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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22年第2期|王恺:一个记者的“死亡回忆”(节选)
来源:《上海文学》2022年第2期 | 王恺  2022年03月02日08:29

说起来也是中古轶闻,当年做记者的时候,难免要采访杀人放火的恶性事件,可那种真正能上杂志的案件不多——常常在地铁里和同事讨论,这个案件只死了三个,是不是不够级别?这个杀人犯太普通,有没有出奇的成分?有时候在地铁里几人瞎扯,旁边认真听的人一脸好奇加崩溃,这是些什么人?

我们很享受这些,脸上还故作骄矜,有种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快乐。

其实也普通,不过一种工作带来的机会,一种东奔西跑四处打听的职业,菜鸟新记者常被派去采访杀人,是苦差,美其名曰锻炼。

刚做记者不久,我去佛山采访过一桩灭门案。一个来自异乡的女婿,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岳母和妻子,包括妻子的两个妹妹全杀了。联系了一位当地的报社记者,其实他也不知道多少。我们一起去找活着的岳父的弟弟,说是位风水师,开了家香火小店,在佛山的一个道观旁。

这位同行在道观旁的小桥边等我,高大,面相羞涩。一问,才当了一年记者,和我一样稚嫩。

这个道观刚刚修复,但就像一个刚被抛弃的成人玩具,又肮脏,又凄惨,白花花的石头,地面已经被踩得奇脏。据说过年时,当地来的人多,要来踩一踩,才会发财。过年那几天要买生菜,也是要升官发财,古老的谐音系统。这个温厚的同行一直在给我讲本地风俗,我完全没心思听,全部的心思都在能从采访对象那里拿到多少材料。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早已经不当记者了——媒体普遍消亡的年代。

小香火铺就在桥边,堆满了佛像。不过风水师又信仰道教,还兼职算命,佛教器物不过是谋生而已。我勉为其难地央求他帮我算命,也是给他钱的意思,希望采访顺利。房间里除了满地的佛像,还有各种艳丽的唐卡,堆积杂乱到了一定程度,倒是让人联想到南国的寺院,不规则的建筑物,正殿的屋脊上一扭一扭的那些神奇的雕塑,都有小火焰向上蒸腾,热烈而愚蠢,不过是人欲的普遍写照。多年后,认识了来自藏区的唐卡画师,才明白那些拙劣的印刷品都不能算是唐卡。

他的职业本来应该有些邪气,又和可怕的灭门案联系着,本以为能从他这里得到猛料,可是,这人还真不让人这么联想,也没说出些什么来。四十多的中年人,冷淡稀薄,就像放置了两个晚上的冷粥。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职业,比起当地人热烈的生命力有了些淡漠的意思,留着胡子,长而稀疏,面色苍白,大概是终年在黑屋子里坐着的缘故,显然也不是走旺运的,神态之间,特别黯淡,像黑暗中一个无声息的大飞虫。就说他哥哥倒霉,家门不幸,这女婿平时也很正常,看不出不对,唯一的不对,就是他爱赌,岳父家帮他还了几次赌债后,不许他再出去工作。隐约蹦跳着一个故事,可是那时候的我,压根不会提问题。

终于憋出一句话,吞吞吐吐,你会算命,莫非就不会看看你哥哥家的事情?

他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不过瞬间脸更黑了些,涉及到他人的职业公信力,还有家门不幸,我的问题也够狠。不过估计我也不是第一个这么问的,因此他嗫嚅道,很难算吧。

旋即瞎聊,也没讨论出什么东西来,最后劝我回北京去拜道观,说道观与我命相相合。这话还真听了他的,过后几年,经常去西城的白云观,尤其是拜太岁。

他的老婆是个俗丽的当地中年妇女,一直在干各种重活,搬东西,给佛像扫灰。我还好奇他信道教为什么要卖佛教用品,但是后来忍住了,都是生命本身的尴尬。

接着又去了凶案发生地,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小区,案件发生地也就是她们一家人的居所,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半新小区的五楼,我也不敢上去敲门。死了这么多人后,整个小区都死一般沉寂。

周围是些新开的餐馆,即使在广东这种美食之都,这些新餐厅也显得没精打采,都是些最简陋的河粉盖浇饭,生意不好立即换挡,连家具都不换,用的还是前面的简陋版本。有家里面的招牌还是河粉,厨房现场改成了川味小面,完全让人没有进去的欲望。

凶犯和妻子岳父一大家住在一起,也许会闷闷不乐走到附近喝个酒?可是,谁会告诉我这些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看到我无助地在那里晃荡着——想穿越回去拍拍自己的肩膀,说没什么的,采访不到,也不是天大的事。

楼下几个广东老妪在那里说话,风轻云淡。按说广东人迷信,在凶宅下面这么闲散地聊天,终归不好,可是她们只是自顾自聊着。

佛山没有希望,后来又去了凶犯的老家徐闻——湛江下面的县城,也就是地图最邻近海南那一角落,从那里坐船,就直接能到海口。过海峡没有铁轨,要一节节拆掉火车装运上船,过海后再行拼接,对于来自北方的我,真是天方夜谭。据说我们要去的乡下,就是广东的最边缘,能看到海的影子。当地朋友帮忙,联系了一个车,司机是个矮小的当地人,大约只有一米五?长像类猪,并不是夸张,嘴长耳大,多看也失礼。

我只是说我要去哪个村,没有多和他说话。

徐闻的主要产业是农产品,而这农产品也只有两项:香蕉,以及沙姜。沙姜开蓝色的花,在香蕉树下,一大片一大片,走了几十公里,全部是一致的景象,上面是散开的树冠,下面是幽蓝色的花,看着只觉得熟悉,后来想到,卢梭的热带幻梦系列。

