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过完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暑假，我升入高中二年级。这意味着自由的日子从此结束了，高考前的每一天都得数着过。但此前整整一个夏天里，我没看过一页课本。这是一段酷热、不安的时期，窗外的烈日令人望而生畏，街上的树木都被烤得卷起了叶子。我感到这是自己最后的时机，我得好好想一想，我将来到底想干什么，我还能否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

八月中旬下起令人惊恐的大雨，每到半夜我都被雷声惊醒，闪电映在窗帘布上，使室内瞬间变得异样，桌椅和木书架失去轮廓，成为一块块白色的影子。隐约之中，我听到爸爸在隔壁房间咳嗽，轻轻走动。但在这种时刻，所有熟悉的人和事都远去了，我像是被独自留在一个时空无边的地方。我沉浸在各种奇异的臆想中，心里涌起一阵阵激动。我做梦也在想要拼命挣脱此刻的身躯。

开学后，我去向美术老师借素描室的钥匙，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预备两年后报考美术学院。美术老师虽说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头发却已日渐稀疏。他本人三年前毕业于浙江美院，我本以为我的决定会让他高兴，但他一言未发，只是面无表情地把钥匙递给了我。

素描室在校园一幢上世纪四十年代欧式旧楼的底层，阳光斜斜地照进来，里面堆着各式各样的石膏塑像和几何模型，光打上去，黑白色阴影分明。我会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来到这里，这时美术老师已经回家，偌大的画室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摆好模型，在纸上沉着下笔，听到笔尖磨擦纸面的沙沙声，这让我心安、感到满足。这是校园最僻静的一个角落，只偶尔传来操场上的喧闹声。隔了那样远的距离，其实什么也听不清，那模糊的声音对于我，就像是意味着世界与我无关的另一端。

长久以来，我羡慕那些愤世嫉俗、我行我素的艺术家，我渴望成为他们，相信那样便也拯救了我自己。我想象的生活远离现实，那里一片清风明月，我用不着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必关心任何事，我只是一个盯着镜子孤芳自赏的偏狭鬼，时而傲慢自大，时而又心灰意冷。整个暑假，我大门不出一步，在酷热中读各种能找到的书籍，夏日的风令人晕眩，加上那种过度的狂想，使我一定看上去既苍白又抑郁。父母对我日益沉默的趋向感到忧虑，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看电视，怎么不和同学出去玩，有一天傍晚，爸爸甚至破天荒提出想和我一起去游泳。开学以后，他们好几次主动要我带同学到家里来玩。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过分关心很不应该，我不是好好的吗？当我喜欢独处，我是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对于这样的问题又有谁能帮得上忙呢。我关起门听音乐，声音开得很响。我在纸上胡乱涂抹，画人像和抽象图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想象的生活和现实交接的地方，有一位住在我家楼下的画家。他留长发，极瘦，每次我看到他的身影都紧张得快要闭过气去，他像行走在空中，高傲、镇静，旁若无人地迈着步子，目光收在很窄的范围内，对周围的一切都毫无兴趣。

每天我放学一走进“文联”家属大院，总期待他出现在眼前。有时他在大院门口买报纸，有时匆匆向外走去，有时他就站在路边，吸着香烟，看上去像在等人，或者他和我一样，是在沉思默想。我从未见过他与人交谈，他该有多么孤独啊，他的孤独使他从人群里分离出来，使他的形象完全嵌入我的想象。有一次，好奇心驱使我向爸爸问起这个人，爸爸看了我一眼，便警告我不许和他来往，然后继续读他的报纸，好像这就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我还是从别人那里零星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叫王方，是从南方来的一位画家，在欧洲和日本都举办过画展。我也逐渐明白爸爸警告的内容，他的污点是他曾在拘留所蹲过半个月，原因出在风化问题上。其实我的明白也只能算是一知半解，传话人每当讲到这里，语气便愈加神秘起来，语焉不详却充满暗示，而这给以我想象的空间却十分有限。

