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诗探索》与“朦胧诗”
内容提要
《诗探索》从1980年创刊至今经历了数次文化环境和诗歌生态的变化，也通过大量的诗学论文和诗歌理论争鸣为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档案编年。而从创刊开始，《诗探索》就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关注，而“朦胧诗”前史的发现、诗人认定、史料甄别以及诗歌史位置的变化都使得相应的诗歌史叙事发生了非常大的调整。《诗探索》40年间对“朦胧诗”的持续关注和历史叙述变化也正对应了中国当代诗歌文化的整体场域和研究新变。
关键词
《诗探索》 朦胧诗 食指 白洋淀诗群 诗歌史叙事
探索的精神永存
——《诗探索》发刊词
《诗探索》创刊于1980年12月，至今已40年，其间因为经费原因经历过八年半之久（1985年7月—1994年1月）的停刊1以及七次更换出版社的艰难时刻2。这印证了一份诗学刊物极其艰难的生存境遇、经济压力以及复杂多变的文化生态。3
作为第一份全国性的以诗歌理论与批评为办刊方向的刊物，《诗探索》已然通过一系列谱系话语塑型出了诗学史的档案编年，“为当代诗歌史留下了一座活生生的诗歌博物馆”4。《诗探索》并非“学院化”或“知识分子化”的圈子刊物，而是如其发刊词所标明的一样，一直秉承了“自由争论、多样化、独创性”的主张，坚持了独立、开放、探索和争鸣的方向，“探索之无止境，正与前进相同。这是已为生活发展的历史，也是新诗发展的历史所昭示了的。要是有一天，我们的诗人和诗评家竟然停止了探索，诗，也就停滞不前了”5。《诗探索》创刊30周年之际谢冕再次强调“三十年来，它以非凡的坚定和毅力，始终坚持学术的、公益的、非营利的、同时也是非官方而不含贬义的‘知识分子’的和‘民间’的立场”6。
1980年前后的诗学争论形成的诗歌生态和文化场域使得《诗探索》从创办伊始就对重要的诗学问题和诗歌现象予以了格外关注。如果从创刊背景、直接动因以及专题史的角度考量，这40年间最值得我们重读和关注的正是《诗探索》与“朦胧诗”话语谱系及诗歌史叙事所发生的互动、共生关系。40年间，“朦胧诗”的发生、边界、谱系、“前史”构造（包括“地下诗歌”、食指以及白洋淀诗群）以及诗人定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自然影响到了相应的研究、选本文化以及诗歌史叙事。
1980年：新的时代课题或精神词源
公刘在1979年3月14日这天完成了一篇关于青年诗人顾城的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此后逐渐扩大、加深甚至产生重大分歧的“古怪诗”“朦胧诗”“新诗潮”的论争构成了新的时代课题。
1980年成为《诗探索》的起点、诗学原点和精神词源，而关键词就是“探索”。这一聚焦于“探索”的办刊宗旨和方向实则是与那一时期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互动的结果7。“探索”确实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时代主题——比如于1979年1月8日创办的民刊《探索》，但是极其难得的是在40年的创刊过程中《诗探索》一直将“探索”作为宗旨和标准，而“探索”就必须对时代和诗学的禁区予以突破。
《诗探索》之所以“选择”在1980年创刊，是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动因的，尤其是与“朦胧诗”的论争直接相关。1980年4月7日至22日“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史称“南宁诗会”）在广西南宁、桂林召开，谢冕、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等“朦胧诗”支持派（当时被反对方指认为是“古怪诗”理论家）对“传统派”集体发难，将论争予以扩散并辐射到全国。孙绍振在后来提到自己的激烈发言是因为会议组织者张炯让他“放一炮”8。尽管时为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并未参会，但是其论文《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在会上被传阅、讨论。
“南宁会议”直接推动了《诗探索》的创刊，“《诗探索》是‘南宁诗会’的副产品和‘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平台”9。《诗探索》于1980年7月召开筹备会并成立编委会10，12月宣布创刊。11谢冕强调《诗探索》之所以急匆匆地要赶在1980年代的第一年问世，“是要为那个梦想和激情的年代作证，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拨乱反正作证，为中国新诗的再生和崛起作证。《诗探索》和‘朦胧诗’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报春燕”12。这一起点和文化环境决定了《诗探索》此后的办刊方向。
“南宁会议”一个月之后，“三个崛起”的开篇之作《在新的崛起面前》首发于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而往往被忽略的是这篇文章还刊发在《诗探索》的创刊号上，而谢冕正是该刊主编。从1980年的下半年开始，关于诗歌的“朦胧”“不懂”“晦涩”“古怪”“传统”以及“朦胧诗”“崛起”成为了激烈讨论的关键词。与此同时，诗歌理论和评论工作的重要性就被空前地凸显出来，而长期以来诗歌批评和研究队伍积贫积弱的状况以及诗歌批评专业平台长期缺乏的历史必须予以拨正和改观。
从刊物的文化机制来看，198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刊物和报纸参与到“朦胧诗”的讨论中来。1980年8月号的《诗刊》刊发了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和连锁反应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社在1980年9月20—27日召开了全国诗歌理论座谈会，史称“定福庄会议”。在这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中，北京和外地的诗歌理论工作者以及《文艺报》《星星》《海韵》《诗探索》的代表共20人参会。《诗探索》的主编谢冕、副主编丁力、杨匡汉以及孙绍振、吴思敬等参加了此次会议。“定福庄会议”正处于《诗探索》创刊号的紧张编稿阶段，作为编委之一的孙绍振从福建被紧急叫来编稿，当时住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所以孙绍振也参加了这个诗会。
1981年3月号的《诗刊》推出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3，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第1期刊发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通过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后来的回忆文章以及口述资料，我们发现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和引发的争议都是与此相关的三个报刊事先“谋划”好的，即文本的“异质性”已经引起关注并且要以此为“靶子”来“正本清源”。实际上，当时很多刊物以及研讨会对“古怪诗”“朦胧诗”的讨论大体是出自批判目的。14围绕着“三个崛起”多种声音共存甚至相互龃龉，而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诗论主张却并不是那一时期的“主流”声音。“朦胧诗”所引发的声势浩大且长时间持续的论争以及一些保守人物的反对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诗坛充满了歧见和博弈。15而在此过程中，《诗探索》陆续推出关于“朦胧诗”争鸣的文章，从而维护了诗歌实践以及诗歌批评作为一种“问题”和“探索”的有效方式。那一时期围绕着“朦胧诗”的论争不可能取得广泛或深度的共识，而是在不断深化、扩散又不断予以校正的“话语场”中加深了诗歌的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讨论和探索诗的写作实践。
