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老海打得火热，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正赶上“文学热”，一篇小说可以轰动全国，家喻户晓。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害人不浅的时代。所谓千军万马走在独木桥上，不知多少人挤在这条文学小道上，迷失了青春，直至碰得头破血流。

我和老海便是这众多文学青年中的一员。那时候，我们对文学的痴迷程度，简直难以想象。我们文友中有一位老桑，是我们中年纪最长的一个，已经结过婚。他是矿机厂的工人，喜欢写诗，一下班就埋头笔耕，家里的事横竖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有一次孩子病了他也不管，老婆一怒之下，竟把一瓶墨水倒进了他的饭碗中：“肿！我叫你肿！”她气狠狠地说着，把一肚子的积怨全都发泄了出来。肿，是当地土话，意为吃的意思。这一来，老桑也恼了，两人大打出手，后来连婚也离了。我们劝过老桑，可老桑的回答义正辞严：“婚可离，诗不可不写！”大有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的味道。

这事一度成为笑谈，老海还调侃说：“家庭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文学故，两者皆可抛。”老桑听了也不生气。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文学在我们的心目中比山高，比海深，比天大，比娘亲。就像时下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种热情无法阻挡。用老桑的话说，啥事都好说，就是不让写诗，断断不可。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以文学的名义，高谈阔论，纵横四海，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甚至通宵达旦，彻夜长谈。内容围绕文学，似乎有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我们谈作品，谈作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有时意见不合，还会争执不休，时常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在这些场合，老海永远是主角。一是他口才好，能说会道; 二是他的创作成绩最大，已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中篇小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时，我们这群文友中虽然多多少少也都发表过一些文字，但大多是在省市一级报刊上，而且多为散文和诗歌，偶有短篇小说发表，已属难得。相比之下，老海便显得鹤立鸡群，说话自然有了底气。一开口便旁若无人，有点俯视群雄的味道。他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还有雨果、巴尔扎克、海明威、茨威格等。我们这些文友中大多是土鳖，上过大学或看过外国文学作品的不多，听他谈起这些作家惟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

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在谈及这些外国作家时，老海喜欢说全称，如托尔斯泰，他会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如契诃夫，他会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当然有卖弄之嫌，老桑很不以为然，说你费劲不费劲啊。老海说，这你就不懂了，姓托尔斯泰的人多了去了，有列夫·托尔斯泰，有阿·托尔斯泰，不说清楚能行吗？对于这些作家的评价，老海更是口气狂放，常常语出惊人。“托尔斯泰充满说教，”他说：“契诃夫也不行，格局太小。”谈到杰克·伦敦，老桑说，这是列宁喜欢的作家，临终前还让夫人在床边读《热爱生命》。老海却嗤之以鼻，说杰克·伦敦根本不入流。还有老桑喜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老桑看过的唯一一部外国作品），老海更是不屑一顾。“那也叫文学吗？”他说，“充其量就是宣传，毫无文学价值可言。”噎得老桑半天说不出话来。总之，能入老海法眼的作家并不多。在他看来，雨果和海明威勉强凑合。至于国内作家，除了鲁迅还可以，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对于老海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赞同。有时也会提出异议，但更多的时候并不表露出来。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争论，同时我也不想得罪老海。老海这人极要面子，对于任何不同的看法都视为异端，或对他的挑战，决不容忍，往往非要争出个高低不可，而这种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只能徒伤感情。

我们文友圈大约十来个人，经常来参加聚会的有五六个，其中有老海、老桑、小蒋和我，被戏称为“四人帮”（只是缺少一女的）。我们四人是在九龙山笔会相识的。那是一九八三年夏天，五湖市文联举办了一次青年作者改稿会，地点就在九龙山。九龙山是著名的风景区。山上有一座寺庙，叫九龙寺。寺后有一处院落，紧挨着山脚。笔会就安排在这个院落内。院内有一栋小楼，另有三五间平房。我们下榻的地方是那栋小楼，两层，木板楼梯，已很陈旧，踩上去吱嘎吱嘎响。会议约二三十人，我和老海、老桑，还有小蒋住在一个房间，很快熟悉起来。

老海姓戚，名江海，老海是他的笔名。有人问他为啥要取这个笔名，他说也就是随便起起的，没啥意思。但我们推测，除了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海字外，可能与海明威有关，因为有段时间，老海总爱把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挂在嘴边。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刚从大学毕业（那时大学生很吃香，但我顶着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便矮了几分），分到市图书馆工作。老桑是矿机厂工人，小蒋是复员军人，退伍后在机要局开小车，老海则在一所中学任教。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师范生的毕业去向只能是学校，这是硬性规定，死杠杠。老海对教书没啥兴趣，但也不能不去。

那次笔会开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带了作品前去，并在会上传阅、讨论。会上还请了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讲评。老海的作品得到了不少肯定，特别是市作协主席高河对其赞赏有加，认为他可能是本市，乃至本省最有前途的新星。高河主席是搞评论的，并兼任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文学之光》的主编。该刊虽属市级刊物，但在全国小有名气，时有“五小花旦”美称。他的赏识非同小可，老海的身价陡然飙升，在改稿会期间，他俨然成了焦点。高主席还专门安排他在会上谈了创作体会。就在这次会上，《文学之光》决定留用他的一篇小说和两篇散文，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整个改稿会上除了老海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其他人的作品被留用。老桑本来有一首诗要用的，可让他改了几次，最后还是给毙了，这让老桑沮丧不已。老海则很得意，他对我们说，这几篇（指被留用的作品）原打算是给《当代》《中国作家》的，既然他们想用，就给他们吧。“没办法，”他耸耸肩，一脸淡然的样子，“老高开口了，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听他那口气，好像他的作品被采用不是荣耀而是恩赐似的，而且他一口一个老高（当面可是高主席长高主席短），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让我们恨得牙痒痒。老桑说：“听他扯！鬼才信哩！”老桑这样说，一方面是心里有气，另一方面也是看不惯老海的德性。的确，他太爱摆谱了，动不动就嘚瑟，这让我们很不舒服。

