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在一篇讨论北京叙述与想象的文章中，我曾经分析过，前现代时期乡村与城市、城市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系，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技术迭代更新对于城市定位和功能的改造，以及社会流动机制的改变，逐渐发生了断裂，既有的共同体形态在现代性政治经济变革中失去了合法性，城市成了陌生人集合的契约性空间，所带来的是伦理道德与情感结构的重新组合。流动性人口及其携带与创生的经验，全面地改变了北京的文化地图，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漂泊定义了北京这座城市在文学叙述中的面目。异乡人对于北京的隔膜，在新兴的商业进程中逐渐消解，北京在他们的心中、眼中、手中成了璀璨光华的应许之地，21世纪之后的头一个十年，北京经历有史以来最为迅猛的野蛮生长，“人们在这个拼搏的城市中迁徙游荡，被划分为成功人士和失败者。愈加四通八达的地铁像北京的腹肠，将从北到天通苑，南至天宫院，西达苹果园，东抵土桥的远郊连接附着在‘紫圈圈’的周围，似乎通过城市的流体与运动打破了原先地理上结构性的等级与距离，然而在地铁广播中时时响起的‘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活动’的播音，提醒了一种公共话语绑架常人情感的残酷现实——它以冰冷的理性呼吁人们拒绝良心的捐赠，教导着阴谋论与厚黑学。只有在最难被商业化的文学中才能略微窥见蚁族们的惨淡经营。我们看到荆永鸣笔下那些‘北京候鸟’（2003）在资本铁蹄下的挣扎：城市发放给民工们的避孕套无处可施，最终成为贴在他们心头创伤的创可贴，貌似有用，却止不住流出的鲜血，阻碍了生产的可能。徐则臣那些《跑步走过中关村》（2008年）的假证操办者，从苏北的小镇走出来，梦想着不一样的北京，然而北京只是让这些边缘人一次一次进入到城市严酷的手腕之中。所以西单女孩纯净的《天使的翅膀》、旭日阳刚沧桑的《春天里》才会引起慰藉与共感。”①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大约七八年，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从未进入过这个城市的内心，却逐渐对它产生了一种细密而微妙的感情。这是一种因为同故乡慢慢疏远所滋生出来的无依无靠中的慰藉——最初懵懵懂懂地到来，充满了机遇的或然性，并无明确的规划与想象，只是为了生存的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日后漫长的岁月则将偶然的漂泊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牵绊。我相信这种状态在绝大多数普通的北漂那里是一种常态，他们起初并没有雄心勃勃地做好准备，就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命运之中，只能在与日常生活不断的碰撞中踽踽前行。所以当我看到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的时候，便有种心有戚戚的共通感。徐则臣与我同龄，比我早来北京一年，我不知道他具体经历过什么，但是他笔下的那些北京西郊边缘人物让我想起自己身边的许多北京东郊边缘人物——他们都只是站在城乡结合部郊区的简陋屋顶上眺望着北京中心影影绰绰的灿烂与恢弘。

徐则臣的创作涉及到的题材与体裁、数量与质量已经形成了颇为可观的体量，并且也得到主流文学界的普遍认可。较之于《耶路撒冷》或者《北上》这样的长篇小说，《北京西郊故事集》并非他最具影响力或者代表性的作品，但是郊区故事一直是贯穿于他作品始终的题材，我感兴趣的是它所牵涉到的经验性事实与对于那种特定时空中经验的叙述；当然话又说回来，“影响力”与“代表性”也不过是我们时代媒体曝光率和读者关注度的不可靠与不稳定呈现。作为一位成名多年的作家，徐则臣的相关评论已经非常多，我初步浏览了一下，最多的是就他的某些作品做鉴赏式的评论，或者就作品的主题进行分析，或者将他置入到北京文学的谱系之中，讨论文学北京与北京文学的新变。其中，关于“北漂”尤其是边缘人物的生活与经历为题材的小说颇引发诸如“底层”问题的思考。也有人认为，如果他对贴近现实的“现象”书写转化为对“文明”的书写，则境界可能更有所提升。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反倒觉得他的关注“现象”的作品其实隐含着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但在此前的相关评论中似乎并没有萃取出理论性的命题。这里涉及到徐则臣的写作观念与表述的风格与技法问题。

