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作为“70后作家”①的后起之秀，也是“70后作家”中的集大成者，徐则臣的文学创作毫无疑问已经与“70后”的这个称谓发生关系。

回顾“70后作家”的登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70后作家”在一种不尽人意或至多可称作差强人意的轨迹上滑行：因为出场方式的随意、粗糙再加上媒体制造的噱头与浮躁化的炒作， “70后作家”的印象一开始便掩盖在“美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激素催生的写作” 等负评重重的标签式话语背后；继而，随着诸如刘玉栋、徐则臣等扎实、坚硬的“实力派”写作者出现，“70后作家”又在一股抱怨之流中贴上“被遮蔽的一代”这样的标签。在这场作家与评论家合作导演的大戏中，“70后”像个怨妇一般数落着自己出身的尴尬，也控诉着文坛对于“70后作家”群体的忽略与不公。70后作家曹寇认为：“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 ②而批评家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先是在1988年6月号的《南方文坛》上发表了《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一文，文章对70年代人前期登场的女作家和少数几位男作家进行了分析，并且总结了“70年代”人的典型特征（诸如玩世不恭、以享乐为原则、以个性为准绳等），其后在2000年就此问题重谈，以《被遮蔽的“70年代人”》为题，集中讨论、阐发了“70后”后期被遮蔽的事实与原由，他们三人的关于“70年代人”的探讨的变化正好暗合了70后作家的登场、发展轨迹，也是最早讨论“被遮蔽的70后作家”的重要批评家。其后关于被遮蔽的问题又在孟繁华、张清华、洪治纲、张丽军、张艳梅、张莉等人③的论述下进一步展开，不断证明着“70后作家”被遮蔽的事实与其不应被遮蔽的理由④。

在这个过程中，徐则臣是伴随着“70后作家”由“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向“被遮蔽的一代”转化而登场的，他本身已成为破除“70后”前期固有标签的一柄利剑，同时，身为“被遮蔽者”，他也同样利用“被遮蔽”的话语来为“70后”作家群体、也为自身寻求着突破。2009年发表于《文艺报》上的题为《“70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一文中，徐则臣阐释了自己对于“70后作家”群历史定位的观点与看法，他同样认同“70后作家”被遮蔽的事实：这是被忽视的群体。“当批评界和媒体的注意力还在60后作家那里时，80后作家成为耀眼的文化和出版现象吸引了批评和媒体的目光，70 后被一略而过。若干时候以后，当大家回过神来才发现，中国文坛的代际传承是从60 后直接到了80后，70 后在哪儿呢？” ⑤很显然，徐则臣在一种“影响的焦虑”中面向创作，而这种“影响的焦虑”正是来自于“代际”。随着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成功面世，他又一次绑附在“70后”的战车上成为一杆鲜明的“旗帜”。《耶路撒冷》是徐则臣对“70后”一代生存轨迹的追寻，被评论家们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史诗”，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灵魂所能达到的深度。在获得第五届老舍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后，徐则臣母校淮阴师范学院迅速组织了一场关于他的全国性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徐则臣小说创作对于“70年代作家”群体的意义。刊发于2015年《南方文坛》第1期闫海田的文坛讯息更是以《徐则臣获奖引发70后热潮》为题对此进行了报导。值得注意的是，与此次会议同时召开的还有“我们这一代”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徐则臣在会上再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代际观：“我认为，对70年代来说，代际划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前进不是匀速的，它的时快时慢常常使某—个时间段有特别不同的意义。50后与60后的作家在保持作家的神秘性与陌生感上还有腾挪的空间，因此，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还有传奇色彩。但对我们这一代，当开始写作之时已进入90年代，网络已使神秘感的营造变得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必须开掘出新的文学空间与品质，在这一点上，70后作家的创作与70后批评家所面临的困境具有相同的特征。” ⑥在这里，徐则臣将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划分与文学层面的代际划分合二为一，通过自身身份的代入，完成了徐则臣在“社会意义”上的“70年代人”向文学代际上“70后作家”的范围转换，同时，他也指出了他们这一代作家与批评家面对的共同困境。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被动的划归还是主动的参与，徐则臣对于“70后人”、“70后作家”身份认同状态都是颇为微妙的。一方面，无论愿不愿意，他遭遇了“70后作家”这个群体的标签化印象给他造成的尴尬和困扰——70后作家意味着被悬置的状态，意味着没有文学深度和文学重力的作家群体，意味着私人化写作的群体，意味着阴盛阳衰的作家群体，这样的印象似乎从一开始就给作为“70后作家”个体的徐则臣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在成长经验所构成的写作资源上，他又面临着“70后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却受到了其余波的影响，没有赶上80年代文化复兴的大潮，却被经济发展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浸染，这种历史的缺失感与失重感造成了这个群体思考的困难；另一方面，个体永远不可能挣脱历史而悬空漂浮，作为70后群体中的一员，徐则臣又主动将“70后作家”这个标签设置为自我定位的一个坐标，他像其他70后作家与批评家一般将自身揉入群体，于外在来说，在媒体、批评家的努力下，有徐则臣出现的地方，便有“70后作家的灵魂深度”、“70后最优秀的作家”这样的字眼；于徐则臣自身来说，他似乎也是本着一种与“70后作家”较劲的心情在对抗着现有的文学印象，因此他将“70后人”与“70后作家”作为自己创作和出发的起点，也是其创作中着力之处。他几乎是含着要破除固有偏见的偏执与勇气在做着这件事，可以说，在文学的代际交替里，“代际”造成的“影响的焦虑”无论对于“70后作家”群还是对于徐则臣都是不言自明的。而存在于徐则臣的代际意识中的文学的代际交替与社会的代际交替是混沌一体的，构成了他代际意识的总体并对其创作产生了毋庸置疑之影响。

