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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晓声在长篇小说《人世间》中自觉地将叙述意识与文化观念、人道主义立场熔铸一身，动态描摹周家三代人的成长史、生活史和心灵史。他着力还原1970年代的个体阅读空间和公共化经济空间，以形成个人史与国家史的同构，并以“社会变迁”和“阶层交流”作为关键词，探析平民命运在转型时代中的诸多可能。在对日常生活空间的还原、对民间道德传统的考辨、对阶层流动和固化问题的反思中，作家彰显出鲜明的平民立场，在这一维度上延续了当代文学的精神传统。

梁晓声的“知青题材”写作可谓家喻户晓，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诉说理想主义与青春激情的篇章，还有《雪城》《年轮》一类反思时代伤痕的文本，已然奠定了作家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史中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梁晓声主动调整写作向度，他跻身在当代生活的激流中，逐渐将视线下移至底层生存现场，力求拟现百姓生活的本真样貌，传达社会良知和群体意向，从而由知青精神的呐喊者转为平民吁求的代言人，其小说的精神与文化空间也得以拓容。沿袭这一创作理念，作家以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人世间》[1]切入东北平民的内心世界，动态描摹周家三代人的成长史、生活史和心灵史。按照作家的自述，他“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2]。他对日常生活空间的还原、对民间道德传统的考辨、对阶层流动和固化问题的反思，均彰显出鲜明的平民立场，并在这一维度上延续了当代文学的精神传统。

一、由乡到城：“1970年代书写”的场域转换

与21世纪以来诸多小说家向“小”看齐、往超细处走的趋势不同，《人世间》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宏观视野。共和国发展史上的诸多事件如“四五”运动、恢复高考、开放搞活、私营经济、企业改革、工人下岗、海外留学、贫民区改造等，都被小说的叙事空间所囊括。缘于历史情结的驱动和独特的生活积累，梁晓声试图追踪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所有具有节点意味的大事件，捕捉微观个体对宏观变局的不同反应与感受，书写一部与时代形成同构关系的史诗巨作，这彰显出作家正在追求的写作转变。他回归自我生活经验的原点，将人物置于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首先观察城市平民的底层生活，进而将视线发散至社会其他阶层，探析人在社会变迁中的承受能力与适应能力，最终立于人性层面反思个体的道德理想与人生实践之间的矛盾，并试图为之谋求平衡与纾解之道。

《人世间》的故事发生在A城，这是一座依靠沙俄铁道兴盛起来的城市，兴建在共乐区的几座大型工厂，为这座城市注入现代的底色，也将人物的命运与工业文明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丁香花、扫帚眉、光字片、乳白色的俄式房屋……作家笔下的A城空间凝聚着他在哈尔滨的生命踪迹，来自父辈的建筑工人身份和支边经历，触发他塑造出周志刚这一工人形象。1949年，居住在光字片的周志刚经历了人生的巨变，他由闯关东的农民一跃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故事由此写起，并在周志刚的三个孩子——大哥周秉义、大姐周蓉和小弟周秉昆身上展开。秉义为人温和正直，讲求道德的自律；周蓉热情洒脱，崇尚精神的自由；而秉昆则是作者倾注笔力最多的人物，他不像哥哥姐姐那样活泼，甚至多以木讷姿态示人，然而他的血脉中继承了来自父辈的“讲义气”传统，经常执拗地守护和践行民间文化中的正义观念，因此在青年伙伴中人望颇高。凭借多子女家庭获得的留城指标，秉昆先是在A城一家酱油厂工作，后因文艺特长调动到群众文艺办公室当上刊物编辑，进而在市场经济的风潮下成为一家酒楼的副经理。在作家笔下，秉昆这个人物不断发生“跨界”的阶层流动，或许意在揭示“知青时代”乃至“后知青时代”的另一重面影。按照梁晓声的理解，从1970年代到改革开放中期，物质的变化固然巨大，然而人的变化更像是一出跌宕起伏的戏剧。特别是就1970年代而言，当人们把对那个时代青年命运的关注投射在中国乡野时，便很可能忽略了另一群留守在城市中的秉昆这样的青年。这不仅关涉着作家的创作视角，还勾连着对如何书写1970年代这一问题的观念认知。

