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从场景、人物、情节三方面分析《诡秘之主》是如何吸纳并规划“克苏鲁”“蒸汽朋克”等西方文化元素，以“异域风情”的方式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本文也比较了《诡秘之主》与以往玄幻小说的异同，阐述了当代玄幻小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共同主题。最终，本文探讨了玄幻小说如何把握当下时代精神，反映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

关键词：《诡秘之主》 流行文化 类型小说 民族意识 跨文化

《诡秘之主》从2018年春季首次发表时起，便成了许多网络小说爱好者的最爱，获得了海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这在起点的长篇连载小说中十分罕见。随着小说每天持续不断地更新，其知名度也与日俱增①。中国网络文学读者基数的庞大，令小说人气的增长显得清晰可见②。在权威的网络小说批评与排名网站橙瓜网上，《诡秘之主》荣登2019年度好书榜前十。在以偏好高蹈文学、轻视通俗文学著称的豆瓣网上，其评分也达到了8.7分，在网络小说中相当罕见。此外，其在英语国家的人气也与国内同样惊人。在专门为英语母语者翻译中国网络小说的网站“Webnovel”上，《诡秘之主》排在第13位。虽然该网站仅翻译了小说的一小部分章节，但读者已对其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在2019年年底，英语世界最大的网络小说平台武侠世界（Wuxiaworld）也已上架《诡秘之主》。在介绍各种小说设定集、为同人创作提供素材的网站“fandom”上，《诡秘之主》相关的wiki词条已达到361条。

汉语的“玄幻”一词最早出自1988年赵善祺为黄易小说《月魔》所作的序，当时他将“玄幻”解释为“一个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的崭新的品种”③。虽然至今为止，学术界对“玄幻小说”一直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但一般而言，它指的是神话生物与神秘力量在情节与背景中有重要地位、起到重大作用的小说。大多数中国读者都认为，玄幻小说是武侠小说的直接继承者，后者在1980年代的华语文化圈曾经一度脍炙人口。同时，当代玄幻小说也明显受到明清神魔小说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玄幻”不仅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网络小说题材类型，也是最早诞生的网络小说类别之一，从起点中文网最早的站名“中国玄幻文学协会”（CMFU/ Chinese Magic Fantasy Union）④便可见一斑。按照起点的小说分类法，《诡秘之主》属于“玄幻”之下的“西方奇幻”，这类小说大多具有与《指环王》等欧美奇幻小说或《魔兽世界》等网络游戏相似的、以西方神话传说为基础的背景设定。同时，它也是起点网上第一批融入“克苏鲁”与“蒸汽朋克”要素的小说之一，是一位具有顶级人气的作者在此方面的一次大胆尝试。“克苏鲁”一词源自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所著的、以《克苏鲁的呼唤》为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大多包含恐怖、怪物、异教徒、不可知论等要素。在欧美文化圈，受洛氏影响的小说、影视剧、游戏等作品不计其数。“蒸汽朋克”一词被美国学者R.A. Bowser形容为“一种明显的混血文学”⑤，典型的蒸汽朋克作品一般设定在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相似的背景下，并带有对超自然现象与另类科技的想象。虽然尝试涉足克苏鲁与蒸汽朋克题材的中国作家不止爱潜水的乌贼一人，但其作品大多相对小众，知名度远不及《诡秘之主》。同时，根据2000年代早期玄幻小说代表作家树下野狐在其著作《搜神记》与《蛮荒记》的跋中的描述，起点的“西方奇幻”分类在网络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1998—2007）达到巅峰，却在接下来的第二个十年（2008—2017）由盛转衰。这样的大背景，使得《诡秘之主》“一枝独秀”式的成功显得尤为特殊。

那么，《诡秘之主》是如何将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克苏鲁”与“蒸汽朋克”文化转化为更易于接受，甚至令人喜爱的元素呢？与2000年代早期的华语“西方奇幻”小说相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为何在前者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后者却反而成为了“爆款”呢？这部小说对异国文化元素的吸收与重塑，是否反映了中国玄幻小说共同的写作手法与思想内涵呢？更重要的是，《诡秘之主》不仅全国知名，更名扬海外，这是否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年青一代某些共同的思想主张？这与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又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将通过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阐述并解答这些疑问。首先是欧美文学界对克苏鲁与蒸汽朋克小说的批评，其代表主要有Rachel A. Bowser、Jeffery Jerome Cohen、Tracy Bealer等。虽然这些批评家并不熟悉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脉络，但他们对洛夫克拉夫特的写作技巧与思想观点的看法依然值得本文参考。其次是Edward Said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以及Xiaomei Chen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或“反东方主义”（counter-Orientalism）。Said在史论中阐述的西方人看待东方文化的方式，为我研究乌贼及其他国内玄幻小说家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提供了重要指导。Chen对1970年代末中国纯文学界对西方态度的研究也是如此。最后是Guy Standing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他提出的“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理论对我研究中国年轻人生活状态与审美取向的关系有很大帮助。没有这一理论的支持，我无法深入理解《诡秘之主》为何受到如此多人的追捧。同时，Standing对“不稳定无产者”与世界经济格局之间联系的解释也十分重要，因为就像所有网络小说一样，《诡秘之主》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随着国内网络文学产业的蓬勃发展，学术界对网络文学的重视与研究也越来越提高、深入。《突破与变局：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论文选》收录了来自不同作者的多篇独立论文，其内容涵盖网络文学的写作技巧、文学平台的建立与运营、网络文学的社会影响、网络与传统文学的理念冲突，以及盗版与剽窃问题等方方面面，堪称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二十年》也从第一个专门的网络文学平台——榕树下的诞生，一直写到起点如今的辉煌，为读者展示了一部生动曲折的网络文学发展史。作为受众面最广的网络文学门类之一，玄幻小说一直是许多专著与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一直以来，许多学者秉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玄幻小说视为“伤风败俗”的“毒草”。陶东风于2006年对萧鼎所著玄幻小说《诛仙》的批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便是此类批评的典型代表。但也不乏对网络文学有着独到见解、透彻分析的学者与学术著作，例如姜悦、周敏尝试以中国经济大环境的改变为背景分析玄幻小说内容的演变⑥；夏烈则从“中华性”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文学具有“传统”与“创新”、“国际”与“民族”的两面性⑦。这些学者的研究对我有相当大的启发。有意思的是，《诡秘之主》一书至今仍未被学术界当作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这可能是由于2010年以后西方奇幻小说的整体衰落。与国内不同的是，欧美学术界一直未曾对这一新生的文化现象有过与国内相当的兴趣。这极有可能是网络文学“出海”时间相对较晚引起的。艾瑞网数据显示，“Wuxiaworld”“Gravity Tales”等最早的一批网络文学翻译网站，建立的时间都不早于2014年；而起点国际版则直到2017年才正式建立⑧。在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著作中，Michel Hockx《中国网络文学》第三章⑨中对于起点即其他网上小说平台的分析为我提供了许多借鉴。

