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20世纪初叶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叶的儿童文学，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与准备，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既与整个大文学合辙同构，又有其自身的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性。梁启超、黄遵宪、曾志忞、徐念慈、张元济、孙毓修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热情投入醒民育人与为儿童的事业，提出新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直接促成了传统儿童教育的变革与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儿童诗、儿童歌词及科幻多为原创，童话、小说等则主要来自译作，“学堂乐歌”与新式儿童文艺教学的推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与儿童书刊的广泛传播，这是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与特点，并为五四前后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
关 键 词：20世纪初 儿童文学 学堂乐歌 《童话》丛书
从19世纪末开始，儿童教育受到中国社会上下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梁启超、黄遵宪、曾志忞、徐念慈、张元济、孙毓修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热情投入醒民育人的事业，直接促进了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变革与建设。
一 《少年中国说》与儿童观的变革
20世纪初叶中国对儿童与儿童教育的重视，是当时社会思潮受到西方进化论影响，将拯救中国的使命寄希望于下一代的反映。20世纪初知识界提出了儿童的重要性，儿童肩负着“立身保种解倒悬”的重任，“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吾童子之世界”。但童子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必须经过后天的教化，这就需要教育的力量。因此儿童的被发现、被重视并不是出于儿童身心的特殊性，把儿童当儿童看的“被发现”，而是把图强救国的希望与重任寄予儿童的国家民族需要的“被重视”——“国将亡矣，不闻有一人能兴之也。吾谓此责任尽在吾童子”[1]。
后胜于今，少优于老，历史进化观使儿童的地位与价值在“国将亡矣”的非常时期一下子凸显了出来，一批站在时代先列的知识精英更是疾呼“少年中国”的到来。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位鼓荡起时代召唤的思想者。
1.梁启超与《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位投身于“童子”“儿童”“少年”事业的大家，此前的中国大学者中，还没有谁像他那样关心民族下一代。特别是他在1900年维新失败、远走日本时，在轮船上写下的激情如火的《少年中国说》，直接拉开了20世纪中国醒民育人的大幕，同时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新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人的儿童观中，童子、少年虽被视为“圣人皆孩之”（《道德经》），但那只是在高头讲章的哲学思维里，而在实际社会中，在父为子纲、老者本位观念的影响下，童子、少年只是“缩小的成人”，是受成年人控制、支配的弱势群体。因而“对于儿童，旧式教育家视之无殊成人，取用的方法，也全是施之于成人的”，“他们根本蔑视有所谓儿童时代，有所谓适合于儿童时代的特殊教育”，而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太早熟的全盘的给了他们”，以致“少年老成”，成为“早熟半僵的果子”。[2]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反传统“老者本位”“父为子纲”等观念，视老年为夕阳、病牛、鸦片烟、死海泽，而视儿童为朝阳、乳虎、春之草、江之源、一冲向前之铁路，如此“惊世骇俗”的扬少贬老，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在鲜明、冷峻的对比中，梁启超提出了“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张，以激昂饱满的诗人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振奋民志、激励人心的画面：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目睹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千疮百孔的陈腐现状，一反传统儿童观，将中国未来之希望与前途寄托于民族下一代——童子、少年身上，救国救民救中华的重担已落在少年身上，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篇振聋发聩的时代雄文，如观沧海，激情如潮，比喻、对仗、排比、递进，奔腾而来，势如破竹。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对童子、少年作如此评价、寄予如此厚望者，梁启超是第一人。
