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地球面临毁灭性的末日危机，人类将如何反应？是自救，还是接受“宇宙意志”的审判？在看不到未来的未来中，如何思考生存与毁灭的命题？又将如何用文学和艺术，呈现死亡与灭绝的非经验性体验？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2019）与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2011），是两部创作文化背景不同、文学艺术风格迥异的科幻电影，乍看来最明显的共同点似乎只是科幻体裁和末日主题，但两者十分默契地却针对前述问题，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不尽相同却形成对照的解答，在跨越时间、地域和体裁的文化创作空间中遥遥呼应和对话。

两部作品在设定地球面临末日的推想可能性时，或多或少涉及引力弹弓效应，将其作为左右地球在宇宙中幸存抑或毁灭的关键作用力。在《流浪地球》中，面临太阳氦闪爆发的摧毁性力量，人类联合政府决定建造地球发动机，推进地球经过木星时，借助引力弹弓效应达到逃逸速度，最终使地球离开太阳系，前往比邻星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电影改编更加强调了地球经过木星完成引力助推过程的坎坷，在全球发动机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协作，以及刘培强驾驶空间站引燃木星大气的牺牲之下，地球最终得以免于被木星大气碾碎的命运。

有趣的是，《忧郁症》中也上演了地球与另一行星的“死亡之舞”。名为“忧郁”（Melancholia）的行星即将靠近地球轨道，根据科学家的计算，由于引力弹弓效应，“忧郁”的轨道受到地球重力的扭转，围绕地球作出类似椭圆形的运动之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然后渐行渐远。从地球观测角度来说，“忧郁”这颗蔚蓝的星球在空中渐渐增大，抵达近地点后远离地球。主角贾斯汀的姐姐克莱尔一家，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相信科学家的计算，将这一“死亡之舞”当成某种狂欢的天文奇观。然而讽刺的是，“忧郁”并没有远离，电影开场就预示了最后的结局——“忧郁”一点一点撞向静止的地球，我们蓝色的行星登时灰飞烟灭，化为宇宙尘埃。有意思的是，由于“忧郁”的体积质量远远大于地球，其实并非完全是视觉呈现中“忧郁”撞向地球，而恰恰相反，是地球受到“忧郁”的吸引，被重力作用拉向“忧郁”。

《流浪地球》和《忧郁症》不谋而合，使用引力弹弓作用为核心概念。同样是建立在针对末日的模拟（simulation）场景或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之上，却反映出两部作品在想象末日的创作逻辑中惊人的对照和呼应。首先，面对行星危机的降临，电影《流浪地球》从刘启的家庭出发，作出政治性的向外转向，它的内核是人类共同体和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导向，强调只有在人类共同命运受到威胁时，才能群力群策，实现大规模的资源和人力动员部署，倾全球之力解决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问题，同时保全地球本身。《忧郁症》则相反，它从贾斯汀的婚礼和家庭出发，做出欧陆哲学典型的向内转向，更多关注面临危机的外部世界之下，个体层面的焦虑和痛苦。电影以“忧郁症”为名就是这种双关最好的体现，既是个体层面病理性的忧郁，也是更广阔宇宙层面“忧郁”与地球的碰撞。

从个体层面来看，贾斯汀本身患有忧郁症，克莱尔和姐夫约翰为了让她开心起来，掷重金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宴。其间各种家庭冲突显现，最后以新娘情绪崩溃和逃走而告终，新自由主义描摹的美满家庭的泡沫随之破裂。控制欲极强的克莱尔发现相撞不可避免之后，陷入了失控的焦虑和狂躁，一直以来坚信科学计算的约翰更是直接服药自杀，此时反而只有贾斯汀表现得无比镇静，仿佛早已通晓宇宙的规律。褪去社会礼节和规训，被世俗定义为“忧郁症患者”的贾斯汀仿佛是新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症候，在隐喻层面上也象征了地球自身的症候。末日降临之时，也是社会秩序覆灭之日，这也许是冯·提尔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回答——想象无法想象，思考无法思考，体验无法体验。面对灭亡，反而是忧郁症患者更接近一种平和、原始、自然的状态，正如与动物共情的贾斯汀，甚至能够注意到地球末日将近马群的平静。在精神分析传统之下，危机、焦虑和忧郁转向个人意识层面，而非集体、国家、共同体，这似乎也意味着受到欧陆哲学传统影响的文艺作品，在想象地球末日时，倾向于通过个人精神来映射更为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

