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短篇小说《兄弟》，徐则臣曾有一篇题为《中短篇断想》（《大家》，2018年3期）的创作谈，勾勒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差异性景观。笔者借用这一重要议题，探讨小说何以成“系列”：尽管作品与作品之间千差万别，学界仍习惯以“系列”为框架，对某一作家作品作具体的风格化描述，既标识其创作的独特性，同时暗示其内部的同一性，二者事涉当代文学生成与生产机制。“系列小说”不仅是经典长篇的必要品相，昭示作家创作视域背后的来路与意图，也常出现在中短篇小说集的出版策略，指明阐释和进入的路径。疑难介乎其中，“同一性”本指有限、整体、秩序的方面，而“差异性”则表示无限、可能、新生的方面，类似晚近的文化理论学者对举“同质性”与“异质性”范畴来表述全球文化景观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简而言之，“系列小说”一方面构成了某种强化形式，另一方面则对应于超越性维度，前者服从于慎重、缜密的逻辑理性，后者则可以打破限定，成为不断生成的动力，从而各自、抑或共同，宣称某种普遍性和特殊性花开并蒂的实现。这不单是一种文学的启蒙观念，当西方现代性话语在全球范围意欲塑造不同程度的文化认同，中国的文学则以独特的书写方式展开了厚重、深邃、别样的文化空间，许诺着人类文化在多元世界的生生不息。缘此“系列小说”之如斯疑难与如斯关键，本文出入徐则臣最新小说集《青城》，以其鲜明表露的“系列小说”三题，透视同构于当今全球文化进程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世界这一文化交流的宽阔舞台上，断想中国文学的重要出演与丰饶景观。

一、文学地理与“系列”命名

小说集《青城》以《西夏》《居延》两部中篇和短篇《青城》组成，写作年份分别为2004、2008、2019，前后跨度十五年，不可不谓为透视作家创作嬗变的以小见大之著。翻检现当代文学史，文学地理与写作主题相互关联，存在众多地方性写作谱系，以地方性知识塑造一地的文学时空体，承载地方特色与地方生活，包含故乡与他乡、进城与回乡等行动向度，构成地方的人文表情和文化肌理。徐则臣寻绎的文学地理，正是以人物的地方感知架设成长和传奇的发生，围绕人物的心理内核和精神性，生成由地方之特殊到世界之普遍的充分路径，同时经由留白、悬置、抽象、抒情等技巧方法和叙事传统处理“事件”，映现小说的创见及其通向的诗学意蕴。

如今，以地理空间归纳命名的“花街”“京漂”“校园”“运河”等小说系列已成徐则臣的文学关键词。一来，地理空间在小说中形成类似史诗品格的表现形式，不断为真实的地标复魅，重启一种现实主义的抒情美学，纳入一地之知识、经验、情感及其时代之变，凝结作家的理性直觉和腔调风骨。二来，围绕小说人物的地方感知和生活经验，作家在故事推进中关联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生活记忆，从而以虚构的方法通达他人，进而对纵深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宏大背景展开介入，并将相关的意象符号引入文本，形成某种互文的面孔。再有，各系列彼此联结而互有指涉，这里一方面需要提及以叙事装置命名的“谜团”系列与灵动流变中自然形成的“故乡”系列以及新近小说集《青城》中的“女性”系列，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对《夜火车》《耶路撒冷》《北上》等长篇小说的地理脉络有所参照。

