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密藏——评王璐琪《锦裳少年》
一部小说究竟能够承载多大的文化体量，又如何完成儿童文学注重可读性与传统文化要求阅读门槛这对二律背反的深度调和，是摆在作家面前最难攻克的命题。《锦裳少年》（接力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的问世，无疑是让读者乃至评论界惊喜的，青年作家王璐琪用一部昆曲题材的儿童小说，深挖时间的密藏，从而抵达文学与传统文化更为幽深的内核。时间里，确有无尽藏。
《锦裳少年》着力描写五代昆曲人跨时代的离合悲欢，由此呈现昆曲经历光怪陆离的年代，从辉煌到式微，再由衰颓处勃然盛开的悲欣历程。从晚清到民国，由战乱到和平，昆曲的兴衰荣辱与家国的命运互为表里，又全然呈现于昆曲伶人的个人命途与艰难抉择间，以一种超越俗常定义下儿童文学的宏大笔法，借助靳永谦一人的当下与往昔，现实与虚幻，交织成一曲充满了坚守与打破，汇聚了坚韧与伤怀的细腻委婉的荡气之歌。
双线并行是小说常见的叙述方法，然而即使是大部头的严肃文学作品，也必须要面对双线互换时阅读记忆的偏差与情绪代入后的自然接续问题，更遑论儿童小说。儿童的阅读兴趣比成人更需要调动和推进，否则必然会遭受“弃置”，而《锦裳少年》在内容生又天然不带有“优势”，一是时间跨度几十年，二是读者对昆曲世界的全然陌生，在这样的前提下使用双线叙事确实需要勇气也着实考验创作水平。
“折叠时间”，是深谙叙述之道与儿童心理的作者给出的破解之法。“小靳”的出现大多在“靳老”面对情境的恍惚间，这既符合心底埋藏着故事的老人身份，又不减损读者悬置着的阅读热情。在少年昆曲班里，靳老听学生柳雯动情地演绎伍子被父亲伍子胥抛下时撕心裂肺的呼喊，恍然就想起自己的师父白师父闭门不见自己的往事，“柳雯裂帛般的声声痛喊，喊出了靳老的眼泪，白师父不认他了”，这一句便完成了两重时间的对接。而“小靳”回到“靳老”则是被情节化为无形的。“这个圆场，小靳跑着跑着，就跑成了靳老，一跑就是几十年。”文中多次提到白师父主掌传习所时就一直跑圆场，而今的靳老也跑，先不论其中所指代的更为丰富的象征意味，作者只用“跑着跑着”四个字就涉渡了时间的河流，羚羊挂角不着踪迹，又巧妙地摄取了时光流转所带来的怅然味道。
对时间的“折叠”在艺术上完成了故事层次的丰富，自如中自有从容。而对时间更深刻的认知则催动了作者对文章深刻意蕴的卓有识见的表达。文中多次出现“时代”，无论是假托主人公的悲叹，抑或是行文所流露出的主观表达，总之作者旨在探查能够抗衡时间的流变，不被时代所碾压、丢弃的可行之法。
当然是文化。时间的洪流与时代的巨变自然避无可避，但惟有对文化的守持，是那变中之恒。小说着笔于百戏之祖昆曲，洋洋洒洒归根结底写的是“情”与“义”，这是昆曲的“戏核”，是人物一切行为的根源，也是小说所提供的，对时间的抗辩之法。
为了呈现“变”，小说直书“断”。上海的大轰炸是聚焦在时代的外部之“断”：汇演惨烈失败，传习所停办，国将不国。而梅君的白喉则是着墨于个人的内部之“断”：谋生之路横断，成为沉重的累赘，演艺生涯尽毁。这一内一外的两重骤变，实际上寓指着人们乃至民族必须承受的一切无常，就像昆曲所面临的两次“命定的衰亡”。
而作者却转笔间便暗写了“断”后之“续”。由小靳到靳老，经历了多少波折与至暗时刻，终于重振了传习所；而章然的“闯园”，则又是梅君梦想的“卷土重来”，血脉与传承宿命般完成了一种无声却有力的承续。而让这种接续自然迸发的，是昆曲本身，更是昆曲所象征的传统文化，是流露在所有情节里的“情”与“义”。
“白师父说，不是随便就上手教的，得从内到外培养。”看似只是情节中的一句轻描淡写，却让整部小说站住了跟脚。学戏，先内修后外化，这是艺为表，儒为里。所以传习所几代演员都秉承着“文化生活”，白师父让月华先学书画后拍曲，季均随手放下的是“凤凰单枞”茶，教曲之前先诵宋词，游的是苏州园林，送的是苏绣手帕。他们把戏里的文雅渗透入生活的肌理，再于细微处萃取文化的精华——仁义礼智信，慈悲喜舍德。更可贵的是，故事中的人们永远是坚守“文化内核”之恒，却又固执地“以变应变”。大到靳老大刀阔斧地改戏，小到柳雯决绝地改行当，受了骂，却盘活了一池死水。他们之所以敢，是因为文化赋予的定力，如同小说中所写到的那看似死水却能活鱼养万物，是“因为池子底下有一口深井，水源一直通到太湖，又从太湖到海里，它们是一脉”。
他们是一脉！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能够如同华夏，是五千年未绝之一脉？经历了那么多的断裂，演化了那么多的兴亡，可文明存续。因为文化的牵系，所以断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演进与迭代。这就是作者所要传递的时间的密藏。
传统文化自是博大，却无比深情，或许作家王璐琪只知觉这部书是对昆曲，对传统的一份致敬，可那三年的时间，几百万字的研究资料，无数的采访录音，几代名家的讲述已经对她的文字乃至文学观念给予了回报，这部小说的气质不同于《给我一个太阳》的克制，《十四岁很美》的锋利，《刀马人》的“混不吝”，它在文字与气韵上犹如行板，典雅清丽。让我们重温这样一段描写：“火烧得有一人多高，火舌贪婪地舔舐着地面上的绫罗绸缎，舞台上的地毯，燎了杨贵妃的的凤冠，李香君的扇，春香的手帕，李太白的万卷诗篇，高力士手里的靴子，杜丽娘的画像以及许仙的伞。”这样的文字贯穿整部小说，谁说，是人在写昆曲，而不是昆曲来“写人”？此之谓相得益彰，此之谓功不唐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