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东：批评从何处起步
批评从何处起步
谭旭东
批评界有“学院派、职业派和媒体派”这三派之说。按理说，我应该算是“学院派”，从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甚至还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现在又在大学中文系任教。
但我觉得自己不算“学院派”。首先，批评界有一个“学院派”的圈子，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研讨会，也出版过几套学院派批评的著作，我想加入进去，人家还不带我玩呢。其次，一般的学院派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是在中文系读的，而且往往是一个专业方向一学到底的。比如说，很多人本科是学中文的，硕士、博士期间要么学的是现当代文学，要么就是做的文艺学研究。而我呢，本科是英语专业，硕士、博士学的是现当代文学，但主要研究的还是被人称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而博士后研究主要在艺术美学、传播学与文化学之间游览。此外，一般“学院派”是不搞创作的，而我写了不少诗歌、散文、童话，也零星发表过报告文学、小说，不但出版了十多本诗集、散文集和童话集，还有版权输出到我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法国等欧美国家。在很多场合，我都是以诗人、作家的身份出现，似乎理论批评还不是我的主要成绩。所以，我绝对不是“学院派”，即使获得了一次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理论奖，也不是的。
但我显然也不是“职业批评家”，因为我没在文联与作家协会工作，也不是在体制外以批评为主业的批评家，更不是媒体文化记者和自由批评者。这种无法归类的身份，让我有时候找不到身份认同，也无法树立中心权威意识，但这正给了我研究的空间和批评的张力，使我不受主流批评圈的牵引。这些年来，我一边做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一边关注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走向，写了不少“脚踏两只船”的文章。其中，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批评可以说是一惯的，尤其是对当前文学生态的审视，也用力良多。在做理论批评的同时，我还从事一些文学翻译，尤其是参与引进和翻译了几十部欧美儿童小说、童话、传记和绘本。翻译的过程，也是一种新的创造性体验，它扩大了我的视野，也使我直接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审美世界。这对我的创作，又是一种促进与提升，也增加了我对西方前沿文艺理论的好奇心与探索性。
现在，很多关心我的师友都很肯定我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这其中包括高洪波副主席和束沛德、金波、樊发稼等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他们一直鼓励着我，扶持着我，让我深深感动。但在儿童文学圈子里，我又不是那种专心致志的研究者，因为我很少沉浸在那个独特而充满自足的氛围里，总是想方设法摆脱常人的习见，因而即使对儿童文学充满敬畏，但看待儿童文学时，总想摆脱旧有的观念与视角。如当我评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时，往往是把儿童文学放到当代文化与当代文学之中来考察的，而不是从儿童文学到儿童文学，做“绕圈式批评”，给人“坐井观天”的感觉。儿童文学是一片广阔的天空，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它需要的正是大气包容的胸怀和不同凡响的凝视与追求。做当代文学批评时，我也尽可能摆脱偏见，超越成规，不会因为偏爱小说，就贬低诗歌；也不会因为偏爱诗歌，就贬低小说；更不会只在当代文学圈子里自说自话。我感觉，有活力的批评首先在视角上是多元的，不能只戴有色眼镜观察事物。在方法上，也可以是多元的，不能只用一种惯有的方法来剖析现象。批评的思维不能僵化，批评的话语不能陈旧，不然会给人捉襟见肘的感觉。单一的视角和传统的方法只会使审美成为教条主义的游戏，而且很容易培养霸权主义的习气。那种“非此即彼”，即“二元论”，其实质就是“一元论”——它只会导致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末路。
因此有人问我“批评该从何处起步”，我觉得批评就应该是从变革传统思维、视角与方法上迈开脚步。视野打开了，审美感受一定会更丰富；新的话语创造了，离美的核心就更近了。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不是你拥有了批评家的名声，而是你在审美的世界里品尝到了如鱼得水的快乐与自在。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砌筑生气淋漓的理论高地
——谭旭东印象
雷 鸣
我与谭旭东认识已有十余年，他是一个文学多面手，写诗，做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近十年来深耕的领域是儿童文学，既创作，又教学，还做理论批评， 可谓儿童文学的“三肩挑”。我们知道，儿童文学领域在许多学人眼里，似乎是不屑的、没有理论深度的。旭东却以农人莳地般地执着，一边勤奋地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一边以新的原创性的理论话语，对中国儿童文学诸多现象进行观照透析，为儿童文学研究开辟出了新的路径，建构了一种新的理论“高地”。2010 年10 月，他以《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和儿童文学》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文学理论评论奖，还出版了《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中国少儿出版文化地图》等四部专著，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和《南方文坛》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
从大学一年级发表第一首诗起，谭旭东就开始沉醉于文学的世界。二十年来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新诗和儿童文学作品，其童话、儿童诗、散文、报告文学还入选过各种年度文学作品选。正是有了创作体验，他在评论儿童文学作品时， 能“将心比心”，与创作者“心有灵犀”，寻美让读者释然，求疵让创作者诚服。旭东说“儿童文学应该是一块纯净的园地，它需要用心耕耘，需要执着的精神， 还要有真诚的品格。我一直觉得儿童世界是最值得我们敬畏的，儿童的生命智慧也是人的最高状态，……因此研究儿童文学也好，搞儿童文学创作也好，都应该满怀虔诚之心”。秉着虔诚与敬畏之心，旭东不“唯名”论文，一切围绕作品说话，对名家不逢迎，对无名小卒不奚落，从汗牛充栋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筛选出可以流传的作品，尤其对中国儿童文学“新生代”扶持，更是倾注了他无私的心血。如广西的童话作家陈丽虹，与他是素不相识，通过偶尔访问他博客知道他的电子信箱的，把作品发给他评论，他便热情推荐她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好些边远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家就这样经他推荐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旭东发表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整体审视儿童文学的论文，这些文章对当代儿童文学在社会变革、传媒文化与文化冲突中的创作思潮进行了整体的准确把握， 对当代儿童文学重要的创作现象与事件有着透辟的分析，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特征和精神走向进行了清晰的阐明，对存在的问题更是把脉准确，对新世纪儿童文学未来愿景的支招令人信服。他的《儿童文学探索之路》条分缕析了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势，他认为，张扬人文精神和儿童生命关怀的儿童文学写作成为主流，走都市青春流行路线的时尚写作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亮点，并提出商业化与低龄化写作值得警惕，这些看法可以说抓住了儿童文学发展的总命门。《新世纪我国儿童文学的成绩与不足》则从纷纭繁杂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中，作出整体性把握，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洞见。比如他分析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不足在于：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二是儿童文学创作艺术化写作渐弱、商业化写作倾向明显，三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薄弱，四是儿童文学图书出版不能满足读者需要，这些有深度和见地的分析， 对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极富启示意义和警醒作用。