《少年中国说》在20世纪初叶盛传一时，“少年”一词很快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北京等地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少年”已从概念、理想转化为血肉之躯、革命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少年中国”成了一种蓬勃向上、勇于担当的社会思潮。梁启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代表作。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而言，《少年中国说》的历史意义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少年中国说》以一种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度，直接促成了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第二，从文化史的维度考察，《少年中国说》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即视儿童为民族的希望、时代进步的动力，而不再只是家庭的私产、“缩小的成人”。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将儿童的生命价值与地位看得无上高贵的，第一个是提出“圣人皆孩之”的老子；第二个则是提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梁启超；第三个是鲁迅，鲁迅在1919年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一篇彻底改变中国人儿童观的宣言书，提出“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受《少年中国说》的影响与时代变革所赐，重视儿童、重视儿童教育，鼓吹倡导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成为20世纪初叶的一时之风。其中，《杭州白话报》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2.《杭州白话报》疾呼“少年乃为国之宝，儿童教育休草草！”
20世纪初叶江浙、京津、湖广各地纷纷创办走向社会民众的白话报纸，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杭州白话报》在呼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观、倡导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方面用力尤重。《杭州白话报》创刊于1901年6月，发起者为陈叔通、汪叔明、林纾、孙江东及项兰生（项藻馨）等人，以白话文为载体，以民族意识、民权意识、科学意识为主要内容对民众进行启蒙宣传。
《杭州白话报》1902年上册“论说卷”刊登署名黄海锋郎的《论今日最重要的两种教育》，其中《儿童教育》一节云：“儿童譬如花木，儿童知识初开的时候，就譬如花木萌芽初发的时候。花儿匠栽培花木，就譬如训蒙师教导儿童。儿童将来能够成人，或是不能够成人，要看那训蒙师教导得法不得法。”“儿童教育，是成人的始基。始基一坏，将来的弊病，月久日深，就是有医人的高手，也是束手无策的了。”“儿童幼时智识，至老未忘，教师最好把这些爱国的故事，为人的箴言，替儿童演说，才可以养成儿童爱国心，陶铸儿童天良性。”[3]作者把少年譬喻为“文明种”，大声疾呼：“少年乃为国之宝，儿童教育休草草。君不见，联邦德意志，一统意大利，富强都自少年始。”把少年儿童看作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并提出要像育花一样注重儿童教育，反映了20世纪初叶重视儿童的社会地位与受教育权的普遍民意。
《杭州白话报》1902年第4期又刊出黄海锋郎的《醒国民曲》：“国土如棋，国民如病，昏沉沉，大梦千年犹未醒。有谁人将心血儿，洗出一国的大光明？难道是四百兆人民，都入了黄粱境？我待唱一曲高歌醒国民。……我看见那四百兆人民，高卧黑暗呼不应，因此上高歌一曲，唤起那四百兆魂灵。他日呵，国土全新，大梦都醒，我再敲着鼓板儿，高唱支那永太平。”第7期《新年乐》一组歌谣中，有致“新学少年”一节，希望少年始终要把“爱国”两字牢牢印在心上：“补救国家责任重，输进文明志愿宏。莫要身住中华，心醉欧风；莫要崇拜他人，凌夷同种；莫要窃取西学的皮毛，莫要忘了本来的教宗，却要把爱国两字印心中。顽强的恢复宗邦，不为他人用；他日啊，青史留名，都道中国昌隆，是新学少年第一功！”第8期开始，《杭州白话报》开辟《新童谣》专栏，先后发表有《文明种——冀蒙学之改良也》《半教国——冀女学之振兴也》《金鸟雅——责新学之蟊贼也》《步步娇——哀缠足之恶习也》《守财奴——疾富家之吝啬也》《国无魂——哀军人之不振也》《鸦片战——痛鸦片之祸人也》《好江山——愤土地之日削也》等。
除了《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启蒙画报》《安徽俗话报》等也纷纷刊文鼓吹儿童教育，如《中国白话报》自1903年第3期起，连载署名白话道人的文章《小孩子的教育》，提出要用“文学教育”的手段对儿童进行陶冶。
3.徐念慈提倡为儿童写小说
1908年，作为小说家、评论家的徐念慈（1875—1908），在《小说林》第九、十期杂志上，发表了《余之小说观》，呼吁当时的“译著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供给“高等小学以下”的“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这是近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公开号召文学界要专为少年儿童提供文学作品，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儿童读物的教育作用及其在形式、体裁、情节、文字、篇幅、插图、装帧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显示了当时小说界、理论界重视儿童文学的新景象。
二 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的开放、刚健格局
20世纪初叶，图强救国、醒民育人的时代呼唤与儿童教育的现实课题，促使中国出现了一批热心儿童读物编译、创作的作家。梁启超、黄遵宪、吴趼人、周桂笙、曾志忞、林纾、李叔同、沈心工、徐念慈、孙毓修等，都十分关心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粮，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文学实绩为拓展近代儿童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梁启超、黄遵宪等的儿童诗创作
