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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歌自画像

荆歌自画像

采访者：孙玉虎（儿童文学作家) 受访者：荆歌（小说家）

捕捉独特的精神地图

孙玉虎：首先祝贺你的“西班牙三部曲”（《你好马德里》《托莱多电影》《西班牙爸爸》）出版！你近年创作了多部儿童小说，大多以江南小镇为故事背景，这次笔锋一转，把故事背景搬到了西班牙。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如此大的跳跃？

荆歌：因为疫情前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西班牙，对那个地方有比较多一点的了解。地球的另一端，风土人情文化当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更多写作热情的。而且我想，饱含异国风情的作品，它肯定具有一些特别的色彩和趣味。在马德里这座城市生活，听到看到接触到的，有大量华人的故事。华人虽然生活在欧洲，但是他们应该还是华人，不仅是有华人的样貌，还有华人的心、华人的胃，和华人的文化。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有一种既不同于我们本土中国人也不同于欧洲人的质地，他们有独特的生活地图和精神地图，两幅地图既有重叠，也各有其秘密的部分。这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很活跃的空间。我可以在这些书里，展现出让读者既感陌生又觉得亲切的故事，不仅有异国风情，更有让我们共情共振的东西。

孙玉虎：近年来，成人文学作家涉笔儿童文学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写作现象。多数作家是以自己的童年经验为底色进行创作，“西班牙三部曲”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在全然虚构的儿童小说中，你觉得创作的难度在哪里？

荆歌：经验可以有很多是间接的。耳闻目睹，道听途说，都可以成为写作的材料。还有就是想象。想象和虚构，当然也都会建筑在经验的基础上。许多直接经验，储存在作家的脑子里，一旦写作启动，它们常常会自己跳出来。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许多时候其实也难分彼此，它们在作者的经验库里，随时都会被调遣出来，或者自己冒出来。而且你知道的，小说写作的价值，或者说乐趣和挑战，往往是在想象和虚构中实现的。有时候很单一的一个信息，就能刺激作家的想象，最终成为一部作品。就像一粒细小的砂子，可以在蚌中珠胎暗结，孕育出一颗闪光的珍珠。比如《西班牙爸爸》这本书，就源于我在马德里一家手表店认识了一个华人女孩，她长着东方人的脸，但言谈举止，和西方人完全一样。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都是西班牙人，正宗的卡斯蒂里亚人，她是他们领养的一个中国弃婴。说起她的西班牙爸爸妈妈，她虽然没有很夸张动情的语言语调，但是我完全能感觉到他们对她的好，以及她对他们的爱。我就觉得可以把她作为主人公，来写一部小说。

小说是作家心灵的艺术图景

孙玉虎：你刚刚提到了想象，这是衡量一个小说家是否优秀的重要维度。在《你好马德里》中，你虚构了两只真假难辨的猫，亦真亦幻，这种颇具童话色彩的呈现方式在你以往的成人小说写作中有过吗？你怎么看待儿童文学语境下的想象？

荆歌：在这部小说中，我希望梅子国内的那只猫并没有真正死去，它只是穿越到了马德里。或者说，它是转世了，它在马德里获得了新生。我这样写，除了我对猫咪超乎寻常的喜爱，更想把它作为一种隐喻，那就是，中国和西班牙之间，地理上的阻隔是可以被打通的。也可以把这只猫咪，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影子，就像中国的文化和情感，即使到了万里之外，也不会丢失，也会始终在她的生活里陪伴支撑着她。这种方式，在我以往的成人小说写作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尤其是我早年的一些小说。因为我始终认为，小说虽然说它源自生活，但是，它毕竟不完全等同于生活。它不仅是生活的概括和提炼，更是作家心灵里反射映照出来的艺术图景。想象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有了它，日常生活才会成为打动人吸引人给人艺术享受的文艺作品，才会使普通变得不普通，化平凡为神奇，使匍匐于大地的事件飞升起来，成为奇异风景。儿童文学当然更加具备了想象的特权。谁会质疑孙悟空腾云驾雾七十二变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呢？谁又会指责鱼变成人是谎言呢？我们不用担心想象会让儿童文学变得脱离生活而失去真实，我们倒是怕我们的写作缺乏想象的力量。文学在想象中变得丰富伟大，人类在想象中变得聪明，世界和时代在想象中奔向更广阔奇妙的未来。

孙玉虎：在我看来，你的小说对男孩心理的拿捏非常精准，仿佛那就是你本人的化身；在“西班牙三部曲”中，有两本书的主角都是女孩，没想到你同样写得很出彩。你能够自如出入少年人内心世界的秘诀是什么？