我们住的小楼传说闹鬼。这里曾是寺内的寮房，抗战时有人逃难到这里上吊自杀了，传说是殉情，此后阴魂不散，时常在院内游荡，尤其是阴雨天。开始时没人相信，可隔壁房间一个作者说，有天夜里睡觉时（那天恰逢阴雨天），他突然喘不上气来，睁眼一看，一团白色的气体，像鬼魂似的压在他身上。他拼命挣扎，试图喊叫，但浑身无力，一句话也喊不出来，眼看就要背过气去，这时，有人叫了一声（叫了什么没听清），那鬼魂似乎受到惊扰，倏忽而去。据那个作者说，叫声是边上一个作者在说梦话——谢天谢地，这才救了他。第二天吃早饭时，这事便传开来，起先人们只是当作笑谈，可当天晚上，有人在半夜里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咯噔，咯噔——那声音阴森恐怖极了，但拉开灯后却不见一人。老桑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天夜里，他醒来时除了听见脚步声，还听到有哭声。那哭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上气不接下气。老桑当时就惊叫起来。

他的喊声惊动了大家。老海和小蒋都起身查看，边上几个房间的人也被吵醒了，好几个人都爬了起来，但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件事，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听说的。我睡觉一向很沉（用老桑的话说，睡得像头死猪），他们闹出那么大动静，我居然一点不知。第二天，众人议论纷纷，将信将疑。我们住的小院，周围都是山林，十分僻静，夜晚到处一片漆黑，风一刮起来，树林里便哗哗乱响，有时还会传来不知什么动物的叫声，这样的环境很难让人不产生联想。闹鬼的事，大家嘴上说不信，可心里都有些忌惮。很多人夜间不敢起夜小便（老式房子没有卫生间，厕所在楼下），只好死劲憋着。

有一天早上，老桑发现自己的脸盆里不知让谁撒了尿，不禁气得大骂：“哪个王八孙子，太缺德，干出这种事，我操他祖宗八代！”听到老桑的骂声，我们都围了过来，只见老桑的脸盆里汪着一泡黄水，经过一夜发酵，泛着酸臭刺鼻的气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会条件简陋，住宿条件也差，由于没有卫生间，报到时每人可领一个脸盆，用于洗脸、洗脚之用，放在各自的床下。昨晚肯定是谁夜里憋不住尿，又不敢出去，便把尿撒在了盆里。问题是，你尿自己的盆不要紧，可你尿了老桑的盆，这就有些太缺德了（老桑骂的没错）。但屋里的几个人都赌咒发誓，拼命撇清，拒不承认是自己干的。由于死无对证，这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事后分析，老海的嫌疑最大，因为他的床紧挨着老桑的床。我们那间房东边摆两张床，西边摆两张床，中间摆着桌子和椅子。我和小蒋的床在西边，如果要去老桑那里，得穿过中间的桌子椅子，从逻辑上讲，这很不方便。后来，这事闹到了会务组，会务组的人员分别找我们谈了话，仍然无法做出结论。老海说，也许是老桑自己尿的，但他忘了。老海这话是对会务组说的，但不知传到老桑耳朵里，他气得直跺脚：“我操他娘的，我还不至于老糊涂吧！”

这事成了一桩悬案，好多年后，有一次老海对我道出了实情。他承认这事是他干的。我问他为啥要这样干，他解释说，当时睡迷糊了，拿错了盆。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因为他的盆就在床下，伸手就可以拿到，而老桑的盆却隔着一段距离，他不拿自己的盆反拿老桑的盆，这明摆着有些说不通。

依我对老海的了解，这话八成是托词。他这人虽然聪明，但毛病却不少，除了喜欢显摆外，还喜欢占人巧，从不肯吃亏。有一次，小蒋对我说，老海这人简直不上道道。我说咋了。小蒋说，他早上刷牙老是挤别人的牙膏。我有些不信，心想牙膏能值几个钱。后来，老桑也对我说起这事，还把自己的牙膏藏起来，我才多少有些相信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对老海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听说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从小就养成了精于算计的习性。凡是能占的便宜他都不会放过。比如，我们每次下馆子，只要一结账，他不是上卫生间，就是说忘了带钱；外出乘车时，不论是打的，还是乘公交，他都磨磨蹭蹭的，等到别人付了钱，他才把钱包掏出来说：“别呀，别呀，让我来。”对他这一点，我们都很看不上，但作为志同道合的文友，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往来。

改稿会认识后，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那段时间，老海又发表了好几篇小说，有的在省内刊物，有的在省外刊物，这引起了省市作协的关注。高主席打算把他调入《文学之光》当编辑，此事正在运作之中。因此，老海越发春风得意，他还放出话来，只要他进了编辑部，你们几位的作品我会重点关照。听了这话，我们都很高兴。老桑更是巴结有加。他一边吹捧老海，一边说我的诗你一定要发，他们不懂，你肯定是懂的。老海表面应承着，背后却说拉倒吧，你那也叫诗？什么破烂玩意！老海对老桑打心里瞧不上，认为他的诗还停留在五十年代，老得掉了牙，早被淘汰了。还说，他什么诗不好写，偏要写爱情，他哪懂爱情啊？连老婆都留不住。那些“啊”“呵”的，简直让人酸掉了牙。对于小蒋，老海同样看不起，不过，有所保留。小蒋是写通俗文学的，写过一些公安和武侠小说，在老海眼里这类作品根本不入流，但小蒋在机要局开小车，手里握着方向盘（那时开车很吃香），老海常常有事求到他，因此当着小蒋的面，他多少留有余地，说他讲故事还行，语言也凑合。