相比于《流浪地球》中人工智能MOSS精密计算后得到的最优方案“火种计划”，《忧郁症》对于地球生命和所谓的人类文明成果无比冷漠和残酷。伴随瓦格纳经典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和一系列对西方经典艺术的指涉和戏仿，冯·提尔使这一切以及贾斯汀、克莱尔和她的儿子利奥尽数毁灭于地球与“忧郁”相撞的一瞬，似乎对于人类文明的摧毁无动于衷，这几乎是对目的论和发展式史观的悖反，尤其是将智能生命出现作为宇宙目的这一观点。天文景观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与地球无关。冯·提尔的奇思不言自明：假如将地球毁灭也塑造成崇高、壮丽的美学事件，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灭亡本身？或者说，如何想象人类以后的宇宙和历史？

这便引出我要讨论的第二点，《流浪地球》和《忧郁症》分别如何呈现人类与地球和宇宙的关系。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微物、即物与极物：当代小说与后人类想象》的讲座中谈及《流浪地球》时，提出一个我思考已久的问题：“我们想的是人该怎么样存活下来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会去想想，地球愿不愿意跟人类一起去流浪？”的确，2019年以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两部大火的类型电影，都在或多或少强调“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命题，即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抗和扭转命运，或者所谓宇宙的“意志”。在《流浪地球》小说中，联合政府最终选择“流浪地球计划”而非“火种计划”，理由是飞船的规模不足以支撑庞大且稳定的生态系统和循环。这样的想象力在世界太空题材科幻作品中独树一帜，无疑反射出特殊于中华文化脉络的、对于土地深沉的情感和寄托。但是这个宏大的计划对于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来说，都必须要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才能够实现。为了建造行星发动机并为之持续供能，地表已经受到无法逆转的剧烈改造和破坏。潮汐淹没大陆，高温融化冰川，巨浪吞噬城市，“我们的星球还没启程就已面目全非”，这一切在电影中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视觉呈现。历经45亿年，生命和物质力量不断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形成的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全球生态环境。假如这样的地球，面目全非地在宇宙中流浪2500年，那之后又将面临如何漫长而艰难的重生？

《忧郁症》在处理地球命运与人类能动者方面完全与《流浪地球》背道而驰，在巨大的危机面前，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和地球本身一样不堪一击。对于贾斯汀忧郁症的设定，在另一层面上其实是将哲学发生以来所有关于人类主体性的探讨和建构交还给物质环境。贾斯汀的忧郁在个体和家庭层面也许是毁灭性的，但她不但更能与动植物沟通共情，更是早已通过星位排列注意到末日降临的征兆。在基督教传统之下，可以说她是审判的预言者，影片也借她之口传达末日的启示：“我们是孤独的。生命只存在于地球，而且不会太久了……地球上的生命是邪恶的，谁也无法躲过。”同时她也是地球的具身表达，赤裸地躺在草地上，沐浴在月亮和“忧郁”的光芒中，将人的主体还给人所属于的自然——面对来自宇宙的压倒性力量，化约为“物”的存在不再具备能动性，因而无法对抗统御一切的物理法则，更不要谈“人定胜天”和“逆天改命”，只能接受宇宙的“审判”。

这不禁令我想起吴明益在科幻小说《复眼人》中的一段宣告：“其实自然并不残酷。至少没有对人类特别残酷。自然也不反扑，因为没有意志的东西是不会‘反扑’的。自然只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而已。”关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与《忧郁症》之间微妙的互文性，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当代科幻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在更广大的文学电影场域中寻找能够碰撞出火花的跨时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