今天，关于文学中的“1970年代书写”或是“青年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涉及“知青生活”的文学想象与文本还原实现的。这使得作家往往将笔力聚焦在知识青年生活的乡村文化语境，文本发生地多与城市文化语境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即使触及城市生活现场，很多作家也往往视其为乡土文化的对立物，选取他者化的叙事逻辑，以混乱的政治运动或凋敝的百姓民生等固型化、印象式书写定格其态，进而造成对城市复杂现实的悬置或偏离。事实上，采用简单的“文攻武卫”或是其他任何词语，都很难概括那个时代的话语特质。尽管泛政治化的空间将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结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彻底退场，一旦政治风潮稍有缓和，民间文化中日常生活的因子便会借机生长，并在主流话语的场域边缘散发出活力。在既往抒写1970年代的作品中，写作者对日常生活现场的描述大都不足，而梁晓声则跳出了“农村——城市”的对立式叙事框架，借助“留城”的秉昆以及他的城市青年视野，勾勒出那一代人真实经历过的1970年代生活，特别是公共化的经济空间，成为他切入时代的突破口。

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梁晓声在为每一章故事布局谋篇时，总是先要简单描述A城彼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百姓能够买到什么新食材新物件，这构成他人文观察的聚焦点。尤其是在涉及1970年代的书写中，这类倾向更为突出。如1973年的春节，A城老百姓的年货变多了，人们甚至可以买到朝鲜明太鱼和中东蜜枣。作家写到1974年时，提到城市中恢复开放了几处自由市场，供应出口转内销的鱼罐头，还有过往南方人才能买到的笋罐头……如果把每一章的这类民生细节连缀起来，便能感到即使是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时期，城市居民的副食供应也是一年好过一年。而檀香皂等消费品的开放购买，姑娘们穿回曾代表修正主义路线的“布拉吉”等生动可信的细节，印证了居民生活水平的缓慢提升，以及昂扬亢奋精神的政治话语在民间逐步冷却的进程，这从侧面传达出作家的历史观念——经济的发展左右着人的发展，而百姓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从未改变。很多人在揣测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活时，比较容易以一句国家经济凋敝、百姓生活困顿将其简单化理解，对彼时市民精神状态的把握往往也流于片面，缺乏梁晓声这种对细节的精心安排。在作家笔下，没有一个角色可以超越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作出超拔的创举或者成为反时代的精英。以周家的三代人为例，他们的生活变迁完全受到A城兴衰的直接影响，而A城又是国家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借助经济空间这一媒介，文本中微观人物的生存与城市、国家命运建立互喻，小说的主线索也在“人与城”或者说“人与国”的维度上不断向前推进，形成个人史与国家史的同构。