如果从印象上概观，我可以把写作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情感与心灵式，写作者也许有一个朦胧而含混的意图，但对于将要创作的作品并无明确的主旨，只是凭借本能、冲动或者天赋的神秘才能，呈现出气象混沌、泥沙俱下的文本；一种是理性与头脑式，写作者受过严格的训练，或者个性上就偏于冷静与逻辑思维，在着手创作时会做出严格而精密的规划，并且有着强大的自我阐释能力。一般来说，第一种写作容易被加上浪漫主义的天才滤镜，并且那种文本因为充满了歧义和开放空间，特别令批评家与读者津津乐道；第二种写作则往往让人无话可说，因为作者足够聪明，将自己的观念传递无误，技法与语言也控制得恰当好处，很少留下破绽与缝隙，这容易让专业鉴赏者感到不满，但对于普通大众或者类型文学接受者来说则是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并不喜欢漫漶迷蒙、旁逸斜出。当然，这种分类也只是一种便于言说的概述，不同写作者很难在具体的写作中判然二分，我也并不认为不同类型的写作在价值上有高低之分。不过，徐则臣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显然更像是那种“头脑式”写作，即非常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并且对自己的表述掌控得也很好，主题明确、手法娴熟，经得起学院式批评的庖丁解牛，也清通流畅，易于读者接受。他的问题只是在于缺少恣肆蔓延、横无际涯的文本表现上的铺张扬厉，但那也未必是小说的必需，也不能证明一个写作者内在没有隐秘的激情。

《北京西郊故事集》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秘激情的产物，延续了他最初创作的母题，书写了一批“花街”到北京的漂泊者，因为是经验的产物，所以携带着中立视角所无法遮蔽的情感。如果放眼中国当代文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随着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松懈，人们原先的社会身份与角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工人下岗、农民进城、商人成为“时代形象”，出现了一批嗅觉敏锐的观察式文艺作品，将漂泊与流浪作为主题。比如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独立纪录片的《流浪北京》（吴文光，1990），讲述保姆遭遇的《远在北京的家》（陈晓卿，1993） ，讲述人力车夫故事的《城乡结合部》（张战庆，2001） ，记录物业工人生活的《高楼下面》（杜海滨，2002），还有反映东莞“三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厚街》（周浩、吉江红，2002）之类。而这个阶段的文学则甚少有这方面的题材，更多沉溺在“新写实主义”中的城市日常生活或者稀释改制痛苦的“分享艰难”式作品，以及以“中产阶级美学”和“小资情调”为时尚的流行文化想象。与蓬勃发展、尚未建立规范秩序的城市化进程相呼应，彼时的城市体裁文学昂扬着一种资本主义上升期般的个人奋斗与财富梦想的激情。

到了21世纪之后的贫富分化与阶层割裂现实，才促发了对于所谓“底层”与边缘的明确关注，这个时间正是徐则臣开始在北京生活与写作的时候。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彰显了中国整体性综合国力的跃升，那么2009年诞生了两个堪称现象级的作品则显示了在高歌猛进的北京发展背后的另一面：一个是《蜗居》，一个是《蚁族》。这两个作品的标题一度成为后来通行的热词，后者甚至让北京西北郊的小月河、唐家岭，与早先流浪画家聚集的圆明园、摇滚乐手聚集的树村一样成为某种地标性的意象。只是不同的是，小月河与唐家岭的居民已经完全褪去了浪漫与叛逆的人文色彩，而成为普通打工仔、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挣扎的处所。他们是这个城市话语中的隐形存在，一只“房间里的大象”。