基于推翻帝制、振兴中华的需要，这些作家的创作与编译十分注重价值导向，爱国与教育的题材最为突出。梁启超、黄遵宪等的儿童诗，曾志忞、李叔同等的儿童歌曲，在各地城乡尤其是在小学校里广泛传诵，产生了深刻影响。
梁启超在“诗界革命”中提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等主张，倡导诗的音乐性、通俗化与风格的多样性，因而十分推崇儿童诗。他极为赞赏黄遵宪创作的《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评其为“一代妙文”；又力荐当时《江苏》（1903年创刊）杂志上刊载的儿童诗《游春》《扬子江》《秋虫》等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梁启超认为儿童诗创作“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儿童诗创作应雅俗互惠，既契合儿童的欣赏接受，又坚守中国文学的精神血脉，这是梁启超的儿童诗观。作为诗人的梁启超，曾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笔名，发表过《爱国歌》《黄帝歌》《终业歌》等儿童诗，爱国图强、刚健有为、流丽晓畅是这些诗作的重要特点。如《爱国歌》第一节：
“泱泱哉我中华，
最大洲中最大国，
廿二行省为一家。
物产腴沃甲大地，
天府雄国言非夸。
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
况乃堂矞吾中华。
结我团体，振我精神；
二十世纪新世界，
雄飞宇内畴与伦？
可爱哉我国民！
可爱哉我国民！
梁启超创作的作为学校毕业歌的《终业式》，饱含激情，将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民族下一代，全诗分为四节，每节的最后都是情意绵长的祝语，“今日一少年，来日主人翁”，“眇眇一少年，中国主人翁”，“以何一少年，成就主人翁”，“勉勉一少年，无忝主人翁”。将少年儿童提高到国家、社会主人翁的地位，梁启超是第一人。
梁启超十分推崇同为“诗界革命”代表人物的黄遵宪的诗作，在《饮冰室诗话》中评为“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难得的是，黄遵宪还是一位儿童诗诗人。
黄遵宪的诗歌主张与他政治上的维新改革观点一致，认为诗歌要表现新思想、新内容，“我手写我口”，抒写真实感受，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他写的儿童诗有《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等，紧密联系当时的学校教育，激励儿童的爱国心、报国志，通俗晓畅，热烈奔放。如《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
“听听汝小生，我爱我书莫如史。
此一块肉抟抟地，轩顼传来百余世；
先公先祖几经营，长在我侬心子里。
於戏我小生！
开卷爱国心，掩卷爱国泪。
勉勉汝小生，汝当发愿造世界。
太平升平虽有待，此责此任在汝辈。
华胥极乐华严庄，更赋六合更赋海。
於戏我小生！
世运方日新，日进日日改。
除了梁启超、黄遵宪等“诗界革命”先锋的诗作外，当时不少报刊如《中国白话报》《童子世界》《杭州白话报》等，以及一些发行量很大的通俗读物如《最新妇孺唱歌书》（1904）、《学生歌》（1904）、《时谐新集》（1906）等，都发表了不少旨在向少年儿童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儿童诗，如杨度的《扬子江歌》、张敬夫的《警醒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新少年歌》中有这样的诗句：“新少年，别怀抱，新世界，赖尔造。思救国，莫草草，大家着意铸新脑，西学皮毛一齐扫。”诗人在勉励新生一代成才救国的同时，又提出要扫除西学皮毛，不能崇洋媚外，而要善于思考，自铸新脑。
2.“翻译多于创作”的童话、小说
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有一个特殊现象，即谣曲歌诗等儿童文学韵文类作品多系创作，而童话、小说、科幻等散文类作品则主要来自译作。有的是为适合国情对译作进行改写，有的是模仿译作并融入自己的创作，有的直接根据外国时事史料或名人逸事加以编译。包括五四以前广有影响的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如《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就有不少是根据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编译改写而成的。
20世纪初叶文坛曾有过“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据阿英统计，从光绪元年（1875）到辛亥革命（1911）近40年间，各种翻译“小说”多达600余部。这里面就有不少外国儿童文学读物，如林纾译的《爱国二童子传》、《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包天笑译的《馨儿就学记》（即《爱的教育》），孙毓修编译的《无猫国》《大拇指》，等等。其时还出现了“凡尔纳热”。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一开始就作为儿童读物被大量译介进来。鲁迅早在1903年与1906年就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
在20世纪初叶众多翻译家中，上海的周桂笙（字新庵，1873—1936）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用力尤勤，译作也最有特色。周桂笙一开译就投向儿童文学，1900年他为上海《采风报》翻译《一千零一夜》《渔者》，均节译自阿拉伯民间故事名著《天方夜谭》。1902年他又为上海《寓言报》翻译了《猫鼠成亲》《狼羊复仇》《蛤蟆太子》《猫与狐狸》《公主》《乡女人》等十五篇童话，这些作品系译自《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豪夫童话》。上述译作辑成《新庵谐译初编》二卷，于1903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出版。《新庵谐译初编》是晚清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收获，一方面此书最早翻译介绍了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以及格林童话《青蛙王子》（即周译《蛤蟆太子》）等名篇；另一方面，周桂笙的译风忠实原著，文笔平易活泼，不同于林纾“继承方姚道脉”的古文体，也不任意割裂原著，因而更能为儿童所接受。周桂笙还翻译了《地心旅行》《飞访木星》《伦敦新世界》等科幻小说，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多种欧美小说。