从前只知道沙姜鸡好吃,开眼了。

凶犯的哥哥姓黄,是海边乡镇的医生。我们先去吃早点,小铁抽屉里的肠粉,热气腾腾,完全没有馅。过去这里属于穷乡僻壤,吃米应该已经是奢侈,肠粉里没什么别的内容,鸡蛋都不放,只加些酱油葱花而已。矮小的司机帮我端来肠粉,我只觉得迷惘,路边的小饭摊,一大早却热火朝天,看来往之人,也都是陌路人,我去找凶犯之兄,另一个陌路,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很多人,只见一面,念念不忘,也未必回响。

可还是要去。他们村的香蕉田特别广阔,一直连绵不断,罕有人迹,只觉得像到了地球的某种尽头,在旧时地理讯息不发达的时候,大概真的就是天边外?也确实是,半天才有矮小的妇女,戴着大斗笠,完全看不见面貌,拿着锋利的刀在路上出没,其实也就是日常的干农活路上,荒凉到可怕。

从广州坐火车到这里,要一夜的路程,再往下走,就过琼州海峡了。这里是中原文明的最后一站。杀人者从小在这里长大,去到热闹的佛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孤凄?也许纯粹是文人瞎想,人家就是日常生活到了看不开的地步?死亡也未必追求的不是永恒的平静。

矮小的司机冲我一笑,到了。医生大哥的家门口聚集了村里人,也不知道是因为知道外人要来,还是本身就爱热闹。也算是最近轰动的大事,一堆人指指点点,有种平静生活里的刺激感。大哥穿白衬衣,在一堆衣着随意的当地人之中,非常显眼。他体面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告诉我,不接受采访。

周围人呕哑嘲哳地说着什么,也不知道是劝他还是在指责我。消息显然已经传到这里,不过他们说的什么,我是完全不懂,但对他这个潇洒的态度,印象深刻,也并不想去劝说他。

矮司机受到感染,冲我笑,说,这位长得好帅。一个成年男子,说另外一个不相干的男人帅,有点奇怪,大约是画面太像电影了。

印象中,大哥也是南国人长相,并不帅。肿脸,不过有着毅然决然的决绝之态,让人印象深刻。

后来那稿子胡乱写成,主编并不满意,说杀人动机不清楚。好像文章里写了句我实在不知道他何以动刀,结果主编在办公室破口大骂。在我们那个势利的单位,主编骂人的时候大家都很愉快地附和着笑。死亡,在一个新闻机构,也就是篇文章。

还有次去深圳采访绑架案。梅县的一个村里出来的两个同乡,一个进了金融公司,成了特区中产阶级;另一个,当了公交司机。差距日益加大,公交司机不忿,绑架了老乡的孩子,藏在关外那种混乱不堪的小旅馆,索取赎金,其实已经在里面杀了孩子,倒是像惯犯的行径,案件迅速破了。

同样见不到当事人。只能去公交司机的车队,没事找人瞎聊,可是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地说不熟悉这同事,也不能逼问。这些同事里面有位称得上英俊的司机,已经过了年轻的时候,到了三十多,那种俊美的面容似乎随时会弃他而去,特别让人觉得可惜,有这种容貌也就做了一个小司机?

他详细介绍自己的生活,一个月只挣四千,在深圳这种地方,确实不好过。没结婚,只能住在集体宿舍里,不过比老家好点。那是十年前的时候?我追问,你未来打算干吗?他很忌讳这种问题,说,过一天是一天,他们的生活,比工厂流水线工人好,实质还是一样,同样是笼中鸟,没有前途,尤其是在房价高企的深圳,唯一可能是回老家。

冲着这司机的长相,总觉得他应该有不一样的未来。也不知道他攒够了钱回老家没有。在深圳做司机,也许周末可以去大梅沙?廉价而快乐的海滩生活,是南国的特产,吃个平价海鲜,吹吹温柔的海风。深圳是个虚华的城市,有时候我觉得像拉斯维加斯,华丽、荒凉、赤裸裸。

我坐了那条公交线路,体验了绑架者日复一日的荒凉生活。这公交车从破烂不堪的关外出发,一路跌进繁华里,道路两旁越来越漂亮,终点站是半山的别墅区,简直是让人赤裸目击贫富对比。那位绑架人的变态公交司机更是天天如此煎熬,不认命,心又野蛮,结局就是变态,也难怪最后会出绑架之招术。

又按照线索去了绑架犯找的犯案现场小旅馆,找了内线帮忙,才查到位于关外布吉的小旅馆的地址。如果用“不堪”来形容,未免词穷,可真是词穷啊,完全没有希望的一个暗黑的空间,弥漫着恐怖之气。

这里应该是废弃农房改造的。黑暗,狭窄,走廊里只有看不清颜色的墙,墙上都是污黑的陈迹,说不清是人体涌出的还是岁月留存。

主要消费对象应该是来找工作而无着的异乡人,想约个炮实在不好意思在工厂宿舍进行的年轻人,还有就是各种偷鸡摸狗的法外之人,连登记处都没有,只有两个横眉立目的江西人在这里看守,气质像狱卒,凶神恶煞一般,一间四十元,长住还可以减少。我不像是客人,只能假冒客人去看房,他俩冷冷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可能觉得说不定也是一桩生意。

每间都狭窄肮脏,连年累月的污浊让每间房都流露出悲哀的气质,已经固态化了,一团污浊惨淡的黑暗扑面而来,人间地狱一般。我不是好记者,问不出来当时那个绑架者住在哪里,只能嗫嚅着,说不想住,仓促逃离。

狭窄阴暗的某间房子,曾经有个孩子在那里活生生被杀戮,被藏尸,想起来,就浑身不舒服,是生理反应的恶心,走,走得远远的。

……

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