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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传记是搭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桥梁，好的传记作品既根植于纯文学的传统，又具有微观史学的价值。传记作家将人与事写入历史，为后人更加深刻而具象地理解过去、触摸真实提供可能。本期特邀书评人绿茶、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主编斯日、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毕宝魁，为读者推荐优秀的传记作品范本，进而深入探讨传记与历史书写的复杂关系。

传记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价值

绿茶

我的阅读偏重历史，这些年主要以“通史式”的阅读为主，从先秦一直读到现代，每年出版的新书，凡是在我的阅读路径中，都尽可能地翻一翻，兴趣大的就细读，而家里收藏的过去的书，则是我阅读的重点。

《史记》可谓是中国传记写作开风气之先的伟大著作，太史公司马迁开创的本纪、世家、列传，开启了“纪传体”写史传统，并且到了《隋书·经籍志》中被确立为“正史”，“二十四史”均沿用太史公《史记》确立的体例。

“纪传体”与由《春秋》《左传》开启的“编年体”写史传统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历史书写的主流。到南宋朝，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构成了中国历史书写的三大体例。“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纲，“编年体”以时间脉络为轴，“纪事本末体”则把二者结合，以讲故事为内核。

《史记》《左传》等均为每年都要读的书，如今，我家的小学生也加入了阅读的行列，当然他读的是漫画版本。每日和他探讨《史记》里的人物和故事，为他展开更多的细节，梳理历史的脉络，更让人觉得阅读之意义，在这个时候更显宝贵。

细数自己2021年读过的书，传记类读物有十多本，如果按照“编年体”细数下来，计有：

韦力的《觅圣记》（先秦）

李开元的《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西汉）

尚思伽的《中书令司马迁》（西汉）

刘勃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西汉）

张向荣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新朝）

萧华荣的《簪缨世家：六朝琅琊王氏传奇》《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传奇》（魏晋）

孟宪实的《武则天研究》（唐朝）

刘子健的《王安石及其新政》（北宋）

[日]三浦国雄的《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北宋）

黄宽重的《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南宋）

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明朝）

方继孝《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中华民国）

除此，还有一些回忆录和日记，如《花甲录》《一代词宗夏承焘》《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以及纪念集等，如此算来，人物传记类著作，几乎占了我全年阅读量的五分之一。在此，我挑选几本分享给大家，就不一一展开推荐了。

首先，推荐藏书家韦力的《觅圣记》。2021年是孔子逝世2500周年，韦力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他的“觅圣之旅”，因为觉得还有时间，就在其他系列寻访中，顺带寻访一些圣人足迹。而等到2019年他准备全力展开“觅圣之旅”时，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他的寻访之旅遭遇了重重困难，即便在此情形下，韦力依然在能出行的时候抓紧时间，终于在2021年出版了这本《觅圣记》，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孔圣人。

你心中的孔子是什么形象？是标签化的“至圣先师”，还是古板、学究，爱教训人的孔子；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宋国“大宗”贵族血统的孔子，还是《论语》中那个有脾气，爱较劲，甚至和弟子闹情绪的可爱老头；又或是周游列国如丧家狗的孔子，甚或是影视剧中英俊潇洒，帅气逼人的孔子？韦力笔下的孔子，抛开所有一切的“人设”，从典籍和现世中寻找孔子留下的点滴痕迹，既有曲阜孔子故里的孔庙、孔府、孔林，也有各地纪念先圣的文庙、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至圣庙等；既有孔子周游列国时的不同地标，如“子畏于匡”的匡地，也有《论语》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闻《韶》之处等等。

仲尼的弟子们贤人七十有二，性格各异，各有所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多数弟子可在齐鲁寻迹，也有如言偃（子游）为吴国人，常熟虞山镇有言子故宅和墓地。卜商（子夏）晋国温县人，后讲学于魏国，弟子中有段干木、吴起等。还有三位弟子西戎人，如今要到甘肃寻迹。

虽然历经多年的寻访，圣人的足迹还有很多未能寻得，仲尼弟子也只访得30多位，但这项庞大工程，韦力终于还是完成了阶段性成果，还有大量的孔庙、文庙寻访，另外结集成册。韦力这部《觅圣记》就像一部“活”典籍，把儒学传统落实在实地、实物中，而不是那些难啃的典籍或是呆板的说教。

其次，我去年的阅读重点在魏晋六朝，看了十几本这个断代的书，其中学者萧华荣教授的《簪缨世家：六朝琅琊王氏传奇》和《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传奇》这两本名著，重读一过，依然有收获。这两本书曾在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过，至今已将近30年了，如今读来也不过时。