《诗探索》创刊号专门开辟“新诗发展问题探讨”栏目，刊发了谢冕、刘湛秋等五人的讨论文章以及王光明整理的“探索新诗发展问题的意见综述”。这也是对“南宁会议”和“定福庄会议”的进一步呼应。创刊号还在“新探索”栏目中推出杨炼的诗《铸》以及评点文章。刘登瀚在评价舒婷的诗作时已经注意到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以及抒写方式与以往诗歌的重大区别，而“朦胧诗”以及现代性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从“寻找自我”开始的。这是“人”与“诗”的时代行动，“她的抒情主人公——诗歌中的‘自我’形象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她不是从外部行动展开描写，而是从人的内心领域进行开拓，而且还表现在她所抒写的‘自我形象’，不是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新诗中流行的那种充满豪言壮语的‘高、大、全’英雄，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明显带有某些局限的年青人的精神典型”16。这一代年轻诗人的“自我形象”带有怀疑论者的色彩，尤其是北岛发在《诗刊》1979年3月号的《回答》更是宣告了“怀疑一代”的诞生，而这一“怀疑”成分又是与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糅合在一起的。创刊号还刊发了舒婷、江河、张学梦、徐敬亚、顾城、梁小斌、王小妮、高伐林等八位青年诗人的笔谈《请听听我们的声音》。1980年8月，在《诗探索》创刊筹备期间，舒婷、梁小斌等8位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楼会议室参加《诗探索》编辑部召集的小型座谈会，这是作为“新的崛起”的集体呼声。而那一时期具有探索特征的青年诗人显然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力17，也是不同诗学立场的各种力量要“争取”的特殊群体，甚至涉及诗坛话语权的争夺，“事后有人告诉我：‘《诗刊》内部有人说，好不容易把他们引导过来了，《诗探索》又把他们引导回去了。’我笑曰：‘但愿这是流言。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难道连青年人的声音也不能听吗？’”18
《诗探索》创刊号确实体现了“探索”精神，“探索”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而与“探索”相对应的则是“传统”和“保守”，这也要求一份刊物要具有容纳各种“探索”以及不同声音的襟怀和开放视角。《诗探索》创刊号不仅重新刊发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而且允许各种声音的争论，比如同期刊发的丁概然、单占生与谢冕的商榷文章《“新的崛起”及其他》《新诗的道路越走越窄吗？》。即使从《诗探索》内部来看，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之间的诗学观念就有很大差异，“谢冕、丁力在学术观点上‘求异’，有时为了一、两篇准备发表的文章，我只好‘两头跑’，以沟通‘求同’”19。作为早期《诗探索》副主编的丁力就是“古怪诗”的反对者，比如他在《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古怪诗论质疑》等文章中就认为这些诗是“反现实主义”的、“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
关于“古怪诗”“朦胧诗”“读不懂的诗”“思索派”“现代派”“现代诗”等新诗问题的论争涉及新诗传统、新诗的艺术形式（音乐化、散文化）、民族化、大众化以及诗歌中的“自我”形象等诸多问题。在时代和诗学的双重转捩点上，各种“新老”意见的碰撞、博弈甚至交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有时趋于白热化。那一时期的论争更多带有社会学批评的特征。从艾青回答《诗探索》编者提问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注意到了当时的各种论争，并着重对诗歌的“懂”与“不懂”、诗歌的现代派、诗坛新人、探索诗美学等问题发表了看法。这些看法显然已不再是个人观点而是具有代表性甚至影响效应，这也是《诗探索》将其作为开篇的原因，“中国人，有些年青人中间，学外国看不懂的诗。看不懂怎么学？学外国的看不懂。这个倾向，我以为是应该排斥的”20。艾青在这里提到的“年青人”学习外国“看不懂的诗”显然包括了北岛、顾城等人，也是针对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21。在1981年《文汇报》组织的“朦胧诗”系列讨论中艾青又发出了否定的声音。22
从“探讨”“争鸣”到“评论员文章”
《诗探索》的“新诗发展问题探讨”栏目对于那一时期“朦胧诗”的争鸣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此高密度地推出大量争论文章23也印证了这份诗学理论刊物的重要性。
《诗探索》1981年第1期尽管容纳了“新旧”“左中右”的各种声音24，但是显然强化了对北岛、舒婷等青年诗人的关注，比如“新探索”栏目分别推出了关于北岛《回答》以及舒婷《暴风过去之后》的评点文章。这些评点文章已经涉及年轻诗人在艺术上崭新的追求——比如隐喻、象征以及曲折的暗示，但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到“一代人”特异的心理活动、精神世界以及诗人的主体形象，而诗歌中的“话语角色”或“角色意识”一直是当时和后来关于“朦胧诗”或“新诗潮”诗歌史叙事中格外倚重和强化的部分，“它来自一代被‘史无前例’的现代迷信所愚弄、欺骗、践踏、损害的心灵。偶像的崩塌，宗教彩漆的剥落，一时的无所适从，一时的迷惘昏晕，失望、悲慨、怀疑，乃至把对什么都‘不相信’的戒备心理当作防身自卫的盾和进攻的矛，是一代青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段心灵历程的写照。《回答》的主人公是迷惘群中的早醒者，他已经从顶礼膜拜、盲从苟合、随波逐流和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25。同期还刊发了杨炼的创作谈《从临摹到创造——同友人谈诗》，文中提到的友人恰是另一位朦胧诗人江河。杨炼在文中谈到了作为语言创造出来的诗歌世界的特殊性以及隐喻、象征和“变形”化的修辞，而这对应于一个诗人真切地理解生活真相的能力以及深度的精神透视能力。在1980年代语境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修辞往往被视为是“反传统、反现实、反生活”的，而《新诗的真假现实主义》（1981年第2期）则认为北岛《回答》一诗突破了对现实的摹拟，而以象征等新颖的手法写出鲜有的感受正是代表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诗探索》1981年第1期刊发了长达24页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概观》（张英伦）。尽管作者提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个人自由主义和非社会政治倾向于今“毫无意义”，但是艺术上的成功经验却值得借鉴。这实则是从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和“世界视野”的角度肯定了“朦胧诗”一代人的艺术探索。赵毅衡对“意象”“语象”“比喻的老化与活化”“象征”“私立象征”的详细介绍实则在“诗学”的层面呼应了那一时期探索诗歌的真正写作动因和“现代性传统”的机制。26北岛则强调“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27。“新诗发展问题探讨”“新诗发展问题论坛”作为《诗探索》的长设栏目关注新诗问题尤其是“朦胧诗”的争论，而其他的栏目“诗窗”“诗人诗作研究”“诗艺” “诗通讯”等也尽可能地以多侧面的形式参与了那一时期的争鸣。
“诗窗”栏目多为译介文论或者关于外国诗歌的研究文章，而它们恰恰从“世界视角”给青年诗人的探索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和作为“西方传统”的写作事实。裘小龙选译的拖·斯艾略特的《观点》从“诗的意象”“‘难懂的’诗歌”“听觉想象”等几个方面精准对应了当时诗学论争的核心问题，也回到了诗歌本体的创作规律，“还有一种难懂的诗歌，那是因为著者省略了一些读者惯于读到的东西，故而，读者就莫名其妙，摸索着找那不在的东西，绞尽脑汁想要发现其实是没有的那层‘意义’，也是诗人本不想有的意义”。1981年第3期郑敏的《英美诗创作中的物我关系》就是从当时的诗歌论争来切入的，“最近关于新诗创作的讨论触及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这就是诗创作中的物我的关系，或主客观关系。对于诗应当反映客观，没有人提出疑问。但对诗可不可以写‘我’，能不能以‘我’为主要表达对象，以及诗人的‘我’对他或她的创作活动有什么关系，则有争论”。