《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作品就是从2010年开始，这个时间节点颇具象征意味，暗示了繁华景象之后被遗忘的族群。这些作品不是讲述一群农民工“进城”的故事，而是一群青年欲进城而不得的故事——他们压根没有进入到这个城市的地理与文化核心，甚至还是这个城市要排摒的对象；他们与主流北京想象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也与早年带有文艺气息的《流浪北京》不一样，不仅是时代背景在十几二十年间发生了堪称剧变的转型，同时叙述的主体与对象也发生了位移。在这个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流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属于“北京”组成部分的边缘人在文学中的身影，比如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刘庆邦的保姆系列，石一枫的陈金芳，诸如此类，它们构成了世纪交叠之际高速发展社会的另一面。因为它们所具备的普遍性社会议题性质，所以，可以说这些故事不仅发生在北京，同样也发生在上海、广州、深圳乃至其他的二线或者是三线城市，不同的是个体际遇，相同的是总体结构，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流动性生存中的状态：永恒的暂时状态。

二

无论主动出走还是被动接受，流动都无可避免地构成了现代生存的一个基本模式。导致这一情形出现的原因在于社会整体性的时间、空间、生产生活与感觉方式的变化，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来说，整个现代性文化就一种流动的文化。这种包含着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的流动是全方位的，并且前所未有地成为社会的结构方式。作为主导性的生活方式，所有人都身陷其中，但绝大多数流动者只是被迫的流浪者。前现代社会当然不乏因为致仕、战争、商贸、天灾而产生的移民、流民、游士、游侠、游民之类，但他们会被视为稳固的宗法与家族社会体系中的“脱序”份子，他们的生活混乱、盲目、充满艰辛与苦难，并且随时可能转化为颠覆性的危险力量②——作为异端的存在，他们反倒在文艺作品中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美学展现。但是现代流动意味着秩序本身的改变，“庙堂——江湖”的二元想象如今失效了，变成了资本的弥散性空间，而主动或被动的流浪者则是这个弥散性空间中做布朗运动的分子——他们可以作为问题与现象成为社会治理的观照对象，却绝缘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美学市场。

如果结合2015年到2016年间曾经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的“垃圾人口”或者“低端人口”的争论来看，底层流动者确乎被某种基于清洁、整饬、有序的逻辑试图驱逐出现代性的理想国。“他们也许有理由感到被拒绝、被激怒和愤概，他们也有理由充满仇恨并心怀报复——尽管他们知道抵抗是无用的，也承认了他们的地位低人一等，他们却找不到把这些情绪转化为有效行动的道路。无论是根据明确的宣判，还是根据间接暗示但却从未公开宣布的定论，他们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不被需要的、没人想要的，他们的反应要么是不正确的，要么便处于缺席状态，这使得那种关于多余的指责成为最终实现的预言。”③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口在主流话语看来是一种现代性的冗余，但这种多余证明了他们与现代性之间的并生关系，他们就是要排斥与摒除他们的事物的产物。

如果说《北京西郊故事集》有什么意义，我觉得首先是这种题材上试图将流浪者美学化的努力——让那些无名之辈不再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而获得自己的形象。它们集中体现为人与空间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而矛盾只有靠时间与流动加以化解。耐人寻味的是，叙述者“我”作为一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症患者，始终贯穿在这些小说之中，以个体参与者、记录者的面目出现，偶尔扮演一下评论者，也就是说，叙述对象并没有被当作社会病象——如同我们时常在“批判现实主义”式描写与分析中所常见的——而是叙述者承认自身与流浪者同调的局限性。

