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老牌文学期刊的编辑，《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常常为新世纪文学场域话语权的争夺感到“忧虑”。在日前于江苏南京举行的，以“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回顾与前瞻”为聚焦话题的论坛上，她谈到有的出版机构依靠资本的力量，买断了余华等著名作家的版权，也有的拿下了新锐作家不经杂志发表的独家版权，经由大量市场营销，推出的文学作品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册的销量。与此同时，一些原创文学作品几乎是毁灭式的“不被看到”，或者仅仅在朋友圈里被看到。她不由感慨：“资本也在制造他们的文学标准，当资本在为大众定义‘什么是好文学’的时候，传统的文学杂志挺渺小的。”

让她更感忧虑的是，如今，各种文学奖项、推荐书单与作品排行榜蜂拥而至，阅读信息似乎极度泛滥，但真正有效的阅读引领却十分可疑。“我经常在想，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把我们文学的标准真正对接到阅读市场中去？”

现实主义依然是文学的主流，同质化写作源于缺乏与现实的“搏斗”

如果把视线转向新世纪初，各大期刊的编辑还无需为此焦虑，那时主要是杂志，尤其是颇具探索性的杂志，在“制造”文学的标准。华东师大教授黄平表示，新世纪文学二十年的历史逻辑或许可以从1998年谈起。那一年，上海《萌芽》杂志创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后来获得大赛一等奖的韩寒、郭敬明因此成为“80后”一代文学代表人物；另一边，在距离上海一千八百公里外的沈阳，双雪涛这一代东北青年正面临九千元择校费等一系列困顿，而这个“九千元”后来成为了双雪涛小说里不断浮现的意象，这也同样出现在班宇和郑执的小说里。

有意思的是，因为出道时间不同，在读者的直观感觉里，双雪涛与郭敬明是两代作家，其实他们都生于1983年。但就像黄平说的那样，新世纪的头十年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以郭敬明等一批青年作家为代表的青春文学浪潮；而最近几年，尤其是2016年以后，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越来越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

在黄平看来，这批东北作家的小说在今天尤其受青年读者喜欢，是因为他们书写中那种落寞、失败的感觉，比起彼时的“小时代”，能击中更多的青年人。由此他认为，从青年作家的层面看，二者在今天已经隐隐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张力关系，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错综纠葛。这种张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文学对于新世纪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变化的一种回应。

由此可见，当我们把“新世纪文学二十年”作为整体打量时，不能不意识到不仅是相比新世纪前二十年，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二十年内，生活也发生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巨大变化。2004年读研的时候，季亚娅是“北大评刊”的一员。在她的阅读印象里，那时还有很多作家在进行乡村写作，她也经常读到不少有着北方叙事调性的乡土文学作品。但等到2014年做文学编辑，她发现作家们写乡土文学作品少了，即便有乡村叙事，也往往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回望乡村。“我的感觉是，新世纪以来，文学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位移已经基本完成了。”

虽然如此，以季亚娅的观察，现实主义传统依然在新世纪二十年中得以接续。仅就“70后”作家而言，石一枫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与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经典有所对话，徐则臣笔下的“北漂叙事”也是如此。“同时，‘非虚构写作’更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以梁鸿的《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备受关注，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实际的情况是，现实主义传统，或者说文学要表现现实的诉求，在新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占了主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表示，2001年，批评家李陀引发了一场纯文学反思的讨论，李陀当时认为，纯文学已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与这种反思相呼应，后来的文学作品也开始积极寻找它们与现实生活的关联。“2005年前后出现的‘底层写作’，2009年前后兴起的‘非虚构写作’，其实都可以被视为‘纯文学反思’这一话题的回应和实践。”

这一徐刚眼里“来自文学界内部的自我反思”，到底产生了多大的成效，实际上还有待观察。这是因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发生了诸多变化，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兴起，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格局，还因为作家，尤其是不同代际作家“面对现实”的态度也颇为不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梅兰表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围绕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思路去写作，大多使用的还是权力话语，他们在写作中，让自己表现得像精神导师一样，要给世界找寻一条出路，告诉大家该怎么办。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尤其欣赏“70后”作家路内2020年出版的小说《雾行者》的话语方式：“这部小说写底层，写边缘人群，写文学青年和世界的关系，但核心并不是处理人和现实的关系，它讲的是一个文学的人怎么用文学去观察、理解、抵抗甚至修改现实的残酷和疯狂，里面一切的意义都指向文学世界，那是一个比现实更为真实可靠的存在。”在梅兰看来，不管选择什么主题人物故事，话语方式才是真正的文本现实。当代文学的问题也许不是如何去表现现实，而是在文学的帮助下对那个权力之人进行全面解构和松绑，对于文学文本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文学话语的去权力化。“这部小说让我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当代’了。”

但就像吉林大学教授李振说的那样，同样是在新世纪之交进入文坛的“70后”和“80后”作家，面对相似的生活或精神困境，也是表现出很不一样的态度。前者笔下的人物更多选择了出走或逃离，而后者却是更多选择了承受。而“90后”作家更是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所说，对现实没有认同，也没有超越。在他看来，也许是这一代青年生活的处境以及整个社会大环境造成了这样一种写作现象，但这不能成为他们不与现实搏斗的理由。“新世纪以来，我觉得最有价值的，还是那些与现实发生搏斗的作品。尤其是近十年，作家们的写作越来越转向城市题材，但这些写城市的小说也是越来越同质化，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和城市发生肉搏。而很多作家的现实书写不让人满意，归根到底不是现实本身的问题，而是他们没能处理好现实。”

