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梯（节选）
一
十月初九，我外孙女过“抓周”。“抓周”是大事，两家人自打喝完满月酒还没像样地聚过呢。亲家订的饭店，西苑宾馆，提前半个月才订上。西苑宾馆，众所周知的，不好订，贵就不说了，有钱也订不到，订到也得排队。亲家下半年在局里刚扶了正，正好找机会“秀”一下。罗马假日厅。房间大得不像话，桌子起码能坐二十个人。亲家那天特意带的茅台，地下室存了有些年头了。女儿苗苗平常不喝酒的，而且还在喂奶，但因为听说是十五年的茅台，还是打算尝一尝。就倒了一小杯，要尝还没尝。幸亏没尝，铁军电话打过来了。
电话是打在我手机上的。铁军的号码存在我手机里十几年了，从来没响过。我有种不好的直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出去接。旁边的苗苗盯了我一眼，我说，铁军，脸色已经有点不对了。接完电话回来，我碰碰她的肩膀，叫她出来。果然，出事了。偏偏是今天，偏偏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让苗苗来说比较合适。
苗苗没回自己的座位，直接到衣帽架前头取下外套、包，车钥匙在包里。她一边往外掏钥匙一边对大家宣布：
“我小叔不行了。”
估计赶不上了。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后脑勺着的地，120赶来的时候瞳孔都散了。电话里铁军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还在抢救，但基本不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明知道来不及这个电话还是要打的，不光给我打，给大姑也打了一个，给二伯也打了。大姑在北京，二伯那天在宝鸡出差，我离得最近，但开车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明知道来不及也是要去一趟的。
没赶上，过大桥的时候堵车。按说这个点了，不应该堵的，但是那天桥面上出了一起事故，三车追尾，最后面那辆几乎横在了马路中间。堵得死死的，前面一溜红屁股望不见头。铁军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说不用赶了，人已经推到太平间了，要见就明天去火葬场见吧。他说的应该是殡仪馆，一个意思，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口气不像是刚死了的那个人的儿子。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安慰一下铁军，我当三伯的，这个时候似乎除了安慰也没什么能说的。我说铁军，别慌，沉住气，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铁军有点不耐烦，好几张单子还没填，一会还得签字结账，事情多着呢。知道了三伯。他打断我，电话一挂忙去了。
堵了一晚上的车终于松动了，车流缓缓通过。我们毫无意义地过了桥，然后在桥头的丁字路口掉了头。我说明天吧，明天一早再去。
“小叔也是的，”苗苗握在方向盘上的两只手放下来一只，很明显地舒了口气，“又不是没电梯，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几个台阶还能摔死人？奇了怪了。”
第二天是我自己去的，坐公共汽车。女儿女婿要上班，我没让他们请假。出门很早，坐的是七点二十最早的那一班，怕又被堵住，每天的早高峰大桥上都是一锅粥。这趟还不错，九点多就到县城了。明义这些年一直跟着铁军住在县城里。闺女出生以后，铁军把他妈从村里接来帮着带孩子，他爸顺便也一道过来了。不接来也不行，他爸一个人在家根本没法过日子，脑子里长了那么个瘤子，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连路都走不利索，半个废人。县城不大，铁军的房子买在城北的滨湖水岸小区，从车站打个车过去也就二十分钟。铁军老丈人非要来接，我说那么忙就别麻烦了。铁军老丈人很坚决，必须得接，忙也忙不着他。
小区业委会有规定，白事能在家办尽量都在家办，单元楼外面不给设灵堂。其实也没必要，没多少人，铁军没通知几家。离过年还早，人都在外面，打工的打工，上班的上班，为这么个事请假特意跑一趟不值当。有点冷清，稀稀拉拉几拨，上账、磕头，走程序。这些人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来帮忙的也不多，出来进去都是那几张面孔。铁军把客厅的沙发茶几和电视柜都挪出去，遗像挂在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上。墙上原来应该是挂了一幅画的，画取下来了，印子还在，方方正正一片白。印子很大，挂的应该是八骏图或者花开富贵什么的之类。黑白照片上的明义很年轻，是很多年前的样子，说明四弟明义很久没照过相了，也说明事情很突然。确实很突然，好端端的，怎么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