至于我，老海算是高看一眼，起码在我看来是如此。他常说，我们这帮人中他最看好的是我。理由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的创作成绩十分有限，只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也许他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我的潜质？或许是他常找我借书，碍着情面？

后一种可能性非常大。我那时在市图书馆采编部工作，这给老海借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论什么书，包括一些新到期刊杂志，只要馆里有的，我都能帮他借到，而且不限时间、册数。老海受益匪浅，自然对我十分感谢。

那段时间，老海常来图书馆，开始每次来借书都找我，后来时间久了，他和各部门都混熟了，便不再找我。他最常去的是期刊阅览室，往往一坐就是半天。有一次，阅览室的吴娜对我说，戚老师好爱看书的，听说他是作家，写过不少东西吧？我说是啊。吴娜说，我看他挺有水平的。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她说，听他说话呗，他懂得可真多。我心想，准是老海在她面前天花乱坠瞎吹什么了。

吴娜是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今年刚顶替母亲进了馆里。她长得娇小，身材很好，细长脸，皮肤白净，爱笑，面颊上有几粒细碎的雀斑，特别可爱，也特别单纯。老海要蒙她简直易如反掌。有一次，我去老海宿舍，一进门竟发现吴娜坐在那里，不禁大感诧异。吴娜见了我满脸飞红，有些不自在，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是老海反应快，他说：“真是巧了，小吴是给我送期刊的。”说着，用手指了指桌上放的几本杂志。

吴娜听了这话，马上顺杆爬道：“是的，戚老师急着要，我顺路给他送一下。”

显然这话并非实情。第二天，老海来馆里，我便问他你打什么主意，是不是看上吴娜了，老实交待。老海先是装糊涂，后来看糊弄不过去了，便说我正要找你打听呢。

“打听啥？”

“这丫头咋样？”

“你说吴娜？”

“是啊。”

“挺不错啊，”我说，“人也漂亮。”

“漂亮倒算不上，”老海说，“不过，长得还有点味道。”

嘿，我心想，你他妈的眼光还挺高！也不看看自己长啥样？

老海长得黑粗，国字脸，浓眉大眼，虽说眉眼周正，但皮肤黑漆漆的，脸上也不平整（青春痘遗迹），乍一看像个搬运工，要不是满头长发，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舞文弄墨的。如单论长相，他根本配不上吴娜。

吴娜自那次被我撞见后便有些不好意思，看见我老是脸红。有一天，吴娜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她母亲原是馆里副馆长，现已退休，我到馆里工作后，她一直对我很关照。她来电向我打听老海的情况。我尽自己所知如实回答。吴娜母亲很满意，特别听说老海是作家，发表过小说，马上还要调进市文联，就更高兴了。

“看来这孩子挺有前途。”

“那是。”

她又向我打听老海家里的情况，这个我知道的不多，但我答应帮她了解一下。吴娜母亲说：“那就谢谢你了，这事你要多关照。”

“那是一定。”我回说。

就在吴娜母亲给我打电话后不久，有一天，在走廊上碰到吴娜，她便问我，我妈给你打电话了？我说是啊。她的脸便红了。我问她怎么打算，她说不知道。

“啥叫不知道啊？”我说。

吴娜的脸更红了，低下头去小声咕哝了一句：“戚老师说，他喜欢我。”

“那你呢？”

“我？我也不知道。”说着低下头，脸红得像烧熟的虾子。

我明白了，这就是喜欢了。其实我早该想到，凭老海的三寸不烂之舌，像吴娜这样涉世未深的单纯的小女孩根本抵挡不住。不过，他俩真要是好上了，倒也不错。虽然老海家在农村，兄弟姐妹多，家境是差点，但他本人条件还不错，中专毕业，有稳定的工作，况且还会写小说，所谓男才女貌也说得过去。

我在心里这样掂量着，满以为老海应该心满意足了，哪知有一天我和他谈起这事，问他的态度时，他却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先处处吧。”他说。

这个回答让我有些意外。“你啥意思啊？”我说。

“没啥意思。”

“人家可是认真的。”

“我知道。”

“那你咋想？”

“我不是说了吗？先处处。”

老海的口气让我有些反感。你他妈的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凭吴娜的条件，只有人家挑你的份儿，哪有你挑别人的份儿？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可老海却说这事急不得，我得先看看。他还大谈什么货比三家，普遍撒网，重点捕鱼等等，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我有些火了。“老海，”我说，“你少来这些，人家可是正经女孩，你要谈就认真点，不谈就拉倒，人家可没求着你。”

老海一看我认真了，便笑着说：“瞧你，瞧你，我又没说不认真。”

“那你哪儿来那么多屁话？”

老海又笑了：“婚姻大事，我总得慎重点。”

“行啊，”我说，“我这就告诉吴娜，别让人家蒙在鼓里。”

“别啊，别啊。”老海一把拉住我。

“老海，”我正色道，“咱们是朋友，有些话可得当面说清楚，吴娜是我的同事，她妈是我的老上级，你要耍弄人家，就是给我难堪。”

“知道，知道，”老海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人啥都好，就是太古板。”我说做人还是古板点好。他便哈哈大笑。

