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一条船，船是整个家：《摇呀摇，疍家船》的寓言性
文学经典一定是老少咸宜，能够超越时空而被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阅读趣味的读者喜爱，又能令人常读常新的那种。曾经获得“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最高奖青铜奖的《摇呀摇，疍家船》可以说便具有这样的文学特质。
《摇呀摇，疍家船》的主人公杨水活，是一个年仅十岁的疍家仔。这个生活在水边，以船为家，以水为乡的美少年，大可以媲美湘西茶峒小镇，水边长养着，活跃着，纯情着，挚爱着的翠翠，是一个很有爱，懂爱又愿意将爱给予任何人的诗化的人物，不夸张地说，他就是爱的化身。而且，杨水活贫寒的身世与不幸的遭际比较翠翠而言也有几分相似。翠翠的爸妈忠于“属己”的爱情，却又无意失去爱惜声誉胜过生命的军人操守，万般无奈丢下可怜的小女孩翠翠，双双到了那个“去了就不回来的地方”。杨水活的生身父母或许是为了某个难言之隐，不得不硬着一颗忍痛割爱的铁石心肠，“非法”将襁褓中的男婴狠心地抛弃。
于是，世代临水而居“靠水食水”的疍民杨水活一家，尽管一仍其旧依靠结网捕鱼这种人类最古老的“渔猎”手段谋生，然则现代化的滚滚洪流并不相安无事地“绕开”疍家人，资本与权力也同样直接作用于他们。古老的疍民不论是否心甘情愿搭上现代化的快车步入“现代”社会，但现代化浪潮必然不留情面地将他们裹挟进来，急遽朝前一路奔去。因此，笔者选择将小说置于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一路高歌的时代背景下，找寻解读的入口，祈愿借此抵达小说的意义空间。
简言之，《摇呀摇，疍家船》讲述的是弃婴杨水活被疍家佬杨永寿夫妇收养又历经诸多不幸，最终顽强成长为人的故事。水活的养父捕鱼为生，水里来、水里去，居无定所，沿江漂泊，全家尽管窘困着，隐忍着并煎熬着，一直生活在卑微、惨淡的苦境中，然而他们却孜孜矻矻，不为各种磨难所屈服。年幼的水活历经无数曲折，备受冷眼与欺凌，却始终坚守昂扬向上乐观向善阳光进取的初心，秉持重情义敢担当，刚正耿直的品质，依凭坚韧勇毅，干练执着的个性，自强着，自信着，克服了成长路上一个又一个障碍，活出应有的尊严。目光短浅守旧落伍的养父杨永寿却固执地认为生为疍民，读书再多也百无一用，睿智的水活却在妈妈的理解与支持下，得到同学、老师、校长等的认可，最后迫使养父有了新的认知和转变，正式成为“竹头小学”的学生，破了该校不收疍家子弟的老例。小说基调抒情，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意，不言而喻，这是一部很励志的儿童文学作品。
然而，仅仅敞开小说的励志特质又很不够，不免“窄化”小说文本的意义空间。笔者认为，该书朴实无华、不枝不蔓的叙事中，于儿童杨水活有趣、单纯的生活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内容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小说中杨水活的儿童生活图景、童真、童趣与社会性、现实性话题相比较，后者并非可有可无，反而是大大复杂化了小说的意旨，扩展了《摇呀摇，疍家船》的意义阈值，一如童话《皇帝的新装》。谁能说《皇帝的新装》仅仅只赞美儿童的天真、率性和不懂得自我掩饰？谁能说《皇帝的新装》不是无情地嘲讽国王的专权与昏庸，揭露朝野上下无耻弄臣内心的阴暗，自利小丑人格的虚伪，以及宫廷政治的黑暗与腐败？
道理是一样的。《摇呀摇，疍家船》既好玩又有趣。滑稽荒诞又富于戏剧性的儿童叙事，个性鲜明的疍家少年杨水活的不幸身世，读者无疑一目了然。然则，这个励志故事背后却深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困扰着我们的诸多问题，这也是小说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水活可以看作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象征性与隐喻性耐人深思。捕鱼为生的疍民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产生于我们的祖先进入农耕文明之前。历史来到20世纪中后期，疍家佬仍然固执地认为，疍民没有读书识字的必要，“学的本事再多，还不得和漠阳江打交道？还不是得靠渔网吃饭？”而水活却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他不愿再像父辈那样，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他对未知世界充满无限的向往，也满怀探索的热情，执意要进入正规学校做个小学生，坚持要学会计算，要知书识礼，走一条不同于前人的路，憧憬着，渴慕着有走进学校沐浴现代文明的一天。父子两代的冲突、对立与格格不入，代表着变革创新与抱残守缺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向度。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古老民族面临革故鼎新的历史大变局的隐喻。