20世纪初叶翻译外国儿童读物曾极一时之盛。一般而言，早先的译介是为了“开发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而当时科学、爱国、教育等题材译得很多；而后则发展为对儿童文学本身价值的认识，注重于儿童读物的文学特征与儿童情趣，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外国文学的题材与创作艺术。
3.以科幻为中心的原创儿童文学
20世纪初叶原创儿童文学中的韵文类作品，以儿童诗与儿童歌词为主要收获，而原创儿童文学中的散文类作品，则以科幻小说的成绩最为突出。
1904年荒江钓叟创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是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其时统称科学小说。1905年，上海小说林社出版的科学小说《新法螺》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新法螺》由三篇作品组成，前两篇《法螺先生记》和《续法螺先生记》（今译《吹牛大王历险记》），法螺意为荒诞、吹牛，由吴门天笑生（包天笑）转译自日本岩谷小波的日译文，第三篇是“昭文东海觉我”（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徐念慈自言，他是看了前两篇译作，“惊其诡异”“津津不倦”，于是才“东施效颦”奋而创作的，因而《新法螺先生谭》是一部更能展现出童话思维的儿童科幻，同时这也是一部具有相当复杂科学观念的成熟的科幻小说。作品设置了一个与科学相关的轴心，即宇宙的强“风”。主人公新法螺先生对现实科技不满，一天他遭遇宇宙强“风”，灵魂和肉体被分开，先后到了月球、水星、金星，又回到地球。他感到地球腐朽透顶，开始研究“脑电”，并设立学校传授“脑电”术，认为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徐念慈的科学思维之丰富使人惊叹，作品涉及力学、天文学、电学、化学、医学、动植物学，出现了大量科技前沿用语，如“诸星球所出之各吸力”“离心力”“卫星”“洗脑”“循环系统”“动物磁气学”等，以及“坠物加速至公例”。《新法螺先生谭》相较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其科学想象力、前卫性美学尝试与切入现实的批判力度，似乎更胜一筹；与《月球殖民地小说》强调日本已成为西方学习的对象不同，《新法螺先生谭》则认为中国将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只有中国超人能够拯救中国与世界。
综上所述，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呈现的是一种“刚健”的格调，原创儿童诗、儿童歌曲大多抒发的是爱国心、报国志、男儿当自强，儿童小说类翻译品种最多的是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游记小说、教育小说，原创作品以科幻最有影响。无论是原创还是翻译，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整体趋向诚如梁启超在《国民新灵魂》中所竭力倡导的那样，是“山海魂”（天下视野、探险精神）、“军人魂”（勇武精神）、“游侠魂”（重然诺、轻生死）、“魔鬼魂”（秘密运动），所有这些都指向民族下一代的阳刚精神的塑造，刚健有为，男儿血性。正如梁启超的《爱国歌》诗中所高吟和希望的那样：“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
三 “学堂乐歌”与新式儿童文艺教学
19世纪末，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开展现代教育的潮流开始兴起。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学校教育开始引入了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音乐作为美育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学校开设的音乐课时称“乐歌”科，“学堂乐歌”就是各地新式学校中音乐课广为传唱的原创歌曲。这些歌曲多以简谱记谱，运用外国的曲子，填上中国的歌词（选曲填词）。学堂乐歌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贡献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声乐作品，开“新音乐”创作之先河；同时使“集体歌唱”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为后来的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如果从儿童文学发展的维度考察，“学堂乐歌”不但有力地促进了儿童诗创作，而且推动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艺术教育。学堂乐歌的倡导、推广者以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等启蒙音乐教育家为代表。
1.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