当下的写作者，更需要思考“文学的精神”“文学的本质”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颜炼军直言，信息社会的全面来临，历史经验的变幻与庞杂，给诗人的写作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同代际、不同身份的写作者，在如何平衡语言技艺与经验幻象，如何介入现实等方面有很大分歧，他们或者过于贴服琐细的经验，甚至被其左右，缺乏超越性；或者沉迷于空疏的语言构架，也就很少能看到具备总体象征力量的优秀作品。

如今诗歌的边缘化处境，亦如南京大学教授李章斌所说，对诗歌写作带来了某种隐形的“伤害”，使得诗歌写作弥漫一种跟社会中心话语的对峙性心态，一种在反抗当中慢慢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保守性心态。这种保守性，反映在诗歌生态上，就像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茱萸说的那样，越来越少出现“野生”。“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被大家认可的诗人是突然冒出来的，或者说像1980年代那样通过各种各样的在野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认知。如今出现在各大刊物上的年轻一代诗人，好像一层一层地被什么嵌套住了。虽然他们由此获得了一些扶持与帮助，但也被戴上了很多枷锁。”

那么，这所谓“枷锁”从何而来？或者说究竟是哪些因素，塑造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的总体面貌？资本当然是一方面，却未必是全部。此次与论坛同时进行的，还有由《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两家文学杂志共同主办的“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评选活动，计划选出“青年作家”“青年诗人”“长篇小说”与“非虚构作品”四大榜单。其中，“青年作家”与“青年诗人”限定为1970年后生人，长篇小说及非虚构作品限定为2000—2020年内首次出版/发表的作品。山东大学教授马兵也正是以这个榜单为依据认为，尽管资本介入了严肃文学的场域，但这份介入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虽然差不多自‘80后’作家出场开始，年轻一代作家看似已经甩开了常规的作协系统、出版流程、批评场域，但对比此次‘青年作家’入围名单，与十年前由《人民文学》杂志和盛大文学共同评选的‘未来大家top20’，我们就会发现有的作家已然不见，有的作家依然在榜，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这十年的文学思潮与读者趣味发生了变化，另外一方面，传统文学机制依然是有力的，还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何况如吉林大学副教授张涛所说，对文学而言，资本未必是糟糕的东西，像“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这类能唤起读者共鸣与共情的作品，同样受到资本青睐：“其实我们应该比较一下各类评奖的结果，比如传统文学机制里长成的作品和由资本打造出来的作品，到底有何区别，哪一种更好，这个比较也会很有意思。”《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就特别强调当代文学在多重话语中的博弈与增益。“文学单打独斗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了。所谓文学的力量，是在文学认识到自己的瘦弱、虚胖甚至是无力之后，依然透露出来的顽强和坚韧。从这个意义上说，易烊千玺等明星荐书也好，像脱口秀这样的新娱乐形式也好，这些新的社会元素与文学的关系未必是排斥与对抗。或许我们需要包容，需要与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力量进行周旋。找到一种众声喧哗的文学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

问题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界找到众声喧哗的声音了吗？或许存在更多的是如复旦大学教授金理所说的“圈地自萌”现象。以他的观察，如今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纯文学等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不同的文学圈很少对话。“比如科幻文学，最早是被分在儿童文学类目下的。但如今两者已经没什么关联了。眼下我们已经很难忽略科幻文学，但这次评选‘长篇小说20部’入围名单里，《三体》是唯一的一部科幻文学作品。”金理更多把这部作品视为具有“对决性质”的文本。“在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对决’指不固守于自身身份的同一性，以开放和灵活的战略将‘敌人’的性质、位置和力量纳入自身的视野之中。我们研讨新世纪文学，其实也很有必要多找一些对决性质的文本。”

而从更长的时间段看，文本或者作品的质量，才是衡量这二十年取得何种成绩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否有疏漏，入围本次评选的长篇小说里只有两部是“70后”作家的作品，“80后”作家的作品，更是一部都没有，这也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世纪之交步入文坛的作家交出了怎样的答卷。而他们以及刚开始起步的文学新人的创作总体上不那么叫人满意，也可以说是很多专家、读者的共识，文学界普遍认为年轻一代写作总体上存在文字表达粗糙、想象力欠缺、探索性减弱等问题。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贾梦玮直言，这二十年文学总体感觉比较平淡。“不能否认，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更为多元，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个性，但只要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个性不太经得起考验，他们的写作也很可能会迅速地走向合流，甚至变得流俗。这是我看到的比较麻烦的问题。”贾梦玮表示，相比“纯文学”，他更赞同“文学的精神”与“文学的本质”的提法。“从文学的本质出发，想想这二十年孕育了什么，撒下了哪些文学革命的种子，这或许是更重要的。”

由《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社主办的本次论坛，共分“新世纪文学二十年的总结与回顾”“新世纪二十年重要作家作品讨论”“新世纪二十年的青年力量”三大议题，分别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晴飞、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主持。在本次论坛上，与会青年批评家就像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希望的那样，从不同的层面观照新世纪以来文学场域的重大发展，总结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的新变化、新现象、新收获，展开了一场别具意义的回顾与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