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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综艺、人文纪录片、真人秀等电视节目形式诞生以来，长期居于百姓文化生活重要位置。近年来，在固有形式基础上更于情境、体验、叙事、画面等方面融入不少创新性表达，令电视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多有兼具广度、深度、锐度的发现与开掘。

中国作家网 “艺门新思”栏目特编发一组新近的文艺评论文章，解读几档受到广大观众关注、尤其在青年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的电视节目及剧集，由艺术呈现、时代审美、价值引领等层面深入探讨，带您读懂其中蕴含的文化密码。感谢首发平台 “文学新批评”授权发布。

现实题材是影视剧创作中最有生命力的富矿之一。在仙侠、武侠、玄幻类型剧集扎堆，甜宠类型成为都市情感剧重要分支的行业背景下，深耕现实生活、贴近平凡人生、深描情感状态的都市情感剧就更为难能可贵。正因为此，台网同步播出的《幸福二重奏》自开播以来，一路口碑攀升，电视端收视率持续破1，网络播放量持续走高[数据参见：艺恩数据]。剧集选择以而立之年的廖莎与方程、董博宇与顾晓楠两组家庭婚姻关系变化为主线，以个体成长和幸福认知为叙事动力，讲述他们摸索相处模式，领悟幸福秘钥的复杂过程。由婚姻幸福观辐射具有广度、深度与锐度的都市社会议题，突破刻板模式的婚姻性别秩序表述，呈现生动温情的轻喜剧风格，使得该剧在同类型剧集中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一

现实感：社会议题、

职场人生及生活流叙事

写实风格与厚重质感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制胜的法宝。《幸福二重奏》规避了以浪漫唯美的白日梦来粉饰现实的问题，将剧集作为“镜”与“窗”来映射现实，将纷繁复杂的时代，多样的婚恋现象转化到都市情感剧艺术创作中。故事以方、董两家的家庭婚姻为核心，由他们的人际圈辐射开来，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形色婚恋，思考幸福百味。廖莎与方程在遭遇事业与健康危机之后，开始换位思考婚姻责任；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在董博宇、顾晓楠的三年婚姻中受到了严重挑战；赵凯和凌燕的冲突与隔膜折射了婚姻生活中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石景华和女儿梁珊的关系折射了母亲角色缺席后离异家庭的母女隔阂；于小娜介入赵凯婚姻的故事线映现了婚恋伦理问题。因此，这部剧贴近小人物现实婚姻的生活故事，又不局限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还拓展触及家庭婚姻、生命健康、职场生存、生育问题、姻亲关系、男女平权、阶层隔阂、房价过高等等诸多敏锐热点话题。如同多棱镜一般折射众生之相、透视社会问题。

现实情感剧打造厚重的写实感时，需要将“‘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世界上去，经过艺术创造，与‘善’‘美’共生并存的审美化真。”[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在类型范式方面，《幸福二重奏》除却主要的爱情/婚姻伦理类型之外，还借鉴了职场剧的类型元素。在现实感十足的职场生态中，特别是房地产销售和程序员行业故事中，表现了职场上的市场竞争与道德召唤，以及人物聚焦梦想，获得认可、尊重的奋斗过程。剧作将职场变故作为引发家庭婚姻变化的一种动力元素，密切配合叙事主脉——婚姻关系与幸福观认知问题的延展。

强化生活流，淡化戏剧性，也是《幸福二重奏》能够根植现实，自然生动的重要艺术手法。职场上的起落与沉浮，友情的互助与扶持，与婚姻生活中的甜蜜与争吵相交织，共同组成生活主旋律与日常化变奏，构建起鲜活有趣的烟火人生。而烟火人生之上的爱情婚姻，细水长流式的生活琐事、静水流深般的情感张力、娓娓道来的叙事节奏，奠定了全剧生活流式的叙述基调。这既为剧集创造了节奏的张弛感和情节点的丰富性，也使其具有了纾郁解困、温暖人心、精神慰藉的力量。

二

性别文化：气质改写、

秩序反思与幸福认同

从都市情感剧《我的前半生》《都挺好》《三十而已》，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新近话题电影《爱情神话》，“她题材”在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中大行其道，女性困境和女性成长成为影视剧和网络视听产品极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相关题材作品在表达女性反抗传统性别文化规训的同时，也将女性主体意识遭遇压制归咎于男性力量，强调了同性友情在女性觉醒中的助力作用，这在提醒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也有可能无形中助长性别对立思想。