二

如果说徐则臣的出场方式与“70后作家”在文坛的代际变化与文坛的更新淘汰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以上探讨也仅限于作家个体与群际之间文学理念与创作意识的碰撞，那么，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来看，上述那种代際意识在作品中也是展露无遗的。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从文学形象的角度而言，我们很容易地可以从其文学世界中析出一个群体形象——“70年代人”，并且这个群体形象的饱和度与成功性远远要高于别的代际的文学形象。这些人可以是有着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环境的个人，但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体身份，他们都是徐则臣有意识地、用力塑造的“70年代人”。也就是说，徐则臣在有意识地追寻着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代的记忆”，而这个“代的记忆”本身已经不仅是文学代际中的“代的记忆”，更意味着社会学上的“代的记忆”。

总体而言，刻画“代的记忆”的“70年代人”可以分为两大的形象群落：其一，“70年代人”的“此在”群落。通过透析“70年代人”的当下生活状态，徐则臣将视野扩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对城市众生相的描绘中集中呈现出“70年代人”的当下生活状态。《啊，北京》中的边红旗是来自边陲小镇的70后青年，经过几年平淡无味的教书生涯后来到了北京，在这里成了一个办假证的边缘人物，经历了生活的辗转，在陌生的城市中遇到了同样年龄阶段，不同职业身份的“我”、孟一明、沙袖、沈丹，边缘生活中的情与难在“70年代人”的生活故事中展开；《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纷纷登场的敦煌、保定、七宝、夏小容、旷山大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北京漂泊者（相对于小说写作的2006年，正好是70年代人），他们都在追逐生活的繁忙中不断挣扎，又在逃城与回乡的诱惑中徘徊犹豫；《夜火车》中的陈木年是70年代出生的求学者，在学院的生活中，升学与工作都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代际交替中备受压制，显现出当下学术圈怪相丛生的一面。徐则臣通过对这些“70年代人”当下生活姿态的描绘来实现对“时代”的正面突围，屡次出现在小说中出现的“出走”情节，正是徐则臣反映他们这一代“一直在路上”的状态。对于“70后群体”中的个体生命书写成功地记录了这一代人在世界留下的可能印记。而徐则臣笔下的另一部分“70年代人”通过回忆的方式记录下了他们的过去，可称其为“70年代人”的历史群落。这个群落主要回顾了“70年代人”的童年和青年成长经验，大部分存在于其小说的“花街”系列中。他们是《水边书》中喜欢看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希望成为当代的行走的侠客的陈小多、谈正午和周光明，给过陈小多青涩初恋味道的郑青蓝，也可能是《伞兵与卖油郎》中的范小兵、刘田田和我；更可能是《苍声》中的满桌、韭菜、我，这一个个历史群落中的人物形象追寻着“70年代人”成长的历史背景和童年记忆。他们是在革命后时代受着一点“革命”余晖成长的小孩，懂得将“文革”中武斗化作儿童游戏中的一种权力与青春期的暴力，同时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沾染一点金钱、物质带来的影响。