电话里铁军没说明白，我也没来得及仔细问。车上铁军老丈人跟我说了一遍具体情况。在自己家楼道防火门外头，步行楼梯口那儿，踩着一把人字梯爬到天花板上去修灯泡呢。爬得太高，没站稳，一个仰八叉摔了下来，直接从九楼摔到八楼，后脑勺着的地。
“修灯泡？叫他去修哪门子的灯泡？叫谁也不能叫他上呀！”
没人叫他上去，他自己上去的。声控灯，质量不是太好，有时候会坏，物业来过几次。以前修的时候他都在旁边，觉得没啥，自己也能修。上午就给物业打电话了，天快黑了也没人来。他自己爬了上去。
哦，原来是逞能，自不量力，怪不得呢。就他那样子，连瞎带瘸的，平地上都走不稳，爬到那么高的梯子上，等于是玩杂技呢。摔下来不奇怪，不摔下来倒奇怪了。
怪不得别人，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他的脑袋，怪脑袋里的那个瘤子。
脑膜瘤，青梅竹马的瘤子，很早就跟着他了。我记得小时候刚上初中那会儿，就听他说头晕。老是晕，一整天一整天地晕，晕得起不了床，上不了学，让我跟老师请假。一开始还请假，后来连假也不用请了，那座位有时候一空就是好几天。农村条件不行，一直都没想起来到正规医院去看看。结婚以后也不见好，不光晕，还抽，有时候好好的，突然就往地上一倒吐白沫。去了两趟县医院，都是按癫痫开的药，癫痫是学名，农村人叫“羊羔疯”。后来越来越严重，眼睛不行了，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右眼几乎看不到了，一只耳朵也听不见了。这才想起我来，跟我商量，打算来找我，到省里的大医院来好好检查检查。我带他去的省立，全省最好的医院。果然，是有个瘤子。虽然是良性，但已经不小了，差不多有一条成年鲫鱼的鱼鳔那么大，得开颅，把鱼鳔扎破，然后摘出来。
爹送他来的，把明义交给我第二天就回去了，剩下的都是我。光大大小小的检查就做了四五次。每次向医生描述病情，明义都会不自觉地抬起左手，遮住自己的左眼，一边认真地体会，一边很确凿地告诉人家，右眼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下手术通知单的时候医生问我，亲弟弟吧？我点点头。不用问，两张脸摆在那儿呢，百分之九十没走样。我问医生术后怎么样，对方说，要看运气，能保住多少算多少吧。我问，视力吗？他抬起目光来从镜片上方扫了我一眼，你弟弟的命。
二
遗像上的明义因为年轻，所以看上去跟我更像，很多双胞胎都是这样的，年纪越小的时候越像。都是越长越不像的。一个人的长相除了娘胎里自带的那部分，还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环境，比如读过的书见到的人，当然也包括脑子里的瘤子。我看着遗像上的明义，就像看着自己。我突然在想，假如苗苗或者她妈跟我一起来参加葬礼，看到明义遗像的时候会是什么感受？
第三天出殡。大姐电话里说了，一大早的高铁，正往回赶。高铁只能到市里，还得再倒一班汽车，估计下午才能到。六十多岁的人了，千里迢迢的，难为大姐了。二哥在外地，晚上有个很重要的事，走不了，明天一早赶过来送明义。多重要的事，他没说，估计是很重要，不然怎么也得推掉了。中午在外面吃过饭，铁军老丈人悄悄跟我说，先别回去了，酒店房间已经开了，空着也是浪费，去躺会儿，家里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人反正没了，别再把活人折腾坏了。他看见我在吃降压药。我想了想，觉得也好。倒不是躲清净，主要是躲铁军，躲铁军的那张脸。铁军很忙，明义就他一个儿子，什么都是他，一大摊子事情，来个人就得磕头。他忙我知道，什么场合我也知道，但也不至于一个正眼不给我。上午刚见面的时候喊了我一声三伯，就那一声，喊的时候目光也没往我身上落。那张不冷不热的脸，实在让人受不了。算起来我们差不多有四五年没见了，四五年都不见了，还是不行。铁军老丈人看在眼里，爸死了不是理由，忙更不是理由，这不正常。他也大概知道些我和铁军之间的事情，送我到酒店去的出租车里，他一嘴酒气喷在我耳朵根上：“铁军这孩子，就是头犟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哪能呢。也怪我。