荆歌：有人说，曹雪芹写贾宝玉，是写他自己；他写林黛玉，其实也是在写他自己。作家笔下的人物，几乎每一个，里面都躲着作家本人。是他的经验、想象和情感，给了笔下人物以灵魂，让他们活动起来。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挫折，他们的一切，都带着写作者的体温，是他的想象，更是他的感同身受。作家一旦进入创作，他笔下的人物命运，所有的生活逻辑，都会按照一种独特的轨道运转、行进。但是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作家的一部分。

孙玉虎：你的小说呈现出非常浓郁的“艺术家气质”，在《你好马德里》《西班牙爸爸》里对音乐都有浓墨重彩的书写，《托莱多电影》直接把主人公置于电影拍摄现场。你怎样看待艺术和生活的关系？

荆歌：我的父亲十分热爱艺术，所以他给我取名为“歌”。既是遗传，也是从小受家庭艺术氛围的影响，我一直都对音乐、美术和电影等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我学过很多乐器。年轻的时候在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放学之后，整个校园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我就用读书和音乐来排遣寂寞。我有时候在学校的破风琴上，能弹好几个小时。更多的时候是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直到现在，我依然对音乐有着非常深厚的兴趣，经常要躺在沙发上，戴上耳机，听很久的音乐。我喜欢古典音乐，特别是室内乐，特别喜欢巴赫。我在音乐里体会美、崇高、清洁和丰富。所以我非常愿意在我的作品中写到音乐，写起来也常常觉得得心应手。你知道的，西班牙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国度，马德里的艺术气氛是非常浓郁的。太多的博物馆美术馆，街头艺术家也到处都是，地铁里也都有，他们演奏乐器的水平，在我看来都是专业艺术水准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西班牙三部曲”，它的异国风情有一个很主要的调子，就是跟音乐有关的。到处吹着风，飘着音乐。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生活与艺术是密不可分的。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生活不只是物质的生活，我们更多的是为我们的灵魂而活着，是不是？我还特别喜欢一句话，叫“生活模仿艺术”，我觉得生活中要是没有了艺术，那就像夜空上没有星星，就像春天没有花，那会枯燥乏味死的。《托莱多电影》这本书，它的写作契机是我在西班牙有个朋友，他是草莓电影节的组织者，每一届都会邀请世界各地的电影参映，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电影。那天一起喝咖啡，聊起一个摄制组拍电影的趣事，触发了我的灵感，我决定要写一本关于拍电影的书给孩子们看。而对于摄制组我并不陌生，我的好朋友、导演姚晓峰，他是一度很红的电视剧《虎妈猫爸》的导演，他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曾邀请我们全家过去，跟着剧组厮混了一个星期。

打通儿童与成年人阅读的界限

孙玉虎：当下的儿童文学书写越来越强调对“中国式童年”的呈现，而“西班牙三部曲”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中国人和中国童年的视角。你是怎样看待书写“中国式童年”这个话题的？

荆歌：你说得对，“西班牙三部曲”虽然故事发生在万里之外，但它的叙述对象主要还是中国人，中国孩子。中国元素、中国情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地域背景上，也许是让中国特质更突出而鲜明了。“中国式童年”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话题？我们中国作家所写的大量的作品，难道有“不中国”的吗？我想重点可能是在这个“式”吧！其实我们中国作家所写的中国人的故事，一定是无一例外都是中国的。这并不非得要有自觉的意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想要摆脱都很难做到。

孙玉虎：儿童文学创作在你目前的创作中占比是多少？“西班牙三部曲”之后的写作和出版计划可以透露一下吗？

荆歌：最近几年几乎是全部了，至少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儿童文学上了。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全新的挑战和快乐。这个工作是值得去做的，我认为比我以往的写作更有意义。而且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通儿童与成年人阅读的界限，用更多的文学眼光和思考去关注呈现儿童生活。其实“儿童文学”它的概念就是以“文学”为主词的，重心本来就在文学。接下来会出版的是一系列江南背景的少儿小说。如侧重江南美食的《穿心弄》，展现运河文化的《感动星》，《老街时间》则写一条江南老街上许多居民家里都养小动物，有养八哥鸟的，养狗的，养猫的，养金鱼的，养蟋蟀的，养乌龟的，甚至还有养蛇和蝎子的，很有意思吧？另外有一本《我与齐哥》也将出版，这是一本我自己特别得意的书，它写了一个年轻人带着一只猴子亡命天涯的故事。我没想到会把这个小说写得这么好。我因此觉得，要写出一部好作品，除了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高超的写作技巧，还得有“神助”。如有神助，不是有这样一个成语吗？其实就是灵感吧！我们一直都会说到“灵感”这个词，它是什么？许多时候都说不太清楚。也许就是“神助”，就是说，你会有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激情的创造力，以及完成度。这也是写作的乐趣所在，十分美妙。希望有一种力量和奇缘，能让我不断写出更好的作品，能让许许多多的小读者大读者都喜欢我的作品，在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获得阅读的快乐，享受到生命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