“失眠者”形象无疑是这些小说中最为显著的形象。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借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观点指出，“失眠对应的是保持警醒的必要，是拒绝对遍布全世界的恐怖与不公视而不见。这是一种不安，努力不让自己无视他人的痛苦。但这不安，同时也是因为保持清醒也无济于事，徒然睁着双眼，这个单调的行为就完全成了度过漫漫长夜和灾难的煎熬。失眠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完全私人的。对列维纳斯来说，失眠总是徘徊在专注自我和否定自我之间。它没有排除对他人的关心，但它又没有为他人的在场提供意义明确的空间。正是在它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几乎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活着。失眠必须与无比清醒的状态相区别，因为失眠对于苦难及其所施加的责任感的关注是让人难以承受的”④。《北京西郊故事集》的叙事者“我”睁着无眠的眼睛，发现了不为人知的夜晚中奔忙的人，发现了西郊拐角里的另类生存，发现了北京乃至世界的另一面。这个时候，他叠加了作者的形象，因为作者曾经是他们的邻居、友人、兄弟，他们的故事作者亲眼目睹、感同身受并且介入其中——“他们”的故事也就是“我”的故事。

包含着“我”的这些西郊人物，主要是一群打零工的年轻人，核心部分是四个为办理假证的老板四处贴小广告的青年。他们分散在各篇小说之中，以同乡、朋友、偶遇的关系串联着建筑工、汽车修理工、摆地摊者、小饭店业主、流浪歌手、养鸽子的人等各种城市边缘角落隐藏着的人。徐则臣用散淡的情节将他们的群像勾勒出来：他们各有其背景与技能、梦想与情感，但并不构成某种宏大叙事的复调，毋宁说他们的行状显示了21世纪初年流动性人口豕突狼奔的生活常态。这种常态中暗含着一个时代隐在的机密：日常生活的时间被侵蚀与殖民化，人们被迫只能不停的行动。

这一点在《屋顶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实际上构成了此后一系列小说的架构原型。贴小广告的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动，因为此种行为本身带有非法的性质，北京的日与夜于是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白天的热闹与喧嚣是不属于我们的，而“后半夜北京安静，尘埃也落下来，马路如同静止的河床，北京变大了。夜间的北京前所未有地空旷，在柔和的路灯下像一个巨大的梦境。自从神经衰弱了以后，我的梦浅尝辄止，像北京白天的交通一样拥挤，支离破碎，如果能做一个宽阔安宁的梦，我怀疑我能乐醒了。”⑤对于这些人来说，夜晚才是劳作、谋生、心灵获得安宁、情绪得以舒展的时间。这一切同“我”的失眠病症倒是相得益彰。个体的非常态病症在其中如鱼得水，暗示了一个迥然有别的非常态北京时空。

而在这个时空中，“跑步是治疗神经衰弱的唯一方法”。“跑步”是徐则臣钟爱的一个意象，从《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卖盗版光碟的敦煌，《啊，北京》里办假证的边红旗，《西夏》经营小书店的王一丁开始，“跑步”一直是这些边缘人的标志性动作，而这个动作其实也包含着更为广阔的隐喻，与市场经济暴走式的发展相平行，这些原本处于宁静乡镇的青年也跑步着进入到了都市，在都市里为了生计而奔忙，为了躲避规训而奔跑。“我”的跑步治疗则更进一步强化了通过行动拒绝思考的意味。因为，“北京太大，走丢的人很多”，而“他们依然不明白自己的事业是什么，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宏大愿望和一腔‘干大事’的豪情。”这其实是一种盲目，但对于这些完全没有任何资本与资源的外乡底层青年来说，也只能如此得过且过、苟延残喘。“我们的生活单调乏味，除了警察、钱、抽象的奋斗和野心以及逐渐加剧的乡愁’”，似乎没有任何具体可预期的目标。一旦试图抓住什么，哪怕是虚幻的目标，最终也可能只是招来灾祸——像宝来这样忠厚可靠的人，就因为对于一个咖啡馆中女孩的单方面相思酿成自身的悲剧，而那女孩甚至对此毫无知晓。