铁军老丈人年龄比我小几岁，生意人，做苗木生意的，自己种，也雇人种，承包了县城周边好几家苗圃市场。土是土了点，但是个活络人。活络人说话就是让人舒服，我心里一热。心里再热嘴上也得收着，跟我比，他老丈人毕竟是铁军家里人，家里人能当着我的面说铁军，我却不能当着人家的面这么说他。谁也不能说，我没处说，这种话我能跟谁说呢。说实话，我做得可以了，这些年，我热脸贴了他铁军多少冷屁股？每年大年初一，我都让苗苗主动给他爸打电话拜年，而他一个电话都没打来过。离得这么近，从县城到省里，开车最多俩小时，办事跑业务什么的，他一年好几趟，从来没说来看看我。别说来看我了，有几次我回老家，晚上住县城，两个路口隔着，他爸不来，他也不来，都是我主动上门。我觉得我做得可以了，就算之前有些地方没仁至义尽，又怎么样呢，还能怎么样呢？我一个长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都是因为明义。我弟。他爸。
那趟来省立医院手术做得还算成功。命保住了，另外一只视力所剩无几的左眼也保住了。不幸中的万幸。当时医生也是比较乐观的，那些被鱼鳔形肿瘤压住的神经，时间太长了，恢复起来不太可能，但另外一些还没来得及被压坏的，到此为止，基本安全了。瘤子是良性的，摘了就不会再长，医生的口气很肯定。半条命也是命，明义很激动，很庆幸，嘴上没说，但表情和样子在那儿，感激涕零的。感谢瘤子，感谢良性，感谢他哥。才三十五，不算晚。拆线以后本来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的，不观察了，等不了了，马上要过中秋，这个八月十五无论如何得回家去过。爹从村里找了辆车来接，一上午明义一直站在我家三楼客厅的窗户前低头往下看，一看见爹开车门出来他拎包就往外走，连帽子都忘了戴。剃光的头发还没长起来，头皮上一圈粗大的针脚煞是醒目，就像盘了一条蜈蚣。我也很庆幸，长长地松了口气。再大的委屈也值了。
但是医生把话说大了，说绝对了，说不长，但也并不是完全不长，只不过长得慢。长得慢也是长。明义又不行了。这不行我一直没有亲眼看见，爹妈不在了以后我很少回老家，除非老一辈里特别亲的老人去世。铁军来省城找我那次，离我上次回去已经五六年了。他带他爸来的，刚在县医院做了检查，瘤子又长了，还是原来的地方，估计是上次的残余。医生说了，还得开颅。
事前他没跟我打招呼，人到了才给我打的电话。打算来省里再复查一下，还是省立。
我问铁军人在哪。
铁军说在医院对面的小旅馆里。
哪家旅馆？
他让我等一下，去问前台。回来告诉我，春风旅社。
春风旅社我知道，就在医院斜对面的巷子里，最里面一家，便宜，许多手头紧的外地人来省立医院看病都喜欢住那里。我对铁军说，一会儿我还有节课，一下课我就赶过去，见了面再说。确实是有节课，我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
铁军说，不用麻烦了，下午我带我爸直接去家里，没搬家吧？我们打出租车过去。
我说没搬，脑子里突然就跳出来那年爹带着明义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情景。十多年了，当时爷俩并肩坐在我们家客厅的沙发上，靠得很近，半天没一句话，左一根右一根地抽烟。那次是爹带他来的，现在换成了儿子。
我没马上挂掉电话，我问，必须得开吗？
铁军很坚决：得开。
我说，那就听医生的，该做手术咱们就做。
铁军在电话里沉默半晌，我听见他在点烟，打火机很清脆地一响。他问我，在哪做？
我努力镇定了一下心跳以及呼吸，觉得差不多了，才开口，我问，你爸什么意思？他想在哪做？
他现在哪还能有什么意思。
我问，你妈呢？
铁军说，她没主意，她听我们的。
明义结婚比我早，生孩子也早，铁军比苗苗大九岁，那年应该差不多二十五六的样子。高中没考上，上了两年职校，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印刷厂跑业务。还没成家，但基本上已经是个大人了。大人得有个大人的样子。这可不是别人，这是你爸。不能又推给我，不能又是我替你们拿主意。说实话，我有点怕了，那年爹把明义送到我这里来，明义开了一次颅，我也搭进去半条命。光手术费就五六万，那个时候的五六万能买半套房了，基本上都是我拿的。钱还不说，关键是压力大。脑袋里的事，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铁军他妈交代，怎么跟爹妈交代？怕什么来什么，手术台上还真出了状况，当时医生估摸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但是快四个小时了人还没出来，出来的是护士，开了张病危通知让我签字，颅内出血，正在抢救。刚刚已经休克过一次。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签字的时候手哆嗦得连笔都拿不住。
