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梁晓声工作的屋子像样板房。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是一套木桌椅，那是他工作的地方，对面靠墙放了2张矮沙发。“没有再多东西的必要性，因为总有人要来，才有两个沙发。”梁晓声说。

他仍然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只不过从钢笔换成了铅笔。铅笔是自己削的，用一把半只手掌宽的蓝色美工刀，削好的一二十支插在笔筒里。73岁的梁晓声保持着写作习惯，身体好的话每天能写到2000字，写在A4纸上是10页左右。“必须坐定，你要懒下去，139页就是139页，它不会变成149页，对吧？”说着话，他看着眼前的稿纸。

坐在木桌前写作，抬头是一幅托尔斯泰的油画。看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写小说，是一种什么感觉？梁晓声说：“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看到油画会经常想到他们（表哥）。”油画是梁晓声表哥画的，表哥已经去世了，去世前托人把画送来。说完，梁晓声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也很尊敬托尔斯泰。”

像过去很多日子一样，梁晓声坐在桌前。面对摄像机，他坐在笔直的椅子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射入。采访间隙，梁晓声点了一支烟，白色的烟雾从指尖绕行，他也陷入了某种回忆。等烟燃尽，他把烟头摁进烟灰缸，一个常见的、颇大的玻璃烟灰缸。直通阳台的门窗已经打开，就像往常一样。

写出人和人的关系

今年年初，由梁晓声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不少网友沉浸在这部年代剧中，“好想去郑娟家蹭饭”“我竟然磕到了雷佳音殷桃的CP”等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这部剧确实扛起了“开年大剧”的旗帜。据发布数据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单集最高收视率达1.73%，最高收视份额达7.4%。截至2月11日，索福瑞CSM全国网平均收视率1.4%，平均收视份额5.88%，《人世间》创下CCTV-1近三年来电视剧平均收视率和收视份额新高。然而，热闹在梁晓声的生活之外。外门大开，他拒绝了关门的提议，“家里没什么可偷的”。

去年，梁晓声处在一种持续性的丧失中。从2021年开始，小弟弟、小弟妹去世。同年9月，三弟妹去世。除了写书以外，一旦有空出来的时间，梁晓声会不自觉地想家中事。失去至亲以后，侄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三弟家会有什么困难，他要做哪些准备？梁晓声惯于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就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事实上，梁晓声在家行二，往下数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新出版的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梁晓声写到了童年经历。一家人住在阴暗的、地窖一样的小屋，“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

上小学时，梁晓声的个人卫生不合格。他的双手皴裂，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梁晓声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水缸在四处漏风的屋子里，水都结了冰。上学前，即便用肥皂反复洗过，双手仍洗不净。班主任不懂卫生需要条件，她只会像扒乱草堆一样扒乱这个幼小男孩的头发，然后厉声道：“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再来上学！”

梁晓声没有别的办法。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哥哥早起上学，于是梁晓声要给更小的孩子做饭吃，收拾完屋子，担完水，才能上学。有时，六岁、四岁、二岁的弟弟妹妹哀求着哥哥留下来。于心不忍，梁晓声只能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梁晓声的童年生活打上了贫穷的烙印，他吞下了贫穷带来的苦难。多年以后，他在《我的小学》里写下：“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穷来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

最初，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写贫穷，“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就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写到童年和少年，必然写到贫穷。”在北方的大杂院，相处得好的邻里，温馨得像一家人。更现实的原因是，每一户人家都无法独立生活——随时要借东西，小到借一把剪刀，家里来客人要多借条板凳。这种“借”本身就在维持关系。大人都有不在家的时候，孩子轮流照顾。家里人吵起来，邻居会来劝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倘若无人劝架，大概率是这户人家处理邻里关系太失败。

实际上，梁晓声想写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在普遍贫穷的生活里，写同学关系、邻居关系、师生关系。到2000年以后，梁晓声开始意识到，将自己经历过的贫穷年代呈现出来，有了某种意义。这让后来的年轻人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了解父辈、祖父辈的人生道路。

