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丽江古城一家略显冷清——其实就是寒碜——的客栈，我见到了郭老师。客栈藏在窄巷深处，三层阁楼的楼顶上有着简陋却宽敞的露台，攀爬其上，可以远眺苍山与雪峰。郭老师说客栈的男主人来自玉门油田，算是与她有着乡谊。

“他给我打了八折。”她说。

我说旅游淡季，估计所有买卖都会打八折吧。

“不要总是怀疑别人的善意，你这样的心态要不得。”

“好吧，可你还是欠费了，人家给我打了电话。”

“这是另外一回事，和八折没关系，就算五折，也不能欠着。”

我说没错，是这个理儿。

郭老师躺在露台上的摇椅里，双手捧一只巨型的保温杯。她不断地拧开杯盖，嘬一小口，水很烫，她嘬得非常谨慎。我努力不去盯着她看，否则不免要焦躁。拧开杯盖，拧住杯盖，其间夹着一个顶多沾湿嘴皮的嘬饮，如是反复，让嘬水显得格外小题大做，也让拧动杯盖显得格外徒劳无功——如同人与世界的关系，彼此映照，都显得过分夸张。

凡事不可落差过大，否则只会让一切没了真实感。

郭老师则怡然自得，偶尔将嘬进嘴里的茶叶吐回杯中。

“无论如何，人家让我省了不少，”她说，“这些天下来，是一笔不小的钱。”

我不想与她争辩，说她省下的这笔钱，不够我飞一趟丽江的单程机票。她现在看上去难得的满足与松弛。

昨天黄昏却是另一番情形。我出现在客栈门口时，她是飞奔着从三楼冲下来的。她在凭栏眺望，等待着我的到来。就在我们拥抱前的一瞬，她克制住了自己，只是好像有些不情愿似地跟我浅拥了一下。她说：“你给我带新手机了吗？”

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办完离婚手续的那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让我给她网购“钟薛高”。彼时我站在民政局的办事大厅外，正想着是否要与前夫南辕北辙地走一个反方向——这会让我多绕半个城的路。郭老师的电话打进来，用那种唯吾独尊的气派说：“罗音，你知道有款很红的雪糕吗？”

她从自己的朋友圈获得了新知，不甘落在人后。当然，后来她也找补了，说：“天那么热，我觉得一款当红的雪糕才是对你最好的安慰。”

我很快搞清楚了状况。其实店主在电话里基本上已经跟我把事情说明白了。这是位中年汉子，长发在脑后扎住，胸阔肩宽，像是下一秒就将撑破紧绷绷的衬衫，嗯，有文艺范儿，更有股玉门油田人的气势。站在客栈的回廊下，他又将电话里说过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大意是：你母亲的手机丢了，如今举步维艰。

我问他古城买不到手机吗？

“当然可以。”他瓮声瓮气地说。

“其实你可以先帮她买一部的，是吧？那样，她就能用手机转账给你了。”同样的话，在电话里我已经跟他沟通过，而且还提议由我先给他转一笔钱来应急。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

“那为什么不呢？”

“我拗不过郭老师。”他的表情很无辜。一条雄壮的汉子，配上这种表情，令人颇有好感。

我去直面郭老师。她上了露台，很明智地给我留下了一个求证的步骤。

“跑这么一趟，你是不是很不情愿？”郭老师说，“他告诉你我有多倒霉了吗？”

“丢手机挺正常的，”我说，“就像我小时候周围人总是丢自行车一样，越是必需品，越容易丢吧。”

“你是在贬低我的困境吗？”郭老师面无表情地说。

我的情绪不好。我奔波得很辛苦，从西安飞来丽江，不能算是一件轻松的事；还有，候机时接到的一个消息也令人不快——一位卧底的同事告诉我，我在公司一个重要的考核中落败了，上级部门的理由是：同样的荣誉我已经得过三次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和郭老师丢了手机相比，哪一个更糟糕些，但我知道，郭老师将如何表态。她会说出格言一般的警句，譬如：胜利从来不会给胜利加分。不是吗？听起来有些道理，如同“失败是成功之母”那般颠扑不破，而且，也符合一个母亲良善的教导。但我还是愿意她替我骂街，替我鸣不平。

眼下的状况并不让我意外。我知道自己的亲妈是怎么回事，同时我也惊讶于自己如今的随遇而安——这的确是一种能力，说是一种品格，或许也不为过。这么想想，考核的不公也算不了什么了。三十多年来，在郭老师持续的教育下，我还是有长进的。

我也用一种说出格言警句的腔调回答她：“当然不，对于微弱的个体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困境是可以被贬低的。”

以格言的句式说话，证明郭老师已经平复了她的慌张，或者说，她再度寻回了对我的心理优势，尽管这次是我来驰援她。

郭老师问我看出来没有，那条玉门汉子对我的到来颇为开心，这个男人很乐于接待我这样的客人。“他知道你独身。”她不动声色地说道。她说自己待在这里快半个月了，不免要跟人聊聊自己的女儿，她并不觉得这么做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现在离了婚的女人可没啥丢人的。”她补充道。