20世纪初叶，我国学校的“学堂乐歌”音乐教育尚在初创、探索时期，其时习用的一些儿童歌曲大都“词意深曲，不宜小学”，“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课本”。作为中国现代儿童音乐教育先驱者的曾志忞，积极提倡“学堂乐歌”，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他在1904年出版的《教育唱歌集》的序言中，根据自己的教学与创作实践，提出“学校唱歌”应“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大胆吸收欧美、日本的成功经验，即“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主张儿童歌词的创作要“俗”“直”“自然”“流利”，摒弃“文”“曲”“填砌”“高古”，使“童稚习之，浅而有味”。“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庄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曾志忞所讨论的虽是儿童歌词的创作问题，但在客观上却对儿童诗-儿童文学更具建设意义。像这样充满开放意识与为年幼者着想的艺术观，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曾志忞的儿童歌曲十分重视少年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艺术兴趣与接受欣赏能力，《教育唱歌集》收入的26首儿童歌曲，按年龄顺序编排，其中幼稚园用8首，初等小学用7首，高等小学用6首，中学用5首。曾志忞的儿童歌曲不但自己谱曲，许多歌词也是他自己写的，活泼清新，意境优美，充满童趣阳光，完全可以作为儿童诗欣赏，如写于1903年的《游春》：
“何时好春风，一到世界便繁华，
杨柳嫩绿草青青，红杏碧桃花。
少年好，齐齐整整格外有精神，
精神活泼泼，人人不负好光阴。
学堂里歌声琴声一片锦绣场，
草地四园一样平，体操个个强。
放春假，大队旅行，排得都齐整。
山青水绿景致新，地理更分明。
这首歌曲唱出了沐浴在春光里的小学生唱歌、体操、春游的欢乐心情，学堂里歌声琴声，大自然山青水绿，一派蓬勃生机。这样的学校生活画卷是以前的蒙馆书院无法想象的，反映出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2.李叔同等的学堂乐歌
1905年上海中新书局出版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共收录21首歌曲。李叔同注重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其中前15首分别采用《诗经》《楚辞》等为歌词，李叔同配曲，另6首称“杂歌十章”。其中的《祖国歌》以中国民间曲调填词，特别能激发学生的民族感情与乡愁。《祖国歌》用儿童的视角与口吻，叙述放学路上，同学们回顾学习生活，互相勉励鼓劲，力求上进，语言平易亲切，加之使用民间曲调，使人一唱难忘：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儿，落日向西垂。
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
我们仔细想一想，今日功课明白没？
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
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
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
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
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李叔同的学堂乐歌作品广为学生和知识分子喜爱，如《送别》《忆儿时》《梦》《西湖》等，特别是《送别》，后来还被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选作插曲与主题歌，传唱至今。
沈心工（1870—1947），上海人，音乐教育家。1901年起任教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翌年游学日本，归国后仍回原校任教，长期从事音乐教乐教学与创作。沈心工采用外国歌曲曲调编配新词，用作中小学和幼儿的唱歌教材，出版有《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民国唱歌集》《心工唱歌集》等。
沈心工是“学堂乐歌”的开山者之一，1902年就在日本东京举办“音乐讲习会”，传播新音乐。1915年，黄炎培在为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一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吾国十余年前学校唱歌者尚少，沈君心工雅意提倡，自制词同任教授，一时从而和之如响斯应。论筚蓝开山之功，沈君足于其间占一席焉。”沈心工创作的儿童歌曲注重儿童接受机能与儿童化，黄炎培称“其所制小学校用歌词尤注意儿童心理，其所取材与其文字程度，能通俗而不俚，其味隽而其言浅”。尤为难得的是，沈心工特别重视易被忽视的幼儿，创作《体操—兵操》《赛船》《花圃》《祝幼稚生》《小学生》等一系列幼儿歌曲，传唱一时。《体操—兵操》是一首著名的学堂乐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儿童诗：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冬冬冬冬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20世纪初叶各书局纷纷出版“学堂乐歌”，一时形成出版热，仅1906年出版的就有：《国学唱歌集》（李叔同编，文明书局），《学校唱歌集》（无锡城南公学堂编，文明书局），《唱歌游戏》（王季樑、胡君复编译，商务印书馆），《怡情唱歌集》（常州王文君著，育文学社发行），《学校唱歌集》一至四集（沈庆鸿编，文明书局）等。
1906年商务印书馆还专为女学生出版《女子唱歌集》，第一集由叶中冷、胡君复著。1907年又出版第二集，胡君复编，庄俞校勘。1920年8月出第十一版，足见此歌集影响之大。《女子唱歌集》序云：“是编为谱二十七章，为歌五十二首。本女子教育上心理上之关系，选谱以美妙隽快为主，歌辞以风发韵流不失温厚为主，用原题制歌者十之八，另选题者十之二。顾必与原题性质相近、措辞协律，再三操演，然后下笔。凡谱调之高古淡远、不易动听者不录……。方今女学踵起，是编颇足供小学第四年级及师范学校、中学校初年级之用。”