从片名来看，《幸福二重奏》对婚姻“幸福”的探讨是建立在思考平等健康的两性关系基础之上的。剧情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对两性关系格局的思考。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就体现了本剧针对性别刻板文化之下的性别气质塑造的突围。廖莎是事业至上、雷厉风行的房地产销售女精英，丈夫方程是不谙权力斡旋、钟爱花艺烹饪的佛系码农。从自身的成长渴望与理想追求、婚姻认知和职场表现来看，他们的人设体现了对传统性别气质规训的抵抗。女性不再仅能是感性的、柔弱的、依赖性的，男性也不再必须是理性的、刚强的、独当一面的。

在人物性别气质突围的基础上，剧集还表达了对婚姻中性别权力秩序的反思。如果说廖莎与方程是新型的女强男弱式性别权力结构模式，那么董博宇与顾晓楠最初的婚姻组合关系则代表了传统婚姻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分工。顾晓楠是丈夫、友人眼中的傻白甜，过着衣食无忧、令人艳羡的居家生活，然而于她本身而言，生活却是失焦的、茫然的。现代社会中，体力值在社会劳动及其相关收益中的影响比例日益下降，随着收入增长和职场地位的提升，女性在婚姻家庭和社会职场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改观。社会性别文化变化投射在《幸福二重奏》中，形象地转化为两组家庭生活中夫妻分工角色的互换，性别权力分配秩序的变化。突破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界线的性别权力思考，超越了性别对立或单纯强调女性独立的简单文化表达，在都市情感剧创作中较为鲜见且独特。

《幸福二重奏》的核心话题是婚姻幸福观问题。剧中董博宇后来反思了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的错误观念，身价不菲的石景华屡次反思自己年少轻狂时草率的离婚抉择，尾声处廖莎肯定了方程源源不断地为家庭提供情绪价值，所以是婚姻的顶梁柱。婚姻中不存在固定的性别权力分配机制，双向奔赴的努力，彼此的情绪滋养，自洽的性别秩序，才是婚姻幸福的秘诀。

三

轻喜剧：喜剧情境

与温暖现实主义

喜剧是最富亲和力的艺术形式之一。轻喜剧的风格诉求使《幸福二重奏》摆脱中国家庭伦理剧苦情戏的窠臼，采用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呈现出诙谐幽默、生动热烈、顺畅自然的当代都市婚恋情感故事。剧集中，丰富多样的喜剧情境设计强化了轻松愉悦的表述风格。比如方程耐心认真地替妻子廖莎试唇膏颜色的段落，以错位的喜剧情境体现了人物的窘迫喜感。还有，伪装昏迷倒地的顾晓楠，被识破她的董博宇恶作剧踩手后，疼得狼狈不堪。再如，飞机上于小娜因为愚蠢追求者的“瞎捣乱”而尴尬无奈。此外，不知如何充电费的董博宇，因冰箱融化的水滑倒在地，这一情节构成了“倒霉”式喜剧情境。

丹麦学者克尔凯郭尔曾说：“喜剧出现在生活的每一阶段，因为只要有生活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必然有喜剧。”[（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等著：《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轻喜剧作为介于歌颂型喜剧和讽刺喜剧之间的一种喜剧形式，往往放弃鞭挞、讽刺手法，也不以歌颂社会美好进步事物为目标，而是采用喜而不闹的轻松温和方式，表现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人性洞察力的理解。所以，轻喜剧的艺术形式具有更接地气、更生活化的特点。

本剧的轻喜剧风格建构，以扎实的生活质感和细腻的人间温情为基础，以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善良本性的肯定为前提，以遵循生活情理、人物性格逻辑的幽默情节为依托，以化解婚姻生活问题的沉重、张扬坚韧乐观的生活姿态为价值取向，在现实感与喜剧感之间建立了巧妙的平衡，传递出温暖现实主义的艺术表达力量，契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所以赢得观众的普遍接受。

《幸福二重奏》融合婚恋、职场、青春、励志等元素，在尊重男女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关注两性在爱情、婚姻、事业、家庭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和成长过程。倡导平等互助、和谐相处的婚恋观与幸福观。其中，有热度的现实问题关注，有新颖的性别文化表达，有清晰的温暖情感指向，有轻松的喜剧传递。

2022年初，相关统计数字清晰地将低结婚率、高离婚率、人口净增长率过低等社会问题呈现于公众面前。艺术作品不能直接地现实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但可以以审美方式来指引人走出生存困境与情感困境。电视剧《幸福二重奏》中，不同性别主体在婚姻中、在职场里的迷茫、危机与认同的故事，可以为当代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自我关照、主体建构提供积极的镜鉴价值。如此与时代共振，接地气、诉温情的都市情感剧，必然引发观众的共情共鸣。也可以为都市情感剧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把握中国现实经验的复杂性做出一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