除去上述中短篇小说中对于“70年代人”的成长记忆、当下生活、情感体验的零散表述，徐则臣考察这一代人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其鸿篇巨制《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本就是为 “我们这一代”而作的，很多研究者在看到徐则臣的这部长篇小说之后，立即意识到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为这部作品而作的练习与准备。《耶路撒冷》对于“70年代人”进行了总体性的回顾，从叙事、结构、内涵方面进行了大手笔、精细化的呈现。小说采用多文体结合的方式，将主体情节与栏目笔谈相结合，布局上匠心独运地采用了回旋式结构。从整体上来看，这样的设置确实能够最大幅度也最大深度地表现、刻画出“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经历、社会背景与历史变迁。从花街出来的年轻人在探索人生和认识世界的路上，各自走着自己的路程：他们也许像初平阳一样读书、编辑、写作，从花街走向北京再走向耶路撒冷；也可以像舒袖一样，伴随初平阳从花街走向北京再回到花街；还可以像秦福小一样漂泊在中国的各个省市，最终回到大和堂；有人像易长安一般从山沟里的教书生涯逃离、逃往北京办假证最终在回乡的路上进入不可逃避的监狱（也是人生的牢笼）；有的还像杨杰一样，在商海浮沉中大起大落，伴随改革开放的路途一路前奔。故事虽是由这几个人链接起来的，但徐则臣显然是通过这些主要的、次要的人物书写关切着“70年代人”的所有，甚至是关切着“人”的所有。徐则臣将他们这一代的生存体验、成长历程、生命信仰、出走的欲望、他们的虚无与绝望揉入虚无和无所适从的历史缺失感中，在理想主义情怀的关照下实现对现实的反思。小说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在小说中借小说人物以对话和议论形式发表的关于“70年代人”的概括和表述：“每个人都有大历史情结……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有，60年代出生的人也有，到了70年代，气壮山河、山崩地裂、乾坤倒置的岁月都过去了，我们听见了历史结束的袅袅余音。如果听不见就算了，可以心无挂碍，在无历史的历史中自由地昂首阔步；问题是我们听见了，那声音参与了我们的身心建设……一个抽象的历史改变了我们，我们的过去是无物之阵。……相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我们缺少足够的现实感和物质感，可能，我们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了。”⑦这种对于70年代整体的感受是徐则臣“70年代人”思考的一个基点与中心，也是其代际意识中复杂性的表现。