《诗探索》1981年第3期对“朦胧诗”论争的关注度空前加大，不仅“新诗发展问题探讨”集中推出六篇文章，而且杨匡汉的《歌唱的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评一九八〇年诗歌创作》和吴嘉的《思索·尝试·前进——诗林漫步》年度诗歌综论文章都提到了青年诗人创作的新趋向。刘湛秋则在看似与新诗问题争论不太具有关联的《新诗出版发行令人忧虑》中开门见山地对青年和中年诗歌作者的不断崛起予以了肯定。卞之琳在《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为“难懂的诗”予以了一定程度的维护，同时也指出诗歌的创新和探索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废除标点而任意排列诗行的做法。针对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卞之琳也予以了回应，“新诗经过多年的停滞以至退化，近两年（严格说是从1978年下半年或1979年初算起）也涌现了一些并非‘穿了制服’的新诗，争取到刊物上一角的位置。于是不少有地位的诗人和批评家马上齐声非议。反对的唯一理由是‘难懂’。长久以来，在国内，‘难懂’二字，对于一位诗人压力很大，所以不要因为易用而随便滥用”。这一期“新诗发展问题探讨”集中围绕着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展开争鸣。李元洛《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与孙绍振同志商榷》28从“社会主义诗歌”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性问题的角度质疑了“排斥时代精神和人民情感”的“自我变现”“表现自我”的诗歌实践及创作观念。其时，争论时所涉及的“自我”“个人”“小我”是与“人民”“大众”“大我”极其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甚至由此形成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此时，一些文章已经注意到了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不只是通过象征和隐喻指向了现实和自我，而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即“文革”动乱十年对他们形成的整体压抑，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顾城的《一代人》。29
“新诗发展问题探讨”在延续了四期之后，在1981年第4期临时调整为“新诗的争鸣”，从“探讨”到“争鸣”证明了大规模论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引发的越来越高的社会关注度。这一期刊发了吴思敬关于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献给变革者的歌》的评点。这篇文章实则是以江河为代表分析了这些年轻诗人在表现内心世界方面的探索精神和写法的意义，是一篇态度鲜明而又言说有据的支持“朦胧诗”的学理文章。这一期的“百家诗论小札”出现了北岛和江河的声音。尤其是北岛对诗歌作为独特的人性、正义和正直世界的强调以及对传统和固化的诗歌形式进行突破的意识都具有“诗学宣言”的意味，北岛还提及诗歌的民族化并非是简单的戳记而是复杂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塑造。
总第10期（1984年7月）用“新诗发展问题论坛”替换“新诗发展问题探讨”。这一期“新诗发展问题论坛”刊发四篇文章，而“新时期诗歌研究”刊发了三篇，这七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朦胧诗”问题展开的。此时，对“朦胧诗”问题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大方向”的整体讨论，而是开始聚焦诗人的个体研究，比如吴思敬《追求诗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诗》以及王光明、唐晓渡合写的《舒婷诗的抒情艺术》。吴思敬的这篇文章揭示了江河诗歌的重要特质，比如“男子汉的诗”“英雄气质”“理性”“自我和人民的混合”“抒情主体的多义性”“史诗性追求”。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舒蒂奇·德拉加娜在《我这样看中国当代诗歌》的短论中重点肯定了舒婷和顾城的诗，因为这些诗歌代表了“人”的声音，因为他们与外国人眼中的惯常意义上的“当代诗歌”不同，“和外国诗人相比，中国诗人笔下的形象是高大的、负责的，因为这不是一个诗人，而往往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说话。因此我们必须先放弃一般的艺术分析方法，才能深入中国当代诗歌的境界”。
这一时期的诗歌讨论持续成为热点，成为了时代紧迫的命题。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诗学问题在当时却处于胶着的境地。《诗探索》刊发的那些支持“古怪诗”“朦胧诗”的文章在当时是冒着不小的风险的。“朦胧诗”的“自我表现”“思想的迷惘”以及“现代修辞技巧”在当时流行的社会学解读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批评中是不为主流语调所接受的，而被认为是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的。
《诗探索》1982年第3期（总第8期）开篇推出“本刊评论员”文章《加强时代内容的时代性》。这与《诗探索》一贯的话语风格和办刊宗旨不太一致，其背后是宣传部门以及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参与的结果，“《诗探索》创办以后，也每期送贺敬之同志，他专门约见过张炯（仲呈祥作陪并记录），对刊物提出了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要求。张炯随后执笔写了《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的专论，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于第八期上发表”30。这篇“评论员文章”的“出炉”正是相关领导约谈然后进行整改的结果。31
“评论员文章”属于“匿名文本”，这样的文本往往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出现，可以借助各种名义来代表“权威”和“大多数意见”，其目的更多是“拨乱反正”。《加强时代内容的时代性》提到的“灰暗”“低沉”“片面”“狭小”显然是指向了“朦胧诗”。一份理论刊物的创办和发展在那一时期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和约束的，而要继续进行诗学“探索”就不只是“勇气”这样简单了。
食指的“发现”与“朦胧诗”前史
随着史料的发掘、累积以及认识的深入，“朦胧诗”的边界和研究发生位移，渐渐产生了“朦胧诗”的“前史”构造，“前朦胧诗”的诗歌史叙事逐渐呈现出来。1994年，陈超对“朦胧诗”的时间边界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看法，“随着历史时针沉重的扫过，有一些问题得以水落石出。现在，我们知道，对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历史而言，更需要提醒人们记住的年代，是60年代末——比1980年要早十余年”32。
尤其通过《诗探索》组织的“整理”“发掘”“发现”和“打捞”等历史考古学工作，食指作为“朦胧诗”的“先驱”和“小小的传统”的历史叙事架构不断被强化。
《诗探索》1994年第2辑推出食指关于两首代表作《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的创作谈，显然当事人的说法更具有历史的现场感和文学史的可信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高潮兴起。在去山西插队的火车上（火车四点零八分开），我开始写这首诗。当时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再有，火车开动前‘咣当’一下，我的心也跟着一颤，然后就看到车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因为户口也跟着落在山西）”33。食指的自述以及林莽撰写的《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一起揭开了“食指研究热”的序幕。不仅林莽提到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命运》《疯狗》《热爱生命》《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在后来成为“经典”文本，而且这篇文章对食指进行了较早的诗歌史定位，“食指的作品处处回响着那个时代的声音，他曾是一代人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在现当代诗歌史上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在那个没有诗歌的年代，他写出了影响一代诗人的诗歌作品，称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食指作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的定位甚至影响到了此后“文革诗歌”“地下诗歌”“知青写作”“潜在写作”“‘朦胧诗’前史”的相关研究、诗歌选本文化以及诗歌史叙事。加之当时食指作为精神分裂病人在北京第三社会福利院（位于昌平）已达四年之久，这一特殊的“精神病人”作为时代受害者的形象得以树立和凸显，“在这种环境中他依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生存着，写作着”34。
《诗探索》对食指的“发掘”分为1994、1998、2006和2015等四个时间节点，对食指作为“新诗潮”的“源头”“传统”的文学史定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8年成为名副其实的“食指年”35。