除了经济空间外，梁晓声还为读者呈现了一个1970年代的青年阅读空间。出于对文学经典的热爱，“红五类”出身的周秉义、周秉昆、周蓉与蔡晓光、郝冬梅等“黑五类”干部子女一起在废旧仓库中寻觅书籍，他们共同探讨人物命运与国家现实的关系，并以“地下读书会”为契机缔结出真诚的友谊。凝结在文学圣像上的启蒙之光，抚慰了青年们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的理想主义精神滋养，照亮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这也是梁晓声那代人阅读经历的真实写照。正如程光炜在《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中强调过的，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阅读对“四五”一代[3]的精神世界、思维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四五”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梁晓声以《人世间》记录了“地下阅读”的亲身经历，并将他对文学理想和独立精神的诉求施予秉昆等青年，使之获得了超出工人阶层青年认知视野的思辨意识与怀疑思维。以秉昆为例，他将文学作品视为人生的理论信条，主动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对应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他思恋起郑娟时，便联想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美人》，当他为朋友的厄运叹息时，头脑中浮现的竟是《怎么办》中的经典情节。随着地下阅读的充分展开，秉昆感到自己似乎有“一种后天禀赋，一种从未为人所知的能力”，这令他感受到启蒙者或先知者的痛苦。于是，他一听到喇叭里一天到晚播放的革命口号，就开始觉得心烦，他发现自己更喜欢马克•吐温的打油诗而不是革命诗句，竟认为自己“生了病”。此时，秉昆的思想境界已经超出普通工人的水准，他逐渐产生一种与国家伦理不完全契合、甚至游离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的独立意识。反观这种意识的激发途径，又与潜在阅读密切相关。身处理智塌方的狂热年代，秉昆对中西方读物的广泛涉猎与冷静沉思，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梁晓声青年时期的阅读经验，无论是文学空间还是经济空间，都源发自作家经历过的本真现实。因此，他对秉昆生活的描述便不再是来自“他者”的文化想象，而是基于鲜活的自我生命体验，在理性轨道上对人生可能性的思考与延伸。

二、穿越在平民与庙堂之间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开篇就讲道：“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和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然而，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它们所遭受的困扰……因为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4]这段经典的论述一般用以证明个人对历史的认知与历史实际进程之间的错位感，如果将概念中的人群置换为共乐区的工人阶层，我们或许会感到作家有意让平民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了一定距离，正如米尔斯言及的那样，个人对历史现实的认知产生了滞后。在官方意识形态占据国家主流话语空间的1970年代，共乐区的工人阶层却始终固守着专属其身的民间意识形态，作家并没有刻意打造民间与官方之间的交流抑或对抗，而把力量施加在对这种民间精神的构造上，从民间伦理和民间话语等多重角度抒写平民世界。具体操作起来，他往往将人物置于难以疏解的“困境”中，以“遭遇困境——改变困境——超越困境——再次遭遇困境”的循环模式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并将“困境中的人”作为言说重心。不过，即使无力彻底改变生活状况，这些来自平民阶层的小人物也不愿伤害他人，他们大都崇德守善，自觉维护生长在民间话语中的价值信条。对于这种民间价值的内涵，至少可从三个方面读解。

一是对荣誉感的极端重视。以周守刚为例，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高度珍视自己的身份，对其始终怀有崇高的光荣感，他用由身份激发出的荣誉信念去抵御生活中的困苦感，而这种观念也普遍存在于共乐区的平民阶层之中。凡俗百姓对荣誉的认知既与“阶级”的认同意识相关，同时也在“阶层”的话语谱系下生长出更为具体且复杂的枝脉。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秉昆的儿子周楠在美国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秉昆一家却主动放弃了来自美国方面的慈善捐款，特别是在身为母亲的郑娟看来，儿子的正义之举无疑是崇高的，任何经济补偿都可能会损害“正义”与“崇高”本身的纯粹性。郑娟对经济利益的拒绝，体现出“民间道义”的突出特点，如路文彬所指出的，民间道义“缺少了正义本身所固有的利益属性”[5]，从而更为贴合“重义轻利”的民间价值信条。秉昆一家对“荣誉”和“利益”的二元对立式认知，正体现出平民阶层较为单纯直接的价值观念。

由此，我们引入民间精神的第二重维度，即他们对自我阶层意识的坚守。如秉昆和郑娟一样，光字片的百姓心中普遍积聚着一种源自民间的道德信条。作品中曾写到韩家的小儿子自杀，彼时正值新年节庆，邻里百姓却不约而同地放弃燃放鞭炮，以避免韩家人对此产生误解，破坏邻里之间的稳定关系。“民间道德”与“平民群体”胶着一身，其内部成员只有尊重并恪守这些不成文的道德准则，方能被群体接纳和认可，成为其中一员。就连光字片里的小青年们，也“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由此可见，包括秉昆在内，酱油厂青年工人之间的情意既有真诚朴素的一面，也掺杂了一些世俗功利的色彩，即便是青年人也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维系生存，这多少反映出“民间”力量的实际状况。