就在那次谈话中，我把吴娜妈打电话给我的事告诉他，说她们对你还比较满意，你可别错过机会。我还告诉他，吴娜的家境不错，父亲在商业局工作，是个科长，母亲原是市图书馆副馆长，现已退休，家里只有吴娜一个独生女。我特别强调说，她家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商业局分的，一套是图书馆分的，如果你们成了，婚后连房子都有了。老海听了自然心动（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但他嘴上却说：“房子不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好。”我操，这货也太会装了吧！

这次谈话后，老海和吴娜的事似乎进展顺利。老海常来阅览室，而且每次都是吴娜当班的时候（以前也是，只是我未注意到），吴娜也是一副幸福满满的样儿。

可是，有一天，我上街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街对面有个熟悉的人影一闪，是老海，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一个年轻女孩，两人有说有笑的。我原以为是吴娜，扭头一看却不是。尽管老海的车骑得很快，一下就过去了，但我还是看清了。那女孩的确不是吴娜，因为她戴着眼镜，而吴娜并不戴眼镜。我的脑袋一下子大了，心想老海骗了我。

其实，这事本来和我关系不大，但吴娜妈找到我，我就自觉有了责任。当天晚上，我便去找老海。老海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那是一个筒子楼。同宿舍的一个老师说他还没回来。我便在楼下等，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钟。老海终于回来了。我一把拉住他，责问他是怎么回事。我本来就很生气，又等了几个小时，憋了一肚子火。老海却不当回事，嬉皮笑脸道：“你咋知道的？”

“她是谁？”我问道。

老海起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

“吴娜知道吗？”我又问。

老海仍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你听我说，”他拍着我右肩膀说，“兄弟，别多想，不是那回事，我和她没啥，就是看了场电影。”

“什么电影看到十二点？”我说，“你哄老鬼啊？”

“这个，你听我说……”

“得了吧，”我打断他的话说，“你脚踩两只船，你想干吗？老海，我早对你说过，这事不能开玩笑。我把你当兄弟看，你却骗了我。你要瞎搞我不管，但对吴娜不行。这事你要对吴娜讲清楚，你要不讲，我来讲。我决不允许你耍弄她！”说着，我推起自行车转身就走。

“别啊，别啊。”老海追上来，伸手想拉住我。我用力甩开他，一偏腿骑上了自行车。我心里气愤极了。老海这么做太卑鄙了！他明明知道我和吴娜以及她妈的关系，而且他也答应过我，但背地里却另搞一套。吴娜和她妈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气得一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老海便来找我了。他说兄弟兄弟，你听我说，这事绝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还向我解释说，他和那人就是普通朋友关系，这事你千万不能告诉吴娜。“我向你保证，”他赌咒发誓说，“我要有一句话是假，就是他妈的小妈养的。”我看他态度诚恳，便说我就信你一次。我还说，你老兄知足吧，吴娜的条件这么好，追她的人可不少。

那段时间，老海调动的事有了进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师范生是免学费的，这对一些困难家庭有一定的吸引力。老海家在农村，当年报考师范就是冲这个去的。但是国家有规定，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在教育系统工作满五年后方可调出，这就难住了老海，因为他毕业后到中学教书还不足两年，按规定无法调出，尽管高主席做了不少工作也无济于事。后来，还是靠吴娜的妈妈，她和宣传部一个副部长是同学。通过这位副部长的协调，市文联决定以借调的方式先让老海来《文学之光》上班，等到五年期满后再正式调动。

老海去了编辑部，势子一下大了起来，连走路都变了样子——常常背着手，迈着八字步，膝盖也不会打弯了，一副重要人物的样子。作者们众星拱月地捧着他，他的感觉越发良好，口气也越来越大。过去我们在一起，他总是说“我们”“我们”，而现在则成了“你们”“你们”，好像一下子和我们拉开了距离。平时说话的口气也变了，常常带着导师的口吻：“你们，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要多看书，多思考，功夫在诗外，这是经验之谈。”“你们，不要老想着发作品，对你们严格点没坏处。记住我的话，关键是打好基础。”“你们，我对你们讲，照顾你们发一两篇作品，这不是什么难事，但从长远看这可没好处。”听他那口气，活脱一副教训人的派头，甚至比主编还主编（高主席和我们说话也没他这么自以为是），这让我们很不爽，尤其是老桑。当初老海刚去当编辑部时，大家给他摆酒庆贺，老海拍着胸脯保证，苟富贵，勿相忘，有我吃肉的就有你们喝汤的。可现在口气完全变了。“这他妈的才当几天编辑，就屁眼里插鸡毛掸子，装起大尾巴狼来了！”老桑提起这事便气不打一处来，何况他比老海年长好几岁，老海那副训孙子的口气也让他接受不了。

我劝过老海，认为大家都是朋友，没必要官腔官调，特别是对老桑，他是老大哥，更应客气点。哪知老海听了，眼睛往上一吊，说啥叫官腔官调，我是为你们好，要不是朋友我不说哩。“就老桑那货，”他说，“趁早歇，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他的稿子就是想照顾也照顾不了，他还有啥好抱怨的？”

有一次聚会，大概是多喝了几杯，老海竟当着好多人的面挖苦老桑，说有些人缺乏悟性，朽木不可雕也，写一辈子也写不出名堂。他还说老桑写诗写了这么多年了，越写越差劲，连起码的句子都不通。这让老桑勃然大怒，扔下酒杯，便冲过去要打老海。众人连忙劝解，老桑钳工出身，人虽长得瘦巴巴，手上可有劲。真动起手来，老海肯定不是对手。他吓得向后直躲。