虽然如此，我认为他是无辜的，或者他是被有意陷害，或者这干脆就是污蔑和谣言。即便他果真有罪，我看过好多艺术家的传记，有些人因罪恶的生活成就为大师，艺术家总要打破世俗常规，他们依天才行事，他们本人才是世界的审判者。在我心中，他的形象反倒因此变得更加令人敬畏。我所烦恼的只是无从和他接近，特别是爸爸警告过我之后，我不敢再在家里提到他的名字，而在楼道里每次与他擦肩而过时，我没有勇气主动和他讲话。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我装出对他视而不见的冷漠表情，当然我知道他对我才是真正视而不见。

但没过多久，这个画家从我们大院里消失了。爸爸有一次像是偶然提及，又或者是故意对我提到似的，说这个人被“文联”开除公职了。我问原因，爸爸却不肯再讲，只含糊地说那都是大人的事情。王方连一本画册也没出过，我只是在几本旧杂志上看到他的作品，他的画风朦胧、阴郁，我完全看不懂，却依然非常喜欢。

秋天到了，树叶变成金黄色，天空一片蔚蓝。清晨，我们像一群群绵羊，被老师们的吆喝声鞭打着，在学校附近的大街上跑步。然后我们一路高唱革命歌曲，回到教室等待上课。我因为打定主意要考美院，不再像其他同学那样，对各类文化课程全力以赴。我在课桌下放一本翻译小说，上课的时间便很好打发。

教室窗外有一棵梧桐树，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冠照进来，形成一些细细小小的光斑。有风吹过的时候，那些光斑在临窗的同学身上轻轻跃动。九月底的一天，有个女生从高三转到我们班里，她的位子便被安排在窗口。她叫许安，没有同学知道她为什么降班。她个头不高，手脚纤细，爱穿深色衣服和黑皮鞋，留着短短的蘑菇头，她的肤色白皙，阳光照上去，犹如透明一般。她极少讲话，看上去像心不在焉，也或者因为留级，不乐意和人交谈。她的座位和我在一排，每当我偏头向窗外望去的时候，目光会不自觉中途落到她的身上。从侧面看去，她的脖颈是一段柔美的曲线，妩媚的起伏令我的目光像触电一般短路。我纠结于是向窗外看去，还是不看，这无意义的纠结从深秋到初冬延续了不短的时间。许安似乎是一个不怕冷的女孩，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样，早早地就在脖子上系围脖、扎丝巾，无论刮风下雨，她的脖颈始终裸露着。这给了我无限的机会，使我在课本每一页的边角上画满那段曲线。

在将近十七岁的时候，漂亮女生对于我来说，与宁静的音乐、洁白的雕塑、光明的图画一样，那是一种引领人生向上的美好，在现实中却又是不能正视的禁忌。许安的名字，在男生中间被无数次亵渎，加以令人面红耳赤的评语，但她无言地走进教室，静静坐下，她的美没有一点儿阴影，让我心底里泛起温暖。我在日记中开始写下一些词不达意的诗句形容我的感觉：我在冬天遇到的初雪，在我阴郁的天空中，雪是如此神秘，照亮人生应有的良辰美景。

生命的走向是无法预测的，透过一个阶段的心情和思想，另一个阶段的生活往往已经初露端倪，只是我们还无法察觉。它悄悄隐藏在我们心底的深处，在时间和事件的滋养下缓缓抽芽、成长。在我正讲述的这一段生活中，透过我对孤独艺术家的想象，一种新的情感像海底的暗潮，正在形成人生中新的方面。许安出现在我眼前，如同一种宿命，那暗潮涌上水面，激起波浪，我的整个世界开始有了色彩。那些凉爽的秋夜里，我无心看书，思绪不由自主胡乱飘荡。我甚至在一些最无关的场合会突然想到许安，比如在晚饭桌上，我的脸孔会涨得通红，父母疑惑地看着我，我只得匆忙想出几句笑话来说。夜深的时候，我经常醒来，坐在床上，盯着黑暗里不知名的东西，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而感到懊恼。