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他们的家族史，就是一部魏晋六朝史。“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刘禹锡这一首《乌衣巷》我们都很熟悉，然而，我们对南京乌衣巷的王谢两大世家真正了解多少呢？

“王谢风流”并非虚幻的空花，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功。千古名相王导、谢安，在危局中为晋室开发和保住了东晋半壁江山，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在那个四分五裂、朝代频频更迭的时代，王家和谢家是如何做到始终站在权力的中心，牢牢把握着不同朝代的权力命脉和王朝中枢的呢？除了门阀世家的传统，更多的是对时局的把握以及自身出众的才能。王家子弟和谢家子弟，代代都有人才出，而且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

琅邪王家从王祥、王览兄弟开始，缔造了王氏家族的繁荣，王敦、王导、王戎、王衍、王澄、王旷、王彬、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王珣、王谧、王徽之、王献之、王弘、王昙首、王僧朗、王僧绰、王僧虔、王彧、王俭、王肃、王晏、王志、王褒、王猛……当然不止这些，王氏的枝繁叶茂不愧为“中国第一世家”之称号，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关乎国家社稷。

陈郡谢氏确立世家地位比王氏稍晚，至名相谢安才算真正步入一流世家行列，而这时王家已经在世家行列里沿袭四代。谢安和王羲之同代人，而王家第四代没有特别一流的人物，谢家则更举足轻重，在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发挥更关键性作用。谢尚、谢奕、谢安、谢万、谢石、谢铁、谢玄、谢朗、谢琰、谢逊、谢冲、谢澹、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晦、谢曜、谢弘微……同样，晋室结束后，谢家在南朝宋、齐、梁、陈朝廷照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次次王朝更迭，将一家物与一家，王谢两家始终在新旧朝廷交替中完美过渡，没有经历毁灭式打击，“王谢风流”得以一代代流传，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直至隋灭陈并一统中国，无可奈何花落去，“王谢风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王谢子弟们在后世隋唐朝照样有着高位和不俗的表现，但已然不复当年的风流了。

显然，历史不可能记录所有的人，而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人，自然有其留在历史中的理由，像孔圣人、司马迁、武则天、王安石等大人物自不必说，而像南宋基层官员孙应时、晚明民间思想家颜元等，虽没有那么大名气，但他们依然以自己的事功和思想为历史添上一笔，并被后世学者关注到并记录下来，这就是传记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价值。

传记的历史意义

斯日

英国历史学教授约翰·托什在《历史学的使命》一书中说：“历史赋予我们两种形式的权力。一方面，通过将人们牢固地‘捆绑’在对过去的同一性叙述之中，历史可以被用来加强群体认同感（对国家或是对社群）；另一方面，通过充实那些有作为的公民的思想资源，历史赋予他们权力。”传记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从诞生之初即以实现历史的这两个使命为其终极目标，在群体认同感中建构着“有作为的公民”的思想史。卡莱尔所说的“历史是伟人的传记”这句话虽因无限放大了伟人在历史上的意义、忽视了普通人的存在而遭到大众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指摘，但是却抓住了传记文体最初的核心，说明了传记与历史叙述之间彼此不可分割的关系。优秀的传记等同于优秀的历史叙述，抑或说，传记是一种从个人视角打开历史的文体，传记的历史意义需要重新思考——这样的表述为现代以来因其想象艺术建构而遭受历史学排斥的传记多少带来了正面的肯定。历史学家黄克武先生为纪念严复逝世100周年而写作的传记《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通过严复的个人史打开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在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认同感中为严复这位思想启蒙者赋予了历史的意义，也为传记文体赋予了历史的意义。

个人史是历史的一部分

《笔醒山河》的作者黄克武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从1998年出版《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以来出版和发表了20多部（篇）关于严复的研究成果，是资深严复专家。“笔醒山河”一语源自2017年福州拍摄的严复纪录片《笔醒山河——千年大变局中的严复》，之所以援引该标题，作者说“是要凸显他（严复）在启蒙方面的原创力与重要性”，“标题的四个字最能彰显严复的历史角色”——近代中国的启蒙先驱。

《笔醒山河》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传记，重点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全书用三分之二强的内容“透过对严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特点，及其对时代的冲击”。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以引介西学来启蒙大众、救亡图存的启蒙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所引介的西学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

