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东西的新作《回响》，围绕对“大坑案”真凶的追查展开叙事，“心灵侦探”冉咚咚与其说是在破案，不如说借助破案来证实她的直觉，试图解剖荒诞生活的谜底，探索人性罪恶的根源，揭示出时代隐秘的心灵危机。《回响》不是一系列悬疑事件集合，也不是惊悚故事的串联，它既延续了现代侦探小说对破碎、孤独的都市生活的审视与反思，又试图重构某种与传统连续性相反的整体性。

一 对侦探小说的戏仿

19世纪随着柯南·道尔的小说译介到中国，西方侦探小说由此也正式引入，“侦探小说”的概念逐渐确立，20世纪20年代已降中国诞生了一批侦探小说：《傀儡剧》《霍桑探案集》（程小青）、《宋悟奇新探案》《双雄斗智记》（张碧梧）、《燕尾须》《劫心记》（孙了红）等。进入当代之后，侦探小说在“反特防奸”题材类型上继续演进。80年代之后日渐多元化，在当下内容发展为涵盖探秘、犯罪、推理等的推理小说、悬疑小说、犯罪小说等热门类型。从侦探小说的类型演变中，可以窥见其叙事具有相似的模式：案发现场——侦探出场——侦查线索——真相大白，从作案——报案——查案——破案的破案过程，以善恶对立为价值立场，使读者沉浸于解谜。类型文学的叙事推进依靠悬念的设置，随着谜底解开叙事达到了高潮。因此，当故事的真相完全解开时想象终结意义停止，满足读者期待完成抵达，制造“爽感”或造成警戒。

显然，《回响》的叙事并不单纯依靠惊悚的氛围、悬念的设置来吸引读者，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叙述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各种现代社会的症候与人性的秘密。《回响》的最终指向并非传统意义上公案小说以塑造 “青天”形象为旨归，也不仅是完成关于惩恶扬善、伏法受罪的说教，更不是为了制造真相大白后的一次性“爽感”。

小说叙事从死者（夏冰清）漂在西江上，由群众发现并报案开始。经过警察（冉咚咚）调查发现夏冰清是迈克尔连锁酒店董事长（徐山川）的情人，经过调查、询问徐否认杀害夏。案件与小说叙事同步看似很难继续推进，至此，如果小说的叙事一直以“真凶是谁”为导向，无疑是这种类型小说的叙事套路。而巧妙的是主人公（冉咚咚）偶然之间向平静的家庭生活投去一块石头，并惊起涟漪，随着案件的侦查同步荡开。主人公对嫌疑人内心世界询问与之进行心灵对话，开启一场有关“人性”的侦探，试图探索人类内心罪恶根源的奥秘，揭示心灵深处的危机（焦虑、迷茫、漂泊无依感、谋杀欲等）。当她以现实主义方式破案，而案件毫无头绪之时，她无意间向丈夫（慕达夫）提及在查案期间发现他的开房记录并问起缘由，但是丈夫谎称开房是为了打牌，为了圆谎他不断制造证据来证明清白，但他越是努力掩盖，越想要证明无辜，真相就越向着反方向发展。伴随着“大坑案”的推进，冉咚咚从开始怀疑丈夫开房按摩“加项目”、怀疑他与贝贞搞婚外情、到怀疑他与女学生卜之兰的不伦恋。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她一遍遍地侦查丈夫并与之进行心灵较量，在怀疑与信任之间挣扎，在家庭和工作中求平衡，在真相与假象之间求索，在爱与恨之间纠结。因此，叙事就在侦破凶杀案和侦破爱情与生活的真相缠绕中推进。