最后一个显在的价值或者说民间传统是对“孝”“义”观念的传承，特别是“义”，构成共乐区百姓共同的价值信条。梁晓声曾专门谈及与此相关的话题，坦承他早期的文学资源来自母亲讲的民间故事，其中凝聚了东北传统的善恶观点：“东北人家，十之八九为外省流民落户扎根。哪里有流民生态，哪里便有‘义’的崇尚。流民靠‘义’字相互凝聚，也靠‘义’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6]地缘文化的滋养，促使作家小说中的男人都是讲义气的孝子，并演绎为作家一种固型化的创作倾向。看共乐区的青年工人们，他们受到“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小市民生态和想躲都躲不开的变质政治环境”的“双重挤压”，无法躲避变质的政治环境，却也无力成为政治宣传中的那种“好青年”，于是只能“磕磕绊绊地学着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经营自己的安乐小窝。面对激扬澎湃的时代政治以及由此塑造出的政治偶像，出身平民的青年人无力去仰望，亦无法从父辈那里获得“借力”攀升的机会，因此很难改变自身的状况。于是，大多数人被动地作出文化上的退缩，他们从传统道德中寻觅存身之道。比如对“人格”二字的理解，在青年们看来就是好哥们讲义气，这自然来自父辈的民间影响，也是流民文化精神的现代演绎。

从“讲义气”的层面观察周秉昆，能够发现他正是民间道义精神的践行者。这个人物有些一根筋，不太懂得回旋，正因如此，他才能够专心践行与维护正义精神。对待工友，他如兄长般处处为人着想，并担负起民间“意见领袖”的职责，帮助提携遭受厄运的朋友渡过难关；对待被判死刑的“发小”涂志强，秉昆甘心照顾他的遗孀郑娟与她的孩子；当他第一眼看到美丽的郑娟时，心中便产生了强烈的情欲冲动，转瞬间却又为此感到羞耻难当，而他意识到自己爱上郑娟时，又不顾邻里的冷言冷语，情愿为她们母子付出一切……梁晓声仿佛有意把秉昆塑造成乐于担当、甘于牺牲的道义模范。同时，借助在阅读中获得的独立认知观念，秉昆逐渐实现了对自我的思想启蒙，他开始反思自己所处阶层的物质文化处境，从而超脱出工人和平民阶层的一般思想境界，其思想认知在不自觉中发生由“民间”向知识分子“庙堂”话语的转换。例如，当秉昆看到郑娟居住的“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时，他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讽刺”。在比自己处境更艰难的郑娟那里，秉昆理解到民间的无奈与无助。当工友们纷纷遭遇下岗危机时，他自己的情况相对要好得多，却为此产生深深的负罪与愧疚感。可以说，秉昆始终不愿割断自己与工人阶层的精神联系，他能够探析到阶层发展的困境并为其思考出路，既是民间道义精神的闪现，更彰显出知识阶层那种对普世生命价值的温情观照。

在理想的社会生态中，“民间”和“庙堂”之间应该有着通畅完善的沟通渠道，两种精神价值也存在互相转化渗透的可能。不过，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特殊样态，使得此类沟通在某些时候产生了延滞甚至阻断，一个典型例证是青年人们对“讲义气”的争论。在故事的前篇即1970年代中期，秉昆已经强烈感受到即使出身“红五类”，往往也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比如，烈士子弟吕川获得去北京读书的机会，身为北大学子的他给秉昆等伙伴写信，讨论他们曾经一起固守过的“义气”。按照吕川的理解，义气仅仅局限在他们几个好友之间，而当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他者遭遇不公时，他们又何曾去帮助过这些人。在信的末尾，吕川站在启蒙者高度揭开“义气”的本质：“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这种观点立刻激起小伙伴们的反感乃至排斥，而秉昆则认为吕川的确说的对，但对的事却不一定要求所有人都去照做，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相应的能力，他在心里对吕川说：