他们并非一无是处之人，只是因为不适应城市的运行法则而显得格格不入。《轮子是圆的》就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寓言。咸明亮有着惊人的巧思与毅力，用修理厂的破旧零件生生造出了一辆马力强劲的敞篷车，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电影《钢的琴》（张猛，2010）中心灵手巧的工人们。他从垃圾中锻造机车的智慧，具有炼金术士般的魔力，却不得不受制于修理厂老板的压榨；而他的奋起抗争乃至不惜鱼死网破则透露出卑微梦想被扼杀后的绝望。《六耳猕猴》中的冯年在电脑城做销售，也是一个睡眠不好的人。“他的梦也诡异，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六耳猕猴，穿西装打领带被耍猴人牵着去表演。要做的项目很多：翻跟斗，骑自行车，钻火圈，踩高跷，同时接抛三只绿色网球，还有骑马等等；尽管每一样都很累，但这些他都无所谓，要命的是表演结束了，他被耍猴的往脊梁上一甩，背着就走了。在梦里他是一只清楚地知道自己名叫冯年的六耳猕猴，他的脖子上一年到头缠着一根雪亮的银白色链子，可能是不锈钢的；他的整个体重都悬在那根链子上，整个人像只褡裢被吊在耍猴人身上，链子往毛里勒、往皮里勒、往肉里勒，他觉得自己的喉管被越勒越细，几乎要窒息，实际上已经在窒息，他觉得喘不过来气，脸憋得和屁股一样红。”显然，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显豁挪用，小说取名为六耳猕猴，则通过互文形成一个换喻：与孙悟空有同样本事的人，却不可能大闹天宫式地叛逆，也没有最终取得真经的机会。无聊、没有出路、时间被压榨，甚至连睡眠这种最私密与个人的空间都要都被剥夺和扭曲，穷途末路中只会产生向外或者向内的暴力。

《看不见的城市》中的无辜死亡事件，是曾经怀有梦想之人的无意义死亡。《狗叫了一天》中人对狗的残忍，折射的不仅是无知，同时也是对他人苦难的缺乏体恤。《摩洛哥王子》中流浪歌手王枫解救被乞讨团伙拐骗的小花，最终只是得到了来自乡民的恶意，一举击碎了对于乡土中国的淳朴宽厚的想象。这些底层互戕、菜鸟互啄的故事，证明了“我们的生活里永远不可能出现奇迹”，但它们也并没有滑向常见的对于人性恶的揭露，徐则臣在这里显示出了作为“我们”的同情与理解——“他们/我们”只是无知，但并非愚蠢，会在伤害他人之后感到愧疚与懊悔，这就为自我的刷新提供了一个契机。晚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文学书写中对于所谓“底层”往往存在着两极分化的想象：要么赋予其天然的道德优势，要么呈现出颓废的精神状态。这两者都是片面与扭曲的，凸显出来的是写作者纡尊降贵的姿态与悲天悯人的优越感，而如今的现实已然证明一个作家与打工者之间并无根本的阶层差异，写实的力量存在于体贴与理解当中，写作者是泯然混同于他的书写对象之中的。他不是在书写“他们”的故事，而是在书写“我们”的故事。

三

2014年11月，民谣歌手赵雷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吉姆餐厅》，其中有一首歌叫《理想》，这样唱道：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