十月的一天，我们班出外郊游，我随身带自己的画夹，准备伺机偷偷跑到一边去画写生。但在这种场合根本没有秘密可以保守，先是两个男生抢去翻看，后来又传到女生那里。许安也在那群女生中间，我听着那一阵阵爆发出的笑声，试图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向落叶堆积的树林里走去。我不时向她们望去，发现许安并未加入其他女生的议论。她在安静地看我的画。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上刚刚下过小雨，地面潮湿，柏油颗粒垒起。空气的清新不仅使身体感觉舒适，而且眼睛也受到愉悦。我跳上一辆开向市里的公共汽车，车上的人很多，我挤向售票员，这时突然看到许安正挤在我身体的一侧，她显然也看到了我。感谢上帝保佑我在这一刻表现从容，我继续挤过去买了票，然后再挤回来，费力地与她保持一种面对面、却又不会紧贴到一起的姿势。这是我第一次离她这么近。她穿了一件淡黄色毛线衫，可能搽过什么润肤品，周身散发着好闻的香气。她的眼睛清澈、明亮，里面映出车窗边框、手臂和我自己被缩小了不同倍数的影子。

“你到市里是去买东西吗？”过了半天我才鼓足勇气说出这句话，接着便涨红了脸，觉得这问题蠢到极点。她大方地说，不是，她是在回家。她大概注意到了我的脸红，因为她不出声地笑了起来，转过脸去，过了一会儿，她面对我，用一种非常友好如同大姐姐的语气问我：“你准备考美院吗？”我说是的，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努力把话说得镇静自若，以一种平常的方式使对话进行下去。但她却又转开脸去，说：“因为我看到你的画了。你画得很好啊。”之后她便不再说话，像在看窗外，车子此时正经过那个年代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雨后的商店铺面都闪着俗气的色彩。

她不再把脸转向我，问候和谈话显然已经结束，我愣在那里，任由心情被无名的激动颠簸着，却也开始满意于这种无言的相处。这一时刻显得漫长，带有一种迷离的超现实感觉，这似乎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但又好像正是我所想象的样子，我感到一种不知所以的幸福。我心里颤抖，几乎要祈祷这辆汽车永远不要停下来。公共汽车慢悠悠地开过一站又一站，很多人下了车，也有很多人上车，车上依然很挤。然后她也要下车了。

她低头向我说声再见，往车门挤去，车停以后，我看到她向一条胡同里走去。车突然又开动，我被晃得一个趔趄。有个男人补到她刚才的位置，一股久未洗过的头发脏味钻进我的鼻孔，我急忙转过身去看向车窗的另外一侧。

对往事的回忆，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经常有一些完全无关的印象，会在我头脑中牢牢驻下。比如韦一琳，长久以来这个瘦弱的女生在我记忆里总是倚墙而立。她睁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一动不动地靠在墙壁上，正当中午时分，树影婆娑，她的身上落满耀眼的光斑。她有一半浙江血统，皮肤洁白如雪，但身体却削瘦，十六岁时胸脯平坦得没有一点起伏。记忆中，她从来不笑，在一些欢乐的场合，她只是努力抿着两片天生鲜红的嘴唇，神情恬静，略带一丝忧伤。现在，多年以后，当有人提起她时，总爱称赞她的笑容灿烂夺目，但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不笑。或许那些人记住了她鲜红的嘴唇，它们性感迷人，令人惊艳，这与她孩童般的神情形成难忘的对照。或许还有人记得她打网球的情景，她软软的长发束在脑后，系一条蓝色的发带，她跳起来接球，挥动球拍，但没过多久便气喘吁吁，苍白的脸庞渐渐变成粉红。韦一琳，这个瘦弱单薄如一张纸似的女孩，在她长出胸部，身材变得丰盈之前，便从我的生活消失了。有人说她生了肺病，转去南方爷爷家养病，但她一去便无任何音讯，不知她是否会考上大学，是否会恋爱，甚至不知她的生死。透过漫长浓稠的时间，我看见韦一琳倚墙而立若有所思的形象，阳光照耀之下，她的肌肤变得苍白，若有若无。在我的记忆之中，她的形象永久地停留在这一刻，而这一刻牢牢地印下，便不再褪色，也不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变化了。