相对于“70年代人”的充沛的笔墨与立体化呈现，在书写他者时代记忆时徐则臣有时却总显得漫不经心。在小说《苍声》中，相对于“我”（木鱼）这一代的充分描写，直面“文革”一代的当事者时，徐则臣的描写却显示出了一些虚浮。故事中的何老头只是作者记忆中的何老头，而“我”的父母也只是脸谱化的父母，无法形成“圆形人物”。一方面，“我”父母在文革中公然主动对何老头、韭菜的接济无法完全地用“人情”和“善良”来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无法充分理解“我”父母（善）——村长（恶）以及小孩中“我”（不忍、良知）——村长儿子大米及其他跟随者（恶）这样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伞兵与卖油郎》中范小兵对于当伞兵的执着可以让读者看到那个年代少年的青涩与对梦想的执着，看到小孩内心简单而又复杂的变化曲线；但对于上一代的范小兵的父亲，徐则臣却只能通过故事的简单勾勒回顾大历史中战争对于他的精神的及肉体的损伤；《耶路撒冷》中间，有一段设置，尤其显得颇具意味。徐则臣在描写一位印有自身体验的“作家回乡”情节时，将一位“80后”妻子摄入了笔下，“老婆80后，从小长在城市，独生子女，分不清麦苗和韭菜。他第一次见到肯德基和麦当劳是，她已经吃腻了好多年了。乡村对她来说要么是新世界，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要么就是万恶的旧社会，看哪都觉得脏乱差，时刻准备哀民生之多艰” ⑧。这样的描述实在显得有些印象化与脸谱化，同文坛对“70后作家”贴上“美女写作”“私人化写作”标签的行为没有逻辑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也是带有一种对“80后”的成见——城市、独生子女、养尊处优、五谷不分等等。笔者以为，将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与“城乡差别”“独生子女”等等对应起来有着非常有限的合理性，因为这势必会遮蔽个体的特质，尤其在文学形象呈现的层面。

事实上，在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作“自我归类”⑨。当人们需要与某一群体产生共同联系以获得某种归属感或话语权的时候，群内个体或群体在重要的维度上会放大自身群体与别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根据类别成员的共同特征知觉自己或他人，形成刻板性知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自我归类”的理论恰当地解释了徐则臣在文学形象塑造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自我代际划分的这种特征，他主动地将“70后”与“80后”、“50后”、“60后”的差异性呈现出来。这种意识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塑造文学形象时，与“70后”群像的饱满和立体相比，却造成了他者的群类形象书写的无力感与符号化。

三

也就是说，代际意识已经成为影响徐则臣创作的一柄“双刃剑”。在自身经验的层面，徐则臣在文学塑造中往往能够通过将自身情感体验和熟稔的生活经历投射进“70后群体”的人物塑造中，不断推进他的文学写作，形成了徐则臣自身独有的文学印记与文学领地——譬如“花街”系列、“京漂”系列小说。这些人物书写在对终极问题的追寻与思考大问题的统摄下，链接起“70后”的历史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故事”讲述，形成了有深度、有内涵的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另一方面，因为过多地以自身为中心的思考，使得徐则臣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处理代际问题对其造成的思想局限。在“代”的思考中过多掺杂自我价值代入，不但造成了在塑造经验之外的形象时有失之真切的感觉，同时，在人物书写和故事讲述层面，也造成了自我重复。

事实上，在关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徐则臣是十分自觉的，他并非没有注意到代际意识对他造成的影响。在谈到分析文学、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时，他曾说过，时代对于作家而言，是作家深度写作不可缺少的部分，一个伟大的作品必须要与他的时代发生关系，但与此同时，一个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又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一定会成就作家的时代，即便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样的论调也是存在着片面性的，因为唐朝盛世也成就了文学的盛世⑩，因此，（代际现状）“造成的困境即是挑战，也是文学得以拓展和进步的唯一动力。前提是你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个困境，然后想方设法解决掉它” ⑪。从这个层面来说，徐则臣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的。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学实践层面尝试过突破代际经验的书写行为。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午夜之门》是值得注意的一部。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第一次较为明确地超出了以“70年代”为坐标的上下延伸，徐则臣第一次将自己对于时代和人性的思考放入一个模糊的时间记忆中。《午夜之门》的时代背景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他似乎讲述的是关于清末民初的故事，但又有着作家自身成长经验的70年代印记，但关于战火的描写又让人想起三四十年代的背景。伴随主人公木鱼的空间转换的是时间的穿梭。小说中关于石码头一段的书写与徐则臣之前的“花街”系列、“70年代人”的童年书写并无二致；但随着陈木鱼的活动空间从石码头转向紫米街，一切书写都仿佛回到了一个类似于“大观园”一样的古宅里，时间变得更加模糊；随着战争的爆发，陈木鱼所遭遇的与故事中其他人所呈现的似乎又是一个三四十年代匪寇丛生的边陲小镇。也就是说，徐则臣在努力超越代际经验给他造成的书写限制。其后，在类似于此的小说作品中（诸如《古代的黄昏》 《鹅桥》 《六耳猕猴》等），徐则臣不断选择从侧面与时代狭路相逢，将不语的生活书写其上。但总的来说，这种突破到目前为止还较为有限。