畸变的性爱主题通常是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不同于传统的爱情主题叙述，现代城市背景下的性爱主题、两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现代家庭关系的畸变密切相关。性爱主题也是东西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在《耳光响亮》《后悔录》《没有语言的生活》《猜到尽头》等小说中也曾涉及，他所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性”，以及它如何导致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的秩序处于脱轨状态。《后悔录》是一部关于性压抑年代的寓言，在性压抑下人性的异化。《耳光响亮》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性的泛滥与欲望骚动的时代隐喻。《回响》是从现代城市家庭的畸变开始。就故事层面而言，《回响》是由一个失贞案演变为婚外恋，最终恶化为凶杀案。某种程度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概念“偶合”相似——婚姻神圣性的消失，性生活的混乱，个体欲望膨胀的合理化等。其结果就是身份感的消失，人格的缺失。《回响》是基于畸形的性爱关系上引发的“偶合”危机，是肉体的“破戒”。肉体满足企图战胜精神的誓言，小说人物的肉体的越界、性欲的膨胀、欲望的快感试图战胜精神信仰。

20世纪以降，“价值危机中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1]。因为爱发生了变异，过去性与爱一体产生了分离，爱由此产生了危机，导致了性的泛滥、性的反叛、性的危机。那么如何验证爱的意义？首现就要检验性是否忠诚而纯粹。小说中当证据中断时，叙事逻辑无法推进，与冉咚咚的直觉是侦破人性的真相与爱密切相关。她对嫌疑人的爱、道德、良知等精神世界进行审查和取证，她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应该是从侦查“性”入手。冉咚咚认为“爱”必须是从一而终的，因此她不断在询问的过程中问嫌疑人（沈小迎）“‘你觉得你还爱徐山川吗？’‘你觉得爱情是可以分享的吗？’”[2]等考验道德、良知的问题。看似与破案无关，实际却是叙事的另一条线索。她把对丈夫的拷问转移到案件中，又把案件中的可疑与相似的推理运用在考验夫妻感情之中，她逐渐疏远丈夫（慕达夫），通过争吵、分居、离婚的方式逐渐远离他，既要实现肉体的疏离又要摆脱情感的依恋，试图要以不爱的方式反侦他的爱，侦查他的爱是否纯洁与忠诚，使得叙事在两条故事线真假虚幻的缠绕中逐渐推进。但由于爱把人们带入了一种紧张状态之中，“事实上，当爱得到回应时，爱者往往比没有得到更加焦虑……人们不是把自己仅仅封闭在狭小的自我牢笼里，就是通过使性爱分离，设法达到一种肉体交合而心灵并不相爱、情感并不涉入的境界”[3]。也正是因此，人们就越要证明爱。经过冉咚咚的提审和调查发现：夏冰清不甘心从受害者沦为第三者，她不断纠缠徐山川，企图终止徐山川与夏小迎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试图向他索要大笔资金，一切看似报复的行为之下掩盖不住她内心的焦虑。徐山川忍受她的纠缠，担心身败名裂；同时与她藕断丝连，享受肉体的愉悦，肉体始终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摇摆。

“性之所以丧失了活力，乃是由于性与爱欲的分离……追求性的感官享受，正是为了逃避爱的刺激”[4]。爱欲与性欲的冲突，使得爱成为一个谜团，一个难题，于是叙事文学无法继续讲述一成不变的永恒的爱的故事。性与爱的冲突、爱的焦虑仿佛才是常态。文学史中关于性与爱的思索有多重阐释，《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从性与爱思考存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在人生不同阶段对性与爱的反思，《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爱与欲的挣扎等等，《回响》则是从案件源于一种畸形的性爱关系展开叙事，把人物置于一个不缺“性”而缺“爱”的背景下，爱的对象多重性、爱的意义模糊性、爱的选择困难性的多重前提下，他们质疑爱、寻找爱、追问爱、反思爱、侦查爱。小说叙事随着案件的推进，是对侦探小说的形式戏仿，反思现代城市中的精神症候，对人性与内心深处的机密洞察。