还谈什么理想

那是我们的美梦

梦醒后 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

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

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

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

又一个四季在轮回

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

这代表了一种大众媒体中小资式想象和表达，透露出一种对于理想的无奈与不信任，是一种时代情绪。关于理想的命题与人生的定位与遭际密不可分，是涉及到青春题材的文艺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整个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作一种关于“青春”的诉说和“青春文化”的建构。这种青春文化历经20世纪革命与社会变迁的数次转折，在21世纪初年呈现出某种分化。主流话语中不断张扬某种热血沸腾的奋斗精神，但随着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的固化态势，曾经的理想言说褪去了其令人激动的色彩，尤其是近年来在青年亚文化中出现的“宅”、“丧”、“下流社会”⑥的思潮，并且成为“文化研究”中颇为热门的议题。这已经不仅仅是城市新兴小资的问题，是延及为一代人的“时代情绪/精神”。就像网络上有人以日本为例戏谑地称之为从“昭和热血”到“平成废物”的转型，中国青年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日本NHK电视台在深圳郊外的龙华新区取材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2018）就是首先引发中国大众关注的话题。2016年有一篇自媒体公众号10万+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同样掀起了大众热议的高潮，底层被描述为信仰迷失、道德沦丧、遵循丛林法则的修罗地狱式的存在。这些议论很有意思，其实是一种在某种媒体所限定和剪裁的信息茧房中观察，难免失焦。绝大部分基层青少年是在六安毛坦厂中学、东莞虎门服装流水线、苏州工业园区的电子车间、西成客专隧道的盾构机中、克孜勒苏州阿合奇牧场的马背上、无数建筑工地的打桩队里辛苦挣扎却也未失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很多人在物质上经过一些年打拼也并不差，只是很多知识分子/姿势分子有可能不愿意真的沉到生活现场进行观察，也不关注媒体聚焦之外的青年，或者因为道德虚荣心的需要刻意注目于“底层”中绝望的一面。他们其实是地火，不停在运行，毁灭有之，爆发有之。实际上，因视频软件而诞生的最为新兴的产业之一，无疑就是由基层青年组成的主播与各类“情感劳工”。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中还没有涉及到新兴媒介对人们的影响，但他描写的同样是社会结构底部的青年。他们不乏迷惘、混乱、嘈杂，尽管对于理想也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却始终没有丧失内蕴着的勃勃欲动的生命力。

徐则臣在一篇类似创作谈的文章中写道，有朋友读了《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篇章，感慨于他们的离开与失败，但他并不认同；“我确实不认为这是失败，离开不过是战略转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生无非如此。可以心无挂碍地来，为什么不能心无挂碍地走？”⑦这里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冲突，即关于何谓“成功”的认知。在那个朋友看来，似乎留在北京、扎根北京就是“成功”了，我们时代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失败者”叙事，往往也不经意间采用了这种逻辑。但这种逻辑是被资本与权力话语规训了的逻辑，屏蔽了世界与人生的多样性，农民工劳动体制是制度的产物，他们“不是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外溢人口，而是被一级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⑧乡/镇-城之间临时迁徙状态，并非所有人都希望“进城”定居，进城与否取决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也就是说哪怕是再卑微的个人，也有其自身的主动性。

西郊这些青年的意义恰恰在于他们无法被规训。《如果大雪封门》里的南方人林慧聪只想到北京看一场雪，《兄弟》中到北京寻找另一个自己的戴山川，那种执拗与不可理喻，就是无法被磨灭的激情。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再是写实的，而是理想的。如果要比较，近期的一个纪录片《小镇微光》（2019，固力果）倒是颇有相似之处，那些在苏州代管、靠近上海的昆山打工的各类青年，并非全然懵懂浑噩，在形同呓语的表述中闪烁着难以磨折的向往与理想——他们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微光”。

之所以这些“微光”是隐形的、失语的，在于他们缺乏故事将自身组织起来，面对这种困境，我觉得徐则臣尝试了一种有效的方式：用情义将他们统摄在了一起。在既有的社会关系被打破和重组的过程中，故乡以及故乡所携带的那一整套维系社会凝聚力的血缘结构失效了，朋友之间的互助和友爱就变得愈加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郊青年之间的邻里相帮、患难相助，哪怕平日不乏龃龉与冲突，但是基于共同命运与遭际的共情感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对于情义的书写在当下文学写作中难能可贵，因为敏锐的批评家都注意到我们时代小说中存在“情义危机”⑨。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整体性社会文化生态折射在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场小说的尔虞我诈，学界小说的勾心斗角，家庭与情感故事的蝇营狗苟，他们都没有提供救赎和道德支撑点。在叙事伦理和视角上是去道德化的冷漠甚至追求零度叙事并以此沾沾自喜。这些纠结于现实的作品往往沉溺于苦难宣泄的仇恨、怨毒和各类庸俗生存智慧。与之形成对应的另一方面，则是逃避沉重现实的小清新、小确幸的轻糜美学，以及由二次元与大众文化带来的猥琐美学。相形之下，一些70 后作家倒难得的保留了救赎和情义的品质，在‘小时代’的纸醉金迷和冷酷拜权中，竭力维持‘大时代’的‘地球之眼’和道德救赎。”⑩