前前后后两个多月，除了医院，都住在我家里，爹回去以后换了铁军他妈来。那一段时间苗苗她妈正好在备战雅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受了影响，没考好，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名额糟蹋了。为了这事苗苗她妈跟我狠狠地干了一架，其实从一开始她就不爽，非常地不爽，终于逮着机会爆发了：早知道你有这么个弟弟，当初打死也不会同意跟你。手术一完咱俩就离婚，你滚回你老家去！骂得我一声没吭，没脸吭声，当年大学毕业是靠着苗苗她姥爷我才留在了省里，本来应该回县城教书的。我把我自己、把自己家都差点搭进去了，我一个当哥的，我够意思了。
我觉得气壮了，理直所以气壮，气一壮那些话说出来就容易多了。我说，铁军，你现在也大了，大人得有个大人的样子，该担的事情你要担起来。再说现在也不比以前，现在市里县里的医院条件也很好的，专家一点也不比省城的差。我狠了狠心，决定干脆把话说透，说透了好，大家都省事。我说，铁军，不是我不管，我年纪也一大把了，有家有小，折腾不起。钱的事情你放心，有我和大姑、二伯呢，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考虑再三，还是没去送他们。我说要出差，紧急会议，刚接到通知，吃过中午饭就得走。一不做二不休，我不能让他们进我家的门。一进了门，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
铁军记了我的仇，唯独就记了我的仇。从春风旅社回去之后再没打电话来，我也不太好主动打电话问。我把电话打给大姐，我以为他会去找大姐。没找。大姐说，这事铁军没跟她说，就是说了估计她也帮不上忙。她那口子去年肾坏了一个，一个礼拜就得透一次析，自己还在医院里天天陪床呢。钱的事情也够呛，这几年花销大，姐夫单位刚改了企，退了休医药费只能报百分之二十。大姐叹了口气，在电话那头跟我说，就明义那个样子，手术做不做的，又能咋的？大姐从小是最疼明义的，大姐说这个话，可以想见她自己心里该是一种什么光景。铁军找了二伯。借钱，二十万，五年之内一定还上。二哥那几年做医疗器械生意，也不是很顺，有家县医院的院长被抓进去了，一百多万的账要不回来。二十万确实拿不出，拿了八万。少是少了点，但不是借，是给。铁军坚持非要打欠条，还专门托朋友开车送到公司，亲手交到二伯手上。
我后来还是打了电话给他，答应给他十万。这些年的私房钱，加上同事朋友借到的，我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但是他不要。话很难听，电话挂了，在短信里说的，哪能拖累三伯您呢，人得有点志气，不能不要脸。
还真是有志气，从那以后就没再搭理过我，见了面的时候不搭理，不见面的时候更不搭理，仿佛世界上根本没有三伯我这个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明义手术还是做了，在他们市里的中心医院做的，我问的二哥。二哥说，情况还不错，上次回去还看见明义摸摸索索下楼买烟。
“屁的志气，他那叫志气？就是头驴，犟驴！不识好歹的货。”铁军老丈人嘴里酒气和火星子一起冒，一冒三丈。看出来了，不光是安慰我，他自己跟铁军也有笔账。作为铁军的老丈人，他似乎也并不比我好过。老丈人是活络人，偏偏是活络的老丈人遇到了天底下最轴的女婿。“小两口结婚前买房子，一家人都主张要个90平的，小户型，划算，负担小。他不行，非得买120，120的多一室，以后要把他爸接来住。他爸又瞎又瘸，得跟着他住。钱不够他去借，不用别人管。还不能劝，一劝就翻脸，说我们嫌弃他爸，谁嫌弃他爸他也不能嫌弃自己爸。那个时候我钱紧张，自己买苗木的款子都是借的高利贷。可你怎么办？遇到这样的姑爷你说你怎么办？当初也不知道小玲搭错了哪根筋非找这么一个现世宝。你没错他三伯，谁没个难处？凭什么就应该的？你当三伯的，仁至义尽，你遇到这样的侄子，你说你怎么办？！”
我笑笑。苦笑。谢谢理解。确实有难处，有说得出口的难处，也有那些说不出口的难处。难处是一方面，另外，主要还是心里这一关过不去。铁军老丈人说得没错，凭什么就应该的呢？刚接到铁军电话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第一次来我这里做手术之前，爹专门把我叫回去过一趟。明义就交给我了，这个事，无论如何得我管。上面还有大姐，还有二哥，实话实说，论条件论能力，都不差，起码比我差不了多少。大姐当年找了个当兵的，一开始在娘子关山沟里看仓库，后来调到了北京，退伍以后安置在大兴一家街道上的环卫所，有编制有奖金，福利也不错；二哥做生意，虽然不在省城，但见多识广，认识的人也多。都能管，但如果非得找一个，那就必须是我。为什么是我，爹没往下说，但我明白，还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俩是双胞胎的亲兄弟，手拉手一起来到世上的，比亲兄弟还要再亲上一倍的兄弟，医学上叫同卵双胞胎，同卵，意思就是本来我们俩其实是一条命，一条命一掰两半分成的两条命，他的那条命其实也是我的命。