虽然你肯定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而我们在这里，这里和北京是不一样的。你已经是大学生了，而我们还是草民，大学生和草民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断那根本不是真理？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

秉昆意识到获取知识的不平等是导致他们和吕川之间产生隔阂的根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远大于其他社会资源要素，成为触发社会分层的主要动因。“草民”和“大学生”对待“义气”的不同理解，形成民间与庙堂的价值冲撞。幸运的是，随着被借调到群众文艺办公室，秉昆也有了吕川那种接触更多文化资源和知识分子的机会，他愈发感到头脑中的“反动”思想越来越多，并为此欣慰不已。他把抄来的诗歌编排在他主持的刊物上，甚至为此获罪，而他的思想却如同完成了一场从草根到精英的洗礼，一跃成为平民文化与庙堂文化的联络者。如果沿着自我启蒙的理性逻辑发展下去，恐怕秉昆会成为秉义那样为民请命的文化先知抑或政治精英，然而梁晓声却在故事的中途关闭了秉昆的上升通道，亦即说，秉昆的性格改变了他的人生。为了守护养子，秉昆与孩子的生父发生争斗并致其死亡，因此被判入狱12年。出狱后的秉昆尽管努力适应着新的时代，可知识结构与文化心理上的断层，使他很难平滑地与现实对接。此时的秉昆尽管还在思考“贪官污吏和刁民哪一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却受限于自己与精英阶层实际联络的中断，很难窥测到来自“庙堂”中的精神观念，也无力继续扮演平民与庙堂的文化中介者。于是，他开始深沉地扎根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回归道义传统并在其督导下，成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秉昆的命运沉浮印证了梁晓声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作家最终没有让人物超越其所在的阶层，也没有让“平民传奇”在秉昆那里上演。就民间意识形态而言，它所承载的正向价值固然可以视为某种道德参照物，可随着时代转轨进程的加速，其力量的薄弱与局限也在逐渐显露。集中在秉昆身上，在讲道义、求思辨、敢担当之外，他还有着另一重的精神面影，既不像父辈那样一直享受着工人阶级的光荣感，也不像哥哥姐姐那般坚韧。在精神上他是个襁褓儿，先以父亲为支柱，后以哥姐为信条，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末叶之际，“比他的想象庞大百千万倍的‘恐龙’已在城市到处出现，畅行无阻。它们似乎可隐形，也似乎可分身，不但让所谓工人们闻风丧胆，也让绝大多数城里人惶惶不可终日”。如同在《雪城》里将城市比喻为“复苏的远古恐龙”一般，梁晓声延续了《雪城》《年轮》《返城年代》等作品的思路，他力图强化人与城市的对立关系，让时代的进步与个人的失败相伴而行。秉昆的困境既属于他自己，同时也是民间整体的生存写照，是民间意识形态必然会遭遇到的文化困局。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和不断异化的城市人文生态，已然使得传承自民间的诸多道德律令纷纷失语，“民间”或许需要向其他意识形态展开沟通与互动，才能获得新的生机。

