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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孤独遐思者的漫步
来源:文艺报 | 李广益  2021年12月29日09:06

阅读《中国科幻文学沉思录》(下称《沉思录》)这部文集,特别是吴岩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我经常想起将近20年前初次聆听吴老师教诲的时光。那时候,他刚迎来第一届科幻研究硕士生高福军、肖洁、胡俊,课堂上除了他们还有冯臻、杨蓓等对科幻感兴趣的研究生,以及我、王瑶等更年轻的爱好者——所有人都年轻,吴老师也一样。有时候他会在上课时放科幻电影,印象最深的是阿西莫夫小说改编的《两百岁的人》,杨蓓看着看着就掉了眼泪,最后说虽然是在煽情,但真的很喜欢。至今,《两百岁的人》还是我最喜欢的科幻电影之一。对于今天已经以科幻研究为志业的我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记忆。

翻开《沉思录》,马上就会对一个先驱者走过的道路产生直观体验。文学研究一般可以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而《沉思录》一本书中就包含了历史、理论和批评,而且兼顾了中外科幻作品。这在专业高度分工的领域,或许是研究者多才多艺的表现,但对于吴岩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孤军奋战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他得独自回应这个领域在成形过程中的所有需求。

事实上,即便是文学专业科班出身的学者,也很少有人在这三个分支上都能有出色表现。从具体的文章来看,相对薄弱的文史功底对吴岩的科幻史研究构成了制约,虽然大的历史脉络都做到了表述准确,但到了需要进入历史语境做比较细致的考察时,也就是缺少可资参考的现成论述,必须发掘和利用第一手史料时,或者说对研究者的文学史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感觉要求较高的时候,就显得比较吃力。这个问题在《科幻文学论纲》中也有显露。

但我想强调的是,比起这些早期研究中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足,更应该关注的是吴岩的科幻文学研究的独到之处。他以一己之力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叙述、理论构建和对于若干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以及很长时间内全国唯一的科幻课程和硕士学位点,由此为后来者建起了远行之前准备行装的新手村,开拓之功众所周知。但认真读《沉思录》就会发现,这个新手村还提供了若干功效特别的“批判的武器”,以及多份已经标识了基本路线的藏宝图。正因为如此,《沉思录》才成为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科幻研究不能绕开的一本书,其意义在我看来绝不亚于体系性更强的《科幻文学论纲》。

首先,吴岩以其浸淫科幻40年的阅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在视角。上面提到他的专业出身对他的科幻史论述有所限制,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史来说。而一旦进入“文革”后的科幻史,也就是吴岩亲身经历的这40多年,他的笔下就会有极其切实具体的脉络感,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作家作品论,就成为一流的科幻批评。

以两篇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作家论为例。第一篇是收入《沉思录》的郑文光论。吴岩和郑文光有20多年的交往,这使他能够洞察贯穿后者创作生涯的矛盾和困惑,并结合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对郑文光一生的尝试和探索及其成败得失,予以清晰的梳理和中肯的评价,并多发人之所未见,如“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的冲突和平衡,郑文光的个性导致驾驭政治议题的困难,等等。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吴岩老师写道:

郑文光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应该属于那种稳定、平和,科学技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能产生伟大作用的时代。但唯其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他的伟大之处: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以不倦的探索精神,以无畏的自信和力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星球和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并可以承载他人的广阔坚实的科幻大厦。

这篇为郑文光先生七十寿辰而作的文章,既高度评价了郑文光的成就和贡献,也不讳言他所曾经步入的歧途和未能突破的局限,至今仍是郑文光身后最好的纪念。

而在未收入《沉思录》的名篇《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2006)中,吴岩充分展现了他对于科幻创作内在理路的提炼和解析能力。其实不清楚为何吴岩在自选集中未选入这一篇经典论文,或许是因为文集中的《〈流浪地球〉等刘慈欣作品精选序言》已经包含了该文主体部分,但其实《新古典主义》一文的开头和结尾很有价值。吴岩和刘慈欣年岁相仿,但由于生活工作在不同地域,以及后者比较晚才进入科幻界,所以吴岩对大刘,尤其是在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是不像对于郑文光那么熟悉的。因此,在这篇文章中,吴岩能够切中肯綮地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界定为“新古典主义”,一方面体认了刘慈欣与西方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关联,另一方面又指出他在叙事手法、人物形象、情感线索等多个层面的创新,在我看来得益于吴岩的双重身份。身为学者,他谙熟世界科幻史的发展历程;身为科幻作家,他能敏锐地觉察刘慈欣别开生面之处。所谓内在视角,并不仅仅指对于作家个性、生活经历、人际往来乃至掌故逸闻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基于科幻文类创作经验的文本感受力和判断力,而这两方面都是大部分科幻文学研究者不具备的。

而在个体阅历和创作经验之下,还有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在吴岩最近出版的小说新作《中国轨道号》中,他以虚拟回忆录的形式,重温了他走上科幻之路的初心,那就是对未知的好奇、向往和探索。正因为这样的初心,吴岩对科幻文学和科幻作家才会有一种极具穿透力的直觉,而这对于主要是通过理论或历史的方法按部就班推进的科幻研究来说,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吴岩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他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他的求学经历,以及他对文学、哲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STS、科技史等领域的广泛涉猎,使他在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上再次区别于大多数科幻文学研究者。近年来,科幻研究主要是在文学领域获得认可,较有影响的研究者和陆续涌现的新人也多为文学专业出身。不难想见,随着这类科幻学者的增加,中国科幻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必将逐渐改观。但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担忧,如果科幻研究逐渐变成一个文学学科的固有领域,而不能在学术心态和知识视野上保持必要的开放性,在实践中广泛吸引人文社科乃至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实质性参与,则科幻研究无论表象如何繁荣,其对于科幻文艺的思辨深度和力度,以及贡献于当代知识生产和思想建设的能力,都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因此,《沉思录》所包含的大量未及展开的思路和线索,值得后来者高度重视,不断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