这件事后，老桑和老海彻底掰了，连聚会也不再参加了。事后，我们想做些调解，毕竟文友多年，可老海毫无歉意，还愤愤不平道，这种人不识抬举，我是为他好，他还和我犯相？要不是看他年长几岁，我肯定饶不了他！老桑的脾气一向很倔，当年不向老婆低头，如今更不会向老海示弱。他大骂老海，说他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个破编辑，还是借调的，眼睛就长到头顶上去了。“他算个啥啊？”老桑呸地冲地上吐了口唾沫，然后扯起脸说，“老子这辈子就是不发诗也不会去求他！”

在这件事上，老海明显有些不厚道——也许他说得不错，老桑可能缺少文学才华，这是事实，但也犯不着当众踩人脸。老海过去虽有些轻狂，但还不至于毫无顾忌。很显然，自打他去了编辑部，开始变了。我们这些文友也越来越不在他眼里，他有了更大的圈子。老桑和他闹翻后，我们的聚会越来越少。有时聚在一起，通知老海，他也不来参加。即便来了，喝上几杯，点个卯，然后屁股一拍：“对不住了，我得先走一步，还要赶下一场。”说完，匆匆而去。

那段时间，老海混得风生水起，名字常常见报，不是参加这个座谈会，就是出席那个研讨会。我们和他的关系渐渐疏远。

有一次，小蒋对我说，有人正在告老海。我说告他啥，小蒋说老海到处借钱，影响很坏。那天，我正在逛书店，小蒋也来逛书店，我们有好一阵没见了。书店边上有一个街心公园，我们便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聊起来。据小蒋说，告老海的是一个作者，姓楚，他在银行下边的一个服务公司工作，人们都叫他小楚。我曾在市作协举办的联欢会上见过他几次，见面点点头，也算是认识。老海先后几次找他借了五千元，一直拖着不还。那年头，五千元不是个小数字。关键是老海原答应给他发的稿子也落空了，这下子小楚不干了，到处告老海。上边一调查，发现被老海借钱的人还不少，而且大多是作者，有滥用职权之嫌。其实，这早已不是秘密。我们这些文友中都被他借过钱，而且至今未还。不过，他借我们的钱并不多，因为我们也不富裕。他找我借过一千，小蒋的稿费多点（他的稿子畅销，还帮书商写过书），老海找他借过两千。

“他借那么多钱干啥？”我说。

“谁知道呢？”小蒋也不清楚。

按理说，老海一向抠门得很，哪来那么大花销？难道是结婚后老婆卡得太紧？但在我的印象中，吴娜可不是那样的人啊。

老海与吴娜的婚姻说起来并不顺利。老海和吴娜相处期间，其实一直没有消停过。就在我警告他后，他表面上答应决不会再与别的女人来往，可事实并非如此。据小蒋说，他还打过他们局里一个机要员的主意，但并未得逞。在与老海交往的女人中有一个是百货大楼的史小红（就是那天他骑车带她被我撞见的那个女孩），老海不知怎么和她认识的，两人一直保持交往。尽管老海十分谨慎，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况且那时的五湖城并不大。有一天，老海陪吴娜逛公园被史小红撞上了。她上去就揪住老海，吴娜上来拦阻，两个女人当场开撕。吴娜的衣服被扯破了，史小红的眼镜也被打掉了，老海当然也未幸免，脸上被抓了几道血痕，不知是吴娜抓的还是史小红抓的。

这事发生后，吴娜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来找我。我也非常恼火，大骂老海不是东西，并说这种人不值得信任，趁早断了也好。吴娜听了这话更伤心了。她说那我咋办啊，我说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凭你的条件还怕找不到啊？只会找到更好的。可吴娜说，我有了，是他的。我半天无语，这才感到事态严重。

吴娜的父母很愤怒，他们要找老海算账。吴娜的父亲说，我给老白打电话，把这小子抓起来。老白是市公安局长，与吴娜父亲是熟人。吴娜母亲说，公安局凭啥抓人啊？吴娜父亲说，就凭他玩弄女性，耍流氓。吴娜母亲说，男女谈恋爱，这事公安可管不了。吴娜父亲说，那你说咋办？吴娜母亲说，我找他们领导去。

这一招实际上是比找公安还管用，就在吴娜父母亲即将采取行动时，老海找上门来，二话没说，便扑通跪了下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他先是检讨自己，请求二老原谅。接着又辩解说，这是一场误会，他和史小红之间啥也没有，是她得了妄想症，缠住他不放。他还口口声声表白，他心中只有吴娜，此生要对她负责到底。说到动情处，他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吴娜父母起先态度坚决，说啥也不肯原谅他。老海情急之下，便抡起手巴掌，左右开弓，啪啪地打着自己的脸。吴娜有些心疼了，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抱住了老海。

“别打了，别打了，”她泪眼婆娑地喊道，并冲自己的父母说，“爸，妈，你们就开开口，说句话吧！”

吴娜父母又气又恨，但也无可奈何，况且吴娜已经怀了老海的孩子。如果闹开了，不仅女儿的声誉毁了，他们也脸上无光。最后，只能坐下来，与老海约法三章：一是尽快与吴娜成婚，断了与史小红的关系；二是婚后好好过日子，不准再三心二意；三是婚后财权归吴娜掌管。具体做法是，老海的每月工资、奖金必须上交，除了留下少量的零花钱——这是吴娜妈的主意，她认为男人有钱就变坏，如果手中没钱，就难以兴风作浪。应该说，这是经验之谈。据说，吴娜爸年轻时也曾有过不安分的经历，但这危险的苗头刚萌芽，就被吴娜妈掐死在摇篮里。具体做法就是控制住他的经济来源，这才使他没有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老海这时一心灭火，对于吴娜爸妈提出的任何要求均不敢有半个不字，一概答应。但事后，他却有另一套说法。有一次他见到我说，我才不怕他们告哩。主要是吴娜有了，我不能不管。“我最看不得女人哭，”他强调说，“吴娜一哭，我这心就软了。”听他那口气，仿佛是他在大发慈悲。至于下跪、打脸的事，他则提都不提，好像从没发生过。