背景：宇宙恐惧与异域诱惑

《诡秘之主》令人称道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背景。这部小说的背景最能充分反映其作者吸收、再利用不同的文化元素，并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能力。如前文所述，“克苏鲁”一直是《诡秘之主》给广大读者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从许多方面看，它确实深受洛夫克拉夫特影响。“宇宙恐惧”（Cosmic horror）是洛夫克拉夫特所著“克苏鲁神话”系列小说中一大共同主题，Alejandro Omidsalar将其解释为“当作为主体的人类知晓并接受自身存在的局限时感受到的世界观崩塌的恐惧，与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不仅自身具有存在的意义，对宇宙也同样有重要的观念截然相反，其本质在于揭示人类之于宇宙并不具有任何独特性或重要性”⑩。Omidsalar认为，“宏观视角”是“宇宙恐惧”的一大重要载体，在洛氏笔下，其表现为“神一般伟大的异生物”以及“天文地理级别的漫长时间”。这样的视角逼迫故事中的讲述者与故事外的阅读者“不向内审视个人的心灵，而向外审视全人类的命运”。在《诡秘之主》的世界中，也同样弥漫着这种恐怖的氛围。《诡秘之主》中确实有“神”，但与洛氏笔下的章鱼神克苏鲁一样，这个世界的众神都是“不可名状之物”。在主角所在的鲁恩王国，教会禁止无背景的平民直接与神灵联系，因为直视真神会使人疯狂甚至死亡。除了教会信奉的“七大正神”之外，还有许多“邪神”，与正神不同的是，他们往往直接干涉人间事务、引发恐怖的超自然灾难。例如洛氏小说《敦威治恐怖事件》（Dunwich Horror）中“外神”犹格•索托斯之子威尔伯•维特利想要召唤其父降临人间，却被阿米蒂奇教授杀死；而《诡秘之主》中克莱恩的上司邓恩也是在阻止邪神“真实造物主”在人间产下魔胎时壮烈牺牲。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充斥着如此恐怖之“鬼神”的世界里，凡人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像洛氏笔下的“旧日支配者”们一样，《诡秘之主》中的众神总是罔顾凡人的死活。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神灵的阴谋可以长达数千年，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当这些计划实现时，不仅凡人无法避免灾难降临，就连非凡者也无法阻止情况恶化。小说的每一卷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种种神灵造成的灾难，但最能集中反映其特征的还是小说第五、六卷的鲁恩-因蒂斯大战，这场毫无征兆的战争令克莱恩骨肉分离。有时候，哪怕神灵自身意识不到或无暇顾及，神威产生的后果能持续数千年。这与洛氏恐怖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天文地理的时间尺度”不谋而合。这个世界的历史由五个长达千年的“纪元”组成，除了从克莱恩重生前1300年开始的第五纪元之外，前四个纪元虽然有过类似中世纪的人类文明，却都没有确切的年份。在几千年来始终暗无天日的“神弃之地”，人们只能依靠闪电来记录时间。人类计时方式的失灵凸显了纪元的漫长，也增强了读者的惊骇感。就连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所有阴暗的角落都可能暗藏杀机，一次失败的占卜、一座古代遗迹的发觉、一个异教徒的仪式，都有可能在大城市里引发超自然事件。此外，相比普通人，非凡者有时更容易受到无处不在的超自然力量的“污染”。

然而在这强烈的“宇宙恐惧”之外，《诡秘之主》作为一部华语玄幻小说，也同样继承了中国民间文学自古以来的人本主义、乐观主义传统。Omidsalar声称，克苏鲁式恐怖本质上是“在后人文主义影响下，对哥特式恐怖背后的基督教—犹太教认知论的叛离”11。只不过，虽然作者自称“乌贼”，但他却并不像洛夫克拉夫特那样恐惧基督教价值观的失灵。《诡秘之主》中的神灵虽然“不可名状”，却并非没有丝毫人性。换言之，这部小说并非纯粹的“后人文主义”之作。一方面，小说中的神可以被杀死，并会被新神取而代之。而第一、第二两纪元的神话，本质上就是一部人形神灵取代其畸形父辈的历史，与希腊、北欧神话中宙斯、奥丁等的事迹如出一辙。同时，随着情节的推进，克莱恩很快便发现众神也只是位于魔法金字塔顶端、最强大的非凡者。理论上，只要有规律地服食魔药、修炼自我、提升法力，每个非凡者都有成神的可能。这种“众生皆可成圣”“存在链可以跃升”的理念，显然源自佛教、道教、印度教等东方多神教，且受到《西游记》等明清神魔小说的深远影响。在这些近现代小说中，“神人同形”（anthropomorphism）的概念无处不在，神与魔、善与恶、人与非人的界限有时非常模糊、极易打破。“孙悟空”“白娘子”等神魔小说中的经典角色总是既有人性又有动物性、既不可思议又平易近人。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玄幻小说。

