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穿过中关村》：飘泊者穿过中国
如果不是当然的关系,或然地遇上徐则臣的小说,我想我也会留心于这样的小说的。起码这样的小说好读,易于进入,一句话就象锚甩向飘忽的岸,瞬间抓住了你,把你引入文字的青纱帐或是甘蔗林,让你进去欣赏无限风光。在当下的小说里,这很难得,小说家、尤其是年轻小说家不断地削尖脑袋玩技术、玩叙事、玩文字、扮酷装深沉。一个个的所谓先锋或是这个后那个后的小说,上来就“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天天在讲故事”,这样不断地玩圈圈。徐则臣的小说不玩这个,有传统的路数,故事好看连贯,光这一点就已经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快慰,而不是硬着头皮的探究,读完小说已经满头大汗,依然不知所云。
徐则臣的小说当然不仅限于好读,更为重要的是,读完一个小说,故事嘎然而止后,让你细咂慢磨地玩味的东西很多,故事背后的思考象块石头一点一点地爬到心坎上来,形而上的意味十分浓郁,或者就是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的百般感喟,感喟别人或者自己生活的无奈,或是对于漂泊状态的一生不尽的回味。
《跑步穿过中关村》无疑就是这样品质的小说,而且似乎这种品质在小说里十分集中,显得沉甸甸的。《收获》在2006年年终时刻,头条刊载了徐则臣这篇中篇,让我们所有在外漂泊的读者,思索这一年来的过往、看看来年的无际生活。
《跑步穿过中关村》叙事绵密,从敦煌开始出场一声“我出来了!”我们视线就一直被这个针脚牵引着,一针一针地随着敦煌往前赶线,丝丝相扣。直到故事结束,“吧嗒,锁进了手铐里”,一块朴实精密的老棉布扎扎实实地铺陈在眼前,那些针脚扎得你心里又疼又痒。阅读的过程里,我始终保持着急促的情绪,从敦煌“出来”相遇夏小容,到同居、卖盗版光碟,及至旷山与夏小容和好,敦煌寻到七宝,及至结尾,一个一个情节追赶着眼睛往前走,一气读完,有些喘不过气来。读罢抑脸望望窗外的太阳,觉得自己呼吸的城市的空气与北京一样地压抑起来,那些曾经走过的村庄田野又那么遥远起来。
喘不过气来时,眼前却始终浮现出敦煌这么一个人来。二十多岁,确切的年龄谁也不知道,在外漂泊的人,卖假证盗版碟的嘴里,话语是没有准成的。从农村出来,也曾读过大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工作,到北京“漂”起来。漂啊漂,什么样的事情开始一一经历过来,贩假证被抓住了,又放了出来,于是又卖盗版光碟。这样的人应该叫做“敦煌们”,不单是“京漂”,相应的故事会在“沪(上海)漂”、“广(州)漂”们身上精确地发生。这篇小说中,敦煌“京漂”的身份弱化了,不再出现象《啊,北京》中对于首都的“北京是我们伟大的首都,我们爱北京”类似的感慨。敦煌的生活视野和背景被延展到广袤的中国,“那些卖碟、办假证的女人,孩子背着、抱着,当众敞开怀抱奶孩子”,这样在中国大中城市随处可见的景象为这篇小说开放的思想内容提供了宽广宏阔的容量。
中国城市化浪潮象一波又一波的大浪把中国乡村诸多有知识没知识的人们,一同赶到了城市的沙滩上,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工问题随着市场化一直被关注着,这一题材的小说在一个又一个作家的笔下呈现出繁复和密集的状态,但是真正让读者心里震颤的不多,真正对市场化下农民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出深刻揭示的不多。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着繁复的现实问题,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之中的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的最终命运思考始终是中国文学和思想界棘手的问题,同时也必然是当下文学隐在的魅力所在(1)。而大多数的小说家多限于浅层次的视角,热衷于把读者拉入所谓的“底层”中,对这些人物的灵魂挖掘不够,也必然难以起到“现实主义”的现实思索和启迪作用。
不管是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小说最终仍然要脚踏实地,作家也应该脚踏实地,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呈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灵魂思索,最终“表现出对人性的理解的深度和塑造富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敦煌是个十分有头脑的青年,随潮来到城市追逐理想,挣钱不是他唯一的目标。但是他会挣钱,他有自己的营销策略,他把卖盗版碟广告四处张贴。他会研究消费者的心理,把盗版碟消费人群锁定在研究生、大学生宿舍中。他还送货上门,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为了精通“业务”,他不断地看碟也看影评。这样的聪明的“城市飘泊者”,若按照正常的生活轨迹定然不会混不出个人模狗样的。就这样,敦煌的碟片销售业绩已经远远地把早他出道的夏小容、旷山抛在了身后。温饱不成问题了,他和七宝也有了“生活透明起来的感觉”,有了“前所未有的八月”,结尾稍现的亮光并没有阴挡飘泊者终将在城市遇上的厄运,这里是别人的城市。敦煌为了救旷山和已经怀孕的夏小容,代替旷山被警察抓住了。这是“城市漂泊者”的宿命还是暂时的结局呢?敦煌进城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城市立足,荣归故里?他也否定了自己。