“但总体而言，越到后面，我越不认为自己经历的贫穷有什么值得说的。这一代人大多数是这样成长的。我写了城市的贫穷，农村的贫穷更咄咄逼人”。接着，梁晓声说：“个人的成长不一定非要由‘贫穷’这位导师来教。80后吃的苦少一些，90后、00后大多数不知道贫穷是什么，以后的孩子远离贫穷，这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乐见的。”关于童年的苦难，他不愿意再叙述：“当然还有细节可以讲，但我觉得就别讲了。”贫穷和很多困顿一样，都是人生的一段经历。

平时，梁晓声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是中午、晚上看，现在吃早饭也会看一阵。他是音乐节目“越战越勇”的老观众，这套节目在央视播出，杨帆是主持人。最初，看节目是为了听歌，他对讲述环节有抵触，“我要听歌，但你们讲那么半天”。后来，梁晓声发现了讲述的魅力：“通过年轻人的讲述，你会发现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人生的蹉跎、坎坷、艰难，完全不亚于我们那一代人，而且他们依然很向上，有追求。”

像“老木匠”一样写作

梁晓声有过一次“换笔”机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面上刚有家用电脑，几位作家朋友都买了，王蒙在这时学会了用电脑。朋友们都劝梁晓声，快用电脑哇。于是，中年梁晓声攒了一笔钱，确凿地买了一台电脑回家。

电脑放在家，他总想学，却一直没进展。到了2000年，电脑更新了几代，家里的电脑无法正常运转，配件都很难买到，于是电脑被处理掉。年纪越来越大，眼睛也花了，即便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大，眼看格子纸用不了了，梁晓声就在白纸上写。

写之前，梁晓声要戴上海绵颈圈，要是腰疼起来，还要用上护腰带。长年的伏案书写，让他必须保持从腰到颈椎的挺直姿势。几次，他“全副武装”开门，着实把客人吓了一跳。这身行头不像在家，倒像是工厂技工临时上车床。为了写作，他还搭了一个简易的“画架”，两块镇尺上架了一部《西方思想文库》——因为够厚，再垫一部硬壳的大开本。如果要调高一些，就把其中一块镇尺立起来。

到了这个年纪，梁晓声不再介怀不能用电脑写书这件事。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安排刚刚好。写得快或慢，不再是一件头等事，他也不打算每天在桌前从早坐到晚。速度、时长，这些因素不再影响他。“只不过像一个老木匠打扫木工车间收尾的那点活似的，就不必非得把木匠工具磨得多么快。因为剩下的一点活，做完之后关门上锁，就和这个行业说再见了。”梁晓声说。

“成为小说家之后，有了一种和文学之间的契约，要通过写创作小说这件事，写出更多他者的命运。”梁晓声讲到自己的创作：“我的主要创作，实际上是把我所知道的人世间的这一部分他者的命运，告诉另一部分人——就是我的读者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晓声成为“知青文学”的代名词。他经历过“知青岁月”，1968~1975年，青年梁晓声踏上了北大荒的广袤土地，进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后来，他写下了《雪城》《年轮》《知青》《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知青小说”。

梁晓声很少把自己揉进作品，唯一坚持的一件事是把自己对于做人的理念写进去。在他的作品里，主人公大多是青年，比如《知青》里的赵天亮，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的主角是80后，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的新作《执否》（暂定名）写的也是80后。这些主角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正直、正派、无畏，主动承担责任，自觉出面解决群体里的摩擦。

“如果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单位里，单位里的人都特别自我，除了自己谁也不关心，生存法则是‘别碰我的奶酪’，或者别人明明没碰，他也以为碰了。人人都是这样，居然没有一两个人不是这样，我只能说这样的环境太可怕了，也值得同情。”梁晓声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自我的人：儿时照顾弟弟妹妹，青年下乡当知青班长，后来当小学教师。

“不是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它变成你的一种责任。”粮食歉收，连里发下来的馒头吃不饱，一个班10名战士，发了12个馒头，剩下2个馒头怎么分，怎么分公平？知青之间闹矛盾，要做出裁决，道理在哪边？这时，班长梁晓声要做出抉择。

生活中，梁晓声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类似境遇，不得不扮演“承担者”的角色。“如果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挺好。我喜欢青年形象，我笔下写到的青年人物，他们几乎都有我希望自己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品质。”梁晓声写小说时，首先拷问自己。“当你笔下的人物做出了一个正确同时值得尊敬的决定，你首先要问问自己，你信这个吗？你信吗？如果是你，你愿意这样吗？你如果觉得这都胡扯，你根本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