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从生下来到上小学，除了爹妈和大姐，基本上没有人能把我和明义区分开。二哥心粗，早上记不住我俩穿什么衣服出的门，回来以后常常就搞混。不光长得一模一样，还有其他地方，包括那些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很多有关双胞胎心灵感应的那些事，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没有书上和电视上说的那么玄乎，但确实有。比如小时候他哪天早晨感冒了，我过不了晌午头，准保发烧；哪天他头晕得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我那一整天也会头昏脑涨的；还有他在省立医院开颅那次，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劳累过度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我在手术室外面等着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休克了过去，幸亏在医院，俩护士一起掐人中才把我掐回来。还有那个瘤子。瘤子长在他脑子里，片子我看过，右侧靠近太阳穴的位置，一大一小很明显的两团，连在一起的，确实像只鱼鳔。那次休克之后这就成了我一块不大不小的心病，总是觉得自己脑子里相同部位隐约有个什么东西，每年体检的时候都吊着一颗心，生怕报告单核磁共振那一项里多出来一个瘤子。但是还好，很幸运，一直没有。一直到现在，我外孙女都一周岁了，还是没有。现在没有应该就是没有了，谢天谢地，安全了。
所以姐弟三个里头，必须是我。爹就是这么觉得的，我认了。大姐、二哥也可以这么觉得，说实话，包括我自己，也可以这么觉得。但是居然铁军也这么觉得，他觉得就应该是我，我责无旁贷，第一次是我，第二次肯定还是。爷爷不在了，他替爷爷把他爸送到我这里来。谁叫我和他爸是双胞胎兄弟呢，谁叫我长了一张跟他爸一模一样的脸呢。从科学上讲，我和明义基因的相似度能高达99.9%，还是那句话说的，一条命掰成的两条命，他中有我，我中有他，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什么都分毫不差，一模一样，偏偏就有一点不一样，他爸脑子里长了个瘤子，我脑子里却没有。奇了怪了，邪了门了，凭什么呢？凭什么那0.1%就落在了他爸脑袋里？就是因为这0.1%，我和他爸天上地下，本来是一条藤上的两个葫芦，现在一个往天上飞，一个在烂泥里爬；一个现在是大学里的系主任、教授；另一个是农民，并且还是那种最惨的农民，一个又聋又瞎又瘸的农民。我还记得，铁军爷爷活着的时候经常对铁军说，说他爸小时候成绩很好的，特别是算术，赶集的时候每次都带他，几斤几两几毛几分眼珠子一转就出来了。这点我承认，明义确实比我脑子好用。我和明义小学初中都是一个班，每次考试他的分数都在我前面，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班主任都说了，上不了北大清华，交大是肯定没问题的。班主任自己就是交大毕业的，她说这个话肯定是负责任的。要不是那该死的0.1%，那只鱼鳔，那个瘤子，明义就是今天的我，不对，肯定比我还要厉害，还要体面，还要人模狗样。所以，我应该的。
所以慢慢地我也意识到一件事，铁军对我那些莫名的仇视和敌意，不光是因为那次我没答应让他爸来做手术，没让他和他爸进家门，还另有来处。那敌意其实很早就有了，从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跟他爸长得一模一样的三伯的时候就有了，也许就是因为我长了一张跟他爸一模一样的脸。脑瘤有遗传，但是怎么个传法，谁也说不准。我听爹说过，长辈里头本家有一个四叔就是，三十多岁命就没了，羊癫疯，一吐一地的白沫，发起病来跟明义一个症状。那时候不知道，现在看应该就是脑瘤。偏偏选中的是明义，对不住了。对不住的不光是明义，还有明义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铁军闺女现在上的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小学，好不容易在县城买了房还得在这类学校读书。铁军自己也是，这些年不是很顺，我也听说过一些，印刷厂效益不好，那点工资主要靠拉业务，他天天看人脸色，后来连脸色也没得看了，自己出来干，摆了个地摊卖麻辣烫，为了皮带宽的一条地界，举起马扎跟人动了手，被抓进去拘了仨月，到现在案底还销不掉。