即在文明与文化进路需要作出新的选择时，趋新求变与墨守成规出现胶着、僵着的状态几乎是无论怎样都无法绕开的重大命题。水活不被允许入学读书、堂堂正正做个小学生，只能在课室外面“窃听”老师的讲课，他的养父缺乏远见是个障碍，无疑是事实。此外，若看不到人为设计的制度屏障，那么，判定这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的时代症候便不无理由。水活心里问“为什么这里的伢仔可以在这里上学而疍家人就不归这里管？”一校之长竟然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开一个年仅十岁的儿童心中的结，解答他的问题。更为紧要的是，这又不只是水活或疍民才遇到的困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困扰了当代中国人几十年而且至今仍然未能找到圆满答案的社会难题。反观当下，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与教育，许多家长、孩子不是也曾经抑或正在遭遇到水活一样的经历吗？
另一方面，杨水活要做个小学生的梦想虽屡屡受挫却不改初衷。他的头脑里念兹在兹的人生执念就是要告别原始而古老的渔猎生活搭上现代文明的快车，倘若将这个桥段解读为一个古老民族寻求新生与变革的隐喻，那么，水活求学的艰难则暗示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族群要由原始蒙昧的前现代跨入文明社会，其过程必然无比曲折与坎坷。
与水活独立不羁、趋新求变异趣的是姐姐水仙的“自我物化”。纯良、和善又重情的水仙，安于卑微、听任他人摆布，完全泯灭个人的主体意识，既被“物化”也自我“物化”，根本不当自己是“人”，不免令人感到可悯、可叹又可悲！
水仙嫁与蔡福海并非缘于爱情，而是因为蔡姓人家答应给疍家佬800元现金和两双木屐做聘礼。再说，包括水仙在内的杨家人心里无不在盘算着、指望着水仙嫁入这个殷实之家后，自己一家能很快过上好日子，多年瘫着在床的疍家娘，以后一段日子求医问药便再不必为钱发愁，且出嫁后的水仙和疍家佬杨永寿一家都将从此过上各自的幸福生活。由此可见，要说女人真有第二次生命，那就是找个有钱的男人结婚，此后将一洗原生家庭的寒碜、贫穷；甚至，个人的生命路径或将因之发生改变。更进一步的是，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命运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也不是没有可能。故按照一桩买卖明码实价地处理水仙的婚嫁，便成了合乎情理的事。蔡福海没有按原先的承诺送来800元聘金而只是给了500元。此时，心里不快的除疍家佬夫妇俩外，更有作为婚姻当事人的水仙。她不但因此备感羞辱，还有怨忿及宣称“退婚”的激越言辞。无疑，水仙处理个人婚姻的态度完全与父母一致。换言之，将水仙商品化的不只是疍家佬，还有水仙母女俩。故水仙越是善良、淳朴，越让人感到唏嘘不已。
另外，水活的领养父母为了能长期留水活在自己身边而不被他的生身父母接走，便想尽千方百计辗转迁徙，隐匿自己家的踪迹，更有甚者，设置种种障碍阻挠水活亲生父母及其身边的人接近水活。
这样，《摇呀摇，疍家船》便很立体、很生活化地呈现出两幅清晰、鲜活的社会图景。一是功利市侩、精于算计的成人世界；二是纯美、至善的童趣生活。两者并置同一个文本空间，构成鲜明对比，产生强烈反差。这两个世界内蕴着深层的象征意义，成人世界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物欲横流资本为王；儿童世界超越世俗和功利，满溢着人性之爱与美和善。再者，水活的大爱与良善粘合了领养父母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嫌隙，融化了陌生且有敌意的双方猜忌、疑虑与戒备、提防等心理盔甲，暗示水活的率真和纯情，至善与大爱，或许是疗愈成人世界狗苟蝇营、功利短视时代病症的可能选项；现代资本社会金钱至上，永葆超功利的童心与童趣，人性的淳朴与良善，或许是心与心的沟通，获得身心幸福的可能选项。水活的符号意义与小说的寓言性由此再次得到确证。
综观《摇呀摇，疍家人》，就以船为家的疍民而言，家是一条船，船是整个家，船在哪，家就在哪。船在水里游河里漂，居无定所，天然地有一种漂泊感，悬浮于水面的无所归依感。一如杨水活的家从新娘湾到竹头湾，说走就走，人随船漂，流离播迁。人因水的流动性及一生栖身于船的悬浮感，心理上少了农人扎根大地的安稳与踏实，反而多了颠簸、游荡和无所归依的身体经验与心理体验。这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失去世世代代栖身的土地，离开故乡故土进城之后，栖身钢骨水泥丛林的“无根”的当代人，身心找不到归宿，灵魂无处安放的象征与隐喻。要之，不妨将《摇呀摇，疍家船》看作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一则寓言。文本叙写当代稀见的疍民生活，却不陷于猎奇，落入被看、被窥视的窠臼，而是超越对象的地方性特质，获得了全民族性与鲜活的当下性，小说的文化、思想意义已然在一般的儿童文学之上。
（巫小黎，文学博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