再如在教室中坐在我前面的张健，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唉声叹气。有一天上晚自习，大家正在安静地写作业，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叹着气跑了出去。他让人感到我们的负担太多，我们的生活出了毛病。他难得一笑，独自在那里闷闷不乐。中午上课前，他狂奔进来，神情紧张，好像刚跑完一千米似的。但也有时，他非常愿意与人交往，同时他总想走向常规的反面，例如他会突然和老师顶嘴，语气中却有幽默，容易得到老师的宽宥。在元旦晚会上，他很想学跳舞，有会跳的男生教他走步，他认真地在一旁练习，虽然最后他仍鼓不起勇气去请女生。但总有许多时候，张健的烦躁难以克制，他大声地叹出来：真烦人啊！烦死了！他的烦躁让人不知所措，心里感到不安。我们最初互不理会，但最终我主动与他攀谈，他的态度很友好。不久以后，他告诉我他要力争考上某某大学，那是非常难以企及的目标，而他的口气却极认真。我不知道他最后的去向，也许他还是落了榜，而他叹气、不安、闷闷不乐的神情，却像是一道异样的光芒，撕裂开我的记忆，穿过十几年的光阴，一直照到我的眼前。

高三上学期，我突然停止画画。我把素描室的钥匙还给美术老师时，他毫不感到惊讶，只若无其事地把它收到办公桌里，甚至都没问我放弃的原因。我开始一天当作两天用，发狂一般度过了一段非人的日子。我拼命往脑子里塞进代数公式、古文和历史年表，有时候我感到自己丧失了记忆和感觉，因为整个内心都已经被完完全全地填满了。

高考的时候，父母不厌其烦地六次把我送进考场。我的感觉是基本上考砸了，但没想到成绩居然相当不错，连班主任都大吃一惊。一个月之后，我接到一所外地大学英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便开始浑浑噩噩地参加班里同学举行的送别聚餐，前后大约一共举行了八次。其实考到外地的同学连我在内也只有五个，为什么多举行三次，我至今也没有弄懂。

原来我在班里一向是独来独往，几乎从不与人多说话，临到最后送别的一刻，我居然多次和同学抱头痛哭，结果无论是那些功课好的，还是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竟无一例外地全都把我当成了知己。他们甚至说，我早就是大伙钦佩的对象，只是平时看来孤傲、难以接近，可要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又有哪个是不孤傲的呢？虽然我对这说法表示反对，最终也解释不清为何总是显得那样落落寡欢。在那段时间里，我已记不清多少次和大家走在大街上，突然便扯开喉咙，用狼嚎似的嗓音唱歌。唱得次数最多的可能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和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当时感觉大家好像刚经过一场生死大关，现在都已成了莫逆之交，可事实上后来我很快就和同学们失去了联络。每年寒暑假，我回到家里，偶尔和大家联系，结果发现人人都正忙着，不上学的在想法赚钱，上学的则更紧张，都正拼足了劲等着到社会上厮杀一场。

但主要也怨不到别人，我自己从大学二年级起，便日益变得疏懒起来，当然更打不起精神来保持那种渐渐模糊的交情。那时候我已经看出上大学只不过是一种名正言顺浪费时间的方式，我所以仍旧在校园里晃着，是因为实在看不出除了继续晃下去，我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事情可做。四年以后，我以七门功课及格、其余成绩良好的履历毕业，在大学所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两年后我加入由一位大学同学开办的广告公司，然后结了婚，开始过一种紧张繁忙但又漫无目的的生活。有时我回家乡探望父母，偶尔也会去高中看看，随着整个城市在历任市长的建设下越来越变得陌生，学校周围也建起了几座大酒店，原来看上去高大洁白的中心教学楼，现在显得又矮又脏。至于我曾在其中度过许多个下午的那座欧式旧楼，据说早在一九九四年便已被拆掉重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电脑中心。