三、作为社会学模板的《人世间》

梁晓声曾以民间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当前中国文化现场的主要参与性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中国更深层的社会稳定与否，和谐与否”[7]的重要元素。他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进一步作出论断，指出商业时代下的“阶级正日益加快地分化为阶层”，其中平民阶层的重新聚合，导致它“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8]。在作家看来，如果我们的平民基础越来越脆弱，那么社会的中产阶层就断绝了生长之可能，而阶层互渗与流动更是成为空谈。沿着作家的思考反观《人世间》，可以抵达它在文学文本之外的社会学意义。亦即说，梁晓声把他对平民阶层危机的思考贯穿在坚韧平实的生活场景中，力求借助长篇小说的体量，以“社会变迁”和“阶层交流”为关键词，探析平民命运在转型时代中的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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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范畴言及的“社会变迁”，一般被认为由两种变动性力量的组合完成。一种是个体的生活机遇与认同意识的变动，另一种则是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变动，两者共同发生作用，影响推动着社会的变迁。在《人世间》中，源发自“历史亲历者”的经验自觉，梁晓声专注于从经济环境、舆论环境、文化环境等角度揭示社会变迁的细枝末节，近观平民阶层在不断变动的历史天空下的生存际遇，周秉昆的命运沉浮，就成为作家呈现社会变迁的微观范本。以秉昆因伤人入狱、也就是1980年代中期作为时间节点，在这之前，作家对社会变迁的书写多集中在秉昆个体的生活际遇上，正是“社会变迁”两种力量中的第一种。通过自我的思想启蒙，秉昆产生了超越其阶层的思辨与认知力，并凭借“讲义气”的处事风格获得不同阶层的认同。他从普通工人到文化干部再到饭店经理的人生经历，均属于个体主观能动力显扬的结果，彰显出个体奋斗对社会变迁起到的影响。而当秉昆出狱之后，作家则变换焦点，他对社会变迁的考量角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着重展现“社会变迁”要素中的第二种力量，即将秉昆充满偶然与变数的人生附着在宏大的社会结构之中，深入解析其构成元素和运作方式。面对中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多次转型，秉昆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甚至产生了浓重的落伍与无力感，可他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依然获得了稳步的提升，这正是作家所要表达的观念核心：一种更为强大的国家力量左右了平民的人生，成为社会变迁的主体力量。在小说的末章，梁晓声最后一次写到周家人的春节聚会，作家主动地参与进文本，以旁白者的熟练姿态直接传递他对秉昆一家人的命运感怀：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否则，就没有私立学校，周蓉就成不了副校长，没有城市改造，秉昆还在光字片，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我们或可把这段“话外音”似的议论理解成作家对城市平民阶层命运的总结，时代的转型几乎颠覆了作品中每一位人物的生活，也为他们的未来拓展出诸多可能。无论秉昆、秉义还是周蓉，他们的命运固然与一系列偶然性因素相关，但归根结底还是由良性运转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历史渐进的正向发展，已经为中国百姓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幸福感提升，如作家曾论及的，平民阶层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大，中国越有可能继续上升。[9]从个体的奋斗到社会整体的进步，梁晓声完成了他对中国社会五十年变迁的经脉透析。

在近年的访谈和随笔中，梁晓声还多次谈到与“阶层”相关的各类问题，而《人世间》中周家三子弟的人物属性，恰恰在一个家庭内部还原了中国社会的各类“阶层”。秉昆代表了城市工人子弟，他继承了来自父辈的平民文化观念，是“好人文化”与“民间正义”的践行者。而大哥秉义、大姐周蓉二人与秉昆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都具有一种超现实的人文理想，很大程度上承载了知识分子的“庙堂”情结与精英意识。对于知识和真理、公平与正义，秉义具有普罗米修斯般的向往，他仿若理想化的道德符号一般，成为道德律令的守护者，对政治形势也保持着高度的敏锐。而周蓉的骨子里则充满反叛的元素，她敢于辞去大学的教职出国留洋，对于自由之爱更是无怨无悔地执着追求，延续着梁晓声笔下的浪漫激情乃至“牺牲”情结。可以说，周家三子弟的性格属性与思想境界各臻其态，每个人都在某一端凝聚了作家对理想意识形态的想象。例如，身为工人的秉昆代表了民间意识形态，大学教师周蓉代表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担任A城副市长的秉义则代表了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的思想观念交织在一起，共同架设起《人世间》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三位家庭成员的内部对话，也从微观上构成中国三种文化力量的交流与碰撞。