继1994年第2辑推出“关于食指”小辑之后，《诗探索》1998年第1辑又推出“食指研究”，刊发《食指论》（林莽）、《食指：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李宪瑜）、《食指生平年表》（林莽整理，刊发时使用了笔名“建中”）。尤其是收录的24张照片、手迹进一步推动了食指在“新诗潮”以及“地下写作”中为一代人立言的“先驱者”“启蒙者”的角色。值得提及的是1997年11月21日食指49岁生日当天，林莽、苇岸、徐晓、田晓青、王立雄、李恒久、姜诗元、魏革等到福利院看望食指。没过多久，即1998年元旦，在1968年曾和食指一同插队山西杏花村的知青一行12人到昌平的北京第三福利院看望食指，照片中的食指穿着病服。杏花村、“文革”、知青和食指恰好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1998年第1辑《诗探索》还单独刊发了一个书讯《〈诗探索诗歌金库-食指卷〉即将出版》：“本书拟于上半年出版。书中选入诗人食指代表作81首、历年创作一览、生平照片24幅、手迹及本期发表的食指论、食指（郭路生）生平年表。是一本集资料和作品为一体的作品集。本书装帧、印刷精美。定购可与编辑部林莽联系。地址与186页相同。”《诗探索》1998年第2辑又再次刊发了这一书讯。
林莽的《食指论》在此前《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食指作为“天才诗人”“先驱”“启蒙”“传统”“划时代”“开创”“新诗潮第一人”的文学史地位，“新诗潮的重要成员们都曾宣称，食指是开辟一代诗风的先驱者。那是比1978年要早十个年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这位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天才诗人，已写出了数十首具有历史价值的光辉诗篇。他以独特的风格填补了那个特殊年代诗歌的空白，以人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再现了艺术的尊严与光荣。而他的后继者们正是在这种人格力量的启示下，开创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新篇章”36。食指已经被提升到文学史和诗歌“传统”的高度，比如“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下的第一人”（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文革新诗歌第一人”（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林莽《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多多还说过一句话，“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援引，比如崔卫平的《郭路生》以及李宪瑜的《食指：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的出版旨向正是“诗歌史叙事”，“《诗探索》编辑部选编的系列丛书，以个人卷和汇编卷的形式推出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和作品”（见该书封底）。1998年第4辑《诗探索》开篇推出钱理群在《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发行座谈会上的发言《“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的自由歌唱》。钱理群很少谈论当代新诗，这次的“破例”显然是出于食指极其特殊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也正是从政治文化视角指出了食指作为“民主写作”的重要价值，“幸亏有了食指（和他的伙伴），否则中国的诗人真要愧对自己的时代了”37。
此前基本都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的“朦胧五诗人”谱系38，1993年10月出版的《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尽管收入了食指的诗作10首，但是在“朦胧诗”的认定中其仍然处于边缘的位置，“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出了第一本‘朦胧诗人’作品合集《新诗潮诗选》，将新时期以来的‘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以及第三代诗人基本囊括其中。但这本选集对郭路生还缺乏应有的了解，书中只选了他的一首诗”39。随着不断“发现”“打捞”“发掘”，食指的文学史地位有了很大调整。尤其1994年和1998年《诗探索》对食指的“发掘”起到了历史化的效果。食指的“出现”也使得当代新诗史的秩序、选本构成以及文学史定位和叙述重心都发生了变化。40尤其是1998年之后，相关的文学史研究、回忆录、访谈以及诗歌选本都不断强化了食指在“地下沙龙”“白洋淀诗群”“朦胧诗”这一当代先锋诗歌史上的“前驱者”形象41。谢冕就将新诗巨变的准备阶段提至“文革”时期的“地下阅读”和非主流诗歌，尤其对食指的创作沟通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及其“桥梁”式的历史意义予以了重点描述和深入评析，“食指是这类诗的作者之一，也是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诗在‘文革’标语口号泛滥中悄悄地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中传抄。他属于热情投入‘文革’的那一代人，但却是这一代中最早表达出对于这一革命运动失望情绪的先行者”42。在谢冕看来，食指的文学史意义显然是与“朦胧诗”和“新诗潮”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已不是谢冕的个人观感，而是渐渐成为了从那一时期延续、扩散甚至固定化下了的“文学史常识”。“朦胧诗”和“新诗潮”在以往都是围绕“三个崛起”以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背景来予以描述或争鸣的，而此时以谢冕为代表的研究者已将“新诗潮”文学史的叙事重心转移至食指、北岛、芒克、多多等人及“白洋淀诗群”和“今天”的传统上，“几乎与1978年底的那个决定开放政策的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时刻，北京的一个民间的刊物《今天》终于宣告出版”。
与此同时，作为“朦胧诗”“前史”的“食指现象”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食指生平年表》的作者显然意识到了‘发掘’对于一个诗人如何走进‘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作者更懂得，将一个诗人的个人‘苦难’列为年表的‘重点’，容易刺激起大众文化背景中读者的‘好奇心’和‘窥私癖’43。程光炜甚至对自己撰写的《中国当代诗歌史》过于突出食指的做法予以了反思，“在这本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史’中，笔者曾给食指以朦胧诗运动的‘先行者’的显赫篇幅，并把他指认为七十年代以来新诗潮‘唯一’的精神‘传统’和‘源流’。今天看，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唐突和冒险”44。
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地下诗歌”的系年问题极其重要。食指、芒克和北岛这种“先知先觉”地近乎“超时代”的写作行为给包括唐晓渡等年轻一代读者带来的不只是神秘、震撼和敬畏，还有相形之下的“好奇”“自我审视”乃至“自我怀疑”，“我觉得1973年就写出《天空》那种诗的人真是不可思议：它的冷峻，它的激愤，它深沉的慨叹和成熟的忧思，尤其是它空谷足音般的独白语气。我诧异于多年的‘正统’教育和集体的主流话语在其中居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辨认的痕迹（哪怕是从反面），这在当时怎么可能？莫非这个人真是先知先觉不成？”45在唐晓渡看来，芒克写出“超前的诗”并非有作假的嫌疑，而是出自一个诗人的独特才能。1992年前后，谢冕曾同唐晓渡就芒克和多多的早年写作交换过意见，而唐晓渡的对作品“系年”的好奇以及认知、解读在1995年开始的“重写诗歌史”46的驱动下被一些学者予以了强化和反转。文学史及其叙述中最基础的就是材料，材料的变动必然引起相应的文学史话语的调整。一些文本的“写作年代”显然在政治文化显豁的时代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价值。这些相关作品的“系年”问题至今仍然成为围绕着“地下写作”“今天”诗群以及“朦胧诗人”绕不开的核心话题和疑问重重的所在。这印证了重要的不是作品“发表”的年代而是“写作”的年代。洪子诚则对“地下”诗歌的系年、挖掘以及食指的文学史定位等问题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地下’诗歌作品只是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才陆续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或在诗人自办的诗报、诗刊上）。因为这种特殊情况，当时诗歌活动和作品的‘真实’面貌，在历史研究中始终是个问题”47。