我现在想起高中毕业时，只有三个同学没参加任何活动。韦一琳半年前退学，张健在高考后没和任何人联系，许安则根本没有参加高考。她在五月底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之后，就突然从我们班里消失了，她的家人曾到过学校，说她已经找好一份工作，为此决心放弃高考。没有同学知道她找到的是什么工作，以及她究竟在哪儿上班，反正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见过她。大家议论起来，都觉得不可理解。也许只有我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预感，它甚至没在我心上停留多久，因为我知道如果她选择消失，便果然消失，她做得干净利落，显然也不希望我们太把它当成一回事。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和许安在公共汽车上的简单相遇，在我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的重现中，逐渐变成一部电影的开头，充满了启示的意味，好像由它开始，我的整个人生都将要被改变了。但其实这启示是深沉无底的，我即便无数次温习当时的每一个瞬间，却总也不能确切明白其中的意义。我的每种解释总会立即带出它的反面，这让我失去判断力，怀疑自己是否真切记得当时的情景：她是否问过我话，是否向我笑过，是否目光里流露着一种友好的神情？

每天下午，我依然在素描室刻苦用功，美术老师偶尔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在我背后看上一会儿，却一言不发。如果我要请他指教一二，他则十分尽责，会详细地给我讲上半天，或者亲自示范。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到他自己的画架前，挥舞画笔，一个下午就画出一幅看不出形状的油画。我的任务则是画那些单调的几何体和仅有的几个石膏头像。偶尔，我会换上一张新的白纸，轻轻勾勒出一些美好的线条，那是想象中的许安，她走在路上，坐在房间里，与人交谈，或者在树下休息。我不断画着她的笑容，记忆里的影像总是抓不住，它变得模模糊糊，不断退向黑暗中。

在学校里遇到许安，则还是往常的样子，她从来不会同我打招呼。但我依然能听到她与其他人说话的声音，这发生在经过校门口的时候，或者去开水房打开水，她与女同学不期而遇的时候。无论问答，她都简单、大方，我听到她的声音，心里觉得闪电亮过了一般。只是事后，这些感觉立即便消失了，新的印象会加入旧的记忆，不停滚动着，变得暧昧，即令我浮想联翩。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日，中午突然下雪了。刚吃过饭，教室里乱哄哄的，几乎所有没回家的人都在说话，我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正在读福克纳的小说《熊》。天一直是昏暗的，雪花落下来。我可能是教室里最先看到下雪的，我没吭声，合上书本，看着雪花从天空慢慢落下。后来我抬起头，发现许安在我视线另一端的窗边，也正在向外看着。

几分钟后，下雪带来的兴奋激动了教室里所有的人，男生们发出印第安人式的狂吼，裹胁着女生们一起冲向操场。房间顿时静下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窗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雪网，天空、屋顶、光秃秃的树木、路上的行人，完全被模糊了。连雪花也模糊了，一切都变得纯白。在这一刻里，整个世界像是静止下来。

想和她说话的欲望，在这一刻让我坐立不安。我们不是正在一起享受人生应有的良辰美景吗？我不断无声地说着这句话，可不知怎么，我的嘴却紧紧闭着，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突然，她回过头来，看到是我，便笑了起来，然后我听见她轻声地说：“嗳，早就盼望着下雪了。你也喜欢吗？”

她的话像是魔咒一样，立刻让我变得喋喋不休，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具体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团混乱，多半由下雪说起，小时候在雪地里做游戏啦，在雪中爬山啦，甚至说到我正在读的福克纳小说里描绘的原始森林里的厚厚的无边的积雪，说到我写了一首诗，雪会吞没一切，而那是多么幸福的吞没，让人忘乎所以，站在雪地里一动也不想动，听着寂静的声音，感觉着雪在脚下变得轻盈，你永远停留在那种感觉里，你的心整个儿融化在雪中。我被自己的话激动着，这激动让我几乎不能再说下去了。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说：“没想到你这么喜欢下雪。”然后她问我：“你试过吃雪吗？”

没等我回答，她继续说了下去。她说如果你在雪地里静静站着，雪花有时会飞进你嘴里，那种感觉很怪，是冰凉的，却让你觉得真是干净，让你整个嘴巴都净化了，雪融化在你的呼吸里，然后你想要更多的雪，你迎着风，张开嘴巴，让雪花落进嘴里，许许多多的雪花落进嘴里，你全身都变得冰凉、干净，那种感觉真的很棒，那会让你觉得你是雪的孩子，顽皮，不懂事，对一切都好奇得不得了，你的感觉几乎是个奇迹，你自己差不多变成了雪。

