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冲突的反构与奇妙的混合
“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万玛才旦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扉页上的这句话，可以视作一位藏族作家的写作自白。他给我们讲述一个个真实殊异的故事，又竭力避免藏地被景观化书写和猎奇观赏的命运。有风从藏地刮过，那是充满浓烈藏族文化风情的高原之上吹拂的现代之风，撬动着我们对于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边地与族群的惯性思维和固有认知，也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冲击与困惑。万玛才旦以融合了现代视野的本土化内部视角，描述藏民生活的日常与变化，尊重个体的真实感受与体验，并试图在这种个体化书写中去保留一个族群的特色与文化，呈现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和人性人情之美。
万玛才旦的小说叙事简约深刻、筋骨毕现，可以窥见卡佛极简主义的影子，抑或符合藏族性格表达方式和民间口头叙事传统。文本内部有密度和力度，叙事节奏把控到位，作品完成度高，有“一句顶一万句”甚至“瘦骨嶙峋”的叙事风格。大量的独句成段，大段的人物对话，近乎白描的动作巨细，叙事高潮的戛然而止，以及电影般的场面感和镜头感，都让万玛才旦的小说富有叙事和思考的力量。发于本期的《猜猜我在想什么》全文不到六千字，却紧凑有力、异质鲜明，就像一台意味深长的独幕剧。主要情景就是失踪99天的洛藏从外地回来，跟发小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喝酒。故事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周围场景的变化进行推进：洛藏家为何家徒四壁？为什么围观的村人陆陆续续地把拿走的东西又送了回来？这其中，昂贵的青稞酒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寓示着欠债人洛藏由穷困潦倒到衣锦还乡重建个人荣耀的身份转变，让大伙由追债的如愿以偿到对荣华富贵和外面世界的向往。金钱带来的魔力以及对人际权力关系的改变可见一斑。然而微醺膨胀的洛藏让人尝酒的前提却是猜猜他在想什么，折射的是对人为物役的反思以及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珍视。
一如产于本地又被商业包装成各种等次的青稞酒，万玛才旦擅长抽取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什进行意义的发掘和重组，把这种寓意丰富又充满矛盾的意象作为叙事的道具和推动。如“气球”这一普通玩具在藏地却是稀罕之物，避孕套这一现代文明的产物在藏民生活中也成了令人无知和羞耻的禁忌。当孩子突发奇想把大人藏着的避孕套吹成气球玩儿，“气球”这一意象便凝结为游戏与生殖的双重意义，由此引申出女性的生育困境。“水果硬糖”不仅是怀旧之物，还是活佛对女孩的赠与。这让女孩此后的生活既结下佛缘，又充满苦难，两个儿子都不能留在身边，最后只能因为病重才一家团聚，在水果硬糖的重温中深味生活与命运的滋味。“乌金的牙齿”是神圣与世俗的混合，因为活佛乌金曾经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圆寂后佛塔装藏的牙齿里混有“我”小时候扔到他家房顶上的乳牙。牧羊人塔洛的“小辫子”是个性与身份的象征，却在入城办身份证的过程中被人剪去小辫子、骗走卖羊钱，不但泯灭了个性，还迷失了自我，陷入现代社会的各种旋涡。这些意象是具象与抽象的结合、本意与他意的混合，还有本土和外来、现实与信仰的各种冲撞。
万玛才旦特别擅长反构冲突，即在最应该发生冲突的时刻被他温和处理或一笔带过，在最不起眼或习惯性的地方却蕴藏巨大的反差或反转。这背后有地域的区别、文化风俗的差异、思想观念的碰撞，也有复杂的人性情感，更与他开阔多元的视野有关。这些冲突涉及两性、代际、同代人之间，还关涉传统与现代、世俗与神性，是现代化进程中藏地人民必然要遭逢的现实变化、内心疼痛以及困惑。爱情在万玛才旦的小说里不再是独占排他的，而变得博大慈悲。《水果硬糖》里情敌相见的两个女人竟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而是等割麦的男人回来自己决定，彼此隐忍的情感中充满痛苦与悲悯；《特邀演员》里老人的第一个老婆因为生病独自在县城住着，还说服老家的一个姑娘嫁给了老人。