可以看出，代际经验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徐则臣的写作资源与思考出发点，但为何代际意识在促成其书写的井喷式爆发后又成为制约他写作进一步深入的因素呢？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为“自我中心”式的代际思考不容忽视。“自我意识”的浓重造成了徐则臣的自省与他的实践出现了某种错驳，在书写意识上，一方面他执着于为“70后作家”的批判并不合理而发声，因此他说过“从文学质量上，他们拿的是60 后的文学标准来要求70 后，从市场效应上，拿的又是80 后的尺度来丈量70 后，在双重标准下，70 后当然乏善可陈” ⑫。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知觉文学价值的永恒性和不变特点。对于徐则臣这样的作家而言，“代际”造成文学发声的困难终究不会再成为问题，因为作品本身带来的价值与意义已经发声，但是，如果过于执着于“70年代人”是被遮蔽的或70年代的历史缺失感这样的代际观念，写作上新的遮蔽就会产生。事实上，“代”的划分并不是随意的，尤其在文学的代际中。现在的“50年代”、“60年代”与“70年代”也许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并不会如此个性鲜明地区分开来，以“十年”为期的划分本是文学研究者为方便而作出的一种短期标记，不应成为文学思考和书写的一个起点。而太过于区分自己这一代的特殊性，必然会导致在经验写作的模式下“代的特质性”穷极的危险。因此，超越“代际经验”给徐则臣所带来的书写资源也就是超越经验书写本身，文学的质量和标准从来没有“60后”“70后”之分，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认同王安忆曾所认识的：“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 ⑬而在以“一代”窥向整体之时，规训好“自我”，是徐则臣写作超越的可能也是超越的条件。

注释：

①代际问题，是人类发展以来必然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被知觉却是最近几十年才放入学术的层面来进行讨论的。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现在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世界的成年人都认识到，所有孩子们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的经验已经不同了。她用“后象征（postfigurative）、 “互象征”（cofigurative）与“前象征”（prefigurative）来概括代际发展中的三种形态。在米德的社会调查和分析中，代际差异是现代社会发展不争的事实。（参见玛格丽特•米格：《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的研究》，周怡、周晓虹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本文中，笔者承认“代际问题”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代际问题”本身与之前在文学争鸣过程中有关“70后”、“80后”这种分法是否成立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在此，笔者无意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笔者认为代际问题与代际意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以何种标准、如何来呈现是值得思考的。本文只从作家徐则臣的写作中所呈现的代际意识入手，分析这种写作意识对其创作造成的影响与利弊。

②《曹寇谈70后作家：适逢其时的“中间代”》，《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30日。

③主要论文有孟繁华、张清华的《70后的身份之谜》，张艳梅的《70后作家创作与当代中国文学》、张丽军的《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70后作家：如何成为文学“中坚代”？》，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等等。

④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作家与批评家异口同声地发声，通过对于“70后作家”被遮蔽事實来寻求“不被遮蔽”的权利。

⑤《“70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文艺报》2009年7月2日。

⑥《徐则臣获奖引发“70后”热潮》，闫海田，《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⑦⑧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⑨[澳]约翰•特纳等：《自我归类论》，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9页。

⑩参见徐则臣：《作家和他的时代——徐则臣在淮安市民论坛微课堂的讲座》，《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⑪⑫徐则臣：《“70 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文艺报》2009年7月2日。

⑬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中》，http：//m.zimplifyit.com/2013/2013-09-24/175493.html，中国作家网2013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