夏小容是个坚定的归乡者,或许是作为女性的天然的母性,从一出场夏小容陷入的就是回家,而结束在城市的漂泊无定的状态。夏小容和旷山的感情也因为旷山想在“他妈的首都混出个人样来”而矛盾起来。就在这时,夏小容遇见了敦煌,产生了一段漂泊的感情,二人感情维系的其中一点就是另一种意义上共同的“望乡”。敦煌似乎理解夏小容,“就是想有个家,不想再漂了,有个孩子,把自己再实实在在地放下来”,这种想法或许是大多数无根的飘泊者的经常会生长出来的想法,旷山立马呵斥这样的思想是“小农思想”“小市民思想”,并反问敦煌“回去还是不回去”?敦煌的结果是对自己“相当失望”,他也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不单是敦煌,似乎更多的男人女人离乡进城之后都是回不去的,即便回去了也不是原来那些城市飘湟者了,也许他们获得了什么东西“回去了”,也许更多的是经历了城市里“黑的、凉的”风的洗礼,最终只能依稀回望和感觉老家那“黄的、暖的”风了。
“知春里的那个女孩”在徐则臣的这篇小说中依然扮演了形而上的色彩,敦煌在城市里的命运或许最后也会象“知春里的那个女孩”一样,杳无踪迹地从城市里消失,无人知晓她的来处和去处(当然,不排除聊聊的几个人也会发迹并荣归)。“知春里的那个女孩”在《跑步穿过中关村》里是徐则臣预先埋设的地雷,这颗地雷恰恰击中了敦煌的心,敦煌在寻找“知春里的那个女孩”而不得时,想到了自己“哪一天突然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漂泊中对城市的惶恐和焦虑。敦煌的焦虑来自于在城市天空下那个乡村卑微的身份,这种身份与那不知来去的“知春里的女孩”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使得对沙尘暴落在北京的那三十万吨沙土的“唯一想法是,那能垒出多少个坟堆啊”,这种无端的念想恰恰也是一种焦虑的映照,若真是掩埋起来的,或许有多少乡村里的灵魂和躯体啊。
在《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埋设了许多可以深入解读的珍珠,这也让小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诗意以及无边的意蕴。作品厚重的意味是在一种“吞吞吐吐”的文字之上展开的,徐则臣的文字老辣,就像他小说中出现的水煮鱼一样,鱼的丰富的营养和麻辣一同直窜肠胃、迅速抵达肺腑、抵达文字所要表达的意蕴深处。敦煌从夏小容家里重新流落出来,在大风里走走停停的一节仿佛一幅凝重的油画,“他就看见风,看行道树——他发现大风经过树梢、地面和高楼的一角时被撕破的样子,和故乡的风象水一样漫过野地丝毫不同”。在沙尘暴过后的弥盖了一层沙土上写广告的一节依然十分充满回味的意境。
从《啊,北京》到《三人行》、《西夏》,徐则臣对“京漂”的锐利切入一直是受好评的。何志云认为徐则臣小说描写的是“计划体制下接受的意识形态信念以及情感归宿,与市场体制状态下严酷的自下而上现实,这一巨大的反差把‘京漂者’推入的,既是迷惘的深谷,更是炼狱般的心理煎熬“(2)。这种评价当然是中肯的,但是只是把北京作为意识形态的独特指征意义“首都”单独列出来的,与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截然分开,并将小说上升到计划经济与改革市场经济转轨等重大问题上来。但是,如果徐则臣陷入这种陷井里,只写“京漂”,成为“京漂作家”漂北京,那就显出作家的捉襟见肘了。徐则臣当然是有野心的作家,他在“京漂”之外的“花街”系列和一些哲学追问式的小说同样为人称道,甚至可以说更能体现徐则臣小说的精神追求,只是由于“京漂”更为切近当下的现实生活,更与当前热潮之中的“底层”有关,才更被关注。
徐则臣当然不会在上述评论视野里打转转,《跑步穿过中关村》就是一个绝妙的范本,把小说中的北京换成上海、广州会有同样的阐释意义。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最多的出现的是出走或者奔跑的主题或者意象,始终以一些出走的人或事为主线展开叙事,这种出走的背景站在世纪交替的时空里,经济与文化生活在一条停息不下来的高速列车上奔驰着。徐则臣是以离开本土的身份来进入写作的。这种离开不难会让我们联想起他们作品的出走主题和意义。我的思考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陈奂生上城是一种出走,这是最早的寻找式的出走,这种出走换来的是迷茫,是一种失落。这也是文革之后的中国最早的离开农村前往城市的一种出走,这种出走具有某种探索意义,在城市中他体验了一把城市文明,这种体验具有某种开拓性的意义。
而徐则臣小说中不停地出走的目的我以为是寻找人生新的栖居地,肯定不是城市,回归的乡村也是不可能的,究竟是在哪里,在每个读者的心中。徐则臣对出走的解释认为其实就是一种突围,对原有生活的突围。我想这种突围是要付出代价的,陈奂生付出的是自己的尊严。而漂泊者敦煌、边红旗、佳丽、小号、康斯博们(《啊北京》《三人行》中的主要人物无疑在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跑步穿过中关村去卖碟的敦煌、夏小容,也同样在你我的身边。他们年纪轻轻,接受过中等或者高等教育,从乡村里走出来,在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里,他们穿过乡村的田野、穿过北京、穿过上海、穿过中国每一座城市。
注释：
①张志忠,《也谈“当前文学创作症候”之根源》,长春:《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②徐则臣,《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