更大的冲突来自于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化语境夹击下的藏民对女性生育、孩子去留、身份认同、物质与精神、生活与信仰等方面如何认识处理的问题。《气球》和《水果硬糖》都关切女性的自身处境。当已经生下三个孩子、生活困难的女人意外怀孕并被认定为亲人转世，“生不生”成为摆在她面前的巨大难题。当女人因为丈夫早逝、一直想留个儿子在身边，没想到大儿子是读书的天才、小儿子被指认为活佛转世，“留不留”成为她内心孤苦又无从选择的煎熬。万玛才旦说因果轮回是认识藏地最重要的意象，并为其注入现代视野。因此，藏族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既融为一体，又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所以生活与生育重压之下的女人会有对亲人转世到自家的怀疑，当了活佛的孩子也有天真胆小的一面和对母爱的渴求，而转世活佛的哥哥或同学也会对其产生又熟悉又别扭、又亲近又敬畏的复杂感受。还有《艺术家》里磕长头去拉萨的师徒俩被外面的人当作行为艺术家透出的隔膜与荒诞；《诱惑》和《牧羊少年之死》都涉及世俗的愚昧无知和活佛不被识别及理解的痛苦。这些层层冲突，是万玛才旦关注故乡的困惑和疼痛，也是关切人之为人的生存之苦与精神困境。
万玛才旦的小说更彰显出具有超越性的人性人情之美。超越自我超越世俗超越禁忌，打通生与死、天与地、凡俗与神圣。《嘛呢石，静静地敲》里的刻石老人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死后也要在月光下刻完未竟的六字真言才去往生。万玛才旦借喝酒、梦境让人物阴阳对话、生死相通，既是对托付的交代，也是积德行善彰显大爱。《八只羊》里两个语言文化不通、根本无法交流的陌生人，是人性人情让他们越过表达的藩篱，心意相通地抱头痛哭。《特邀演员》里的老人打破禁忌去当群众演员为现实解难，是对信仰的超越和人性的升华。《水果硬糖》里的女人让麦客跟着来找他的老婆孩子回家，独自抚养小儿子，可是后来的每一年麦客夫妇都跑来帮女人割麦子，麦客死后他妻子又带着两个女儿来帮忙。这样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情义接力，闪烁着人性人情的温暖美好。
万玛才旦的小说用独特的笔调讲述现代目光审思下的藏地生活，真实苍凉而又魔幻奇异。每一个细节都潜藏着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意象，每一个故事都像亦真亦幻的现实寓言。这与他阔大丰富的各种混合有关：身份的双重性，视野的开阔多维，意象的杂糅，本土与外来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摇摆，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融合，物质与精神的抵牾相依。多重的混合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让万玛才旦的小说新鲜、异质，别具一格又发人深思。万玛才旦的故乡叙事是敞开的、多元的，有各种进入和阐释的路径，但另一方面，他一直以藏地为精神故乡，从内部向外打开，奇妙的混合和冲突的反构都是出于对族群文化的保留与超越。由此想到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除了万玛才旦，还有阿来、扎西达娃、次仁罗布、央珍、江洋才让等不断涌现的优秀作家，为什么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在整个少数民族创作中卓然而立，为什么藏族作家的作品比一些汉族作家更为出色更有质感和冲击力？这是一个饶有意味、值得深思的话题。除了藏地生活、写作题材的独异性，因为有本民族语言文化托底，藏族作家对汉语的敏感、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表述的转化，对他者事物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都可能成为他们文学的宝藏，为其写作助力。以此为鉴，对照的是汉族作家自身写作上面临的各种惯性和疲沓。进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一体化背景下，如何保持对自身语言和生活乃至民族文化的敏感性，既能保留特色增加辨识度，又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是每一位写作者都可能遭受的境遇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