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2021年开始，《草原》杂志联合国内知名作家、评论家和媒体倡导并发起“自然写作”，开设“自然写作”栏目，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自然文学创作的新的热潮。《草原》全年共刊发小说、散文、诗歌、评论52篇作品，被全国各类选刊及选本选载达40多篇（次）。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草原》作为一个边疆的文学园地，一个多民族文化的文学载体，理应承担起这个责任。《草原》在“自然写作”发起前言中呼吁作家们走出书斋，放开眼界，投身于美妙神奇的大自然，深入这片滋养我们，并给我们自信和力量的祖国的山川大地，以我们文学的良知，遵循自然伦理，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关于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很多作家对这两种创作形式认知不是很清晰。关于两者的概念和定义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自然写作”是以自然为主体，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文学，我认为更多是以人为主体，“自然”作为客体，依然属于“他者”意义上的“参照物”。或许两者角度不同，但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主旨来说，是殊途同归的。自然写作是质疑“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人在地球和自然中应该是与其它生物物种平等共生的，这种关系的平衡决定了自然的平衡。比如蒙古族与马的关系，我觉得特别值得深思。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马不仅仅是财富和工具，更是亲人，是兄弟，是家庭中的一员。这种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自然写作”的初心。目前很多涉及自然题材或者生态题材的写作，过多拘囿于生态批判的现实功利性向度，作品内容虽指向自然指向生态，但其文本中往往凸显的还是“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界或者说是作家创作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觉，其实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自觉调整和反思。

美国作家、思想家爱默生说：欢愉来自自然，来自人的内心，更来自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无论生态文学还是自然写作，都是从人类可持续发展，从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来，它既是历史使命，也是文化上的自觉。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是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在自然文化和生态文化觉醒上的明显标志。人类要想从根本上延缓或者消除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首先必须洁净自身，清洁精神，只有全人类生态意识与观念的觉醒，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我们生存环境——地球家园的健康，保证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