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第一次引进中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从1970年代至今，日本的克苏鲁神话题材文艺作品中也同样能看到与《诡秘之主》类似的、“反人类性”与“人类性”的相互妥协12。例如1996年的电视剧《迪迦奥特曼》，其中的主角大古能变身为“光之巨人”，从超自然的怪兽面前保护人类，明显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神人同形”；而他最后的对手名为加坦杰厄，恰巧与Lin Carter所著小说《the Xothic legend cycle》中克苏鲁的长子同名。虽然乌贼所著的小说与这部超级英雄题材的儿童剧并无直接关联，但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在科学无法解释的灾难面前人类精神与意志的力量。在部分学者眼中，这种赞扬人性真善美的主题使得这类作品与洛夫克拉夫特写于一战时期美国（日本第一次引进《敦威治恐怖事件》则是1956年，正值二战后的美占时期）的原作中纯粹的悲观主义与不可知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时间较晚，此后也并未经历同样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且当代网文作者和读者大都出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像父辈一样经历过“文革”等重大政治事件，故其展现出的精神面貌都更接近日本的“平成一代”及欧美国家的“Y世代”。《诡秘之主》和《迪迦奥特曼》都证明，只有适当地减弱克苏鲁神话中过剩的反人类色彩，才能使其更好地迎合当下经济上升阶段国人的大众审美。

《诡秘之主》的另一个常见标签是“蒸汽朋克”。关于“蒸汽朋克”的具体定义，在欧美学术界一直有相当大的争论，在21世纪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就像“玄幻”之于中国，这一创作题材在欧美文化圈的知名度一直居高不下，其形式除小说外，还涵盖了影视、动漫、游戏甚至广告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蒸汽朋克”应被视作一种独立的“亚文化”（subculture），而不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子类型”（subgenre）13。Jess Nevins认为，“蒸汽朋克”有“狭义”（prescriptive）和“广义”（descriptive）两种定义法，前者指Peter Nicholls和 K.W. Jetter于1987年首次创造“蒸汽朋克”这一术语时下的定义，即“对维多利亚时代奇幻故事与替代科技的疯狂历史性重演”；而后者则包括了后代学者对其所下的全部定义，大多围绕该题材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既有共同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14。Mike Perschon则认为，所谓的“蒸汽朋克美学”由三大关键元素组成，分别是“新维多利亚主义”（neo-Victorianism）、“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m）和“空想科技”（techno-fantasy）。首先，虽然“与叙事本身无关”，但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对“唤起”蒸汽朋克题材“独有的美感”至关重要。而《诡秘之主》中的时空背景也显然取自19世纪的欧洲，其中，鲁恩王国的首都贝克兰德，作为“异世界的伦敦”，也同样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地点”（quintessential locale），许多大事都在此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这座城市有着狄更斯笔下伦敦的影子，即贫富贵贱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这里，封建领主和资产阶级总是举办着华美的宴会，而贫穷的工人和流浪汉只能呼吸有毒的空气。它也让人想起史蒂文森和柯南道尔笔下的英国首都，在这里，高智商的侦探总在与无所不能的罪犯斗智斗勇。对于大都会之外的世界，乌贼同样不吝惜笔墨。在一海之隔的南大陆，古老的土著帝国早已被殖民者征服，顶着欧洲名字的海盗将岛民俘获为奴隶，种植园主的势力一手遮天……这些无不反映出毛姆、齐柏林等作家的影响。某种程度上，通过浓墨重彩地描写仿维多利亚式假想社会的各色风土人情，《诡秘之主》能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种异国情调的魅力。乌贼彻底反转了18世纪欧洲作家对亚洲纯粹美化、刻板印象式的文学想象，即科勒律治《忽必烈汗》与雪莱《奥兹曼迪亚斯》的核心主题，也就是Said所称的“东方主义”之一种。15借用Xiaomei Chen的观点，《诡秘之主》中的近代欧洲背景，其实是对以《功夫熊猫》《奇异博士》为代表的好莱坞文化中的亚洲形象的一种“反他者”（counter-other）。16

第二，Bowser和Croxall认为，在蒸汽朋克的世界观下，“时空错乱并非谬误，反而是真理”。在“诡秘之主”中，各种各样的“时空错乱”或“混搭”都随处可见。Mike Ashley所说的“飞空艇、自动人偶、神秘组织、巨型工程、反重力装置、自动通道等等”17，在这部小说中都有一席之地。在小说的头两卷中，它们的存在感尤为突出。有意思的是，虽然在《诡秘之主》成名前，能称作“新维多利亚主义”的玄幻小说在中国十分罕见，但“混搭”却始终是所有玄幻小说最突出的共同主题之一，就像赵善祺在《月魔》序中形容的那样。更令人惊讶的是，蒸汽朋克与玄幻小说对“混搭”的执着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达尔文主义。Bowser指出，达尔文对蒸汽朋克题材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不同物种之间存在“关系链”（chains of affinities）。生物多样性背后统一的自然规律让人们联想到，维多利亚时代与非维多利亚时代的要素也可以相互结合，她认为，这正是蒸汽朋克的魅力所在。在震撼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读者的同时，达尔文翻天覆地的理论也流传到了中国，被以严复为代表的晚清士人吸收。对他们而言，自我演进的生态系统十分接近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有机宇宙”（organic universe），统治它的并非人格神，而是由完全抽象的“道”或“理”——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道”和“关系链”也都是将万物紧密相连的存在18。严复的理念与玄幻小说《走进修仙》不谋而合，在这部小说中，几千年来的一整套西方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理论体系都被以东方神秘学与宗教修行的语言重新解释。除了关系链外，玄幻小说还强调达尔文提出的另外两大概念：“演化”（evolution）和“竞争”（conpetetion）。