后来好不容易又找到了个小厂子做着。小玲在假发厂打工，下乡收头发，被车撞过一回，腿上钉了两根钢钉，当时天黑，村道上又没摄像头，赔偿款一分没捞到，撞了等于白撞。这都是命，命不好，本来是可以认的，也很好认的，在所有人那里都没问题，唯独在我这里不行，没来由地恨，看见我这张脸就恨。那年村里三表舅去世，以前日子困难的时候三表舅接济过我们家，有恩情的，他的丧我不能不奔，正好也带新女婿回趟家，苗苗结了婚小两口还没回去过。铁军也去了，没拉明义，自己去的。中午在饭桌上咬住了我女婿拼酒。一口一杯，不喝不行。苗苗说了他两句，他当场发了飙，当着满桌子亲戚骂苗苗，话说得那叫一个混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天爷他娘的不长眼，有本事让你爸脑子里也长个瘤子试试！其实没喝多，说的全是心里话，一直摁在心底好多年的心里话，终于翻出来了，阵阵恶臭。说实话我很难过，既难过又愤懑，还委屈，你要我怎么样呢铁军，到底怎么才能让你满意呢？要不就像你说的，我脑子里也长个瘤子，这样可以了吧？总可以了吧！
三
大概因为喝了点酒，靠在酒店枕头上盯了两眼午间新闻，眼皮一沉居然睡着了。觉得时间很长，睁眼看手机，才十来分钟，对面屏幕上的主持人还在。三点半。天不太好，没拉窗帘就看得出来，从上午就开始阴，天气预报说要降温，一大波冷空气正在赶过来，最迟下半夜就到。走的时候铁军老丈人专门交代，说醒了给他打电话，他开车来接我。接就免了，回头被查了酒驾我可担不起。其实不远，走过去也就二十分钟。
滨湖水岸，名字起得好听，其实就是靠了条护城河。在河岸这边挖土围了一圈水，再加上一道石栏两排绿植，就算滨湖了，就算水岸了。就那么两排绿植还没种好，小区门口横七竖八躺着一些叫不上名来的植物，不知道是没来得及种上还是刚刚拔出来。小区不大，七八栋，楼层都不算高，十六七层的样子。铁军家住九楼，不高不矮，正好。两梯四户，公摊面积是有点大，楼道里看上去相当阔绰，支一张桌子打台球都没问题。我坐电梯上来，电梯门一开，迎面看见楼道间站了好几个人，人手抱着一只一次性纸杯，手上热气腾腾的，穿得很正式，既隆重又无所事事的样子。应该是铁军他妈那头的亲戚。都是生脸，狭路相逢，只好点点头。铁军家的大门一直开着，灵堂从客厅延伸到了这里。我不想进去。本来进小区的时候刚刚抽了一根烟，只好又掏出来一根，手里有根烟拿着，站在这里多少自在一点。烟刚点上，这时候从屋里出来一个人，提着保温壶，挨个给大家续水。这个人我上午一来就见到了，一直出来进去忙活，看上去跟家里每个人都很熟，一副自家人的样子。确实很熟，后来我上卫生间时无意中瞅到一眼，在卧室门口，他跟铁军他妈咬着耳朵说话，嘴几乎贴到了脸上。
看见我，他特意多走了两步过来给我递烟，张口叫我窦教授。外面冷，屋里抽一样的，屋里有暖气。没话找话。没话找话才更显得客气。我不认识人家，人家认识我，我赶紧接过烟，想说句什么，他已经转身到别人那里忙活去了。打扮有一点特别，天是有点冷，但也没冷到戴围巾的程度，还是那种粗羊毛的厚围巾。进了屋小玲看见我，过来给我倒茶，拿着纸杯往杯子里面装茶叶的时候，我问她这人是谁。厚围巾加眼镜，一下就对上号了，小玲说，楼上的。
“邻居？”
“常叔。人挺好的，铁军天天在外面跑不在家，家里有急事用个车、搬个大件什么的，都找他。”
“哦，”我接过茶杯，明知很烫，还是很小心地低头啜了一口，“远亲不如近邻，挺好。”
“楼上楼下嘛，相互之间的。前一阵常叔老伴去世，我和妈也没少过去帮忙。”
确实如此，不管在哪，有个贴心的邻居确实挺好，比亲戚还管用。热水不多了，小玲把暖瓶放下，拿起电热壶准备去厨房烧热水，刚转过身，铁军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进来，一进门就叫小玲，让她去买烟。白梅。四条。小玲说，买那么多干什么，我刚看见常叔那还有不少呢。铁军冷着脸，一副说一不二的口气，废什么话，叫你买就买。
我把手里的纸杯往桌子上一放，站起来，我去吧，小玲你去忙你的。
小区对过马路东边第二家，迪文烟酒，老板是熟人，每条烟能便宜四块钱。小玲专门跟我交代了。拎着香烟回到小区，往单元楼门口走的时候，碰见正拐弯从楼后面走出来的保洁大姐，一手拖着一只垃圾桶，远远看见我手里拎着的香烟，跟我打招呼，怎么还叫你去买烟？垃圾桶的轮子拖在地上噪音很大，轰隆隆的，像两架马车迎面朝我开来。我提了提嗓门，一家人，谁买不一样。这个保洁我认识。中午刚认识的，在小区门口聊过几句。当时我正在等铁军老丈人把车从车库开出来，她拉开传达室的窗户说让我进去等，外面怪冷的。还没搭话她已经把我认出来了，那张脸摆在那儿呢，没跑。问我是明义什么人，弟弟？我说是哥。她一脸吃惊，说，真看不出来。这位大姐有点胖，含辛茹苦的那种胖，圆滚滚的身材跟那张风吹日晒的脸看上去很不般配。岁数比我都大，还在挣这份辛苦钱，不容易。
