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车马炮——读石钟山《芳华颂》
董红梅在《芳华颂》的故事里走了一盘惊心动魄的大棋。命运让她从贫穷偏远乃至于永无出头之日的苦乡中布局出了一步绝杀。她那样一个对不可捉摸的未来胆胆怯怯、诚惶诚恐、谨小慎微的女孩，终究从丑小鸭出落成了一只白天鹅，而后又回游到了生活的海洋里继续随波逐流。
执迷于棋局的人都知道，棋局的胜负有时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有时取决于“运气”，而运气的“神奇之手”有时就是左右棋局的要素。董红梅生命的起点低下，出生于东北穷山恶水的乡野。父亲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是个炊事兵。仗打完后，以伤残之躯回乡务农，不久离世。而母亲在董红梅三岁之时却不知所踪，只有十二岁的姐姐拉扯着她成长。两姐妹经受着苦难与挣扎，盼望着否极泰来的那一天。可是，已经断了根、失了线的风筝哪可能有幸福的未来？
就在董红梅对未来不知所措、无可奈何、踌躇忧伤之时，父亲的战友，同样回乡务农却身体强壮的胡叔要尽全力把董红梅送到部队去参军，想以此改变她们姐妹的未来和生活状况。胡叔找到了在朝鲜战场上曾经的段排长，现在已经是师长的段玉龙，走后门让董红梅当上了兵。
穿上军装的董红梅并没有鲤鱼跳龙门，从此大富大贵，她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她仅仅是隔着许多层由胡叔搭上了段师长这个关系才得以进入部队的。别的女兵都有安排，只有她没有。别的女兵都知道自己的未来就是进机关提干，然后去城里工作，而她呢？恰恰是那位总不露面的段师长，让所有的人有了误解，认为她也是位“高干子女”。无论是自我介绍还是试图辩解都显得更为神秘。此时，董红梅只好“半推半就”地享受了“高干子女”的待遇，以至于她的命运与这个被人“误解”的身份纠缠在一起。命运因为“高干子女身份”而顺风顺水。
“误解”是石钟山在小说里设置的一个大扣，也是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结构。“误解”在一开始就是不可靠的：一个新兵的自我介绍是必要的；一个新兵忠实地向组织坦白身世更是必须的。在漫长的当兵历史中，她几乎不可能没有机会辩解说明。小说叙事中说董红梅是“高干子女”仅仅是他人的传言与猜测。谁都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尤其注重出身来历的国家里，说清楚父母家乡是必须的。就是你自己说不清，组织也会调查清的。更重要的是，部队怎么可能相信那些无根无据的谣传，而不相信白纸黑字的档案材料呢？
因此，石钟山在叙事架构上，有意设置了这条若隐若现的结构线，小说从整体上就造成了一个“系扣”——“解扣”的封闭话语圈套。
本质上，董红梅成长的每个时期都是一步棋，这其中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不是吗？如果她特别强硬地非要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天下，她不是没有机会。正如她最终向马平阳和江雪袒露心声一样。但是如果她真的过早地那样做了，她到手的所有“好运”就不在了。什么嘉奖、提干、进京，在他人眼中的显要形象全没了。她会被世俗的海洋淹没、呛死。她怎么可能有出头之日？因此，对董红梅的“误解”和她本人的“半推半就”其实也是一步棋，这是命运的棋局，也是董红梅下意识走出的一步好招。
这无需做出对错、好坏的道德评判，这仅仅是在生命的夹缝中求生的普通人的本能反应。
小说突出了石钟山一贯擅长的情感路线，特别是对亲情的描写与铺排是整部小说的焦点。可以说，董红梅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想家、找家、回家的归来史，所有的爱情、友情，最终都归于亲情。
董红梅的恋爱、亲情是整个小说最为鲜明的叙事路线。从情感发展的角度看，董红梅的经历就是一个寻找亲情的过程。她的自卑源于她缺失的父爱母爱，以及缺少家庭温暖。从某些方面看，她对马平阳、李来权的好感，乃至爱情之初都来自她对家庭生活的渴望，对亲情缺失的修补，似乎还谈不上真的“情爱”。她爱姐姐的本质也是爱家，她渴望一个有父有母、有姐妹的家，但恰恰是没有的。她接下来认段玉龙为“干爹”、段师长之妻为“干妈”，本质上也是在找一个家，找家的温度和关爱。如果说她第一次去马平阳家，又从马平阳家里断然逃离，是因为马平阳家的环境和自己缺失的那个家庭的反差过大造成的话，她与马平阳的爱情就是源自马平阳对自己兄妹般的关心，兄妹亲情大于男女爱情，这在小说中已经鲜明地触及到了。从这个角度解读，说《芳华颂》是一部寻找亲情之旅的作品也是合适的。甚至，董红梅与江雪的关系也掺杂着姐妹之情之爱在内。江雪本来就知道董红梅的身世，却佯装不知，依然在暗中不断地帮助她，这使她有了某种安全感，她命运的彻底改变也源自江雪的友情。她热爱养猪，视养猪为自己的“专业”，其本质也有对家的渴望与对农村生活的留恋。这是她与家连接的纽带。