然而要澄清的是，玄幻小说的“混搭”和蒸汽朋克的“空想科技”本质上并不一样。在《诡秘之主》的头两卷中，工业革命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就连七大正神中的一位都名为“蒸汽与机械之神”。克莱恩的妹妹梅丽莎在教会学校学习机械工程，他自己后来也和研究差分机的科学家成了好朋友。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卷里，这些科技元素却显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当克莱恩的非凡能力越来越强，对真相的探究越来越深，神话、神灵、法术对情节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强。在我看来，这种转变反映了玄幻小说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相比科幻小说，“玄幻”的“玄”，即非科学性、非理性因素，才是其最本质的特点。这意味着，魔法才是玄幻小说背景中真正的主角，而科技则相对不那么重要。总体而言，不同的玄幻小说中科技元素的地位可能有相当大的区别，且完全由作者本人的好恶决定，例如《将夜》中的世界，几千年来一直停留在农耕文明；然而《星域四万年》中，魔法般的“修行”本身却是未来星际文明的支柱之一。另一点便是玄幻小说中普遍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倾向。某种程度上，这与玄幻小说受神魔、武侠影响，总是将超自然力量与个人的“修行”相关联有关。在这一基础上，个人的主观意志往往能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男性向网络小说固有的叙事结构也容易导致主角视野之外的情节容易被忽略。

最后，蒸汽朋克的“复古未来主义”理念也许是这一题材在中国无法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文所述，《诡秘之主》中的仿维多利亚式背景与Rob Latham19所谓的“缅怀与遗憾”毫无关联，它的作用在于强调主人公作为中国人，对于这个与故乡截然不同的异世界而言的“他者性”（otherness）。克莱恩确实有某种“怀旧情结”，但针对的是他自己的前世，这将是第二部分的重点。从历史的角度看，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却同时也是清帝国的末日。同理，Bowser和Croxall将21世纪的蒸汽朋克热视作西方民众在经历了9•11事件后造成的“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的产物。他们认为，蒸汽朋克题材的怀旧主题象征着伤痛记忆在人脑中的回放，这有助于人重新思考，并以更轻松的方式接受这些记忆20。但就在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同一年，中国加入了WTO，发起了SCO，并成功申奥。巧合的是，起点中文网也在同一年建立。这些事件一同催生了国内网络小说与欧美截然不同的、更积极的“怀旧思想”，它强调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也部分解释了树下野狐所称的中世纪奇幻在中国的衰落。在乌贼试图淡化蒸汽朋克的复古未来主义因素的同时，另一位网络作家马伯庸则转换了“复古”的对象。马伯庸的《龙与地下铁》被其视作“蒸汽朋克中国化的一次尝试”，其中，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被换成了唐朝的长安，在当时，中国是整个亚洲的霸主21。然而不幸的是，许多读者将这本书视作儿童故事。即使作者相同，也同样以唐朝为背景，它的人气始终不及去年夏天改编为电视剧的悬疑小说《长安十二时辰》。

人物：自我变化与他者反转

谈论《诡秘之主》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置时，“他者性”是绕不开的关键之一。Jeffrey Cohen在《Monster Culture》中指出，所有神话传说与文艺作品中的怪物形象都是某种“辩证的他者”（dialectic other）的隐喻，因其“打破了自我意识赖以构筑与发展的文化机制”而具有意义22。与之类似，Tracy Bealer也在分析洛夫克拉夫特的《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时声称，故事中鱼头人身、与人类杂交的“深潜者”，其实是对种族上的“异己”的非人化嘲讽23。Brooks E. Hefner也认为，克苏鲁之父的创作受到当时Cesare Lombroso的“犯罪人类学”（criminal anthropology）思想，以及由约翰逊-里德移民法案（Johnson-Reed Immigrant Act）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tide of nativist sentiment）影响24。很显然，其作品中“邪神与恶魔的信徒”通常是有色人种或混血儿，这绝非偶然。乌贼的小说中，对超自然怪物的恐惧感与对异域文化的陌生感也总是相互交织，但其对二者的理解和表现形式与洛夫克拉夫特截然不同。首先，相比洛氏所著的早期克苏鲁神话，《诡秘之主》中“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已彻底反转。虽然洛夫克拉夫特几乎从不透露“我”的任何背景，但其作品中第一人称讲述者总被认为是一个“白人男性主体”，具有科学、理性的现代头脑。然而在《诡秘之主》中，以克莱恩（或周明瑞）为代表的“自我”本质上是中国人；而他所面对的“他者”包括了他重生后所在的整个世界——一个欧洲文化或欧洲中心论的世界。《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中，当讲述者意识到自己也拥有深潜者的血脉时，几乎丧失了全部的人性。同样，克莱恩也遭遇过“人格分裂”的境况，因为当时他也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这个世界一位普通的居民，还是来自21世纪中国的穿越者；不过最终，他还是认清了后者才是真正的自己。随着情节的演进，类似的现象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因为克莱恩需要不断变换姓名、容貌与住所。 扮演不同“角色”的同时保持对自我的清醒认知，是克莱恩总结出的“消化”魔药、增强非凡能力，并避免受到“污染”的一种方式，这被称为“扮演法”。