情义就体现在梦想与友爱之上。《成人礼》可以说是整个《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比较弱的一篇，情节设置比较刻意、语体风格也带有江湖浪漫式的矫情，但那种刻意与矫情中却显示了一种流浪者的生存况味与爱的慰藉。虽然篇幅短小，但融合了亲情、爱情、婚姻、家庭的诸多元素，让这个露水姻缘式的情感故事几乎带有了圣洁的意味。十八岁的少年行健爱上了经常去吃驴肉火烧店的女老板，那种情感中可能夹杂着青少年的荷尔蒙、漂泊中的寂寞、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等各种复杂的因素，但情感本身是单纯的。二十八岁的女老板也有着自己曾经的教师工作，因为爱情失落而流落在异乡打工。她在安慰了孤独少年的身心之后悄然而去，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这段相互取暖又无疾而终的故事，一定发生在无数漂泊者的经历之中，我们在纪录片《客村街》（符新华，2003）中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女人对行健说的话：“出来和回去都不是较劲儿，只是顺其自然”。这实际上打破了背井离乡的悲情想象，更主要的是，它在无意中揭示了我们这个流动性时代的生存实况。

流浪者由于目的的匮乏——事实上如同鲍曼所说流动的现代性中长远的目标对于任何人都不可能——使得他们的生活成为稍纵即逝的暂时生活，只是一个一个类似日子的叠加，也就不可能形成持续性和带有永久倾向的观念，而只有形成了这种观念，生活才能从梦游的状态中回归到坚实的大地。路内不久前有一部长篇小说写的也是世纪交叠时代的底层青年，他给予它们一个命名“雾行者”。流动性生存者无法对自己的处境做出清晰判断，他们既被快速的发展甩出主流轨道之外，但又无法不被裹挟前行，这种行走是暗夜行走，如同“雾行者”⑪。西郊青年的职业和意识都是过渡性的，很显然，刷小广告、建筑零工、地铁卖唱、放养信鸽、手机贴膜都不是长久之计，而他们也没有长久的打算，或者说空有梦想，却丝毫没有规划与实践的能力。他们的工作缺乏技术训练与文化积淀，也不会在失去实用之后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在智能手机、移动通讯便捷之后，他们的职业就根本性的消失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生存的人必须要认识并适应这种状态。

所以，就着《北京西郊故事集》，我想发展一下我的观点。即，流动性生存中的人不仅仅是雾行者，他们的行动也永远是暂时的。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过渡时代”或者“转型期”来对某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阶段进行概括，这种概括可能在前现代时期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是适用的，但是全面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可能就无效了，因为变化始终进行，“过渡”可能永无止息，唯一的连续性就是变化性，唯一不变的是暂时性。在这种暂时性中把握住一点点时代的印痕，也许就是日渐退出大众传媒视野中的文学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微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刘大先：《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艺术广角》2012年第6期。

②王学泰曾经对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流散群体做过详细分析，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105页。

③［英］鲍曼：《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④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清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4页。

⑧本文涉及到徐则臣各个短篇小说的引文均出自《北京西郊故事集》，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不再一一标注出处。

⑥［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

⑦徐则臣：《菊花须插满头归》，《文艺报》2020年6月3日。

⑧［美］范芝芬（Fan C. Cindy）：《流动中国：迁徙、国家和家庭》，邱幼云、黄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⑨吴丽艳、孟繁华：《短篇小说中的"情义"危机——2015年短篇小说情感讲述的同一性》，《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

⑩刘大先：《70后的情义》，《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6年第10期。

⑪刘大先：《流动的时代、身份与文学》，《上海文化》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