不过，这事他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据我所知，公园撕架的事发生后，史小红发现他脚踩两只船便果断与其断了联系。老海这时已无退路，加上他也不得不考虑后果，真要闹起来对他可不利，说不定调动的事也会泡了汤，到头来竹篮打水，一样也捞不着。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不去求吴娜的父母。可即便如此，这货仍不忘给自己脸上贴金。用老桑的话说，骆驼死了，架子不倒，他要不这样，就不是老海了。

老海借钱的事造成了不良影响。起先，老海还矢口抵赖，可事实俱在，他想抵赖也抵赖不了。高主席代表文联找他谈话，要他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还转告他，文联领导很生气，有人提出要中止他的借调。这一来，老海害怕了。他好不容易熬了两年多，马上就要出头了（高主席对他说过，年限一到，马上正式调他），如果这时出了岔子，岂不前功尽弃？一天晚上，他拎着大包小包去找高主席，请他帮忙。高主席说，东西你拿走，该帮的我会帮，但前提是，这些钱必须马上还，并消除影响，以后严格要求自己。

老海满口答应，可这两年，他陆陆续续借的钱可不少，加起来有小两万。这么多钱一下子从哪弄呢？他想挪借一下也难，因为他所认识的人大多被他借了个遍，实在开不了口。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求吴娜。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吴娜一听便叫了起来。

老海早就想好了主意。他说农村老家要盖房子，爹娘开口了，我不能不给吧。过去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现在求到我了，你说我咋办？设身处地，要是换作你的爹娘，你会咋办？吴娜听了不说话。

老海说：“你不给也行，那就等着外边戳着脊梁骨骂吧。不过，人家骂的可不是我，而是你。”

“为啥呢？”

“因为钱在你手里，是你不想给。”

“你想要多少？”

“两万。”

“你不想过啦？”吴娜叫了起来。“我们结婚后总共也没攒下多少钱，孩子要找保姆，以后还要上幼儿园、上学，总得留下点钱吧。”

“你放心，这钱很快就会还。”老海说，他家里养了好几头猪，年底养肥了一卖，钱就有了。他还说，他正在写一本畅销书，书商答应了，交稿后就给一万。吴娜信以为真，第二天便把钱取了出来。

老海渡过了难关，又神气起来。一次饭局，他大骂小楚，说这狗娘养的不是东西，差点毁了我。“五千元钱算个屁啊！我能不还他？”他发狠道：“这小子死定了！有我在，他休想在《文学之光》上发一个字。”

我们听了他的这番话都有些不以为然。小楚告他是有些绝情，但你借钱不还难道还有理了吗？况且——据我所知——他至今仍有一些人的钱未还，包括我和小蒋在内。当然，他是为了家里盖房子，属孝顺之举，也有情可原。

春节过后，老海所说的卖猪钱，还有所谓的写畅销书的钱迟迟不见影儿。吴娜追问了几次，老海先是搪塞，后来就吵了起来。有一次大吵之后，老海竟离家出走，一去不归。

吴娜开始以为他是赌气，也没当回事，心想他气消了，自然会回来。以前这种情况也有过。哪知这次不同，老海走了半个月也没露面。

吴娜来找我，让我劝劝他。我拉起小蒋一起去找老海，可老海态度强硬。“回去？我才不会哩！”他说，“这个女人真让人受够了。”

“那你住在哪？”

“我有地方住。”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老海操起话机，里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回来啊？”

“哦，回来，我马上回。”老海笑眯眯地说。

我听出他口气有些不大对。“谁的电话？”

“是婷婷。”

“那个文工团的？”

老海点点头。

“你他妈的想干吗？”我说。

“别问那么多，”老海挥挥手，一脸得意的样儿，“这事你们以后会知道。”

老海说的婷婷名叫康婷婷，是市文工团舞蹈队跳群舞的。她的脸型一般，像个圆盘，眼睛挺大，但下巴有些短。不过，毕竟是学舞蹈的，体形很好，胸脯饱满，臀部后翘，腰板挺直，走起路来脚下一弹一弹的，加上会打扮，气质看上去非同一般。

我第一次见到康婷婷是在国色天香俱乐部。那是全市最高档的舞厅。有一阵子，交谊舞在社会上很时兴。一些单位和企业逢到开会，或过年过节什么的都要举办舞会，这在当时很时髦。为了适应这种趋势，一些单位还办起了交谊舞培训班。这天，小蒋来找我，他搞了几张国色天香的门票，便拉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我那时刚学会三步、四步，还是在市文化局工会举办的培训班学的。小蒋也比我强不到哪里。在这之前，我们曾在单位礼堂里跳过几次，像国色天香这样的高级舞厅还从没去过。

一进去，我们几个全傻了。舞厅的装修豪华时尚，各种设施精美高档，激光镭射灯不停地旋转，伴随着丰富多变的音效，让我们眼花缭乱，有些不知所措。随着一波波舞曲响起，穿着入时的红男俊女，成双成对地在舞池中摇来摆去。他们舞技高超，动作娴熟。我们几个顿时露了怯，谁也不敢下池了，更不敢去邀请女伴，只好一个个瞪大眼睛，傻不楞登地看着，心痒难耐。

“看！”忽然坐在边上的小蒋用手捣了我一下。

“什么？”