二 心灵奥秘的侦探

在现代都市中，作为西方传统现实理性主义化身的探长的失败宣告了理性主义的破产。就此意义而言，穿梭在“人群中的人”化身心灵侦探登上历史舞台。美国作家爱伦·坡对都市经验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关注都市里的市民群体，并塑造了“人群中的人”的典型“杜宾”，与其说他在破案，不如说他在通过破案来证实自己的奇想，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透过他的双眼发现繁华喧闹的都市背后的秘密。此外，侦探家族中还包括：贝克特（《荒凉山庄》）、福尔摩斯（《血字的研究》）、波洛（《东方快车谋杀案》）、勒考克（《勒考克侦探》）、哈纳得（《玫瑰山庄》）、埃勒里·奎因（《罗马帽子之谜》）等等。他们作为城市人群中的一员，穿梭在“以石头为背景，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5]般的现代城市，仿佛能够从中窥探现代城市的诸多秘密，他们眼中的街道与其说它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个隐喻。因此，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城市街道：波德莱尔将目光锁定巴黎迷离街景、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恋彼得堡的大街和地下室、莫迪亚诺不停地寻找暗店街……企图从底层民众、流浪汉、拾垃圾者、妓女、陌生人……恶狠狠的眼神、忧郁的面部神情和眼神深处，透析都市的外部与内部的机密。“侦探小说最初的社会内容是消灭大城市人群中的个人痕迹。”[6]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探长在现代城市中寻找真凶常常束手无策，真凶往往是“人群中的人”，犯案之后又迅速回到人群之中，作案的证据可能遗留在某个街道的拐角，也有可能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细微痕迹中，甚至可能仅是残存在空气中的一缕气息……心灵的侦探似乎能捕捉碎片化的细微的痕迹，追寻真相。

警察——作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者”，想要在现代都市的人群中一次性寻找一个完整的面孔，毫无疑问是艰难的。因为相似的现实主义侦查技术只在“熟人社会”产生效果，而在陌生世界里，案犯鲜少留下犯罪痕迹，头发丝、指纹、脚印、血迹等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检验的证据几乎很难在现场寻找踪迹，因此，破案转向了依靠直觉与想象。小说《回响》有两条明确的线索，一条围绕追踪杀死夏冰清的凶手展开，另一条则围绕丈夫撒谎展开。两条线索看似平行，一条叙事线索围绕破案工作，另一条线索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然而两条线索的交叉点就在于冉咚咚，侦查凶手时她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她追寻线索和证据；在婚姻的缝隙之间寻找线索时，她是直觉主义的化身，她不需要证据，甚至害怕直接的证据会干扰她的判断，而是凭借直觉判断。在小说开头留给她的难题就是一具身份不明的女尸，并且右手手掌被砍掉，除此之外毫无证据。她是谁？她为什么会漂在西江？这些都困惑着她。案件的推进依靠一条陌生的消息“或许是她……”，经过确认，找到死者的父母、核实身份。然而关于她生前最后一次跟谁接触？她的死因？也丝毫没有头绪。冉咚咚无意间发现死者家里书架上一本书里写着“徐山川”三个字，在毫无头绪的案件中找到了第一个嫌疑人。但是徐山川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案发时间不在场，案件不得不再次中断。案件的再次推进是她在询问吴文超时无意间发现，在他的文化公司里，她看到一张躺椅，推测那是给夏冰清准备的，并且他们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并不像吴文超一开始所说的那么普通，后来得知吴文超甚至了解她全部的秘密。而吴文超畏罪潜逃，因此案件又再一次中断。她从吴文超的母亲入手，追查他的下落。他突然仿佛从人间蒸发，当他收到母亲的信息后突然出现，并在母爱的感化之下供出事实。显然，家庭和亲情在某种程度上比冰冷查案的工具有效。随着线索中断，冉咚咚依然无法靠单纯的推理来证明直觉的有效性，她不得不求助于想象。她猜测幸福的人不可能或者很难犯罪，但是犯罪可以转移。破案得以进行依靠一个陌生的号码。从徐山川与徐海涛的通话记录里找到了蛛丝马迹，顺着他找出了嫌疑人刘青。冉咚咚的困惑并没有完全解开，而且案件的真相并不能说服她，而真凶依然逍遥法外。而刘青的认罪与伏法源自冉咚咚对其内心防线的进攻，她前往埃里村，最近距离的接触嫌疑人，最初企图以身份震慑他，但显然失效。案件的转机在于卜之兰的眼泪，她因为爱而产生恐惧、担忧，触碰到刘青内心筑起的坚固防线，并将其击垮。因此，人类罪恶的根源在于心灵之中，面对这一情况，作为心灵的侦探她将其侦破，并使罪犯的心灵得以拯救。案件最终侦破，显然爱的力量无法估计。