有风使雪花在空中飞舞，窗玻璃被打湿了，变得模糊。许安像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独白里，已经忘了我的存在，而我被她像诗句一样的描述震慑住了，当她说完之后，过了好久我哑口无言。她回过头来，对我抱歉地笑笑，说：“对不起打断了你刚才的话，你好像说你写过一首关于下雪天的诗，能读来听听吗？”

那实在是一首非常糟糕的诗，题目是《雪地流放》，充满了新文艺腔调，写一个少年的孤独：初冬时分，眼前是潮湿的天空，单调的色彩，一个年轻诗人在黑白分明的雪中林地里漫游，他体会到孤独，那仿佛是他的特权，是他接近那与万事万物通灵的造物主的通行证，在第一场雪后，他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开始自我放逐，他选择消失在满天飞舞的雪中。我羞愧难当、结结巴巴地念完了这首诗，许安一直都低着头，我甚至不知她是否听得下去。

但她说：“没想到，你不仅是个未来的画家，还是一个诗人呢。”她笑起来，又说：“你写到雪中流放，从世界里消失，那是你真正的想法吗？”我点点头，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没有看我，继续说：“这听起来很美，但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也许就是一种转眼即过的心情，或者说是处在某种境遇里的心情罢了。说到底，没有一生一世的孤独，随着时过境迁，孤独都不是你自己的。”

我迟疑着，但坚持说：“我要写的就是一种永远的孤独，永远离开热闹的人群，让自己在雪地里流放。”

“哦，是吗？”她眉头展开，像是觉得好笑，但想了一会儿，还是认真对我说，“其实如果说到一生一世的孤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你离开人群是出于一种短暂的心情，你肯定还会再回到人群里去的。没有退路的那种无限浪漫的孤独深不可测，你无法驾驭，其实是一种疯狂。你能做到让自己疯狂吗？你有准备为疯狂而做出牺牲吗？”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孤独的人是特殊的选民，不是人人都会如此，”我试图把自己的主意表达得更加清楚，我坚决地说道，“我会选择这样的人生。”

她却笑了，说：“不过最好你不会这样，你也许会有在雪地流放的美好想象，但你将来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不，我将来肯定不想做一个平庸的人。”

“但幸福的人不一定意味着都是平庸的呀。我懂你的意思，你害怕平庸，为此你宣布自己的特立独行。但特立独行的代价，你有多少付出的准备呢？诗人总是想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吧？”

许安最后笑着说出的这句话，让我感到受了侮辱似的，我拼命想对她再说些什么，一时却不知该怎样张口。她看起来完全没留意我的感受，却接着向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德国的故事，讲一个叫爱米尔的少年，他出身上流社会，衣食无愁，他偶然认识了一个比他大许多岁的年轻人，名叫德米安，那是个天神似的浪漫人物，他的超凡脱俗吸引了爱米尔，他从德米安那里学习如何做拒绝世界、不甘平庸的人，但他必须放弃自己的家庭、放弃前途、放弃一切世俗生存方式，杀出一条血路，而此后他还要时刻保持反抗，不仅反抗世界，也要反抗自己内心的软弱，克服向甜蜜的屈服、向无处不在的社会流俗的投降，最终他的人生掩埋在一种彻底隐秘的心境。许安说德米安的形象令人敬畏，犹如基督一般，但也可能更像魔鬼，爱米尔最后成长为另一个德米安，他的人生最后伤痕累累，心灵与现实完全分裂，自己变成自己的牢狱。

许安讲完了以后，我沉默了半天，哑着嗓子问：“这个故事是谁写的？”她笑了，说：“这个故事是老早以前一个德国作家写的，没有译成过中文，我自己也是听一个朋友讲的。对了，这个朋友也是个画家，你也许会想见他。”我心不在焉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她的回答却让我真正大吃一惊：“他叫王方，你大概从没有听说过他。”

