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蒙就像一位文坛魔术师，总是带给你出乎意料的惊喜。

读毕《猴儿与少年》，耳旁无端回响起了芭芭拉·史翠珊《The Way We Were》的旋律：“记忆点亮了心灵的一角，那水彩画般的朦胧的回忆，令我想起了往日的情怀”。无端还是有端？

小说在一定意义是形象的哲学，事实上，通过小说探索存在之谜、命运之谜、人生之谜，构成了王蒙近年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岁月、青春、时代，得与失、通与蹇、是与非，命运与因果、幸运与遗憾，谁又能说得清？说不清，故有趣、有味，故有了小说《猴儿与少年》。

其实，对王蒙而言，所有的“往日”并未走远，就如《猴儿与少年》中反复强调的那样，“1958”是王蒙的一个“情意结”，是其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这一年，王蒙下放京郊门头沟桑峪大队“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客观上极大地拓展了王蒙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想象。在经过了生命的山山水水之后，面对“1958”，耄耋之年的王蒙仍念兹在兹，思之梦之，仍有新的激情与想象，新的思考和发现。

熟悉王蒙创作的人都知道，主人公施炳炎在大核桃树峪村修路、背篓、挖渠、造林等劳动经历，在《失态的季节》《半生多事》中已皆有涉及，但经过时间的汰洗和沉淀，《猴儿与少年》发酵成了“陈年茅台的芳香”，那种“失态”的不平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和决绝都消失了，王蒙与命运和记忆达成了新的和解。和解是超越，更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生命观的达成，就如主人公施炳炎在其生命晚年，把当年“下放”农村看作是人生的“机遇”，把劳动“改造”说成是“狂欢嘉年华”一样。因此，《猴儿与少年》闪耀着一种走出了历史的沉重之后的浪漫与诗意。

浪漫与诗意，其实并非单纯时间的馈赠，更是生命阅历所沉淀的智慧、自信和从容。王蒙站在时间与经验铸就的人生高处，重新回望历史，回望“1958”，一方面依旧情思丰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川逝浪波犹碧，似梦含羞情满怀”；另一方面，《猴儿与少年》又极大地突破了感性和经验世界的拘囿，是对经验和记忆的一次重构和重新激活。显然，从王蒙创作的内在逻辑而言，《猴儿与少年》堪称其小说创作的一次全新超越，既超越了《青春万岁》的激昂，也超越了《活动变人形》的决绝，叙述中流露着王蒙特有的爱恋与亲近、幽默与从容。

我相信是“三少爷”点燃了王蒙的文学灵感，并引爆了情感深处的意念闪电。毫无疑问，猴儿“三少爷”是王蒙一个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是神思妙悟，更是天启。不必讳言，王蒙的个性中有某种“猴气”存在，他智慧、灵变，他兴趣广泛，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与经验，反感一切拙笨、呆木和“死相”，这也许是猴儿“三少爷”这一文学形象的心理学基础。“三少爷”的活泼与机敏，精明与快乐，实为作者心目中某种理想人格的象征。至于它的恶作剧，以及愤忧已极后的“自缢”而死，都无不寄寓了王蒙深深的爱恋与怜惜、辛酸与遗憾。可以说，王蒙、施炳炎、少年侯长友与猴儿“三少爷”互为“镜像”、互为“自我”。猴儿“三少爷”是特殊年代的温暖与慰安，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生命之光、灵性之光。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也许并不是施炳炎，而是少年侯长友、猴儿“三少爷”。

少年也罢，猴儿也罢，其实王蒙在这部小说中真正思考的仍是时代和社会的大命题，这是王蒙小说的“宿命”。王蒙自少年时代即志向革命，“革命”既是王蒙的“童子功”，更是其创作的底色。《猴儿与少年》在对历史的抚摸和吟唱中，重返小说的庄严感。无论是少年侯长友还是猴儿“三少爷”，他们命运的迁徙流转，其实不过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的缩影。

对百年来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书写反思，构成了王蒙近年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主题，《猴儿与少年》也同样如此。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或实或虚、或隐或显的表现，既流露着王蒙对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渴望与欢呼、留恋与珍惜，更表现了必有的付出、代价乃至牺牲，或许这才是这部小说的命意所在。那个花儿般聪慧、善良、真诚的核桃少年，最后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医院，那双曾经清明闪亮的眼睛，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猴儿哥的意外身亡，侯东平的含冤去世，猴儿“三少爷”的“自缢”而死，无不令人感到沉重与伤感、无奈与叹息。

然而，王蒙并未停留在历史的伤感与叹息中。《猴儿与少年》另一重要然而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侯守堂，令人想起40年前王蒙的另一部小说《相见时难》中的蓝佩玉。特殊年代，作为地主少爷的侯守堂，带着军统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连夜逃亡，最后不得不隐姓埋名，辗转去了N国。改革开放后，权大成（即侯守堂）成了中国与N国之间的友好使者，重返故乡，回报乡梓。在侯守堂身上，命运与历史、时代与沧桑，都达成了和解。在这部小说中，王蒙怀恋着也叹息着，超越了历史的单维度，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这种崭新的历史意识，同样表现在小说的“减法”式写法上。《猴儿与少年》人物、故事、结构都很简单，单就篇幅而言，与其表现出的历史视野、思想意涵并不匹配，小说呈现出一种繁华褪尽、水落石出的简约，这不仅仅是艺术技巧或艺术修养问题，本质是理解和处理历史经验的理念和范式问题。《猴儿与少年》完成了小说对哲学和抽象性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