20世纪初叶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音乐教育的提倡与推广，不仅关系到年幼一代的艺术教育、美学教育，而且直接影响到儿童文学。提供给儿童唱歌用的“学堂乐歌”歌词，本来就是清新雅驯的儿童诗，乐歌歌词的创作方法与儿童诗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而有的儿童诗经过作曲家谱曲则直接变成了受孩子们欢迎的学堂歌曲。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发展维度考察，相较以往的儿童诗，“学堂乐歌”注重儿童心理与儿童情趣，歌词的语言通俗晓畅，因而更易于走进儿童世界，这是中国儿童诗创作的一次重要文体自觉与艺术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儿童文学的普及推广与教学应用。
四 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报刊、童书
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刊物是1875年在上海创刊的《小孩月报》，但不是中国人所创办，而是由外国传教士在操作，自然是以传播教义为特色，也有西方儿童文学教育方面的内容。随着中国近代出版业、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以后，由于新教材、新读物的急需，专供学校教学应用的教科书以及专供孩子们阅读欣赏的儿童报刊、童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引领时代潮流的上海很快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中心，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品种最多，影响也最大。
1.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儿童报刊
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第一份儿童刊物是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蒙学报》，由维新派人士叶瀚、汪康年等发起成立的蒙学公会创办，梁启超参与策划。《蒙学报》为综合性周刊，文史数理无所不包，旨在补“旧时启蒙教法之未善”。十分难得的是，该刊按儿童的年龄段，每期分为上下两编，以后又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供五至八岁、九至十三岁、十三岁以上的幼儿、儿童、少年阅读，还发表了不少中外儿童文学作品。该刊出至第72期后停刊。
1902年6月23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儿童画刊——《启蒙画报》在北京创刊，社址设在前门外五道庙路。《启蒙画报》由清末著名出版家彭翼仲（1864—1921）主编，并兼文字撰述。彭翼仲，江苏苏州人，一生办过三份报刊：《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其中《京话日报》是当时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
《启蒙画报》以服务儿童为宗旨，图文并茂，使用白话文。第一期所刊《启蒙画报缘起》，将画报明确定为“于蒙学为起点”，编辑策略有三：一是“孩提脑力，当以图说为入学阶梯，而理显词明，庶能收博物多闻之益”；二是“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三是“参考中西教程，约分伦理、地舆、掌故、格致、算术、动植诸学，凡此诸门，胥关蒙养，兹择浅明易晓者，各因其类，分绘为图”。该刊约于1904年底终刊。
1903年4月6日，这是中国儿童报刊史上一个需要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儿童报纸——《童子世界》在上海创刊。该报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主持的爱国学社主办，童子世界社编辑、发行，钱瑞香、何梅士等主编。钱瑞香在《童子世界》创刊号上发表的《论童子世界》一文，强调儿童对于国家未来的重要价值以及抓好儿童教育的紧迫性：“中国之人，莫不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不闻有一人能兴之也，吾谓此责任尽在吾童子……然兴中国者，非十余岁之童子所能为也，必先求学问，学问既成，然后为之，何忧乎。然则二十世纪中国之存亡，实系于吾童子之手矣。”本着此观念，《童子世界》宣示以“呕吾心血养成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为宗旨，所开设有《论说》《时局》《史地》《理化》《博物》《小说》《诗歌》《译丛》《笑话》《游戏》《新闻》《专件》等栏目，用以培养儿童心系天下而又知识博雅。稿件均以浅显的文言文或通俗的白话文写成，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难得的是，《童子世界》还是一份日报。该报第8期《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一文介绍了办日报的缘由：“我想中国之病，在乎闭塞；对病发药，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在乎报章。于是同人集议倡办斯报，欲以世界之重担，共肩一分，即定名为《童子世界》。赞成诸君提议办法，有谓旬报者，有倡礼报者，有倡日报者，有以日报为期之接往，不得稍松，为难事者。同人爰亦倡一说曰：‘此报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顺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远，一则盼切甚苦，一则长篇取厌，不如日报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无厌倦之为得也。’赞成诸君曰：‘尔曹以童子知童子，较我辈更意切，决如此可矣。’”这种从儿童出发、为儿童着想的办报理念实在可贵。
遗憾的是，1903年6月，因“《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封，《童子世界》被迫于6月16日停刊。《童子世界》虽只出刊33期，但它的筚蓝开山之功与为儿童办报的成功实践，则是不可磨灭的。
2.立于变革潮头的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
