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五点希望。应该说，这五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者的一以贯之的热切希望，同时也凸显了新时代的特殊要求。其中，第四点强调：“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可信、可爱、可敬：新时代的中国必须拥有新的审美形象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源远流长的文明，而且，相比于其他同样古老的文明，至今未发生断裂。我们自古以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无不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芒。如果说文艺的基本特征就是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生活，那么靠着丰富的古今文艺珍品便足以让世界从一个侧面感受到历史悠久的中国。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已经来临，中国的形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不能只靠古代作品来展现中国形象了。

循着不断发展的路径，人类在地球上构造出了文明的世界。但是，受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交通能力的局限，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不同地区的人类是互相隔绝的，各自构建着自己的文明体，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状态如何，只能想象着。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亦是如此，尽管从汉代起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但对普通大众而言，其实影响甚微。因此，中国人关于外域人与世界的想象，充满相对奇奇怪怪的形象。清代小说《镜花缘》描写了海外的无肠国、犬封国、聂耳国、玄股国等国家，或是人们形体奇异，或是生活方式奇异，算是艺术的奇幻化手法，其实此时中国对外域的想象已经没有这么奇幻了。但是这种奇幻想象在更古老的典籍中，如《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则是信以为真的。这些足以证明古代文明之间隔绝之深。

反过来说，外域人对中国的了解亦是如此。从18世纪起，中国古代创造的文艺作品，才逐渐更多地为欧洲人所关注。歌德曾经提到一部明代人情小说《风月好逑传》，对其中的礼教传统大为赞赏。而元杂剧《赵氏孤儿》却经伏尔泰之手，成为了展现中国精神风貌的重要文本，捏造出成吉思汗也为之折服的情节。不久前，总部设在美国的乌克兰在线教育平台Preply利用多种数据描绘出世界各个国家外译较多的文学图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是鲁迅的《阿Q正传》。从文学成就来说，这并不奇怪。但是，对中国形象来说，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阿Q所代表的中国形象毕竟是中国落后的文化表现。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当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而实现现代化崛起时，中国却由于囿于旧例、因循守旧、保守僵化而落后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了国门，西方人进来了。他们在自己的目击中构建了中国形象，如美国《纽约时报》在19世纪70年代发表的文章，描画出中国人是如何地外在于世界潮流，盲目地为捍卫孔教而歇斯底里。

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觉醒。新文化运动激活了中国文化的内在自省、勇于创新的机制，中国一方面自我革命，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另一方面睁开眼睛看世界，吸取与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思想观念。就在此时，伴随着外域先进思想的涌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一学就灵。历经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率领全体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奇迹。中国崛起，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洗近代史之耻辱。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如此描述：随着一声巨响，两千面大鼓打破寂静，持续演奏了10分钟，仿佛在说：“我们来了！我们已成事实，不再被漠视，不再被嘲弄，我们准备向世界奉献文明！”中国积贫积弱的时期，即所谓“漫长的19世纪”正式宣告结束。在那一刻，北京再次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聚焦的中心，中华文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的，中国来了。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放眼百年，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许多的文艺家已经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让世界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阿Q本人固然是一个落后的中国人形象，但鲁迅深刻揭示其存在，更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但是，应该承认，中国崛起的故事来得太快，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还有所滞后，真正自觉展现中国崛起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的作品还非常不够，具有足够高度的史诗作品更不够。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充分自觉意识到时代巨变，把中国故事讲好，把新的真实的中国精神展现出来，这就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欲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这就是说，在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时，要反映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这是具有高度审美旨趣的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用自己的作品去展现中国形象，不能只把眼光盯着中国自身就可以了，而是要投向世界、投向人类，要用世界眼光来构建中国形象。这里涉及的就是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诚如鲁迅所言，愈是有地方色彩的，愈容易成为世界的。民族国家是世界之一部分，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综合规模占世界很大的比重，离开中国去谈世界必定缺口太大。中国创造的民族性文艺，也必然成为世界文艺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乃至中国的风土人情转化为文学艺术作品，便为世界文学增添了无尽瑰宝。中国正在不断走向世界，我们的现代愿景是：与世界友好相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中国想通过自己的文艺向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意图呢？中国何以证明自己是可信、可爱、可敬的呢？那就是契合于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即真善美。如此，中国的文艺家便面临将中国的价值观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接的问题，中国文艺家不能只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并将这种观念体现于作品之中，还要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审美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自己的文学自述中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自述都已经触及到了外域文学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达。这些作品既是自己本民族的，但同时又是世界的、全人类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别的民族的读者感受到一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

全球化时代从观念和技术上给我们提供了走向世界的机会，各国人民互相交流，彼此接近，直接进行价值观的融合。但是，各国人民直接交流，特别是实质性的互相融合毕竟是有限的，而世界文艺宝库的存在便可以在精神上弥补之。就是说，中国的文艺家要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审美表达，然后创造性地融合在自己的创造中。

事实上，近代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中国人民在阅读外域文艺作品时接受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方面，意识到本民族价值观的不足方面，同时将两者的优长进行融合，提升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时代性。中国的文艺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因而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中国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互融合，使得中国的作品更有现代意义，更能为世界文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添加中华特色。而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外域文艺和社会思潮一概进行抵制，则违背了世界文明潮流，自然遭遇淘汰。

鲁迅说得好，“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今天的中国，“魄力究竟雄大”已经远超于汉唐，远离了“衰弊陵夷之际”，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这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必然选择，不应该有任何犹豫。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