相比严复的人生经历，读者更熟悉他所译介的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进化论。1898年翻译出版的《天演论》曾掀起一股读书热，当然更重要的是读书热所带来的思想启蒙风暴。蔡元培说：“‘物竞’‘争存’‘优胜劣汰’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胡适在《胡适四十自述》中回忆自己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天演论》的风靡程度：“严复所传播的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了许多少年的心和血。”1905年，胡适14岁时受到《天演论》的影响，为自己取了“适之”作为字，胡适之的名字由此而来。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记下自己1898年在江南水师学堂读到《天演论》时的兴奋：“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曹聚仁说：“近20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500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虽然严复比鲁迅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文化界趋新人物年长一些，但从大的历史时间段来看，依然属于同时代人，同样是清末民初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但严复最早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核心价值，奠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基调。“五四”时期将民主、科学与反传统结合在一起，作为建设新中国之蓝图，是由严复的翻译为开端，而鲁迅、胡适等《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继承并发扬光大。

思想家的传记不易写好，因为“要知道思想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思考”，但汉娜·阿伦特结合自己10余篇思想家传记写作经验认为，可以“用心理学和传记因素来解释”思想家身上“某种迷人的东西”，这即是从其生长环境以及家庭等私人化领域入手，因为一般被偏见所有意淡化的私人生活的再现其实使公众人物更具有真实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传记，《笔醒山河》除了重点阐述严复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思想内涵之外，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了严复的私人生活：幼年丧父，家庭陷入经济危机，无法继续在私塾中接受传统教育，无奈中选择“除了供应衣、食、住，每月还发放四两白银津贴”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该校以西学为主，主要用英文授课，但同时也强调中学，学生必须以固定的时间来学习古文，严复后来会通中西的理念最初植根于此。1877年赴英留学，致力于吸收西方知识，1879年回国后师从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后又四次参加乡试，虽均以落第告终，但强化了古文素养，后在维新运动时期系统地阅读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教育学方面经典著作，奠定了中西学问的基础。严复“充满了困顿”的“并非平安顺遂”的一生最终成就了他学贯中西、饱受争议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生。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者在呈现严复思想发展脉络的时候，除了讲述时代局势和个人家庭的大与小、公与私的背景因素之外，关注个体与集体在造就一个时代之风气中的相互作用力，将笔墨更多放在严复与同时代“有作为的公民”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当时维新派人物的交往史上，其中重点讲述了与同为时代思想引领者梁启超之间从思想上的交会到差异、质疑以及疏远等细节，颇具大历史中的细节感。读传记亦是读历史。这些交往不只是个人间的交往，同时反映的是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和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呈现了由多重细节构建的近代思想历史画面。

历史的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并对所谓“新价值”进行了阐释：“价值有两种，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顿减；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同样作为历史学家，黄克武在本书中对严复启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价值做了梳理和评价，肯定其“一时的价值”，更是站在历史的长时段发展充分肯定其“永久的价值”：“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严复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清末时，严复是引介西学的启蒙先驱，他的作品一方面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了批判传统、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展开对此一启蒙论述(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青年》作者为中心论述）的反思，探索科学、民主、爱国、反传统等观念的局限或缺失。”

严复有关“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独特意义。严复反对19世纪末“西学中源论”“中体西用论”以及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自始至终，他对中西文化一直保持着一种去芜存菁的态度，对两种文化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黄克武先生对新文化运动以后有学者批评严复早期倾向西学而晚年回归保守等偏见予以了更正。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认为严复所引介的理论环绕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论与逻辑学，此四者是一套具有整合观点的国家构想，具有新的历史高度。

时间走过百年，那个时代的发展、成就及其局限，历史都给予了答案，严复思想的“永久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和认识。正如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会长郑重先生所言：“当我们为发展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重新研究经济学时，一向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严复，他的许多理论是那样适合百年后的今天的时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叹和高度的重视。”

这部传记有一个小遗憾，即全书没有对引文作注释，缺少历史著作应有的严谨考据感。当然这个遗憾是作者有意为之，他在“序”中说：“希望能以简洁的文字为一般的读者介绍严复的一生。因此在行文上力求精简，尽量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学术著作那样加上注释。”

时间未曾讲述的，历史总会讲述。这也是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点，研究长时间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当我们今天阅读严复的传记，不只是为了知道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种人生，而更是希望从他的个人史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他们那代人所生活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历史及其百年后的当下意义，这正是传记的历史意义所在。