对心灵奥秘的探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圣经》中，“该隐弑弟”的记叙是最早的犯罪，引发关于“罪与罚”的思索；在《俄狄浦斯王》中出现“弑父娶母”情节，衍生出犯罪、悬念、推测、审判、惩罚等叙事过程，进一步深化与揭示人类内心隐秘的犯罪欲。心灵侦探不是为了寻找直接的证据，相反，要做到排除那些与自己认定的东西不相符合的迹象，与罪犯进行精神交流，从心灵深处寻找案件侦破的关键，同时也是心灵的拯救者。作为一个人性侦查的密探，冉咚咚从案件中抽离出来，与传统“现实主义” 的侦查方式保持距离。她在城市里尾随那些来自郊区、边缘地带的人——“人群中的人”（小说中的吴文超、刘青、徐海涛、小刘、小尹……），他们是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的史诗”中的人，而非英雄和神；他们是弗莱定义的“低模仿人物”[7]——包括市民、小白领、职工。涉及案件的每个人，都被冉咚咚洞察了生活在双重压力之下的心灵秘密。与其说冉咚咚是对一件强奸案（失贞案）演化为凶杀案的过程的追索，对于“死亡”真相的探查，对人性犯罪欲的侦破，不如说是对心灵的探访，对于现代城市中关于“生”的难题与困境的揭密，对那些徘徊在灵魂深渊边缘的心灵进行拯救。

《回响》讲述了一场强奸案演化为凶杀案，寻找凶手成为叙事目的，模糊的死因、碎片化的线索、断裂的时间感，成为小说叙事的阻力。就形象的塑造而言，东西通过灵魂捕手——冉咚咚揭秘案件的缘由和真相。然而其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警察，她代表的是正义与法律，她的任务是寻找真凶。但是面对人类内心原始的犯罪欲，理性似乎束手无策。作为心灵侦探，在“罪与罚”逻辑下，到底是谁之罪？判决的标准是什么？理性还是道德？她对此再次提出质问。她对眼看就要结案的案件不断提出质疑、取证、寻找、调查，最终找到真凶。关于如何拯救那些已经或即将走上犯罪道路、那些迷茫而又焦虑、孤独且受伤的心灵？显然，在作品的最后，随着案件真相浮出水面，作者给出了答案——爱。人类罪恶的根源潜藏于心灵之中，当理性失效时，灵魂捕手却可以将其侦破、捕捉、拯救。

三 危机世界的表征

西方现代城市诞生之后，个人主义逐渐确立合法性，在法律上充分肯定了私有财产，鼓励独立的个人以冒险实现自我价值。现代城市作为现代文明旋风的中心，在劳动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双向挤压之下，城市浸透了许多市民建设者的血，湮没其灵魂。因此，它汇聚了普通市民的灵魂的诸多秘密。中国的乡村借用费孝通的理论，“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大转变”[8]。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乡村世界是一个熟人社会。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性”袭来，中国乡村社会也逐渐迈向了涂尔干所说的伴随社会分工的发展，迈向“社会团结的转型”[9]。现代城市与乡村相反，它脱胎于乡土、以社会分工为基础，通过社会契约将人们有效的组织起来。尽管它剔除了乡村生活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但城市作为一座石头城，伴随着市场等诸多因素的注入，使得时空体验、意向体系、人伦关系等重新改写，市民身上或多或少打上了陌生体验的烙印。城市的空间是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开放的空间，看似牢不可破；然而艾伦·坡率先发现其缝隙间的秘密，他窥见了坚固壁垒之下患有唠叨症、疑心病、孤独症等群体的精神世界的危机。可见城市并不完全是天堂，它还滋生了孤独、焦虑、怀疑等诸多现代性症候，孕育了许多时代病儿。在中国自“五四”新文学发端以来，现代性症候在文学史中初见端倪，以“狂人”（《狂人日记》）、阿Q（《阿Q正传》）、曹七巧（《金锁记》）等为代表的封建世界遗留在世界的人物的病态人格是病态社会的寓言，也是传统社会与现代世界碰撞的结果。对危机世界的关注，对完整的“人”的书写，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长篇叙事文体面临的艰巨的诗学任务。