深入《人世间》的对话现场，我们会注意到秉昆、秉义与周蓉之间几乎没有产生过摩擦，即使出现认知上的对立，往往也能迅速被亲情所化解，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在周家内部是畅通而平和的。而当我们把视线移至周家以外，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场域中审视“阶层交流”时，便能发现更多实质性的问题。正如故事开篇写到的，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里，出身工人阶层的周家子弟以阅读为契机，与那些被划入“另册”的干部子弟缔结真诚的友谊。家庭、职业、性格、基因这些要素似乎不会为他们的交流设置障碍，他们产生了一种“近乎休戚与共的无形无状的东西”。当秉义最终和他的阅读伙伴——副省长的女儿郝冬梅结婚的时候，作家仿佛在颂扬一种超越阶层与出身的、完全由情感所支配的爱情之伟大，但随后的描写则颇具意味：“那建筑工人的长子饱尝了一番禁果后，双手朝下按住冬梅双手，回味无穷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随后是冬梅挣脱了秉义，反将他压在身下说：“现在，我这个黑帮女儿也终于能够俯视你这个‘红五类’了。”两人貌似在“谈情”，实则透露出各自过往的辛酸与无奈。在那些青年工人们看来，与被“戴帽”干部的子女建立阶层跨界的婚姻，简直就像是“捡漏”，而对“另类”的干部子女而言，和工人阶级形成的牢固情谊无疑是一道护身符。畸形的政治年代造就了不同阶层之间以婚姻形式完成的特殊流动，而当国家回归理性的轨道之后，无论是工人子弟还是干部子女，他们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即阶层沟通乃至互相流动的渠道日渐窄化。

1978年以来实施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结构变化，“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分化组合，最终导致“断裂社会”形态的出现，主要表现在整个社会分化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或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10]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像秉昆这样的普通工人还有向文化部门流动的机会，随着产业转型的深入与完成，工人阶层形成相对凝固的一类社会群体，属于他们的上升空间愈发逼仄，他们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也趋于封闭。所谓“社会流动”的内涵，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个体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之变化，并以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充当核心概念。改革产生的持续阵痛使城市平民阶层（以工人为代表）萌生出社会不公平感，他们很难像年轻时的秉昆那样，全然凭借个体奋斗使阶层在“代内流动”中得以提升，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代际流动承袭着来自父辈的阶层与身份，不断强化着源自平民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对阶层固化以及权力运作方式的种种不满，导致底层社会与政治文化精英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例如，光字片的百姓自发形成了一个小的利益群体，他们只认可在经济和利益上与自己地位相近的人，一旦某位内部成员的经济资源或收益得到提升，那么群体内部的平衡便很容易被打破。以周家子弟为例，秉义和周蓉分别在政界与学界取得实绩，却成为邻居们嚼舌根讽刺的对象。特别是当秉义成为主抓“光字片”拆迁改造的副市长之后，他和主动配合搬迁的秉昆一同遭到“光字片”邻居的质疑。按照百姓们的理解，周家兄弟必是从拆迁中得利，方才如此积极投入。事实上，爱国友民是周家人的精神传统，因此他们才会对公众事业竭尽心力，甚至从文化层面上把光字片的破败看作“仁义礼智信”之传统的湮灭，视它的复兴为家风与文化的延续。然而，这种理想的“公民”观念始终无法被草根阶层所相信，换个角度说，平民阶层习惯于服从来自上层的权力安排，却没有接受上层的价值观念，甚至对其公信力产生质疑，导致阶层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出现“断层”，而作品也探讨了弥补“断层”的两条途径：一是借助教育推动阶层流动，如周志刚极力支持子女考大学，以此改变命运。到了周家的第三代，周楠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周聪大学毕业后也进入文化部门工作，终于实现了祖辈的愿景。第二个向度则是平民阶层的自我调整，尤以“好人文化”作为精神内核。从物质上说，“好人文化”需要以“安居”作为生活底线，并以此为基础在精神层面不断向“善”靠拢。如作家的旁白：“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善即是美，善即是优。人与人的竞争，所竞善也。优胜劣汰，也必是善者优胜。”《人世间》中宣扬的正义姿态、利他原则、忏悔意识、担当精神，正从多维层面构成“善”亦即“好人”的行为准则。