两台电梯一个在十五楼，一个在十一楼，显示屏上的数字半天不动，上不去下不来的样子。今天电梯确实有点忙。她把两只垃圾桶靠在墙角，拎起旁边的拖把和笤帚，过来跟我一起等电梯。问我，明天出殡？我点点头，对，明天中午。她叹了口气，说，明天不休班，不然也去送送明义老弟。听这口气，她和明义很熟，起码有点交情。应该是有点交情的，不然中午在传达室也不会招呼我进去。送不送的倒无所谓，一个外人，人家能说这个话，还是挺叫人感动的。我替明义感动了一下，谢谢了。
“你弟弟是个好人，脾气好。那是真好。”
我再次笑笑，表示心领了。这个我承认，确实是，明义好脾气，从小就好，话少，自从那瘤子长出来以后，几乎就不怎么说话了。左边的那台电梯先下来了，数字走走停停往下降，胖大姐用拖把去摁朝下的箭头，好像多摁几下电梯就会快点下来似的。她一边摁一边冷不丁地又叹了一口气：“好人也不一定都有好报。”
我没防备，这话在拐弯。一个急转弯。没等我回过神来，她接着又说，不就是抽个烟吗？差一点着火不也是没着火吗？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啊，对吧？再怎么样那也是你爸。
我问，谁动手了？
你不知道？胖大姐扭过脸看我，一脸幅度很大的惊讶随着目光一起转过来。我确实不知道。上个月的事。明义在楼道里抽烟，不小心把纸箱子点着了，差点闯了大祸。家里不让抽，明义每次抽烟都是躲到楼道里抽，烟灰缸放在纸箱子上。那天烟灰缸可能是太满了，没掐死的烟头掉了出来。整栋楼都冒了烟，消防车都来了。
“你家那侄子可一点也不随他爸，脾气大。脾气再大也不能动手呀！对门听不下去了出来劝架，亲眼看到的。”
左边的电梯终于到了，3，2，1，电梯门打开。果然人不少，多数都是老人，这个点忙着出门接孩子、买菜。等人走空我们才进去。她在前，我在后。她摁了五层，我没动，还没缓过来，木头一样呆在那里，脑袋里嗡嗡地响。胖大姐替我摁了个9。动手了，居然动了手。铁军脾气大我能想到，铁军的话难听我也想象得到，但是想不到会动手。怎么个动法？动到了什么程度？我等着胖大姐往下说，但是她不说了，专心致志地等她的五楼。五楼到了，电梯门打开，这才开口，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她的话肯定是对我说的，声控灯坏了？不可能啊，昨天下班前我还带着收废品的去过一趟九楼呢，灯好好的啊。
电梯门重新关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电梯继续上升，往九楼走，我感到心脏都缩紧了，一股凉气沿着后背缓缓升了上来。我忽然想起来昨天晚上苗苗在车上说的话，苗苗也觉得蹊跷，好端端的，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呢？
大姐吃过晚饭才到，也是铁军老丈人去接的，市里长途汽车站开往县里的最后一班大巴。下车时天都黑透了，她在车站旁边匆匆吃了碗拉面，紧忙往家赶。她还没进门我就听到了哭声，从电梯里传出来的，一听就是大姐。大姐从电梯里一直哭到灵堂，对着明义的遗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几次腿一软差点就要跪下去，旁边人赶紧上去扶住她。这是一整天来最体面的哭声，很感染人，好不容易才停下来。时间不早了，该走的都走了，屋里剩下的都是家里人：铁军、铁军他妈、铁军老丈人和丈母娘、我，小玲在隔壁房间关着门给闺女辅导作业，马上期末考试了，耽搁不得。我说我陪大姐早点去酒店休息，明天还要起大早，大姐心脏不好，又赶了一天的车。大姐已经缓过来了，非坚持再多待会儿。本来来得就晚，想多陪一会儿明义。能多陪会儿就多陪会儿，以后想陪也没机会了，说着眼圈又要红。守夜的是铁军，昨晚基本上一夜没睡，今天又得一夜，两只眼珠熬得通红，下巴上一圈黑胡碴。铁军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从口袋里掏烟，自己点自己的，也不管我。屋子里除了铁军，只有我一个人抽烟。铁军他妈看在眼里，赶紧起身去茶几上拿起一盒，烟还没拆封，她手忙脚乱地半天才打开，抽出来一根递给我。
我把烟接过来，她立刻又去拉茶几的抽屉给我找打火机。家里攒的打火机很多，花花绿绿一堆，她随手拿了一个给我。我接过来点着烟，仿佛很随意似的一提，我说，明义抽烟还那么凶啊？
“凶，”铁军他妈下意识地眉头一皱，不过马上又松开，“嗨，抽呗！咱不管他，管也没用。随他抽。”