《芳华颂》的叙事策略走了一条情感人物关系的三角几何学。这里的情感三角指的是这样几组关系：董红梅与马平阳、李来权两难的爱情权衡；董红梅在马平阳、谢秘书之间的犹豫与选择；董红梅和段师长、胡叔叔的背景关系；暗线中还埋藏着董红梅与姐姐、已逝父母的亲情关系；调到北京后，董红梅与江雪、谢秘书的职业关系，等等。
我们还能找出一些具有“三角关系”的踪迹来。董红梅最初的恋爱是在马平阳和李来权之间进行选择与思考。这两个人物的反差明显，从出身看，她更倾向于李来权，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特别是从李来权的身上感受到了模糊的父亲的影子——那个她二岁时的记忆。而马平阳是个“高干子弟”，是马司令的儿子，有修养，有个性，努力向上，敢想敢干，有男人的风度，深深地吸引着她。与马平阳在一起是她的渴望，但是，自卑却让她退缩。她感受到了他们属于不同阶层，他们需要克服巨大的现实障碍。当她来到北京后，谢秘书的出现，马平阳的重现让她犹豫徘徊，这时她悟出了真正的选择之道，谢秘书不过是人生的过客而已。谢秘书无论是从前途还是从才干上看，都远在马平阳之上。恰恰因为谢秘书的出身和未来太光亮，下意识中吓着了自卑的董红梅，因而，她选择了在军校当老师的马平阳。这个结局看似偶然却也是命运之神的必然安排。可以说，董红梅与马平阳的结合是董红梅为自己的未来绘出的一幅神来图景。
在文学叙事中，人物的“三角”结构是最为稳定的一种关系，也是最为可靠的叙事策略。三个人物在叙事结构上也会生发出丰富的线索来，缠绕在三者间的关系既清晰又丰富，既简单又复杂，曲曲折折，枝枝蔓蔓，故事会丰盛而隆重。
出谜的人是不会在谜面透露半点谜底信息的，但是谜面总是引导、暗示着猜谜的人去寻找可觅的方向，让猜谜的人在苦思冥想的痛与乐中恍然明觉，惊喜异常。
石钟山给我们出了一道看似简单却又不太好解的谜题。他从容不迫，挥洒自如，淡然入定。《芳华颂》表现出的大度与从容让我们感到相当吃惊。他在作品中有条不紊地“系扣”，再不紧不慢地“解扣”，从容的叙事姿态显现出大家风度与气质。
董红梅被“误解”为高干子女的身份，从漫不经心的叙事开始，显然这是一个“小情节”。谁都会猜测得出，这个小情节马上就会得到澄清与解决，这也是大多数作家可能的选择。可是，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你越是想“马上就揭底”了，越是没有出现，以至于最终，这个误解居然成了整部小说的大结构，成为董红梅人生命运的起因。小说最终在“下部”谈婚论嫁的情节上才终于说出来。这样的引而不发，如果作家没有成竹在胸的把握，没有大量的写作实践很难做到，更多的写家是急于马上把这个“扣”解开的，但是石钟山却没有。
叙事的从容姿态在《芳华颂》中相当多。小说从开始就不断地讲到董红梅三岁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这也是读者关心的谜。作品并没有很快去解这个谜，甚至有意地不断地提起，又不断地放下，就是没有说出母亲的出走究竟为何，只是等到小说即将结束之时才从容地讲到母亲的所谓“出走”其实是一次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董红梅与马平阳的恋爱结婚也是一个大扣。在部队时，她在马平阳和李来权之间犹豫，小说不断地叙述董红梅一会儿倒向马平阳，一会儿又倒向李来权，但就是不交代她的选择。乃至于情节发展到董红梅调到北京了，作品又开始使用在前面已经使用过的圈套，即让董红梅在谢秘书和马平阳之间徘徊，在他们两人之间寻找平衡对照。到了小说的结局处，叙事者才让董红梅和马平阳两个人走进了婚姻。江雪暗中帮助董红梅，她却以为江雪是因为自己被误认为高干子女才这么做的。其实，江雪早知道她不是高干子女，而是真心想帮她。这个谜底也是到了最后才告知读者的。董红梅与干爹段玉龙的关系更是以一种缓慢的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由感恩，到敬仰，到偶然接近，再到认作干爹，再到干爹与她亲密无间。小说的叙事不紧不慢，稳稳当当。
优秀的作家表现出的叙事姿态正应当是一种从容。鲁迅对文学作品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从容不迫”。鲁迅强调，叙事要留有“余裕”，不能“不留余地”，给人以“压迫和窘促之感”，石钟山的叙事恰如此，大家风范，大方若定。
其实，胜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棋局有其严整性，也有其游戏性。百转千回，跌跌宕宕，曲曲折折，峰回路转。《芳华颂》何尝不是石钟山跟我们玩的一盘叙事棋局呢？
【作者系作家，学者，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