倘若对徐则臣进行知人论世的研究，无论就户籍身份、家庭生活还是文化影响而论，当年的“京漂”已经实打实地成了大城市、首都北京的主人，徐则臣笔下的北京也由此承载起作家更多的新的方面的思考，回顾和重现着历史现场及重大事件，也呈示全球化时代下的精神症候。同时，北京担当的新故乡，与“花街”之旧故乡并举，“漂泊”主题转向作家对记忆的沉淀与打捞，逐渐脱离丰饶的苦难，择以飘忽不定的景观呈现对成长主题的追寻。正如发生在北大西门承泽园附近的《西夏》、中关村大街和四通桥一带的《居延》以及从北京到成都进而复返的《青城》，小说人物在各自的人生选择中都共有对“南京”的明确指涉，一如属于“校园”系列的《夜火车》中频繁穿插的“花街”景观，勾勒水乡世情和隐秘纠葛——一再出现的石码头、运河、花街和东西大街等，逐渐确立了徐则臣近年用力颇多的、以《北上》为代表的“运河”系列。有别于统一的人文景观，小说集《青城》中的三部作品，徐则臣各为其量身定制了文化行业背景，书店与图书出版、语文课外培训与房地产、书法绘画与艺术品市场，叠加附着的叙事“谜团”装置，社会背景下不断变动的文化区块被精密缝合进文学地理空间，而凡此漂移与聚合，也勾连《耶路撒冷》《北上》等作品中由“回乡”到“出走”的有关“历史”的具体处理方法。在向世界敞开的、极富异域质感的庞大文学地理空间，徐则臣探讨了一代人建构自身精神信仰、寻求历史主体性等重要问题，《耶路撒冷》中的花街如此切实可观，镌刻故乡性的存在和幽微的精神祈向。“耶路撒冷”作为建立在初平阳诡秘经验、私人情结上的地理坐标，不必深掘其宗教圣地意味，它实际提供着贯穿成长主题的召唤性力量与神秘精神动力，而与初平阳类似，本义为地名的人物姓名——西夏、居延、青城，连同《北上》中的谢平遥等，在创作时间和叙事模式上互有对应，显示了中短篇小说对长篇写作的积累之功、训练之效和旁逸之势。

二、文学母题与“系列”叙事

“三个女人，三种爱情”；“每一场风来，她们都得摇晃，梦想、尊严、现世的安稳与幸福，经不起摇晃几次就散了架”（小说集《青城》封面语）。显然，《西夏》《居延》《青城》统摄于诸多文学母题，并在叙事上趋近艺术结构的一致，这是中短篇小说之所以成“系列”的又一关节。以留白、悬置的情节省略和结尾方法抵达新的开启或心灵救赎，徐则臣不乏先锋写作的实验性余韵：要么以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身份含混“虚”与“实”，要么在另行的潜流中揭示不甚通明的心理处境，要么内敛、充盈、厚重而难言难解，谜题宛若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模仿，复杂命运和人之往返因其难以预料而激活着对人性的深刻感悟。无论是寻找主题还是成长叙事，无论是性别议题还是疾病审美，徐则臣调用陌生化的效果，使关涉苦难和“底层”的叙事重回文艺美学的范畴，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熨帖现实题材创作与现代主义技法，指向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等现实与历史的复杂交织及其所示的远方。

“寻找”总是与“失去”并置，遗失的家园、沉沦的人性、失落的古典，在《西夏》《居延》《青城》中各有映照，人类的追寻精神通过文学转译出多种审美形态。《西夏》具有明显的流浪汉小说的表述图式，不知来处的西夏对应现实生存的表层结构，以王一丁为视点展开的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将“我”对西夏的“怕”与“爱”经由驱赶、找寻的多个回合串缀起来，既保留了流浪汉小说传统的冒险主线，也形成了一种回合式的结构范式，通过逐渐成型的小家庭来交还真实的大日常，意指西夏与“我”的精神归宿。《居延》中，持有既定人生取向和明确生活目标的女性被迫重建个人理想与精神家园，在遭际中沉浮起落，也体悟生活与人之真相，被赋予形而上或哲学向度的寻人，既是务求觅得旧人拨散消失的迷雾，更是重拾自我、发现本我真我的成长之路，正如“年关”的时令背景所揭示的新岁旧年，漫长旅程始终勾连漂泊的乡愁，而终于掌握生活主导的女性直面起生活的多种可能与期盼。文学中的追寻母题与个体性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文化观念、情感脉络等紧密联系——在放弃了追寻的追寻中，在放弃了执著的执著中，心灵有了着落与归处，与成长母题互相观照。所以，《西夏》中的王一丁舍弃西夏的身份之谜，重新接通电话做出内心选择；《居延》在寻人历程中并置家园叙事，个体存在的自我确证在辞旧迎新的节日洗礼中更为透彻。在追寻、探索中秉持的信念、毅力和行动能力成为壮举，超出追寻的目的本身，成为文学表现的不朽价值。