“老海！”

循着他的手指方向，我果然看见了老海。他正搂着一个舞伴在池里扭来扭去。“嘿，他跳得还不错嘛。”我说。

“那是，他经常跳。”

“是吗？他啥时爱上这口了？”

“有段时间了。”小蒋说，“我听说，他经常打电话到处找票。”

正说着，老海转到我们面前了。我和小蒋都朝他招了招手，他也看到我们了，得意地扬起一只手。

一曲终了，他领着那个舞伴来到我们座位前。“这是婷婷，”老海介绍说，“文工团的。”我们都起身打招呼。那女人化着淡妆，烫着头，上身是一件黑T恤，绷着丰满的身躯，下身是一条黑长裙，动作雅致飘逸。她朝我们略微点点头，表情有些矜持。

“你们咋不跳啊？”老海说。

我摇摇头，小蒋说我们看看。

“跳呗，”老海说，“来了就跳呗，要不让婷婷陪你们跳下一曲？”

我们都说不了不了，你们跳吧。

婷婷没说话，轻轻一笑，显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康婷婷。她给我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但我万万没想到，老海居然和她搞上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一些情况，老海早和她有一腿了。他们还在外边租了房子，难怪老海到处借钱，花销那么大，至于给老家盖房子，全是胡扯。据文工团的一位驾驶员（与小蒋在部队时是战友）说，他们好了有一年多了。这么长时间，竟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包括吴娜也毫不知情。

事情败露后，这一回吴娜和她的家人坚决不干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们大闹起来。事情一直闹到了宣传部。市文联决定终止对老海的聘任，退回原单位。原单位也接到投诉，认为老海品质败坏，已不适合担任人民教师。如果他要回来，只能另行安排去后勤做打杂工作，而且还要根据教师管理规定，对他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老海一怒之下，愤而辞职。

“狗改不了吃屎，”吴娜妈对我说，“这种人我们不抱任何希望。趁着年轻，还是让吴娜早点离开他。”

吴娜很伤心。她和我谈起这事，几度流泪。我试探地问她有无挽回的余地，她的回答异常坚决。“不可能了，”她说，“我们给过他机会。”我注意到她使用了“我们”而不是“我”，说明在这件事上她已与家人商量过，并且达成了统一战线。

老海被扫地出门，虽然十分狼狈，但他似乎已有准备。老海与康婷婷好上后，曾经有过离婚的打算，但还没拿定主意，起码当时他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他想等工作稳定后再谈此事。康婷婷也被他说服了，答应再等等。可没想到不慎走漏了风声。

老海本想稳住吴娜和她的家人。他故伎重演，但这一次却没能奏效，而且他也低估了吴娜家人的决心和能力。他们斩尽杀绝，没有给老海留一点退路。

老海辞职后，一度陷入低谷。那些过去围着他转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老桑说，他以为他是谁啊？人家过去搭理他是看在《文学之光》份上，如今他离开那里，屁也不算！他还真以为他是海明威啊？老桑说这话时有些幸灾乐祸，但事实正是如此。

有一次，我碰到老海，他大骂世态炎凉，人心不古。自打离婚后，他的工作丢了，开始陷入低谷。过去吆五喝六、呼风唤雨的他，如今早落得个西风古道瘦马，人也萎了，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尽管如此，他嘴上仍不怂。

“你也是自找的，”我替他惋惜说，“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瞎折腾！”

“你不懂，”老海说，“这种女人我受够了，早晚要和她离。”他指的是吴娜。我说，吴娜对你多好，还有她的爸妈，简直把你捧上了天，你还不知足？

“好有屁用？”老海说，“没有爱，婚姻就是坟墓。”我一听他又不说人话了，便说：“你和康婷婷就有爱情吗？”

“那是当然，”老康说，“你不知道婷婷对我有多好！”

“是吗？”

我哼了一声。心想，别臭美了！据我所知，康婷婷离过一次婚，有传闻说，她还和她们团的副团长有过一腿。这种人根本靠不住。

“你别不信啊！”老海看出我的质疑，连忙表白道，“我和婷婷是有真爱，她肯为我奉献。”

“咋个奉献了？”

“这么说吧，”老海敞开心扉，“咱们兄弟，有话我也不瞒你。你知道，我干那事不喜欢戴套子。”

笑话，我咋知道？“你想说什么？”

“吴娜生过孩子后，不戴套子根本不让我碰，”老海说，“可婷婷不同，哪怕冒着流产的危险。”

“这就是爱？”我听了哭笑不得，“你他妈的太损了，光顾着自己也不为别人想想？”

“你不懂，这是两码事。”老海强词夺理道。

后来有一次，我把老海的套子理论讲给小蒋和老桑听。小蒋说这家伙干得出来，只图自己痛快，太自私。老桑则上纲上线，说他不尊重妇女，畜牲不如。

老海离婚后，我们之间的来往越来越少。没几年，市场大潮兴起，文学开始不景气。文友们分崩离析，各自找起出路。我窝在小小的图书馆也看不到前程，于是，在妻子的鼓励下开始报考研究生。一天晚上，我从英语补习班出来，碰到了小蒋，站在路边聊了一会儿。小蒋这时已调进报社工作。那几年纪实文学风头正健，大受欢迎。小蒋及时转型，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开始小有名气。据说稿费赚了不少。他提议找机会聚聚，我说好啊。交谈中问及老海，方知他去了深圳，据说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混得还不错。

“那个康婷婷呢？他们还在一起吗？”

“在哩，”小蒋说，“老海是总经理，她是财务总监。”

“嘿，夫唱妇随嘛。”