手持雪球的同学们这时冲进了教室，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一阵乱七八糟的吆喝和打闹之后，上课铃响了。下午第一节是历史课，老师在黑板前大声地讲解古罗马的政治制度，但我完全跑了脑子。这场雪，和许安如此出乎意料的交谈方式，以及她最后提到王方的名字，都是突如其来，仿佛现实的编码在这一刻乱了套。我偏过头看坐在教室另一侧的许安，她正专注地看着黑板，像在很用心地听讲。下课后，许安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王方的地址，我会在星期天去看他，你如果有空，一起来吧。”

“安安，给你的同学找个杯子倒杯水。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对王方说出了我的名字，许安从不知什么地方拖出一把沾满颜料的椅子，又递给我一只装满水的塑料杯，我说声谢谢，坐在他的对面。

这时是十二月初，王方从“文联”大院搬走已经四个多月了，他看起来变化不大，依然披着一头长发，只是下巴上多了几根卷曲的黑胡子。此刻他裹着一件黑色风衣，高大、瘦削。他开口和我讲话，嘴里露出一口细牙，给我的感觉非常奇怪，那牙齿极小，却排列得紧紧的，似乎比正常人的数量要多出许多。可能因为他同我在面对面讲话，而且是在他自己租住的房间里，他的神情也很随便，我感受不到以前在路上碰到时他给我的那种高傲、难以接近的印象。我面对他，这是第一次，但在感觉上一时有点对不上了。

整个房间的气氛像一个没有人住的古堡，灯光昏暗，到处丢着挤瘪的颜料管、烟头和纸片。王方半躺在一张靠窗的沙发椅上，许安开门领我进来时，他稍微抬了抬上半身表示打招呼。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胸口，说话的时候好像不能集中精力，目光只是偶尔在我脸上停留片刻，便立即滑开，我想他肯定认不出我原来就住在他的楼上。许安则一直忙碌着，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不停地转来转去。她在整理画，叠衣服，替我们倒水，最后她坐在沙发椅脚边的一张凳子上，静静地听我们讲话。

我以前设想过很多次面对王方的情景，我心里的激动劲肯定没法形容，我会结结巴巴地对他说我的名字，以及我对他的崇拜，我赞同他非同凡响的艺术观念等等。但现在我设想的都没发生，而过去那种我一见到他就要闭过气去似的激动心情，自我进门之后，始终也没有再产生。我像是坠入到一个充满灰尘的梦里，神情恍惚，觉得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不太真实。

王方说话速度极快，但一字一字说得非常清楚。他问我：“安安说你打算报考美术学院？”

“是的。我想……”

“如果真想画画，千万别打这种主意，你在美院里将一无所获，只会白白浪费时间。那里向来就只培养庸才。画画，你得向这里去逼问，”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你懂吗？这很重要，听不到内心的声音，你就搞不了艺术，你就只能跟着别人走，变成一个跟着别人学舌的鹦鹉，到头来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成。”

接下来他谈到二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他问：“你去看过了没有？”我说正好我同家人一起去北京，顺路去看的，正想跟他描绘我看到徐冰铺天盖地在整个楼层展出《天书》时候的震撼。

他打断我，低沉地说：“必须要一种彻底的颠覆，将一切旧有的摧毁掉，然后才会有新的生命。”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说：“你要知道，摧毁旧的事物，这是艺术家的使命，每一代新的人类都必须要把传统连根拔起，在一种鲜血喷涌的体验里创造。艺术家注定了要反抗，他要反抗眼前的一切，反抗就是他唯一的命运。”接着他指着我的胸口说：“所以，我刚才对你说，千万不要去考美术学院，你必须去向你自己的内心学习。”

说完这些，王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类似的话我在现代艺术大展上也听到许多人在说，我曾经为此感到全身热血沸腾，神经兴奋，但此刻听到王方这样说着，我的情绪却奇怪地变得很糟，甚至是一种沮丧，感到一种无从说起的悲哀。我也陷入到沉默中，许安则问我要不要吃水果，她来的时候买了许多橘子。接下来，我们三个人手上各自拿了一个橘子，剥开来吃。王方再次问了我的名字，他点点头，这回像是用力地想要把它记住，然后他对我解释说他的记性近来很差，但很希望在将来能看到我画出优秀的作品。他再次指指胸口，说一定要逼问自己的心灵，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是当时正流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句子。