我也不觉得有啥丢人的，可我还是有些不满。

“他也离了婚，好吧，我可能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嘴说了句你的状况。他是从玉门油田来的，多多少少吧，我会觉得有些亲切。”郭老师说。

同样，也是多多少少，一直以来，我都对郭老师的“玉门油田情结”抱着些许的同情。戈壁腹地，祁连山下，那是郭老师一生的起点——一想到这些，我对她就会生出没来由的体谅之心。我遥想她的少女时代，于浩瀚的旷野憧憬未来，眺望雪山时，迎着大风时，必定常常眼涌泪水。郭老师对我并不经常提及她的那些经历，更多的，是出于我的想象。我陪她回去过两次，有一次她带我去戈壁滩上看夜晚的繁星，明确地给我指出了北斗七星的位置。苍穹之下，七星灿然，近得让人陡生顺手摘下两颗的妄念。

郭老师从近在咫尺的繁星下出发，考学，结婚，中年离异，像所有的人一样痛苦大于欢乐，如今躺在云贵高原的露台上嘬饮保温杯中的浓茶，这让我无法对她抱怨什么。微风中，她拂动的白发都像是生命可以任性的特权，尽管，她在满头乌发的时候似乎就享有着这份特权。从侧面看去，她的脸颊依然紧致，皮肤并无明显的松弛，可能是嘴里嘬进了枸杞，她在慢慢地咀嚼，肌肉呈现出的轮廓还显得有些坚毅。

“你不会不高兴吧？”郭老师侧脸看着我，“我觉得小顾还不错，认识一下也没什么不好。丽江这么美，以后你来玩儿也能给你打个八折。泸沽湖我还没去，听说也很不错，你要和我一起去住几天吗？”

“在泸沽湖也给我介绍一个日后能打八折的吗？”我问她，并无怒气。

“怎么会，你想多了，嗯，不要认为到哪儿人家都会对你打八折，我们没那么幸运。”

“倒也是啊。”

“可不是吗？”

“泸沽湖我是没法陪你去了，你自己带好手机，我还给你买了根挂绳，你就把手机挂在脖子上吧。”我说。

一直以来，对于郭老师我还是很服气的。她从来都不高估自己，只把任性而为的特权行使在我们母女之间。我对自己的儿子提及姥姥时，不免总是强调郭老师的特立与独行，乃至自知与勇敢。她在中学教语文，却对天文很感兴趣，毕生仰望星空，积累下不少的人生心得；很早的时候，除了我，她就举目无亲了；如果有足够的钱，退休后，她一定会只身去周游世界；她既不愿意高估世界的善意，也不愿意高估自己耐受恶意的能力。这些美德，都足以拿来教诲家族的后辈。

出门前，儿子要被我送到前夫那儿去，在车上我就是准备这样教导他的。前夫已经再婚，儿子要去生活几天的那个家庭，自然如同一个微型的世界了，他需要学会与之相处的方式，那么——别高估世界，也别高估自己。

“你能和安贝相处好吗？”我问儿子，同时想象了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可能酿成的灾难。

安贝是前夫再婚后生下的女孩，七岁，对她的脾气、性格我没有把握判断，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客观。这个女孩我见过不少次了，如果一会儿见到她，我可能会故意逗逗她，问问她寒假有没有什么伟大的计划，是不是又要新学一门乐器？她呢，会摊开手，以一种成人才有的笃定反问我：“你呢？”——这就是我对这个小女孩的认知。

“我知道你在担心这个。”儿子说。

“没错，我是挺担心的，毕竟你们没在一起住过。”

“不会有事的，”儿子竟也是一副成人才有的笃定口气，“估计她妈妈现在也会问她同样的问题。”

“会吗？”

“当然会，你不问我，她妈妈也会问她。她比我小五岁呢。”

“这跟年龄没什么关系吧？”

儿子说我的这种担忧应当是针对小孩子的，言下之意是，年纪更小的那个，在睦邻友好中才承担着更多的风险。那么好吧，我只能提醒他，年纪大的一方，将承担更重大的谦让义务。这种对话并不那么轻松，仿佛已经预设了一场博弈与妥协的征战。

儿子却一脸的若无其事，他对我说：“没事的，该担心的是安贝的妈妈。”

这句话让我有些发愣，或许是我想多了，觉得儿子对于如今这两个家庭的局面富有独到的洞见——那个最微妙的角色，没准真是要让安贝的妈妈来扮演。同父异母，两个小孩相处得还不错，经常会在周末见一面，对于三位家长的处境，也许他们早有过推心置腹的讨论：谁更为难一些，谁更超然一些。想当然的，我自然会以为那个最超然的人应当非我莫属，而前夫，活该多作难一些吧，但现在儿子提醒我也许还有另外的剧本。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2-1《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