此外，克莱恩外在身份与内在认同感的差异也引出了小说两个重要的主题：首先，他总是感受到孤独与乡愁，这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最令许多国内读者感同身受的元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有两个角色与主角具有同样的乡愁，他们总是扮演着他的知己与导师。其中之一是前辈穿越者罗塞尔大帝，他的日记是用早这个世界无人知晓的汉语写成的，只有与他出身同一时空的克莱恩能够“解码”。通过解读罗塞尔的日记，克莱恩不仅了解了神话与历史背后的真相，也继承了他对回归故乡的朝思暮想。另一位则是克莱恩的历史老师阿兹克•艾格斯，后来的情节揭示了他其实是一名古代半神非凡者，却在一次次死而复生中丧失了过去的记忆。在请求克莱恩帮忙找回记忆的同时，阿兹克也保护着他不被强敌所害。有意思的是，阿兹克是一个棕色皮肤的“拉美人”，却又是同样“非白人”的主角如师如父的可靠保护者。在这里，洛氏小说中有色人种的黑暗形象被彻底颠覆、转向积极的一面。某种程度上，克莱恩与阿兹克的关系也让读者联想到近代中国与南美洲共同的遭遇：两者都曾建立过伟大的帝国，却也同样败于新兴的西方文明之手。此外，虽然和洛氏作品中一样，物理性和心理性的“他者”与“自我”的对比在《诡秘之主》中随处可见，但另一方面，“自我”与“他者”也未必时时都完全对立。有时候，即使无法忘记作为穿越者的乡愁，主角也依然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且总能某些方面得到世界的接纳。克莱恩成为半神时，曾试图用占卜唤回前世的记忆，却失败了，是塔罗会的奥黛丽•霍尔将他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就像“乡愁”本身一样，“自我”与“他者”的互相和解，也是这部小说最明显的人文主义痕迹之一，这与洛夫克拉夫特对未知与恐惧的过分强调和新教伦理的全盘否定完全不同。

同时，克莱恩与罗塞尔截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也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乌贼既颠覆了洛夫克拉夫特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也打破了早期玄幻小说中男性穿越者主角的过时角色模板。罗塞尔的一生与拿破仑一世有许多相似之处：他重生时是因蒂斯的王子，在登上王位后，不仅将自己的国家发展成了全大陆的霸权，还发动了全国的工业革命。他死后百年间，革命的成果传遍了全世界，到克莱恩重生时，扑克牌、自行车等许多重要发明都被百姓归到他头上。在魔法的领域，罗塞尔也有深入涉猎，但这最终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与勇敢无畏、野心勃勃、独断专横的罗塞尔不同的是，克莱恩总是谨小慎微、节俭质朴、心地善良。由于既无钱财又无力量，他总是在正教与邪教的夹缝中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以及像传统克苏鲁神话小说中的“调查员”（investigator）一样探索周遭的世界。但在前辈的指导下，他领悟了许多魔法的奥秘，敢于牺牲自己对抗强敌，并结交了许多强力的盟友，从而一次次从危险面前全身而退。讽刺的是，虽然罗塞尔的日记帮助克莱恩规避了不少潜在的风险，但他本人却在晚年陷入了疯狂。其实总体来看，许多男性向网络小说中的主角都是“罗塞尔”类型的。但与罗塞尔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有着幸福美满的结局，例如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或者字面意思上的成神。这样的主角在2000年代早期的中世纪奇幻小说中尤为常见，其典型代表是网络骑士的《我是大法师》，它被公认为第一部典型的“YY小说”。同时，这些主角取得的无可比拟的成功，也往往让他们忘记自己原本的来历，并被自己所“征服”的异世界所同化。在这点上，哪怕是最近刚改编为电视动画的、国内最热门的玄幻小说《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也不能免俗。许多学者都认为，近年来，国内读者已经对主流商品文学所呈现的，纯粹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感到审美疲劳25。在这点上，乌贼成功地迎合了变化中的市场需求，因为相比以往过于同质化的穿越者故事主角，他笔下的主要角色总有着性格上的种种瑕疵，这让他们的感情显得更真实、更有“人味儿”。

除了上述种种，我还想继续说明，罗塞尔临死前的疯狂还反映了一些更微妙的变化，它关于中国人看待作为“他者”的西方态度的转变。如前文所述，华语网络文学写作的商业化与工业化和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因此，在西方奇幻网络小说的黄金时期，其中的主角作为中国“自我”的代表，总是以全能神般的姿态征服看起来落后的西方“他者”，这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中国老百姓对参与全球经济的渴望，以及这个国家对颠覆甚至逆转近百年来统治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执着。但从2008至2009年间开始，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的整体经济走势逐渐放缓，个人的事业心获得的回报也越来越少。同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让国内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于是，这时的玄幻小说也不再强调“异世界”在种族与文化上的“他者性”，典型的中世纪奇幻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古代中国为原型，或模糊了民族属性的故事背景。《诡秘之主》中中国“自我”的代表从罗塞尔转向克莱恩，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中国玄幻小说的民族主义叙事从早期的向外扩张性转向向内自省性，以及对西方“他者”的态度从征服到共存的变化规律。此外，路遥1980年代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平凡的世界》也反映了相同的规律。书中的主角孙少平曾在白日梦中进入了一艘飞碟，并与飞碟里的外星人谈论起了中国以外的世界。此处的飞碟代表了Xiaomei Chen所谓的，流行于当时知识分子圈子中的“非官方西方主义”（anti-official Occidentalism）26，即认为对于封闭、落后的东方“自我”而言，西方“他者”具有引领、启迪的作用。从孙少平到克莱恩的转变充分说明了，从1978年到现在，虽然西方“他者”对东方“自我”的吸引力从未减退，后者的主题地位却越来越显著，形式上越来越独立，与前者的关系也越来越平等。

第二，乌贼模糊了洛夫克拉夫特笔下“人”与“非人”的界限，这对理解“非凡者”这一概念十分重要。某种程度上，《诡秘之主》中的非凡者成神与Thomas Ligotti笔下“不可名状的超验”（unspeakable transcendence）有相似之处27：二者都是凡人一边“成神”一边“入魔”的过程。一方面，如前文所述，非凡者服食的魔药越多，其超自然能力也越强；对于克莱恩来说，这也意味着发现更多隐藏的真相，以及更多关于自身过往的线索。另一方面，对于非凡者来说，越接近真神，就越容易被令人异化的超自然力量污染、失去人性乃至死亡。除了来自神灵、天使与其他隐秘存在的、令人疯狂的“呓语”之外，其自身拥有的魔法道具和技能也可能带来这种污染。因此，在保存身为人的理性与获取超凡力量间取得平衡，是每个非凡者都要面临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在神灵般的力量与人类的渺小间作出选择的时刻，也最能反映其性格上的本质特点。作为一名大贵族的女儿、贝克兰德妇人圈中知名的美人，奥黛丽总是通过与精神有关的非凡能力和财富帮助他人。对许多人来说，她就像女神一般慈爱。但在大战中，奥黛丽意识到自己无法解救许多陷入悲剧的普通人，并头一次对成为半神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于是，这位塔罗会的心理医生也不得不带着眼泪寻求他人的安危。与之相对的是克莱恩的劲敌阿蒙，他与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奈亚拉托提普（Nyalathotep）——一位狡猾的恶作剧之神，有人类的外表，却是彻头彻尾的非人——十分相似。作为远古太阳神之子，阿蒙对凡人毫无怜悯之心，一心只想着如何成神。这让他成了全书最令人恐惧的角色之一。

