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向午：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自觉
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有三个关键词经常会被提及，那就是“现代性”“文化自觉”和“70后作家”。
“现代性”的话题一直受到学界重视，至今热度不减。在定义现代性时，有学者认为，它通常被视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意味着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陈述与归纳，对现在与当下体验的表达与推崇。现代性话语传递的是进化和进步的观念，现代性同样包含了从审美层面和后现代的立场出发，对以启蒙为标志的现代性的反思与批评。在后现代思潮的启发下，当下中国，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共生，内在的矛盾性和统一性并存，呈现出与西方的现代性并不完全相同的面貌。
在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争论中，经常会涉及文化自觉这个范畴。对自身文化的长短优劣，能持客观分析的态度，就是文化自觉。自近现代以来，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在全球化浪潮以及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文化自觉更强调相互包容，取长补短，从而朝着合乎理性的方向发展。历史学者郑师渠的观点，文化自觉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生的一种艰难曲折、由浅入深的理性认知过程。由于时代变动不居，为适应新环境、新问题以取得文化选择自主地位，文化自觉必然也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文学从来都是现实生活的投影，通过当下的文学作品，在无处不在的现代性语境中，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步被呈现出来。谈到这个话题，我们不妨将视线转向“70后作家”。在当代作家群体中，70后作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早期先锋文学的兴起，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现象。进入90年代，先锋文学式微，但尚有余温，7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开始相继登场，且首次被冠以“70后作家”的名号。这一代作家的出现，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他们对先锋文学有清醒的认识，继承先锋文学的“遗产”的同时，又看到了先锋文学存在的问题。70后作家的写作，是建立在对现代性更深刻的理解之上，并开始重新关注现实社会和中国文化，以试图使他们的作品变得及物，变得有自己的文化背景。
艾伟曾说，文学作为观察时代意志中人的处境的一种文体，自然会关心所谓的现代性。现代性已渗透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及观察的方式之中，影响着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也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和创造。现代性是个不可逆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可以不断修正的过程。这期间，就有不少作家实践所谓的“反现代性”“回归”。在这个“回归”的队伍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70后作家的身影。这些作家的名字不胜列举，比如，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创作投入到当下散文创作的李修文，他的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就是明显的例证。再比如，接下来谈及的东君、哲贵、斯继东三位作家，他们的小说作品，也是例证。
现代性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新”的追求，但就是有些70后作家有意回避现代世界的众声喧哗，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聆听者和追随者。在肯定现代性普遍意义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道路发展的不同点和定位。
阅读东君近些年的作品，我们发现，他创作的心力，相当大一部分都在关注中国文化，从《出尘记》《听洪素手弹琴》，到《卡夫卡家的访客》等等篇目都是如此。如果说他之前的创作，大部分是在表现对传统文化处境的担忧，那么《卡夫卡家的访客》则显得相对放松，而且充满了想象力。从卡夫卡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有关中国的叙述，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神秘又浪漫的国度。也许这个线索为东君的想象打开了窗口。他虚构了沈渔、许问樵、李寒等等一批年代不详又籍籍无名的诗人，并为他们“立传”。借用熟悉的历史氛围，呈现的则是被遮蔽的历史长河中的文人形象和文化流传的独有样态。作品中，东君虚构的中国学者杨补之，通过汉学家威尔弗先生求见卡夫卡，借以向西方人传播那些中国诗人的作品。杨补之为此做出的努力，只有一个朴素的目的：使斯文不坠。
相对东君关于历史文化的丰富想象，哲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所引发的冲突与融合则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图谱》《仙境》，以及他的短篇新作《归途》莫不如此。如哲贵本人所言，他的作品主要在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富起来的这一批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裂变。这一批人富起来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西风东渐，他们见过西洋的世面，是最可能在生活方式和精神层面接近西方的人，但就是这一批人，在文化心理上却十分微妙，取得成功后，对现实中国，对传统文化又是恋恋不忘的。与《图谱》《仙境》不同，《归途》的视线转向了这一批人的第二代：叶一杰。家庭、社会，以及西方文化对叶一杰不停地再塑造，接受西方文化熏陶，到纽约留学，叶一杰已经在美国立稳了脚跟，但父亲在国内的事业遇到挫折，召唤他回国的时候，这声召唤得到了他全面的回应。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普拉达，这些城市和时尚文化符号很符合普通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想象，但在哲贵的叙事中，已经建立起理性思考的叶一杰并不这么认为，他的归途所向，只有中国，那里才是他无限留恋和应该回归的地方。作品中的人物是追随现代性的，另一方面他又以反现代性的面目出现，并回归“传统”。现代性强调人的主体性、理性态度以及自我反思精神，《归途》的叙事，让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和统一性得以再现。
现代性所强调的主体性，核心是人本主义，是对自我的认同。但中国匆忙的现代性进程让“人”的主体性在文学中被逐步消解。
阅读斯继东的短篇小说《禁指》和《传灯》，可以感觉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两篇小说，斯继东也都是直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写作资源。如果说《禁指》观照的是当下现实生活中普通的传统艺术家（琴师）关于琴道、人道的认知和坚守，《传灯》则将视线投向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以重构个体的精神空间和人格魅力。作品的主人公是绍兴当地颇有声名的书家徐生翁。小说情节，也大多是真实的故事。主人公一生波折不断，却守持内心，气定神闲，从不失风雅。《传灯》的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并非三位一体，而是三个不同的人物身份，但依然可以在作品中见到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影子。作家通过虚构与丰富的想象，小说的主人公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形成互文关系，建构了作品的艺术的真实性。斯继东的叙事不疾不徐，情节也并没有波澜起伏，在《传灯》中，他的遣词用字非常讲究，有时还执拗地夹杂一些生僻字和文言，以使小说文本与主人公保持相近的气质。斯继东是在写文化，更是在写人，不论是《禁指》中的曾先生，还是《传灯》中的徐生翁，他们处世的方式，达观，超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斯继东以反现代性的形式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致敬，同时在文本中也重建了人的主体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不同时代，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对现代化社会的想象各不相同，中国文化的境遇也各不相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人有自己文脉相传、推陈出新的文化伦理。从这个层面考量，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的文化伦理有相通的一面，同时也印证了郑师渠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成熟和自信。时代的发展促进了当代中国新的现代性的生成。这种社会心理的演变，在文学创作中必然得到体现。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借鉴西方文学有益的经验和成果，并与中国文化资源相结合，这些70后作家的创作实践，必将加速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