纵观东西的创作，都市与乡村是他小说书写的两大空间维度。现代都市空间的好处之一是自由，而问题是孤独。“孤独症”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病，病症为“人群中离群索居”。在文学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游荡在街头的孤独症病人，他们身份不明，具有“波西米亚气质”，流浪汉（《小赖子》）、肮脏居室中的诗人（《双重屋子》）、企图复仇的地下室人（《地下室手记》），本雅明所称的艺术家们……与之相似，《回响》中夏冰清即作为典型的孤独症病人，她逃离父母，谎称人在北京，实则在西江租房独居，她把所有的秘密藏在心里不向熟悉的人倾诉，她与游荡者一样“独自一人时会感到不自在。所以要她到人群中去。她隐藏人群中的原因可能是不言而喻的”[10]，在人群中到处游荡，在人群中寻找迷失的自我，同时也在试图逃避孤独。此外，孤独症的另一种表征即交流的障碍，冉咚咚与丈夫精神世界从彼此融洽到彼此冷漠，从聊文学、聊生活、聊家庭到争吵、沉默、分居的演变，孤独也表现为内心世界的彼此分离。“疑心病”源自都市的陌生感、不安感、恐惧感。冉咚咚的疑心病不仅仅是对案件的怀疑、更是对家庭生活的怀疑、对周围人的怀疑、对自我的怀疑。案件的无法推进让她对工作能力产生质疑，无意中的一个发现，让她对爱情产生质疑，一次突发的性幻想，让她对自我存在产生质疑。为了缓解她的疑心病，作者多次强调她的断案直觉是准确的，甚至在小说的开始就把主犯的名字和作案的经过通过直觉作为案件的真相告诉了她和读者。

现代城市对一些边缘地带的人们招手，进城冒险实现自我价值也成为直接目的，叙事也因此围绕爱情、金钱、尊严等展开。资本作为人性异化的根源，在现代城市中显得尤其重要，为此以拉斯蒂涅、于连、盖茨比等为代表的底层青年试图实现跨越阶层。按照西美尔的观点，“货币在社会经济秩序事务中产生了宏观效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发的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和对个体心理气质施加的影响”[11]，他认为货币制约文化与个体的发展，“‘货币’成为了衡量社会经济价值和个体价值的标准，以量化、客观化与标准化的导向渗透经济、文化与精神生活”[12]，它既统治物质世界也统治精神世界。因此，对货币的占有欲成为现代都市病的根源之一。《回响》中徐山川的口头禅“不怕砸不晕他”，“金钱万能论”使他遇到任何问题第一反应就是用金钱解决，包括他追求妻子沈小迎、强奸夏冰清后与他签订协议、买凶杀人等。吴文超父母离异后，他努力的目标就是混出个样子给他们看。易春阳轻易得到一万块钱，终于对夏冰清狠下杀心。沈小迎看似不吃醋不在乎丈夫徐山川婚外恋，本质上离不开金钱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夏冰清以爱情为借口做情妇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摆脱金钱的诱惑。自尼采惊呼“上帝死了”，“而人是杀死上帝的元凶”[13]，上帝之死即人之死，上帝作为“历史”“权威”等的隐喻，意味着曾经坚信与明晰的符号体系和价值系统如今都已“烟消云散”，过去坚定的、固有的信仰体系随之崩塌。“货币”成为指引人们行动的唯一真神，爱与货币合谋，爱的意义本身变得危机重重，许多看似确信的东西逐渐变得可疑。因此，面对慕达夫好友的书面承诺、贝贞丈夫的到访，冉咚咚都觉得十分可疑，她的反应是这些都是丈夫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的虚假证据，不足为信。在小说叙事的最后，凶杀案真相大白，慕达夫约见冉咚咚最后见面，当她再次问他是否真的爱她，尽管一个“爱”字简单明了，但在叙事逻辑上仿佛又把叙事拉回到她推理和验证的起点。