《诗探索》于2006年第4辑（作品卷）在“新诗图文志”推出《食指生平创作年表》（林莽、翟寒乐整理），刊发了食指的24张不同时期的照片。《诗探索》2015年第4辑（理论卷）又推出了“2005—2015食指十年作品辑”以及孙绍振诗学思想研究专辑，它们刚好互相支撑地呈现了“朦胧诗”的创作以及研究的成果。这给食指以及“朦胧诗”的新诗史定位予以了一个近乎“历史档案”式的总结和展示。
白洋淀诗群：“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
经由《诗探索》1994年组织的“白洋淀诗群”寻访活动以及相关文章的推出，“白洋淀诗群”的文学史效应迅速扩大并趋于认知和评价的稳定结构，而多多等当事人当初也没有预料到白洋淀会成为“朦胧诗”的一个摇篮……
“朦胧诗”的命名与很多文学概念一样，都是来自于戏剧化的历史误解，而“朦胧诗”的说法也在后来遭遇到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抵制，比如芒克从来都不承认“朦胧诗”这个概念，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朦胧诗人”，因为“朦胧诗”的发生、诗学观念以及主要成员构成都更为清晰地指向了白洋淀诗群、《今天》杂志以及“今天诗群”。《诗探索》1994年第4辑刊发了荷兰汉学家柯雷的《瘸子跑马拉松》，从“世界视角”考察了中国当代诗歌，尤其强调了1978至1984年间的“朦胧诗”以及食指、黄翔的重要性，“他们的诗作给我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必须强调这点：考虑到他们创作的时代和时代精神才如此”。
作为历史化和谱系化的诗歌现象，“朦胧诗”和《今天》继续向历史深处追根溯源，以 “地下写作”、诗歌沙龙以及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群体则与“朦胧诗”发生了历史效应，甚至食指被指认为是“朦胧诗人”的一员而入选了重要的诗歌选本，并成为诗歌史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诗歌史的关注也正是《诗探索》从创办之初就予以强调的，即“我们将加强对于诗歌史的研究以增进诗歌发展的知识”48。
《诗探索》1994年第3辑刊发了一则“简讯”，编辑部在1994年5月6日至9日组织了“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寻访活动，牛汉、吴思敬、芒克、林莽、宋海泉、甘铁生、史保嘉、陈超、白青、刘福春、张洪波、仲微光、谷地、程玮东等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寻访活动显然是出于对一段被忽视而又非常重要的史实的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以白洋淀为中心聚集了一批诗歌创作者，他们大多是下乡到此地的知识青年，其创作以手抄形式流传。这些诗歌创作活动，对后来‘新诗潮’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奠基作用。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新诗研究者的重视”49。而早在1988年，作为白洋淀诗群重要成员的多多就这一特殊的写作群体给出了历史性的评价，“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50。
《诗探索》1994年第4辑“当代诗歌群落”以超大篇幅刊发了关于白洋淀诗群的六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食指（郭路生）、北岛（赵振开）、江河（余友泽）、芒克（姜世伟）、多多（栗士征）、根子（岳重）、方含（孙康）、林莽（张建中）、史保嘉、潘青萍（乔伊）、戎雪兰、陶雒诵等，显然这份名单的文学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林莽撰写的“主持人的话”则对“白洋淀诗群”的概念、时间定位、形成缘起、诗歌特征和研究意义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此后，这些文章成为了“参考书”级的权威资料，成为了此后被反复援引的“历史话语”。洪子诚则认为这种由“当事人”提供文学史证据的做法在新诗史上并不多见。“白洋淀诗群”的寻访活动和历史梳理是成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些文章如今都已成为各种文学史教材频繁引用的经典文献，90年代末期以来的新诗史和当代文学史也都将‘白洋淀诗群’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论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探索》的史家眼光和独特的贡献”51。
《诗探索》组织的“白洋淀诗群”的寻访、研究以及新诗史的定位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处于文学史场域之中，彼此关联且相互影响。早在1986年贝岭就写出了《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此后又有多多的《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尤其是1993年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52作为专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对“新诗歌第一人”的食指、地下沙龙以及“白洋淀诗派”予以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文学史定位。在2013年再版时杨健已经不再使用“白洋淀诗派”的提法而是改为“白洋淀诗群”——刊载了北岛、芒克、多多以及白洋淀的照片，并且将“白洋淀诗群”视为“黄金时期”（1972—1974）的“产床”。
《诗探索》组织的“白洋淀诗群”寻访活动以及研究成果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后续效应，打破了以往新诗史惯性叙述的重心，甚至改写了诗歌史，从而直接启动了文学史叙事的新的话语模式，即食指、“白洋淀诗群”、《今天》诗派以及“朦胧诗”构成了越来越清晰的历史脉络，比如张清华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第一阶段”就提到《诗探索》组织的“白洋淀诗群”的寻访活动并援引了陈超、宋海泉、齐简、白青等人的相关观点。张清华还专门提及北岛、江河等人的作品和影响要晚于“白洋淀诗群”，而他们加入“白洋淀诗群”的时间也略晚。53质言之，“食指（包括黄翔）—白洋淀诗群—朦胧诗群”的当代新诗史谱系和序列已经成型，“‘白洋淀诗群’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食指等前驱的诗风，使具有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诗歌在一代青年人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而且它们本身当中就成长出了后来朦胧诗群体中的多数骨干，如芒克、多多、北岛、江河等”54。尤其是1994年之后，相关的文学史研究、回忆录、访谈以及诗歌选本都不断强化了食指在“地下沙龙”“白洋淀诗群”“朦胧诗”这一当代先锋诗歌史上的“前驱者”形象55。谢冕在论述“新诗潮”时也不再是以往固化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的“五人模式”，而是拓展到了食指、芒克、多多、严力、林莽等。56显然，这与《诗探索》所挖掘的“白洋淀诗群”有内在关联，比如《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涉及的14个注释中有5个引自《诗探索》1994年第4辑。以至在2005年，北京大学召开的第六届未名诗歌节“三十风雨话朦胧”大型论坛活动中，包括谢冕、芒克、舒婷、林莽、田晓青、徐晓、刘福春等在内的与会诗人、史料学家以及评论家将“朦胧诗”的发生史定位在1975年。57
《诗探索》在2008年第2辑（理论卷）又再次推出“白洋淀诗群”的研究专辑，此时的研究已经转到了深度的文化阐释上，并具有视野扩大化的趋向，比如对白洋淀诗群的女诗人、湿地文化的关注。58
时间差、文化事件与叙述重心的位移
谢冕在评价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中提到了“朦胧诗”论争时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这一论战的一般形态表现为不同诗歌观念的深刻冲突，在某些时期也产生过变异。最严重的一次产生在一九八三年秋季至一九八四年春季的那场不是政治运动的政治运动中，艺术上的分歧被试图解释为政治性的。”59“朦胧诗”论争前后持续了五年时间，最终因为谢冕提到的那场政治运动的干涉而导致正常诗学论争的结束，而徐敬亚的检讨文章《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60也标志着这一旷日持久的关于时代“新的课题”的大规模论争宣告结束。