明义的遗像就在一旁墙上挂着，我们谈论明义的口气，仿佛明义还活着，或者已经死去很久。这样也好，反而轻松，是一种解脱。最解脱的也许就是铁军他妈了。铁军妈小我们三四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明显要老一些，不可能不老，摊上了明义这样的。尤其这些年，明义没少拖累她。想想其实很可怕的，从一结婚明义脑子里就已经有瘤子了，嫁给了明义，也等于嫁给了这瘤子，一过就是三十年。农村人结婚，那时候也没这个意识，不知道提前做个婚检什么的。铁军妈很能干的，我记得那年第一次到省立医院来做手术的时候，开完颅到拆线那半个月，全是她一个人，床上床下，吃喝拉撒，连替班都不用。就是脾气不太好，说话嗓门大，皱着眉头使劲喊，病房外面都听得见。其实也不能怪人家嗓门大，明义耳朵不好使嘛，三十多岁的耳朵像七八十岁的耳朵。
铁军他妈不错了，就算是嗓门大一点，就算是嫌弃明义也是正常的，能理解，不嫌弃才不正常。可是，再不错毕竟也是个人，再能干也有干到头的那一天。
我问，听说明义上次在楼道里抽烟烟头忘了掐，把纸箱子点着了？
她警觉地扫了我一眼，转眼去看铁军。我解释了一下，说上午在小区门口听保安聊天时说的。
“把人快吓死了，”她这才开口，眉头立刻又皱了起来，“消防车都来了。都知道是我们家的纸箱子烧着了，一整栋楼的人都骂，在群里骂，还有人带着物业堵到我们家门口。说实话人家骂都是轻的，也不怪铁军激动，铁军那个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一到气头上就没个轻重……”
原来是真的，真有这么回事，胖大姐没说谎，这事不假。铁军动手了，对他爸。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
铁军妈抬头碰到我的目光，口气一转：“就推了两下，也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力气不大，第三下我上去拦住了……气头上。”
哦，气头上。对，人在气头上会做出一些发疯的事情、混蛋的事情，做出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事情。人在气头上会失去理性，如同魔鬼附身，而且对方越是软弱越是可怜越是逆来顺受，就越是会激怒那些魔鬼。人性都有黑洞和深渊，黑不见底，深不可测。气头上。可以理解。
一起回酒店的车里我问铁军老丈人，明义现在吃药吗？一提这个铁军老丈人明显有点激动，吃，怎么不吃？不光吃药，还常常跑医院。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全身上下能有几块好地方？气管，肝，骨质疏松，还有糖尿病，血压也高。还剩一只眼能看见，听小玲说，也看不远，最多也就三米五米，上次出楼门洞的时候不小心被滑板车绊了一跤，摔断了腿，在医院躺了俩月。花钱不说，关键还得搭上好几个人。铁军那点工资糊口还行，养家根本指不上，铁军妈原来在饭店干钟点工还能多少补贴点，没办法也辞了。小玲跟我们说，一直想再生个老二的，不敢生，怎么生？也不能指望我们，我们想帮也帮不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小玲下头还有个弟，俩孙子加房贷，也够我俩受的……
大姐在后座上叹了一口气，长长的一口气，又粗又长。大姐一直在听。世事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冷空气看样子是提前到了，刚才出门的时候就有感觉，嗖嗖的小冷风长了手一样扒着领口往你脖子里钻。天尽管黑，也能看出来阴得厉害，从上午阴到现在，仿佛分量都变重了，一直压到头顶上。不怕它冷空气来，要来就多来点，下一场雪才好。车不是好车，十万多公里的国产经济型汽车，密封性很一般，空调开着也明显感觉冷。车一发动车载广播就打开了，冷空气似乎也干扰了信号，嗞啦嗞啦的，铁军老丈人从一上车就开始调，好不容易才把两只手都挪到方向盘上。他也叹了一口气，动静比刚才大姐的那声也小不了多少，铁军老丈人说，其实走了也好，解脱，自己解脱，大家也都跟着解脱。大姐把话接了过去，安慰自己，也是安慰我们，说，就是，解脱了，都解脱，包括铁军他妈，说实话人家这些年对得起明义了，都不容易。现在还来得及，说不定还能往前走一步……
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
话是从大姐嘴里说出来的，她是站在女人和大姐的角度说的这个话，说者无心，但却冷不丁刺激和提醒了我。我立刻就想起来上午那个围巾加眼镜，常叔，在家里那副熟门熟路的样子，咬着耳朵跟铁军妈说话，而且，刚刚没了女人。我感到身上阵阵发冷，车的质量确实不好，那些冷空气正从四面八方看不见的缝隙里密密麻麻地钻进来，一直钻进衣服里，爬到我的肩膀、后背和脖子上，在皮肤上划，往肉里钻，就像无数片锋利而冰冷的指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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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