旭东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时时显示出宏观概览学术研究的高度和气魄， 以及他对中国儿童文学存在问题的敏锐性洞察。如《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精神困境》就运用传播学、媒介学理论，分析了儿童文学在商业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裹挟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在阐释儿童文学创作主体的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的基础上，他从“诗意危机”“想象力匮乏”“人文关怀缺席”三个方面，概括性地指出了儿童文学的精神缺失。无疑，该文抓住了要害，阐明了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有理论支撑，有事实论据，极具前瞻性， 令人信服。《儿童小说创作热背后的隐忧和出路》则直指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热点之中潜藏着不良倾向，颇具现实指导意义。文章全面归纳出儿童小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存在着生活表现半径过于狭小、对儿童生命原生态的缺乏准确展现、叙事平面化和娱乐化的倾向等问题，分析和阐释非常具体到位。还有一系列宏观审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论文，如《儿童文学的现实困境和发展对策》《新世纪儿童诗的发展方向》《新生代儿童文学的审视》《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答杨鹏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十七问》《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等，都对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了梳理与辨析，论述中不时闪现出旭东作为一名年轻学者，特有的敏锐的学术视野和深邃的思想火花，尤其文中充盈着旭东渴望新世纪儿童文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焦虑感及作为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社会担当意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旭东在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出版方面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在《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中国少儿出版》和《编辑之友》等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还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报纸发表了许多书评和论述儿童文学出版的文章。尤其是他还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少儿图书出版的专著《中国少儿出版文化地图》，该专著对当前中国少儿出版的态势、基本走向和文化价值的取向等方面的阐释极具实践意义， 已成为许多出版社的总编辑决策参考的案头必备。童书出版人安武林作出如此评价：“从文化的角度、从文学的角度、从推广的角度、从编辑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他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来解读和审视中国少儿出版。”的确如此， 读旭东这部出版论著，我们除感受到作者深广的学术视野之外，还能准确地把握当前儿童文学出版的脉动，能全面感知当代文化和儿童文学的生态场域。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要么是极度匮乏“原创性”， 要么是凝固僵滞的“陈旧性”，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或者一味满足于对别人的模仿，把中国文学当成了为西方理论的演练场；或者面对新生文学现象呈现无力与疲软而“失语”。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似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甚。对此， 旭东指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和儿童文学创作都存在幼稚化的问题。特别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总体来说是滞后的，跟不上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步伐，尤其是跟不上儿童文学理论和出版的步伐，也和国外的理论空间处于疏离状态。说得直白一点，我们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小圈里打转转，创造性思维凝固和理论话语的稀缺使得我们基本上找不到适合自己批评的‘元语言’。”正是意识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这一窘境，旭东以学者完备的理论素养，以批评家独辟蹊径的洞见，以作家才思敏捷的灵光，发表了一系列重量级的文章，呼唤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建，如《重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重建的两个维度》《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儿童文学应坚持难度写作》《媒介环境变迁与新文学发展》《电视文化的实质及其对童年的影响》《论童年的历史建构与价值确立》等文章，均以跨学科的视野，借鉴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前沿理论，提出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新命题、新概念、新方法，为当前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尤其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专著《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和儿童文学》，是国内第一部审视电子文化场景中的童年和儿童文学互动关系， 以及电子文化场域里儿童文学艺术嬗变的学术专著。旭东在著作中探讨了童年的历史建构及电子媒介对童年的解构，电子媒介时代童年如何再现、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嬗变和儿童文学重构，提出了儿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对童年捍卫和童心世界呵护的文化可能。该著结合当代文化情境，对儿童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入把握，带给儿童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创作实践一种新的思路和深度，也拓宽了儿童文学的学术视野，标志着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即儿童文学研究由过去惯常的审美批评走向跨文化诗学研究。
旭东刚刚过了四十岁，他说，“文学理论批评之路对我还很长，我需要虚心学习，拓宽视野，把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做得更好一些，同时，也要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尽可能地创造自己的话语”。相信，勤奋探索的旭东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收获更多的理论批评成果。
（雷鸣，河北大学文学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