默默地坐了几分钟，我起身告辞，王方大声向我说再见，许安送我走下楼梯。在黑暗中，她对我说：“他的心情最近很差，但并不总是如此，他依旧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回答说是的，说他今天所说的我都懂得，那都是极有意义的。她又说：“你看，他是个需要照顾的人，是那种‘需要人的人’。我现在每个星期天来看他，如果你和他做了朋友，你会发现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很善良，很容易交往，有时简直像个傻傻的孩子。”

她说：“我听到你说的雪地里的流放，就想到了他，他是唯一有勇气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从人群中永远消失、走进雪地流放不归的那个人。”

这时楼上房间里传来了王方的喊声：“安安，安安。”她对我笑笑，摆摆手，转身向楼上跑去。我走到街上，这会儿刚过正午，阳光明媚，让人产生季节错乱的感觉，仿佛现在不是时近隆冬，而是马上就春暖花开了。只是路上到处泥泞，这几天的积雪都被行人踩脏了。我背着书包向公共汽车站走去，这时才想起我带来的几张习作忘记拿给王方看了。但没拿出来可能更好，那些毫无创造性可言的习作在他眼里又能算是什么呢？

那天夜里，我哭了，但同时大脑却一片麻木。我把日记里一些诗行和蠢话重重地涂去，可是我也知道，留在心里的记忆是怎么也抹不掉的。

后来，我又到王方这里来过几次，但没有一次是在星期天，这样我便不会碰到许安。王方有时很热情，会和我一口气谈上整整一个晚上;有时则心不在焉，只一再奉劝我不要再想着考美术学院。不过我们最终可能也还是算不上朋友，我发现在他面前，我最终仍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这让我感觉极糟。

大概在次年二月份，我有一次再到王方那里，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诧异地听我说出王方这个名字，解释说她才搬来几天，从不知道这个人。我向许安打听王方的去向，她背对着我，说她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早就想要出国了，也许现在终于成行了吧。她说不出一个月，她肯定可以收到他写来的信。但一个月以后，许安不再向我提到他，我知道她一定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王方终于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和许安碰到时会友好地互打招呼，有时还说上几句话，但从未再有过深谈。而她在教室里更加沉默了，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后来她留起长发。坐在二楼教室窗边，我能老远就看到她向校门口走来，她的黑发在身后飘动，像一块阴郁的颜色，紧紧伴随我的视线。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坐到画板前面便非常烦躁，我甚至不能再提起笔来。我看着精心打上灯光的石膏像，那毫无生命气息的白色，从心底泛起的厌恶几乎要让我呕吐。我放弃了美术，不论在别人还是自己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我父母，我从三岁开始习画。现在我自己仍会时常感到后悔，偶尔也会画上几笔，但在我十七岁的时候，美术对我像是变成了致命的毒药，根本触碰不得。或许许安的话不无道理，“时过境迁”，我在十七岁时经过了想象雪地流放的情境，之后一切变化了，过去的就此变质，我再也不能延续那种情境。或者王方的话是对的，我始终也没能逼问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终究是属于在九十年代长大成人、循规蹈矩的一代。

在高三最后一个阶段里，我们的体育课完全变成了狂欢节，老师点过名后便让自由活动，任我们胡作非为。那时我们男生自己发明了一种所谓“中式橄榄球”，就是把篮球当橄榄球玩，在操场上到处乱跑，把球任意地投向任何方向，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把持球的人压在身子底下。我有一次也加入到这游戏中，并且奋勇地抢到了球，我拼命向前跑，但不知道该把球再投给谁。接着我便被扑倒在地，仍紧紧地把球抱在怀里，许多沉重的身体压了上来，我的手臂和衣服上都沾满了春天雨后的污泥。大家兴奋地喊叫着，逼我把球扔出来，但我仍在呼唤自己的队友，希望他们顺利给我解围。我张大嘴巴叫嚷着，目光在慌乱中紧张地向四处搜寻，我看到许安就在我前面不到十米的地方，她漠然地看着我，然后转身，走开了。我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那只球，获得自由。大家继续去追逐那个新的持球者，我却没有跟上，只觉得鼻头一阵发酸，心被攥得紧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