因为《诗探索》改为“丛刊”形式的不定期出版，延迟期使得一些文章的写作时间和发表时间之间出现了过大的距离，而其“时效性”就会打上折扣。比如吴思敬《追求诗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诗》一文写于1982年8月，而发表时已经过去了近两年时间，这一间隔中批评家的观感、认知以及整个诗学批评现场和生态都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1985年7月总第十二期《诗探索》出刊后即停刊，一直到1994年才复刊。
《诗探索》在复刊之际却赶上了“朦胧诗”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文化事件。
1993年10月8日，远在新西兰激流岛的顾城在自杀前重伤妻子谢烨并致死……
从1980年代初开始，吴思敬就与顾城有着交往。1986年，顾城此时尚在北京,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吴思敬61。而吴思敬早在1983年就写出了深入、系统研究顾城的文章《他寻找“纯净的心灵美”——读顾城的诗》。1986年，顾城诗集《黑眼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赠送给吴思敬的那本扉页上顾城写下：“人·类也敬请吴思敬老师指正。”
1993年的10月9日奥克兰警方向新闻界发布消息：中国著名诗人37岁的顾城于星期五（10月8日）吊死在奥克兰附近希基岛的一棵树上，其妻谢烨头部遭斧砍，急救无效死亡。据警方重案组调查，怀疑顾城用斧击毙妻子后吊颈自缢……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吴思敬正在八大处的北京军区招待所开会。当时顾城的好友文昕也在场，登时痛哭不止。
顾城的突然辞世以及“杀妻事件”使得“诗人之死”“诗人形象”作为文化事件被推到风口浪尖，甚至此间也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偏见，所以需要及时还原和澄清。为此，吴思敬决定《诗探索》组织一个专辑。这就是《诗探索》1994年第1辑推出的“关于顾城”，刊发顾城、谢烨的书信以及《最后的顾城》（文昕）、《顾城谢烨寻求静川》（姜娜）、《顾城之死》（唐晓渡）。这一期还刊发了一则诗讯，《伦敦大学举办顾城、谢烨纪念展览》。
遗憾的是，因为停刊，《诗探索》错过了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关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实验诗”以及“后新诗潮”的重要现象及讨论。”62因为停刊的时间差，《诗探索》只能在复刊之后予以“补课”或“后续式的描述”。《诗探索》复刊之际，学界谈论最多的已不再是“新时期”“朦胧诗”“新诗潮”，而是“‘朦胧诗’后”“后新诗潮”“后新时期”以及“世纪末文化”。63
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朦胧诗”已不再是诗坛的“中心”，而只是成为整体场域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比如《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尽管“朦胧诗派”被放在了首位但是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显然已经被其他60多个诗歌流派和社团给瓜分和撕裂了。尤其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朦胧诗”“新诗潮”往往是作为“第三代诗歌”或“新生代诗歌”“后新诗潮”的发生背景来予以提及的，越来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聚集在更为年轻也更为复杂的另一代诗人身上，所以谢冕指认“新生代”或“第三代”给中国诗坛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乱”，“这一场‘美丽的混乱’，是自有新诗历史以来最散漫、也最放纵的一次充满游戏精神的诗性智慧的大展示”64。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成为文学史“知识”，“较之朦胧诗人集团意识、历史使命感、好普度众生的愿望，后新诗潮的理论代表则更加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65，“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同样经历了某种隐蔽的、‘地下’（即在公共视野之外）的‘个人化’阶段的话，那么前者是被时代拘囿的，后者则是被时代解散的。被解散的个人乃是更纯粹、更彻底的个人”66。不久之后，陈超在编选《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时强调：“1985年之后，新生代诗人成为诗坛新锐。作为诗歌发展持续性岩层的新断面，他们体现出自己的质素（以及摆脱‘朦胧诗’影响的努力）。随着红色选本文化的崩溃，和翻译界‘日日新’的速度，这些更年轻的诗人，亲睹了一个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文化景观。”67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诗探索》关于“第三代诗”的讨论次数和篇幅明显多于“朦胧诗”68，尤其是1980年代末期以来的社会文化转型使得“第三代诗”和“朦胧诗”之间的“断裂”越来越深。陈旭光为了给“后新诗潮”辩护就将“朦胧诗”的权威发言人之一孙绍振拿过来予以批评，显然“朦胧诗”和“后新诗潮”是两种近乎不相容的美学话语，“我大惑不解的是：孙绍振先生当年曾极为难能可贵‘先锋’地理解了‘朦胧诗’与带着巨大的惯性力而依然盛行的主流诗歌的重要区别”，“然而，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再跨出一步从而理解‘后新诗潮’与已获得正统地位成为主流诗歌的‘朦胧诗’的不同，理解后者对前者的类似的‘不驯服的姿态’呢？”69陈旭光的这一反问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即使是当年支持“朦胧诗”的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和洪子诚等“老一代”批评家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和分化的声音，“北京大学的洪子诚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诗刊》1997年第1期选载了谢冕先生的《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由于谢冕的文章很久以来不在《诗刊》上出现，这次选载说明了什么问题？紧接着福建社科院的刘登翰先生发表评论。他说，当年（1980年）在南宁诗会上，谢冕和孙绍振对于别人‘看不懂’的‘朦胧诗’摇旗呐喊。历史已经过去，事实证明‘朦胧诗’不因某些人‘看不懂’而失去价值。而今，谢冕和孙绍振对现在的新诗表示‘看不懂’，是否也会重蹈历史的覆辙？”70历史确实有着“循环”现象，当年“朦胧诗”论争的焦点正是“自我”与“人民”，而到了“后新诗潮”时期又再次出现了这一话题。而富有戏剧性的则是当年站在“朦胧诗”“表现自我”一方的孙绍振被更为年轻的学者们指责为是反“后新诗潮”的代表。71
余 论
尽管诗歌史的叙述重心已经发生了位移，但是在“后新诗潮”“第三代诗歌”“女性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的讨论中《诗探索》仍然对“朦胧诗”历史谱系的诗人、群体以及现象予以了重点关注。72
尤其是《诗探索》推出的“食指”“北岛”“芒克”“根子”“杨炼”“梁小斌”“林莽”“田晓青”等“朦胧诗人”专辑把文学史叙事重新拉回到了当年的历史现场。在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时间焦虑以及“朦胧诗”一代人“今不如昔”的慨叹，对往昔的怀念以及对一个逝去的诗歌年代的追忆又都是在盛极一时、喧嚣一时的“新生代”诗歌大潮的裹挟和推搡之下生发出来的——
1987年的某一天，我到久未见面的芒克那儿小坐。那些年正值中国新潮诗歌如火如荼的翻涌之际，诗社林立，流派纷呈，似乎诗歌到底是什么也早已被一片喧嚣所淹没了。此时芒克正关起门来撰写他的长诗《没有时间的时间》。一向爽朗、热情的芒克以沉静的心境说：真想再回到白洋淀那些冷清而忧伤的日子里去，真想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会儿。这真挚的生命的渴求使我们眼中都浸满了泪水。73
随着“朦胧诗”“今天”认知视野的拓边和认识的深入，相应的诗歌史叙事重心也发生位移，74尚德兰（法国）、柯雷（荷兰）、米娜（英国）、岛由子（日本）等汉学家的加入以及国际诗人阿多尼斯的参与使得“漂泊主题”“海外写作”等话题被强调。柯雷对多多早期诗歌（1972—1982）的研究以及对朦胧诗的译介显然代表了“国际视野”，即更多强化了政治性、中国性与那一时期中国诗人的特殊关系，“现在我称一首诗多少有点是‘政治的’，是依赖于那首诗表现现实世界、尤其是文革中的社会政治现实的突出性而言；我称一首诗多少有点是‘中国的’，依据的是它的读者需要以当代中国的知识作为阅读前提”75。