短篇小说《青城》隐含人生哲理及其诗意概括，鹰、书、画等文化符号寄寓着追寻母题的深层结构。不同于西夏后天不知原因的“哑”，“我”目睹了青城对老铁的日常料理，老铁愈发严重的“咳嗽”也支撑着整部小说的逻辑起点。疾病隐喻下的“咳嗽”具有浪漫主义联想的特征，是雅致、敏感、忧伤、柔弱、纤细的对等物，也标志着文雅、才情等艺术底蕴，同时喻示故事人物对待“自我”的态度。因此，并非如西夏的“哑”那样增加叙事的神秘性，《青城》中悬置的核心并不推及故事如何发展、人物是否解谜，而是在文学神话化了的疾病叙事中，使“我”和青城的心理情绪始终围绕着老铁病症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感情推至表面已一发不可收拾，人物的心灵选择也依循书画的品相境界而适时留白空缺，尽管隐约有西夏暗藏的巨大变故或悲惨经历，以及被居延、青城搁置的新感情与逃离可能，徐则臣欲先达成的是更为平淡隽永因而更为质朴永恒的安慰与慈悲。

三、人物塑造与“系列”形象

毫无疑问，小说集《青城》已是徐则臣“女性”系列的创作路标，三个以地名命名的女性主人公，既暗合徐则臣在不同人生阶段对女性的理解，也使女性的美好呼之欲出得令人心碎。在张莉《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2期）有关女性形象书写的问答中，徐则臣坦承“最重要的，不是性别意识，而是贴切的人物内心和独特的言行举止”，“在写到别具女性特点的人物、情节和细节时……基于对人性和性别的宽阔理解，以及对众生平等的基本尊重”。

此番对特殊与普遍之辩的深刻思考，对应徐则臣可证的三重小说世界：《耶路撒冷》式“花街、运河——耶路撒冷——世界”，《王城如海》式“世界——中国——北京”，《北上》式“世界和历史的中国——世界中的现实中国——运河与世界文化遗产”，即经由历史、现代以及当下和未来的时空交织来处理变动的世界存在。此前，面对一个难解的中国，作家择取地理空间的较小单位，以地方性书写深入中国的局部，使之升华为不可替代的中国的总体性象征，而徐则臣近年的创作重心则是建立从地方到世界的通途，以中国的世界方位讲述中国故事，形成徐则臣小说的新语境。

这也是“女性”被纳入各类复杂讨论而成“系列”论题的文化背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批评理论更加注重于社会和文化实际，将社会文本等拓展为批评对象进行分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所以批评理论面对这种形势更多地采取了批判姿态，对文本的分析也集中于包括性别议题在内的诸多非美学因素。徐则臣塑造的西夏、居延、青城三位女性，在各自的故事中即存在一个或隐或显的压抑的旧秩序，暗示一度强加于女性身上的“他者”，她们或者背井离乡寻找全新自我与生活日常，或者挣脱某种限制，以对自我的深层理解安慰自身，实现某种超越和坦然的自我意识。

显然，蜕变的痛苦催生女性的成长典型，徐则臣专注于塑造心理性人物，以心理势能表达如他所言的人生阶段性、乃至暗合于潜意识的女性理解，但他无意谋求某种批评理论或话语的权威。惟其如此，我们在小说中才更多读到的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母性形象与文化抒情，前者为原型表达，后者借用符号的表意功能。西夏、居延、青城给读者的记忆点之一就是她们都是能料理家务的能干女性，为王一丁、唐妥、老铁等男性提供温馨、妥帖的日常。母性就像乌托邦一般，提供安息和平稳的知觉，一方面提示读者三位女性均非反叛的形象，另一方面则再次指向女性形象书写的趋势及其判断，女性形象的文化思想意蕴始终关系着父性、男性形象的价值世界。另一个记忆点则在作家的学养层面，尤其是勾连文化、历史、社会背景的符号隐喻，如梦中之鹰，无论振翅还是咳嗽，如赵字临摹，无论是否言明真伪，人始终在如河流般交织的世界中生活，无论理想与否，总能发现一种精神皈依——这是徐则臣致力于小说文本和人物形象上文化附着的一番用意。再有，十五年的跨度自有作家语言的变化，除却沉稳雅致、准确练达的推敲锻炼，令人开怀的还有《青城》里人物对话时使用的四川方言，其情其景皆恰到好处。特别喜欢的一句在《居延》：

“孤身一人站在了风口上，大风从四面八方来，她挺住了。挺住的感觉很好。”

——算作对“女性”和“系列”的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