古今文人心灵碰撞的精神火花

毕宝魁

为古代大文人作传，对作家要求极高。作家的知识水准和对天道、人道的认识之深度直接决定作品之程度。深者所见自深，浅者所见必浅，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参与《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写作，在创作交流会上三次遇到赵瑜先生并有所交流，知道他对于白居易的许多敏感问题都有过思考，对于其创作的《白居易传》便有期待。该书出版后，赵瑜先生在第一时间便快递给我一册，得以先睹为快，便一口气读完。掩卷深思，颇多感怀。

二十几年中，我先后在沈阳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中文系讲课，讲授课程主要是唐宋文学，而以唐代为主，故对唐代文人关注最多，对王维、韩愈、李商隐下功夫尤大一些。韩愈与白居易同代，与柳宗元、刘禹锡是好友，白居易与这几位关系都很密切，且都有诗文交往，这样对白居易接触很多，且讲课是必讲内容，对其生平大事基本了解，故自然带着挑剔的眼光去阅读和思考。

我很少如饥似渴般读书，但阅读此书可以这样来形容。因为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传记爱好者，首先关注的是作品是否有硬伤，有无明显错误。二是关于传主生平的大事是否都写到了，有无故意回避或大的遗漏。关于白居易的爱情经历、婚姻生活，他与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关系，以及他是如何在牛李党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官场和人际关系中独善其身等问题，都是我所留意的。随着阅读的展开，这些问题都一一得到了回答，而且颇为合乎情理。

对于白居易的爱情悲剧，作品交代得非常清楚，其实这是很难处理的，但作者娓娓道来，线索清晰，从缘起提笔，写到中年之后的相思与最后一次的会面，令人叹惋唏嘘。作者并没有归罪于封建礼教，也没有过多谴责白居易母亲，而是采取很温和的立场，好像母亲和儿子都没有错，但也透露出白居易母亲性格的执拗和对于儿子的不理解与不尊重。白居易是很无奈的，正因如此，白居易在爱情方面压抑得太久太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却到36岁还未能婚娶，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显得有些另类。他爱的湘灵母亲坚决不认可，母亲选中的人又非他所爱，母子就这样僵持着。而在他36岁做周至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三人敞开胸怀议论古今，话题集中到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上，才约定由陈鸿写《长恨传》，白居易写《长恨歌》。其实，这只是外因，是写作《长恨歌》的缘起，但白居易把这首长诗写得如此娓娓动人，令读者回肠荡气，也是因为他本人感情的全部投入，作者需要先感动自己然后才可以感动读者。因为他对湘灵有着刻骨铭心的爱，而又以悲情告终。这对他是锥心刺骨的痛，人的初恋是最美好、最深刻而无法忘却的。他把自己对湘灵的思念情怀移植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上，才会写出“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这段令人百读不厌、读罢就想背诵出来的精美诗句。白居易是借唐明皇思念杨贵妃来抒发自己对湘灵的刻骨思念，读者甚至可以感知白居易当年写完这段文字时两眼晶莹的泪花。或许，正是因为写完《长恨歌》排遣释放了在爱情方面受到的巨大伤痛，才使这种情怀得以缓解，进而在次年结婚。这样的描写是入情入理的，他的另外一首获取极高知名度的长诗《琵琶行》也是对女性在爱情方面受到极大伤害的深度同情所抒发的感伤，其间有自己仕途坎坷的感伤，也隐喻着对于湘灵的怀念和感伤。

对于元白关系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的求实精神，而这正是传记作者最需要的。元白关系是无法避开的重头戏，关于白居易是否写过《论请不用奸臣表》而与元稹断交时，他首先引证白居易研究专家吴伟斌先生对此事的考证辨析，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说得非常有分寸，“说白居易愤而撰写奏章与元稹绝交，可能性非常小。”类似这种有关生平大事，赵瑜都是先概括介绍学术界主流观点，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就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介绍前人成果时，一一注明出处，表示对其他学者的尊重，这种学风颇令人敬重。他书中先后借用过当代学者王拾遗、谢思炜、尚永亮等人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书的学术品位。王拾遗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过《白居易传》，是白居易研究的前辈学者。谢思炜和尚永亮都是我们同代人，谢思炜在白居易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尚永亮在贬谪文学方面成就斐然。这几位都是我熟悉并很敬重的学者，由此也可以看出赵瑜之学风踏实，为人坦诚，值得敬佩。

另值得一提的是，赵瑜是报告文学作家，他把创作报告文学的风格代入到《白居易传》的写作中，给人一种此书即使在唐代出版也可以被读者接受的写实感。这对于人物传记写作而言，颇为难得。赵瑜虽然不是专业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但本书对唐代文化精神以及对白居易生平的把握上，是很能经得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