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
九六年冬至，叔叔从农场回沪。父亲早备酒菜，大部分买自熟食店，又炒一盘响油鳝丝。老房子不避寒，等待更教人发冷。瑟瑟之际，天黑下来，突然一记敲门声震亮房间。来客蓄一字胡须，眉眼偏浓。蜡黄的头颅后，短硬的发丛根根立起。父亲接过两桶自酿白酒，摆在缝纫机踏板上。又回头看叔叔，他正小心地脱迷彩解放鞋。动手时，玄色棉服微微发抖，几粒没化的雪子滚到地上。
房间总共十平米出头，带半个阁楼。抗战初期，祖辈逃难至此落脚，无意间开辟新的苦难生活。父亲兄弟共三人，分别取名立、行、超，暗含渐进寓意。到某一年，叔叔私自改了名，叫李青。此番回上海探亲，打算顺道去一趟宁波，祭扫祖坟。宁波尚有各路亲戚，父亲久未回去联络，一念愧疚之下，决意带我随叔叔一同前往。
我躺在沙发上，紧盯叔叔一路入桌坐下。父亲小声示意我，快叫人。我说，叔叔。叔叔将脸转向我，露出一种古怪的笑。他的嘴像一条被拉开的拉链，竭力向上延伸。我不禁一愣。叔叔问，几岁了？父亲说，开春就满五岁了。叔叔问，叫什么名字？父亲说，李道顺，当时想破脑袋，后来还是选了个最简单的。叔叔说，好。父亲望我一眼，语调忽转热切。你叔叔得高人指点，学过一些方术，快让他看看你以后会怎样。叔叔笑说，农耕时占卜节气的东西，不值一提。这时，我才察觉叔叔的眼神瘆人。它没有焦点，网似的向四面撒去，我只觉面孔黏稠。
第二天傍晚，我们三人赶往十六铺码头。当时沪甬跨海铁路还没修成，两边往来多靠轮渡。人们惯于买夜票，悠悠睡一晚，次日便滑入一片新的江域。我们买的是四等舱，价格实惠，客舱两边都有门通向船舷。行李摆放在侧，多少侵占些他人的位置，但落下便算安全。
我们闲来无事，回到甲板上。火柴轻轻一蹭，他们手中的香烟复活似的呼吸起来。天顶处，夜已开始塌散。灯光在万国建筑间烧开，橙色波频跳得愈发密集。黄浦江对岸，东方明珠新造不久，孤绝地直指暗云深处。父亲浸在上海的宏阔之中，念道自己住的弄堂何其狭促。叔叔忽然开口说，大哥放心，你很快能享受单位分房福利，大概是三年后的初秋。父亲一惊，这你能知道？叔叔说，在黄浦卢湾交界的地方，小高层，有独立卫生间。父亲开玩笑说，那时道顺已经念书了，你能看出他成绩好坏吗？叔叔不说话。十二月已揭去大半，天冷得剜人筋骨。叔叔叹气时，一层白雾在他面前缭绕不止。我望得出神，徐徐感到船底浪纹幻涌，我们仿佛站在一座晃动的岛屿上。一两分钟后，海关大楼顶部的大钟响起《东方红》。
就在这时，船上忽然来了两个中年男人。一高一矮，面貌有些相像，额头与眼尾尽是皱纹，似农民。两人都穿黑衣服，衣料单薄，当此时令让人看得发凉。他们一上船，风势里便带一股介于香火与硫磺之间的气味，不知发自他们身体，还是发自他们背后的竹筐。两人各背一只竹筐，筐体巨大，俨然能装下一个蜷曲的人。行舟自有怪客，旁人心中疑虑，却也不好过问。唯独叔叔脸色一变，当即上前拦住那两人。
叔叔说，两位同志，回去吧，这趟船你们不该上。矮个子笑起来，开口一派北方口音，但说不清具体方言。矮个子客气地说，我们连夜排队买了票，哪有不让上船的道理。叔叔问，是吗，你们去哪里？矮个子答，跟船走便是。叔叔说，你们上错船，到不了要去的地方。两个黑衣人对望一眼，矮个子一拱手说，我们兄弟俩初次南下，不懂道上的规矩，您是哪位朋友？