城市依靠契约精神维护秩序，而乡村依靠道德标准维护秩序。契约精神的核心是利益，签署的双方都渴望利益达到合理化、最大化，契约的撕毁是双方利益不平衡的体现。由强奸案演变为凶杀案，金钱与利益作为契约关系的绳索，将整个案件串联成严密的关系网，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在时刻计算着自己的利益。其中，夏冰清既是契约的签订者也是撕毁契约者，既是获益者也是牺牲品。与之相反，乡村秩序的维系依靠道德。因此，不难理解在小说中“村民们与刘青和卜之兰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先是闪躲，远远看见他们便绕道；其次敬而远之，再也不打招呼不串门；再次避之唯恐不及，看见他们扭头就跑”[14]。他们没有接到指令却统一行动，实际上是乡村无形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刘青畏罪潜逃到云南的埃里村，企图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试图逃避城市法律、契约的禁令和约束。完整的乡村世界，某种意义上对灵魂具有复活和拯救的功能。而冉咚咚发现其中的奥秘，刘青对都市法律冰冷的威慑力仿佛形成了免疫和抵抗，但乡村的道德标准规约之下，他最终承认罪行。

现代城市与乡土世界是这部小说叙事的两大空间场域。乡村是个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尚未破碎的乌托邦，人与物都是上帝造物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乡村的人物是完整的，彼此认同互相熟悉。而现代都市作为人类僭越的结果，它既破碎又充满疑问。都市作为陌生人聚集的世界，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由于古典意向的消失变得危机重重。人被金钱的强大力量席卷与吞噬的同时，基于城市陌生感之上产生了分裂的人格、性幻想病、疑心病、孤独症……因此，小说叙事越是在都市与乡村的空间对比中，越能明显窥见到如卢卡奇预言“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中，由于“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的过程，因此，就意义而言，心灵与世界并不会完全适应”[15]，现实社会总体性崩溃的大背景之下，都市生活中个体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衰变与破碎的世界镜像，人的心灵世界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结 语

《回响》看似戏仿侦探小说的形式，实则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寓言。它既延续了西方现代侦探小说中对破碎、孤独的都市生活的审视，又试图重构某种与传统连续性相反的整体性。纵观东西的小说创作，乡村与都市作为两大书写空间，他书写那些看似离奇的现实生活，从而描摹其荒诞性。在《回响》中透过人物生存困境的表象映射了隐秘的心灵危机，但同时，我们也能窥见秉持正义、追寻希望、求索真相、坚守信仰的人性未曾泯灭。在灰暗的生存角落里，依然闪烁着爱与希望之光，使人的心灵得以复活、灵魂得到拯救。《回响》借助凶杀案而引发了一场对心灵奥秘的侦查，对于罪恶的恐惧感并不完全来自案件本身，而源自一种漂泊无依感、一种陌生感、一种与现实脱轨的强大的离心力。正是现代都市社会典型的心理镜像，也是现代城市精神病学的标本。因此，东西既不完全依靠旧有的现实主义完整感和历史整体性来满足读者，也不依靠传统的浪漫抒情总体性来抚慰读者，而是以独特的方式与时代和心灵对话，这是《回响》不可忽视的意义。

注释

[1][3][4][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冯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页。

[2][14]东西：《回响》，《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

[5][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3页。

[6][10][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2页。

[7][加拿大]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9][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页。

[11][12][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3][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15][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