《诗探索》2016年第3辑（理论卷）推出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辑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如此超大篇幅地对“朦胧诗人”的专题研究在晚近的《诗探索》办刊过程中非常少见。由此可见，这仍然是当代诗歌经典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再是“诗学争鸣”意义上的讨论，“相对于北岛诗歌创作的成就与影响， 这是一个迟来的研讨会；时间拉开了距离，却也可以让诗人与学者对北岛做出较为客观的文学史评价”76。
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不断通过口述史、访谈、历史寻访和文化批评所搭建的“重读八十年代”“重返八十年代”的历史景观中，“八十年代”甚至带有了“思想解放”和“黄金时代”的时间神话色彩，而其中的一层重要光环仍然离不开“朦胧诗”。围绕着40年间《诗探索》与“朦胧诗”的历史叙事——包括因为停刊而出现的8年半空白期，我们看到中国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正是在不断的论争、纠正、反拨和创造中向前发展的，而诗学和社会学的博弈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随着文化场域和文学史叙述的调整和变化，“朦胧诗”的挖掘、边界、定位以及诗歌史叙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新生代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的比较与评估中，不仅“朦胧诗”越来越成为“保守”“传统”“正统”“主流”“过时”的代名词，而且“第三代诗歌”“新生代诗歌”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和反拨的声音。
注释：
1 当时没有停刊启事，按谢冕的说法是“《诗探索》放假”。
2 创刊时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此后更换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3 1982年第1期标注印数为25500，第二期印数为25400，第三期印数22000，第4期印数22000。1984年7月出版总第10期的时候印数已经大幅缩减为15000册。1984年11月出刊总第11期的时候印数已经急剧下降到了9800册，到了1985年7月的总第12期印数更是跌落到5700册。1994年复刊后《诗探索》更是面临着发行压力和经济压力，不得不在各地成立代销站。《诗探索》1996年第2辑在显著位置标注“四川矛盾实业有限公司资助”“画家石虎先生资助”，这代表了纯“诗学”刊物维持运营的窘迫与尴尬境地。
4 程光炜：《吴思敬先生印象》，《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
5 《我们需要探索》，《诗探索》1980年第1期。
6 12 谢冕：《为梦想和激情的时代作证——纪念〈诗探索〉创刊30周年》，《诗探索》2011年第2辑理论卷。
7 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没过多久，1979年1月《诗刊》社召集了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8 王尧：《“三个崛起”前后——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二》，《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9 18 19 30 杨匡汉：《〈诗探索〉草创期的流光疏影》，《诗探索》2011年第2辑理论卷。
10 雷业洪、楼肇明、王光明、刘士杰等参与协助编辑工作和组稿工作，吴思敬从第11辑开始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该期在版权页单独标出吴思敬为责任编辑）。
11 《诗探索》创刊号并未公布整个编辑部的构成，而是在第二期（1981年第一期）才公布了主编（谢冕）、副主编（丁力、杨匡汉）以及16人组成的编委会。吴思敬、王士强：《诗路纪程三十年——诗评家吴思敬访谈》，《星星》（理论刊）2011年第3期。
13 原题为《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时《诗刊》编辑做了修改。
14 比如《福建文艺》1980年第2期推出的“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就是为了批判舒婷，且会前专门油印了舒婷的诗歌小册子以供“讨论”（实则是“批判”）之用。
15 1981年，舒婷《致橡树》和梁小斌《雪白的墙》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获奖作品，这显然代表了主流诗歌界对具有探索倾向的年轻诗人的有限度认可，比如这份名单就没有北岛、顾城、江河、杨炼等人。
16 刘登瀚：《从寻找自己开始——舒婷和她的诗》，《诗探索》1980年第1期。
17 比如1979年9月9日《今天》编辑部在紫竹院公园召集的作者、编辑、读者漫谈会，北岛、芒克、江河、史康成、黄锐、徐晓、鄂复明、刘念春、黑大春、赵振先、刘建平、甘铁生、周郿英、王捷、万之等参会，他们已然在读者和“群众”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冲击波。
20 艾青：《答〈诗探索〉编者问》，《诗探索》1980年第1期。
21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诗探索》创刊号再次刊发此文。
22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23 创刊号推出6篇，1981年推出17篇（其中3篇是“新诗的争鸣”），1982年推出19篇。总第10期（1984年7月）开始“新诗发展问题探讨”被替换为“新诗发展问题论坛”（推出3篇），总第11期（1984年11月）推出3篇。
24 比如严辰的《给青年作者的信》对1940年代的象征派、现代派以及连诗人自己都不懂的诗提出了批评。
25 楼肇明：《〈回答〉评点》，《诗探索》1981年第1期。
26 赵毅衡：《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诗探索》1981年第4期。
27 北岛：《百家诗论小札》，《诗探索》1981年第4期。
28 该文误认为孙绍振这篇文章发表于《诗刊》4月号。1981年3月号《诗刊》推出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是“有意为之”，即将之作为讨论的靶的使用——同期刊发了程代熙的批评文章《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孙绍振曾托关系试图将此文从《诗刊》撤回，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刊发此文的目的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
29 《目前新诗的美学突破》（鹿国治）则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梁小斌为例提出“人”“人道主义”“人性”“自我”“内心世界”以及“人的异化”等重要问题，并意识到这些诗歌作为现代性美学的突破。
31 整个过程如下：1983年1月22日《诗探索》编辑部召开编委会扩大会议，对创刊以来的编辑工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并形成《关于〈诗探索〉刊物检查的报告》；1983年3月，《诗探索》1982年第3期出版时刊发了这篇由张炯执笔的“评论员文章”。《诗探索》1982年第4期（总第9期）的版权页却标明出版时间为1982年9月，系勘误，应为1983年9月。
32 陈超（陈默）：《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诗探索》1994年第4辑。
33 食指：《〈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鱼儿三部曲〉写作点滴》，《诗探索》1994年第2辑。
34 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诗探索》1994年第2辑。
35 1998年2月，郝海彦主编的《中国知青诗抄》收入包括《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内的食指诗作6首且排在首位，谢冕和林莽分别为该诗选作序《记忆是永恒的财富》《以青春作证》。1998年6月，林莽和刘福春编选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外，9月份的“一代诗魂、朦胧诗先驱——诗歌朗诵会”暨签名售书和11月的“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诗歌朗诵演唱会”（《诗探索》编辑部均为主办方）都推动了食指的新诗史地位。
36 林莽：《食指论》，《诗探索》1998年第1辑。