在小说的尾声，秉昆与郑娟在雪中散步，牵着妻子的手，秉昆回忆起自己的一生，这是“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那么做了，却并没做得多么好”。雪中漫步的场面潜隐着些许酸楚与忧伤，却见证了秉昆夫妇与苦难现实达成的和解，这与作家《疲惫的人》中王君生一家在雪中漫步的结尾何其相似。无论是《疲惫的人》中的王君生，还是《人世间》里的周秉昆，他们的人生都有着灰暗的一面，可二人从没有多愁善感，也并未走向极端抑或演绎荒诞。他们隐忍而坚韧地承受着生活的真实，用犹如生理本能的“好人”信念选择自己的人性坐标，以此彰显他们在大时代中的存在感与尊严感。回到《人世间》的末章，当人近黄昏之时，秉昆终于领悟到，身为小老百姓，他所能做的所看到的终究有限，唯有独善其身，平和地面对眼前与当下，方为处身之道。正如梁晓声说的“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11]，我们不能超越平民的意识形态去要求他们担负更沉重的道义与使命，能够不改初心地坚守做好人的准则，既是小人物可以抵达的道德巅峰，也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与希望所在。

整体而观，《人世间》是一部现实关怀倾向显豁的作品，作家在批判现实（如阶层分化、贫富差异、权力崇拜等）的同时却未曾刻意颠覆现实，抒写平民的悲情人生也不会将人物命运引入极端与荒诞。难能可贵的是，梁晓声控制了以往写作中过于直露的激情独白抑或道德说教，他自觉地将叙述意识和文化观念、人道主义立场熔铸一身，使文本在走向历史具象的同时又超越具象，在平民精神成长的深度与广度上拓展出多重的阐释空间。有学者曾指出，从建构知青道德共同体到探析平民道德共同体，唯独不变的是梁晓声基于泛道德主义的理想化内核。[12]作家的目标在于构建一个理想中的、充满人性温暖的现实，在面向未来的时空维度中寻求纾解现实困境之道。因此，他笔下的时代景观更像是一个文学背景，如陈晓明所说，这个现实“并不直接在场”，作家的目的在于“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的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13]，以小人物的存在境遇及其表现出来的正向精神性内涵作为诉说旨归，这就与作家早期的知青题材作品形成观念上的一致。正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扬了悲壮的“征服”精神，《雪城》投射出“人性”的宽广内涵，《返城年代》彰显的“乐观”情结一样，《人世间》透过周家人物的命运轨迹，描摹出“好人文化”从传统的“孝义”观到现代“道义”观的转化历程。至于它是否能够改造或修复现实的缺憾；是否能够弥合“诚信”缺失带来的阶层隔阂；是否会与作家描述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构成对话；以及群体道德话语会不会造成对多义性叙事和文本复调性的遮蔽；而作家将情感聚焦在“民间”，又会否淡化历史意识甚至使之呈现出“被他者化”的倾向，这些需要更多时间去思考的命题或许说明，文化观念的转化及其相关影响远比中国当下面临的经济转型更为复杂，也将持久地进行下去。

【注释】

[1]梁晓声：《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

[2]梁晓声：《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自述》，《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3]刘小枫曾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四五”一代、“游戏的一代”。他把“四五”一代界定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见刘小枫：《“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这一代的怕和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5页。

[4][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页。

[5]路文彬：《〈人世间〉:民间正义的担当及其可能》，《枣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6]梁晓声：《我与文学》，《前世今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

[7]梁晓声：《梁晓声新散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8]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9]摘引自梁晓声：《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看客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10]相关论述可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1]梁晓声：《过小百姓的生活》，《前世今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12]如张细珍在《论作为症候的“梁晓声现象”》一文中指出的，梁晓声的创作基调中不变的是群体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核。一方面，其叙事刻着淳朴的道德纹章；另一方面，直露的理想激情与道德激愤导致叙事伦理与审美形式的单薄。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

[13]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长城》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