶的直接渲染或者皆大欢喜的圆满，而是以怪诞的艺术思维模式，立足于反映一个充满怪诞的、让人无所适从的世界，因此也就不可能像传统喜剧那样，让人赏心悦目幽默从容地去感受和认识，而使“笑”的艺术趋于多层次，变得凝重和深沉。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喜剧中体会出悲剧性的东西，感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看到张开的万丈深渊，悲剧性的东西就是从喜剧中产生出来的。”
迪伦马特的这种喜剧美学被一些评论家批评为采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怪诞离奇的手法，宣扬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对此，作者不无讽刺地给予了驳斥：“那么要说喜剧是绝望的表现，这个结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是无可反驳的。不言而喻，谁看到这个世界的荒谬与无望，谁就会感到绝望。然而，这种绝望的态度并不是这个世界招致的必然结果，而是他给予这个世界的回答；他的另一种回答可以是不绝望，是决心经受住这个世界。”
因此，迪伦马特根本不屑于别人的种种非议，始终坚信自己的审美原则。他在喜剧中所表现的离奇，是“现实的”离奇；所表现的怪诞，是“真实的”怪诞。也正像作者明确指出的，“怪诞是一种极端的风格化表现，一种出乎预料的形象化描写。正因为如此，怪诞才能对时代问题，更确切地说，对当今的现实作出反应”。他同样直言不讳地表白：怪诞化的喜剧“是令人难堪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用这种独到的喜剧方式来表现悲剧性的东西，正是作者的艺术风格所在：悲喜交集，相互渗透，融诙谐与严肃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的艺术表现既增大了喜剧的内涵，又使读者或观众能透过那“绝望”的表层，给所表现的这个世界“另外一种回答”。
可以说，怪诞构成了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核心。但是他所称道的“怪诞”却有其特定的含义。在《戏剧问题》一文里，迪伦马特对“怪诞”这个概念有一段格言式的阐释和界定：“怪诞不过是一种感知的表现，一种感知的背谬，也就是说一个怪物的形象，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的面目。就像我们的思维没有背谬这个概念则寸步难行一样，艺术亦是如此，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迪伦马特把怪诞看作是“表现丧失和谐的不协调”,是“熟悉的陌生物”；怪诞并非是“不合逻辑的非理性的东西，而是合乎逻辑的、在现实中必然遇到的矛盾体”。他所说的怪诞明显地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内容，也是形式，二者可以在喜剧艺术中达到完美的统一。迪伦马特正是从奇特的视角，以独到的结构和怪诞的描写集中体现了这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
迪伦马特就是以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给观众或者读者展示出一个怪诞的现实，“故事就是故事，超出此外的一切，作者无须去出面介绍，也不必在舞台上导演。结局亦是如此”。这种表现永远是“无与伦比的悲叹”，它“不能给予安慰，而只会令人不安”。但透过怪诞与无望的表现的深层，却让人感到作者对生存执着的追求；“我主动创作，我袒露心声，我表现绝望，这就是我的安慰。”他的喜剧描写得越怪诞，内涵的双重性就越尖锐，就越耐人寻味：怪诞中隐喻着道德秩序，无望中潜在着希望，于面目全非中塑造新的面目，于混乱不堪中幻想新的世界。这种充满矛盾张力的喜剧表现就是要唤起读者或观众随着那交替发展的矛盾和冲突去接受，去联想，去追踪，去体味作品的内在。
（综合外研社德语、人民出版社等内容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