甲板上渐攒起一批看客，也有一些人装作小声聊天，实际上都往叔叔与两个怪客这边偷觑。客船十五分钟内起航，水手已跳到拴船桩边，娴熟地松开缆绳。双方僵持不下，矮个子不顾叔叔阻挠，背紧竹筐欲往里闯。叔叔双手张成弧形，向外一驱赶，两个黑衣人随之后退一步。叔叔说，快走。围观的人群里传出各种评议，多是指责叔叔霸道，却没人敢上前。见两人踌躇，叔叔笑道，也好，我跟你们说个明白。他快步走到矮个子身边，抓起他的手——那只手和他身体截然相反，灰指甲嵌贴在无肉的手骨上，像一张深秋断了茎的枫叶。叔叔快速在他手心写了一个字，稍作停顿，再度下笔，如此往来共三次。高个子在一旁看得真切，不等叔叔写完，两人均已面无人色。转身下船时，几乎落荒而逃。高个子走得踉跄，竹筐里掉出一些中指大小的木盒。我赶紧跑过去，数来木盒共七个，便拾起一个查看。盒子雕得精致，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聚在盖子底部，往上是两个带翅膀的人，似接引使者。父亲向我手中扫罢一眼，慌忙将它们从我手中打落。父亲说，这是棺材，真晦气。
船不久开动，我们便回到舱中。父亲是造船厂的工人，见过许多新船下水，对航道也稔熟，说好等一个小时后去吴淞口看入海。同舱乘客颇多，有几个见识了叔叔甲板上的表现，知其有几分异术，不禁与他热情攀谈起来。一时间，起航声、饭菜香、嘈嘈切切的话音在船舱里回荡。因有人问起黑衣人的后事，叔叔说，他们上隔壁的船了，作孽。父亲早早爬向上铺床位，只听他们讲话，一声不发。待船驶入东海，也没有要出去看的意思。
到半夜，父亲以为我已入睡，小声地叫醒叔叔。叔叔改名多年，父亲仍称他的旧名。父亲说，阿超，你老实告诉我，道顺的命到底怎么样？叔叔应了一声，只是不回答。父亲说，没关系的，除了生死，别的都是小事。叔叔依旧不说，沉默映衬出某种剧烈的事物，又终将其淹没。父亲忽然一哽咽，对叔叔说，阿超，我当年没让你回来落户，你是不是还在记恨我？叔叔忙止住父亲的话，大哥，你不要瞎想，是我自己不想回来的。
第二天上午，客轮抵达三江口码头。我们随人群走出闸门，走进红漆的公用电话亭，给宁波亲戚报了平安。闲聊几轮，父亲总提不起精神。由于时间不早，我们打算先吃早午餐，再去亲戚家安顿。叔叔挂念宁波的咸齑年糕汤，就近找了一家当地风味的早餐店。
我们靠柜台而坐，老板一边整理账目，一边看对面那台黑白电视机。他调了几个频道，都不满意，又按回最初的电视台。我正盯着电视机发愣，父亲突然问我们，昨天夜里，隔壁那条船是不是去江西的？我想起在码头曾听到旁人闲谈，忙叫起来，是，他们去南昌。父亲表情僵硬，仿佛他是一盏被吹灭的走马灯，如今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灰青烟气久久罩在他四周。他缓缓说起昨晚的事。他几乎一夜无眠，凌晨迷糊之际，做了一场噩梦。梦里，他看见一艘由上海驶往江西某处的客轮突发火灾。四周是颤动的深海，浪尖铺洒一种蓝色晶状体，幽幽闪烁——而大火很快让它们黯然失色。父亲说，他有个模糊的印象，当时乘客几近丧命，但有七名幸存了下来。不知为何，父亲一说，我似乎也有类似的知觉，确实是七个人。那种近乎真实之物，在一片混沌之中悄然耸立，当你试图凝视时却隐迹消失。
我们吃完出店时，已过十点半。那日宁波的天气很好，太阳渐升，日照慢慢扩散开，将干冷的街道熏出一些小晴。我随手摘了一支蒲公英，跟他们去公交站等车。父亲不时望着我出神，似欲言，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有一些叹息落在我身上。到车站座椅边，他瘫散下去。
我只能和叔叔说话，听他讲农村的生活。河塘、稻畦，秋天的果树擎一身金色的雨。叔叔说，等时节适宜一些，让父亲带我去玩。我冲他点头，一低头蓦地发现，手中的蒲公英徒留一根空荡荡的秆——那些毛茸茸的花絮，早在我不注意时全然飘逝，不知所踪。
（发表于《上海文学》2022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