然而，除了这些有意思之处外，《诡秘之主》的人物塑造依然有一个整体上的重大缺陷，即某些中国学者所称的“角色差序”28。“差序格局”的概念最早出自费孝通的人类学著作，原指以宗族为基础的传统中国村落中权力关系的组成特点：离族长的血缘关系越近，在家族中的地位越高、影响力越大。通常情况下，网络小说中的主角也和这些村落中的族长具有相似的地位：不论从性格塑造还是推动情节的角度，其本身都是全书最趋向“圆形”的人物；同时，和主角关系越密切的角色性格越丰满、出场率越高；反之，离主角越远的角色也越“扁平”。《诡秘之主》也不例外。一方面，以克莱恩和他的塔罗会为首，书中的许多主要角色都有着独特的外貌、性格和行为特点。其中一些有着感人至深的“高光”时刻，例如克莱恩的值夜者同事戴莉和邓恩队长的感情；另一些则创造了许多逗人发笑的“梗”，比如“水银之蛇”威尔•昂赛汀对冰淇淋的热爱，就一直为读者们津津乐道。在国内最大的同人创作网站之一lofter上，“诡秘之主”标签的浏览量达到了570万，这说明即使原作并没有浓墨重彩的爱情戏，其主要角色间的互动也足以满足女性读者的浪漫想象。另一方面，与克莱恩没有直接关系的角色却往往被乌贼一笔带过。与有血有肉的“正派”相比，《诡秘之主》中的“反派”形象大多相对“扁平”。书中的邪神信徒常常被描述成单纯的作奸犯科者，理所当然地败于塔罗会或正神教会之手。其次，如前文所述，在小说最后两卷，非凡者之外普通人的生活所占的篇幅比之前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叙事的重心已经从凡人转向了神灵。不过幸运的是，乌贼通过POV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这种趋势。

情节：提升修为与探寻真理

相比其明显异域化的背景和新颖的人物，《诡秘之主》的情节显然更加“中国”且“传统”。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其沿袭了大部分玄幻小说共同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被称为“升级流”的公式化情节结构。在大部分连载性的玄幻小说中，人物与道具具有的超自然能力往往被量化，并被严格划分为多个等级，这种等级往往与架空世界的社会阶层挂钩29。因此，从实力与阶层的金字塔顶层爬升至巅峰便成了主角最重要的长期任务。在《诡秘之主》中，非凡者的能力被划分为22条“神之途径”，每条途径由10个“序列”组成，在鲁恩，大部分“野生”或草根阶层的非凡者都不超过序列7，而正神教会的大主教们都是序列4以上的“半神”。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升级”的理念源自电子游戏带来的经验，对于大部分出生于1980年代的网络作家而言，这并不陌生。30在起点网建立的2001年，盛大公司引进了韩国MMORPG（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 game；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传奇2》。这也许不只是个巧合，因为事实上，“升级”一词本来就是RPG的术语。根据Max Horkheimer的理论，“升级”是玄幻小说得以成为一种“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的必要元素，也是这一文学体裁作为“文化产业”之产物的最集中体现。一方面，不论在RPG还是玄幻小说中，主角等级的提升都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廉价的“让凡人成为英雄”（make the average heroic）的体验；另一方面，“升级”的特点为小说作者和游戏者根据需要无限制地延长故事进程提供了便利。这能让创作者向欣赏者承诺的“真实终点”（real point）变得遥不可及，从而无限延长他们沉浸于虚幻的承诺中的满足感。31更重要的是，对玄幻小说庞大的产业规模而言，这种公式化的力量体系与社会结构，以及与之对应的、同质化的情节发展模式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如今，中国已经拥有780万网络作家，1650万种网络小说、4亿读者，这不可不谓了不得的产业成就。