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重镇，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儿童书刊与儿童文学的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首先从学生教科书做起，继而又投入大力气推出与学校教学密切结合的儿童书刊，在中国最早创办《童话》丛刊系列出版物（1908）、幼儿刊物《儿童教育画》（1909）、少年刊物《少年杂志》（1911）、纯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2），影响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中国童书与儿童文学。
我国有别于古代蒙学读本的具有教育新质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印，最早是1901年由上海澄衷蒙学堂首任校长刘树屏编写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是书4卷8册，有文有图有解说，共选3000余字。这既是一部小型语文类教科书，也是一部学生字典，因图文并茂，形式新颖，一经流通便受到各地学堂的欢迎，被誉为“百年语文第一书”。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出版的由该校师范生朱树人编的《新订蒙学课本》三编，采用“由联字而缀句而成文”的方式，较单纯解字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又进了一步，出版后也广受欢迎。但这两种教科书毕竟还是筚蓝创辟之作，真正具有现代教育品质的教科书要等到1904年经张元济之手才出现。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的1903年，正是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的第二年，其时各新式学堂纷纷创办，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新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又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办学经验，果断抓住出版机会，推进教科书的编撰。
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这是直接影响与惠及千百万少年儿童的中国第一本现代意识的小学教科书。此册署“江苏武进蒋维乔、阳湖庄俞编纂”，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稹太郎、福建高凤谦、浙江张元济校订。该书《缘起》云：“自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计九年，为书十八册（以供七八岁至十五六岁之用）。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农业、工业、商业及书信、账簿、契约、钱币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
张元济主持编写这册“最新”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广受学校欢迎，五六天内就销出4000册。1905年1月第二至第五册出版，至1906年全套十册出齐。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也相继问世。商务版教科书一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4]，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商务版教科书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儿童观的转变，处处体现出对儿童的尊重、理解和“照顾”。这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辑方针中就可以看出：
“·本编选用四百五十九字，凡生僻之字，及儿童不常见闻者，概不采入。
·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
·本编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本编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物，不涉机巧变诈。以启儿童之天性。
·本编多涉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
·本编多涉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儿童最喜图画，本编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
·本编用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
·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以上十条编辑方针，显然是立足于儿童角度，又本着教育要求，全面地考虑到了教科书的受教、使用对象——少年儿童的心理、兴趣、能力、喜好，从课文的内容（德、智、读书、游戏）到形式（多插图、文字浅明），从教育目标要求（第一册459字）到教科书的字号、用纸，都作了科学、实用的安排。课文的内容尽量从儿童的社会化特征出发，以家庭与学校为主，由近及远，以小见大，尤其是强调“以启儿童之天性”，“不涉机巧变诈”。儿童最爱图画，插图与彩图多达一百幅。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儿童为本的方针指导下，儿童文学自然而然会被请进教科书中。