37 时隔不久，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食指的诗》（“蓝星诗库”），这进一步奠定了食指的文学史地位。
38 1985年1月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中只选了食指的一首诗《愤怒》，而北岛、舒婷、江河、芒克、顾城、杨炼、多多、梁小斌都是作为“第一梯队”的“重要诗人”予以收入。较之食指极其可怜的1首，北岛则高达48首且占据了整整55个页码（舒婷入选37首）。
39 林莽、翟寒乐：《食指生平创作年表》，《诗探索》2006年第4辑作品卷。
40 霍俊明：《变动中的当代新诗史叙述——以〈中国当代新诗史〉出版与修订版为例》，《诗探索》2006年第1辑理论卷。
41 55 比如《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张清华，1997）、《旁观者》（钟鸣，1998）、《中国知青诗潮》（郝海彦编，1998）、《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编，1999）、《持灯的使者》（刘禾编选，2001）、《中国知青文学史》（杨健，2002）、《瞧！这些人》（芒克，2003）、《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陈超，2003）、《朦胧诗新编》（洪子诚、程光炜编，2004，此时的食指已经排在了前三的位置）、《半生为人》（徐晓，2005）、《我们这一代》（肖全，2006）、《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柏桦，2009）、《被放逐的诗神》（李润霞编选，2006，食指排在这本诗选的第一位）、《中国先锋诗歌论》（陈超，2007）以及《往事与〈今天〉》（芒克，2018）等等。
42 56 64 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诗探索》1995年第2辑。
43 44 程光炜：《一个被“发掘”的诗人——〈诗探索〉和〈沉沦的圣殿〉“再叙述”中的食指》，《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辑》，2005年版，第410、417页。
45 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辑。
46 北京大学发起重读重要诗歌文本的“批评家周末”活动，《诗探索》在1996年第1辑开设“经典重读”栏目。
47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1页。
48 《诗探索》创刊号的发刊词。
49 刘福春：《“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诗探索》1994年第3辑。
50 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8年第3期。此文在1991年刊发于《今天》时更名为《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
51 吴思敬、王士强：《诗路纪程三十年——诗评家吴思敬访谈》，《星星》（理论刊）2011年第3期。
52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当时是作为“首次披露文革地下文学内幕、真实记录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以及填补我国当代文学史的断档”的“长篇纪实报告”出版的。该书在2013年3月改名为《1966—1976的地下文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修订再版。
53 54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1-42页。
57 刘景荣：《三十年风雨话“朦胧”》，《诗探索》2005年第3辑理论卷。
58 参见该期杨桦《白洋淀的回忆》、霍俊明《隐匿的光辉：白洋淀诗群女诗人论》、路也《白洋淀诗群的湿地背景》。
59 谢冕：《新诗潮的检阅——〈新诗潮诗集〉序》，《新诗潮诗集》，老木编选，内部交流，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
60 《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
61 “巫猛：你好，《春台》四本收到，谢谢！等稿费收到我一并交吴思敬两本。多快，86年了，不宁不令，人都不在了。寄上一些近作及评论。我正在设想一种半隐居生活，平淡、洁净。祝长在诗中！顾城”。
62 比如1985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联合编选的《朦胧诗选》，1986年1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影响巨大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的《五人诗选》，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92年7月唐晓渡编选了《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粹》，1993年10月北师大出版社则整体性推出《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以梦为马——新生代诗选》《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与死亡对称——长诗、组诗卷》等。
63 比如1993年9月18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与《诗探索》编辑部在北京举办的“’93中国现代诗学讨论会”就聚焦于“朦胧诗”之后的诗坛现状和前景，而谢冕则提出了著名的“美丽的混乱”一说。
65 吴思敬：《编选者序》，《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66 唐晓渡：《编选者序》，《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67 陈超：《编选者序》，《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8 比如1994年第1辑的“他们”，1994年第2辑的西川，1994年第3辑的海子，1994年第4辑的王家新，1996年第2辑的“莽汉”，1995年第2辑的于坚研究小辑，1995年第4辑陈仲义、陈旭光、罗振亚和汪剑钊关于“第三代”诗歌的研究文章，1995年第1辑和第3辑推出的12篇“女性诗歌研究”，1996年第1辑“第三代诗歌研究”，1996年第3辑的韩东，1998年第2辑“后新诗潮”研究（6篇），1998年第3辑“后新诗潮”研究（3篇）。
69 陈旭光：《先锋的使命与意义——为“后新诗潮”一辩》，《诗探索》1998年第2辑。
70 郜积意：《“后新诗潮”的论争及其理论问题》，《诗探索》1998年第3辑。
71 孙绍振在《后新诗潮的反思》一文批评了9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图解西方文化哲学而形成的新的概念化倾向，“但是，我并没有说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群众，我所批评的是，他们脱离了自我，活生生的个体，活生生的自我。他们的毛病是虚假，是在做作出一种与真实的自我不同的样子，墓地是为了生吞活剥地图解某种西方文化学说，而不是脱离了抽象的人民”。
72 1995年第3辑推出“关于芒克”的专辑[刊发《芒克印象》（林莽）、《芒克创作简历》（林莽整理）以及长达21页的《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唐晓渡）]，1995年第4辑推出“关于林莽”的专辑[《寻求寂静中的火焰》（林莽）、《林莽的方式》（陈超）以及《林莽创作简历》（刘福春）]，1997年第2辑的“关于王小妮”，1997年第4辑关于陈仲义的《中国朦胧诗人论》和《诗的哗变》的评介文章以及伍方斐的《顾城后期诗与诗学心理分析》，1998年第1辑“食指研究”，1998年第4辑“关于田晓青”，1999年第2辑柯雷的文章《多多的早期诗歌》（谷力译），2003年第1-2辑“关于杨炼”，2003年第3-4辑“关于北岛”，2004年春夏卷阿多尼斯和杨炼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2005年第1辑“关于根子”，2005年第3辑《三十风雨话“朦胧”》（刘景荣），2008年第2辑“梁小斌”专辑，2010年第4辑《〈今天〉的创办与诗歌型构》（张志国），2013年第1辑《试论顾城的〈滴的里滴〉》（岛由子），2013年第3辑《在茫茫黑夜中闪烁的生命灵光——哑默“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及其精神》（苏文健）和《问道》（哑默），2016年第1辑《八十年代，被诗浸泡的青春——徐敬亚访谈录》（姜红伟）。
73 林莽：《芒克印象》，《诗探索》1995年第3辑。
74 参见《顾城后期诗与诗学心理分析》，《诗探索》1997年第4辑。
75 [荷兰]柯雷：《多多的早期诗歌》，谷力译，《诗探索》1999年第2辑。
76 《编者的话》，《诗探索》2016年第3辑理论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