然而，我们不应该只通过Horkheimer所谓“娱乐商业”（entertainment business）的陈词滥调来解读玄幻小说对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度与个人向上发展的可能性的双重强调。相反，我赞成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即“升级流”反映了当下中国年轻人最不容忽视的现实焦虑：阶层固化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均。Guy Standing的理论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整体上仍处于上升阶段，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在成为“不稳定无产者”32。他用这个词称呼那些既没有劳动安全保障，也没有稳定的“职业身份认同感”（wrok-based identities）的人。虽然Standing的原话只将农民工称作中国“不稳定无产者”的代表33，但他也指出，所谓的“工薪无产者”（salariats），即拥有稳定的全职工作、享受国家福利，却无法进入精英阶层的人们，在经济压力下也同样有变为不稳定无产者的可能。虽然Standing本是以日本的“薪水人”（salaryman）为例说明这一现象，但中国的“中产”“小资”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Standing认为，不稳定无产者是极端机会主义34的，这不免让我想起玄幻小说中的“金手指”。“金手指”一词原指日本任天堂开发的一款修改游戏数据的软件，而在玄幻小说中，它指的是主角独有的机遇或资源。对克莱恩而言，灰雾背后的宫殿就是一种“金手指”，在这里，他能像真神一样回应祈祷、净化污染、通过上帝视角观察人间。一些中国学者将“金手指”等同于Raymond Williams所谓的“魔法时刻”（magic moment），其作用在于在小说语境下弥合读者从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中受益的理想，与其付出努力却不得回报的现实之间的差距。35有意思的是，虽然Standing认为在西方，女性是典型的不稳定无产者；但在中国，升级流却往往多见于男性向而非女性向的网络小说。这或许是因为“升级”这一概念的源泉——MMORPG的玩家多为男性。但我也认为，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性别话语中，男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而女人是家庭生活的主体脱不开关系。因此，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在东亚，男性之间围绕财富与政治地位的社会竞争总是比女性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从表面上看，当代网络小说家对阶级性的高度重视与其前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对特点历史背景下民族关系、国家存亡的偏好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我认为，这种典型的现代中国叙事依然无可争议地反映了中国年青一代的民族自觉与国际意识。首先，典型的“升级流”叙事本来就与传统武侠的叙事手法脱不开关系，这在早期玄幻小说中尤为明显。一些研究者指出，武侠小说的共同主题是“爱”与“恨”36。武侠小说中的“恨”之主题主要分为三层：私人恩怨、资源争夺、国家与思想立场之争。很显然，《诡秘之主》的主题发展也严格遵循这一规律。小说第一卷末尾，当克莱恩只有序列8时，半神级别的大反派因斯•赞格威尔设计杀死了邓恩，于是，替上司复仇成了克莱恩“升级”的最大动力之一。为了寻找更强力的魔药配方，并通过“扮演法”将其消化，他从小镇廷根转移到贝克兰德，并在那里得知了许多神话背后的密辛，卷入了王室、教会与众神的阴谋。经历了许多事情后，他最终决定成为真神，以对抗即将到来的“末日”。与“恨”不同的是，“爱”的主题却总被淡化。虽然《诡秘之主》中有许多各具魅力的重要女性角色，但克莱恩从未与其中任何一人坠入爱河。此外，如前文所述，玄幻小说中的“升级”也是“修行”这一传统观念的一种全新表达，为后者提供了方便的量化测量标准。“升级”的概念源自道教等东方神秘学体系，而在武侠与神魔小说中，它一般包含两层意思：通过练习仪式获取超自然能力，以及从生活中感悟深刻的哲理。这两者总是密不可分，互为表里。为了“消化”魔药并晋升至更高序列，本是一名小镇大学生的克莱恩先后成为了首都的私家侦探、海上的赏金猎人，以及拥有私人领地的大资本家。他丰富多彩的经历令我想起《西游记》，其中唐僧的成佛之路也充满了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崎岖坎坷。

此外，这种公式化写作手法的流行，本身也反映了中国民众与文学界对本国国际地位变化的看法。首先，Standing指出，“不稳定无产者”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新自由派”经济学在增强市场灵活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就业稳定性，例如中国农民工的产生，便与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吸纳廉价劳动力有很大关系。37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其次，不论玄幻小说本身的兴起，还是其在年轻人群体中受到的热烈欢迎，都建立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吸纳西方大众媒体与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除了电子游戏对玄幻小说写作风格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电脑、互联网与智能手机作为书写媒介的运用，它让每个人都拥有了创作、出版和欣赏的权利。38第三，在我看来，“升级”的概念本身也反映了近百年来根植于中国民族性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从19世纪末首次引进中国起，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斯宾塞的“素质教育”理念都被从梁启超到毛泽东的众多革命家先后采用。他们之所以借此教化民众、领导革命，是因为这种思想本身契合了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对增强自身、反抗侵略的强烈需求。39更重要的是，当1978年中国再次对世界打开国门时，它所面临的状况与百年前不无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也依然渴望着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与依然强大的西方面对面竞争。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代玄幻小说并未继承民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mutual aid）。相反，网络小说总是更着重渲染主角个人从一无所有到天下无敌的“进化”，并单方面强调“竞争”对其生存的重要性。有些人认为，这种改变与两大历史事件有关：一是199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终身雇佣制“单位”的解体（这与日本的情况相反），二是1982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两者都标志着当时正迈向成年的“80后”一代，即乌贼所属的世代与其父母辈秉持的理想逐渐绝缘40。

只不过，“升级流”本身有着许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时常受到普通读者与学术界的共同指责。其中之一便是前文提到的“角色差序”现象。有时候，由于叙事重心的转换过于迅速，只要与主角失去联系，某些人物、线索或场景便会由于作者的疏忽而被彻底遗忘。在小说的体量超过最初的大纲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同时，对作为主角终极目标与行动准则的“升级”过于重视，有时会让作者忽视其他细节，例如主角心理层面的变化与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传统通俗小说所宣扬的崇高价值，例如金庸小说的浪漫主义的英雄主义，以及革命文学的集体牺牲精神。在以《阳神》为代表的部分玄幻小说中，这导致了极端犬儒主义的利己主义。41不过我最赞同的还是Horkheimer的观点，即网络小说产业中过于同质化的“戏仿的风格”（caricatures of style）有时会阻碍其内部的创新、差异化与精细化，使“真正的风格”（genuine styles）难以产生42。幸运的是，通过采用一些中国玄幻小说不常用的，典型的西方写作手法，乌贼灵活地避开并减轻了这些问题。由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发明、乔治•马丁（George R.R. Martin）发扬光大的“POV”（point-of-view；视点）写法便是其中之一，它指的是通过不同人物的有限视角，从不同的侧面讲述同一个故事，从而让不同的情节沿着各自的主线同时推进，并互相产生关联。就像《冰与火之歌》一样，《诡秘之主》给了塔罗会以外的许多角色成为“主角”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克莱恩的哥哥和妹妹，他们并不是非凡者。透过这些活跃于社会不同阶层的角色的视角，读者能看见克莱恩视野外更加广阔、多元的世界，上至众神，下至凡人。这些技巧还包括克苏鲁小说中的“调查”概念。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不同纪元流传的神话传说有时会自相矛盾，因此，探寻其背后的真相变成了主要角色们行为的重要动机。虽然一些关键信息——例如远古太阳神死亡的真相——本身具有污染人心的魔力，但与《Sect of the Idiot》结局无尽的压抑感不同的是，克莱恩和他的伙伴们总能一次次勇敢地接受真相，守住人性的底线，并明白未来的方向。不可思议的是，这也暗含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见性明心”43的理念。