老海去深圳不久，我就听说老海和康婷婷结婚了。原以为老海落难后，康婷婷与他长不了，没想到还终成正果。小蒋笑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俩在一起还挺搭的。”

我问小蒋近来见过老海吗，小蒋说见过一次，不过经常通电话，他约我写书哩。

“写啥书？”

“纪实方面的。”

“这你拿手啊！”

小蒋也不否认：“有钱干吗不赚？”

我们又聊了几句就分手了。我考研并不顺利，连续考了三年才考上，是省城的一所大学。有一年放暑假，我接到小蒋的电话，约我吃饭。我很高兴，当即答应，还调侃说最近是不是又赚了不少稿费。

“哪里？”小蒋说，“不是我请客，是老海。”

“嘿，这倒稀罕！”我有些意外。

“人家如今是老板了，不缺钱。”

傍晚时分，老海来接我。几年未见，他明显发福了。人胖了一圈，脸膛红扑扑的，泛着油光，肚皮也鼓了起来，把一件花格子衬衫挺得老高。他一只手握着大哥大，一只手伸出来与我握了一下。我本来说自己去饭店就可以，不用接，但老海执意要接。见了他之后才知道，他是要显摆他的车。那是一辆新款的黑色桑塔纳。那时，能买起车的还很少，这是身份的象征。

“这车咋样？”老海拍拍了车身。

“不错。”

“刚买的，三十多万。”他的口气轻描淡写。要知道，当时一般工薪阶层月工资还不足百元，三十多万绝对是巨款。

“上车吧，我带你兜兜风。”

小蒋和他一起来的。我们上了车，老海让我坐副驾驶的位置，小蒋坐后座。车子启动后，老海打开冷气，车里一下子凉快下来。“这车不错。”小蒋说。他是老司机，原先在机要局开北京吉普，对车略懂一二。

“深圳还有一辆，是大奔。”老海说。

“那得上百万吧？”小蒋说。

“手续办齐了，一百五十万。”老海说。

“你小子发啦？”我说。

老海轻轻一笑：“我只花了六十万。”

“这么便宜？”

“走私货，”老海抹了一下嘴巴，得意地说，“公安局查抄的，我从内部拿的。”

“真有你的，”小蒋说，“海哥路子野啊。”

老海哈哈大笑：“这么跟你说吧，上到北京，下到地方，就没有咱玩不转的，你信不？”说着说着，他又牛皮哄哄起来，一副大言不惭的样子。瞧他那德性，与以前没啥两样，不同的是口气更大了。

晚宴在市内一家高档酒店。我们到达时，包厢里已经有十几个人了。屋里烟雾缭绕，声音嘈杂。有人看见老海，便迎了上去。

“啊呀呀，海老板来了！”那人一边握手，一边大声说道。众人也都起身招呼，一一握手寒暄。

我一看，一屋子人没一个认识的。经过介绍才知道，大多是一些老板和生意人。做东的是一个印刷厂的老板，姓郝，剃寸头，中等身材，皮肤黑黑的。搞了半天，我才明白，今天的饭局不是老海请客，而是别人请他，他借花献佛，把我和小蒋叫来了。

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面对这些老板，我几乎无话可说。但老海却如鱼得水，传杯换盏，高谈阔论。他酒量本来就大，如今更是见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高兴起来还与人频频炸起雷子，引来阵阵喝彩。

几圈下来，老海便成了饭局的中心。他一边喝一边胡吹海侃。说到市委杨书记，他说老杨啊，我们的关系还用说，我现在打个电话，让他来他马上就会来，你们信不信。当然没人说不信的。他还说他和黄涛关系非同一般。黄涛是副省长，主管经济的。“你们以后谁要有事，只管找我，我打个电话，或写张两指宽的小纸条就给你搞定。”众人听了都纷纷向他敬酒，请他今后多关照。

席间，他还不停地用大哥大打电话，也不知是打给谁，但口气同样大得没谱。

“一千万，算个屁啊？我来和朱总说，让他马上办。”

“那块地我要定了，多少钱都行，你只管说。”

“什么？再宽限半个月？这话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给我住嘴，就三天，到时钱不到，别怪老兄不客气。”

他声音很大，惟恐周围人听不见。有人关心地问他是啥事，他一摆手说：“一堆破事，都来找我，整天没个清净，不谈了，喝酒，喝酒。”一副气派不凡的样子。我就坐在老海的边上，郝老板（就是那个做东的印刷厂厂长）来敬酒时，我听到他和老海说到贷款买德国设备的事，市行一个副行长卡住不批。老海说包在我身上，我让省行行长给他打电话，看他敢不批。郝老板高兴坏了，当场炸了个雷子。

这场酒喝了好几个小时，我都快坐不住了，后来总算结束了。这时，老海已经喝大了，浑身酒气，舌头也捋不直了。小蒋要替他开车，他却不肯，执意要自己开。路上连闯几个红灯，还把一个骑车人给撞倒了。老海下车就骂，说你找死啊，还动手要打。那个被撞的人吓坏了，半天不敢吱声（好在那时还没出台严格的酒驾规定）。我们劝住了老海，之后由小蒋开车把他送到了宾馆。

回去的路上，我对小蒋说，老海势子也太大了，他啥时认识了杨书记，还有黄省长。小蒋说，你听他吹，驴子都会下蛋哩！家门口的塘，谁还不知道深浅？（节选）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2022年第2期）

【季宇，安徽省文联原主席、省作协原主席，曾任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安徽省政府参事、《清明》《安徽文学》主编等职，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群山呼啸》《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等，小说集《猎头》《当铺》《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等多部。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人民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和安徽社科文艺奖等。根据《当铺》改编的电影《家丑》获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