结 语

夏烈曾于2017年指出，作为华语网络类型文学毋容置疑的核心受众，中国读者对于网络小说的“中华性”十分敏感。在此，他将“中华性”定义为“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古典文化，而是包含了多国历史时期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古老基因和现代基因”；“它是中华已经完成和正在发生的文化遗传密码序列的当代体现、当代见证和当代融合”。这种“中华性”并非玄幻小说独有，而是过去20年（1998—2017）来“中华文化转向和构的结果”“全球化、国际化经济文化处境下的应命缔结”44。同时，夏烈也认为，网络小说对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在国际背景下重建中国民族身份认同的追求，也直接反映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对海内外的深刻影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很多方面来看，《诡秘之主》都完美符合夏烈的描述。一方面，这部小说是国际的。它有着多层次的奇幻背景，其中既有扭曲的怪物、冷酷的众神、不可名状的危险等令人联想起洛夫克拉夫特作品的因素，也有逼真的仿维多利亚式社会风貌、奇特的科技、异国的风土人情等蒸汽朋克小说特有的时空错乱现象。这些都颠覆了欧美流行文化所塑造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继而为国内受众带来强烈的、异国情调的诱惑。另一方面，《诡秘之主》本质上依然是中国的。它像传统的武侠小说一样，讲述了一个中国穿越者通过修行取得超自然力量，同时一边发掘神话传说背后的真相，一边体验多种不同的生活、探索自我价值的故事。不论是乌贼作品的如日中天，还是西方奇幻作为曾经的主流题材的日薄西山，其实都是源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国际化带来的，对在世界范围内重建中国文化形象日益滋长的需求。

注释：

①截至2019年年末，《诡秘之主》共366万字，1156章，点击量1亿，评论2190万条。

②在2019年11月内，《诡秘之主》的月票数为17909票，比上月同期增长9963票；推荐票数为72585票，比上月同期增长33235票。

③李如、王宗法：《论明代神魔小说对当代网络玄幻小说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113期。

④起点中文网-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起点中文网/2374551?fromtitle=起点&fromid=5821716#viewPageContent。

⑤Bowser, Rachel A. 2016. Like Clockwork : Steampunk pasts, presents, and futures. Minneapolis, Minnesota; London, England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xi-xlvi.

⑥姜悦、周敏：《网络玄幻小说与当下青年“奋斗”伦理的重建》，《青年探索》2017年第3期。

⑦44夏烈:《为什么要提网络文学创作的“中华性” 》，《群言》2017年第10期。

⑧《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2019年）

⑨Hockx, Michel. 2015.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108-140.

⑩27Omidsalar, Alejandro,“Posthumanism and Un-Endings: How Ligotti Deranges Lovecraft’s Cosmic Horror”,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51, No. 3 (2018): P716-734、718-719.

11Omidsalar, “Posthumanism and Un-Endings”.

12潘思成等：《克苏鲁神话体系的日本本土化》，《山海经》2019年5月。

13Mike Dieter Perschon, “The Setampunk Aecthetics: Technofantasies in a Neo-Victorian Retrofutur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2), P1-13.

1417Nevis, Jess, “Prescriptivists vs. Descriptivists: Defining Steampunk”,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38, No. 3 (November, 2011), P513-518、P514.

15Said, Edward. Orientalism, Vintage, 1979.

1626Chen, Xiaomei, “Introduction”.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4-49、P21-22.

18雷中行：《晚清士人对〈天演论〉自然知识的理解——以吴汝纶与孙宝喧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9Perschon, The Setampunk Aecthetics, 17.

20Bowser, Like Clockworks, xxxiv.

21朱旭 ：《从〈龙与地下铁〉看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创作》，《安徽文学》2017年第9期。

22Cohen, Jeffery Jerome, Monster Culture (Seven Theses), pp.3-29,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23Bealer, Tracy, “‘The Innsmouth Look’: H. P. Lovecraft’s Ambivalent Modern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a Cross-Disciplinary Inquiry, Vol. 6, No. 14, 2011.

24Brooks E. Hefner, “Weird Investigation and Nativist Semiotics in H.P. Lovecraft and and Dashiell Hammett”, Modern Fiction Studies60, no.4 ( Winter 2014): P651-677.

25任艳丽：《网络玄幻小说缘审美疲劳现象剖析》，《华章》2013年第5期。

28禹建湘：《网络小说的“叙事性”美学营构》，《求是学刊》2016年第6期。

29刘慧慧：《论玄幻小说力量设定的“金字塔”模型》，《网络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30王馨：《论玄幻小说的游戏性特征》，《文学教育》2010年12月。

3142Horkheimer, Max,“The Cultural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iption”,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he Seabury Press, New York, 1969. P.121-167、P130.

3234Standing, Guy. “Chapter 1, The Precariat”, in“The Precariat”, in The 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1.

33 Ibid. “Chapter 4, Migrant Victims: Villians or Heroes”.

3540姜悦、周敏：《网络玄幻小说与当下青年“奋斗”伦理的重建》，《青年探索》2017年第3期。

36曹宁、李兰兰 ：《金庸武侠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5期。

37Standing, Precariat, chapter 1 and 4.

38张善玲：《媒介视野下的网络穿越小说流行原因初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12月8期。

39苏中立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41裴振 ：《论网络玄幻小说中的个人主义思想走向》，《菏泽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43阎韬：《王阳明的明心见性之路》，《哲学分析》2016年2月第1期。

[作者单位：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师范大学国际网络文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