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采用儿童文学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将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课文资源，如将林纾翻译的《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等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直接选入教科书。二是由编辑人员自撰课文，尽量采用儿童文学的形式与艺术手法。如第二册第九课的《采菱歌》：“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觉菱儿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浅，坐小盆。哥哥采盈盈，弟弟妹妹共欢欣。”商务版的这套《最新国文教科书》畅销近十年，重印十多次，此后“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5]。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商务版教科书的影响与示范作用，一种新的尊重、理解儿童的儿童观与新的儿童读本形式开始走进了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这是顺应了时代的变革。
3.孙毓修与商务版《童话》丛书、《少年杂志》
在张元济贯通古今、中西并重的出版理念擘画下，商务印书馆开一代之风气。特别是由商务印书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成为促进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发展的引擎。
孙毓修（1871—1922），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儿童读物编辑专家。江苏无锡人，清末秀才。早年在江苏南菁书院执教，得到缪荃孙指教，目录学根底颇深。1907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1909年起，孙毓修在国文部负责儿童读物的编辑，先后主编《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在他的编辑团队中，有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
1908年12月，《童话》丛书创刊。1909年1月16日，《东方杂志》第5卷第12号刊登孙毓修的《童话序》，2月又在《教育杂志》第2期刊登。20世纪初叶至五四前后的童话含义较广，大凡富于幻想色彩的供小读者阅读鉴赏的叙事作品，包括小说、故事、童话、科幻、寓言等，均属“童话”范畴，当时的“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因而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实际上就是儿童文学，《童话序》体现了20世纪初叶知识界对儿童文学的认知与文体观，是知识界对于儿童文学一般主张的代表性文字。
孙毓修在《童话序》中首先分析了儿童的阅读心理，认为教科书内容的“庄语”与文字的“文言”也即“典与雅，非儿童之所喜也”，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内容“皆本于人情，中于世故，又往往故作奇诡，以耸听闻。其辞也，浅而不文，率而不迂”，因而儿童最喜阅读。他认同外国学人的观点：“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孙毓修充分肯定了儿童最爱听故事、故事对于满足儿童阅读心理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儿童小说”这一文体概念。将讲好故事作为《童话》丛书的办刊方针。据此，孙毓修又提出了兼取中外好故事，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作品为主，图文并茂、文字由浅而深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吾国之旧小说，既不足为学问之助，乃刺取旧事，与欧美诸国之所流行者，成童话若干集，集分若干编。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可观而已。书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为多。假物托事，言近旨远，其事则妇孺知之，其理则圣人有所不能尽，此寓言之用也。里巷琐事，而或史册陈言，传信传疑，事皆可观，闻者足戒，此述事之用也。鸟兽草木之奇，风雨水火之用，亦假伊索之体，以为稗官之料，此科学之用也。神话幽怪之谈，易启人疑，今皆不录。文字之浅深，卷帙之多寡，随集而异。盖随儿童之进步，以为吾书之进步焉。并加图画，以益其趣。
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心理，每期《童话》的内容编好以后，就交由编辑高梦旦带回家去，“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如果作品的内容儿童听了不喜欢，或文字晦涩难懂，就再作修改。
从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的维度考察，《童话序》在三个方面提出了超越前人的观念：一是儿童读物应从儿童心理出发，“推本其心理之所宜”；二是讲好故事是儿童文学的重中之重；三是选文应中外兼取。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儿童读物的“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童话》丛书的办刊实践正是努力按照孙毓修的序言进行的。
19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写的《童话》丛书第1集第1编《无猫国》，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本标为“童话”的读本。《童话》丛书先后出版了三集，均为32开本，铅印平装，图文并茂。第一集每册（当时称编）约24页，5000字左右，定价5分；第二集、第三集每册42至46页，1万字左右，定价1角。《童话》丛书先后出版102种，孙毓修编写了77册；1918年6月起由沈雁冰（茅盾）续编了《大槐国》《千尺绢》《负骨报恩》《狮骡访猪》《平和会议》《寻快乐》《驴大哥》《蛙公主》《兔娶妇》《怪花园》《书呆子》《一段麻》《树中饿》《牧羊郎官》《海斯交运》《金龟》16册，这也是沈雁冰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第三集4种由郑振铎于1921年后续编。
《童话》丛书因文质俱佳大受小读者欢迎，风行一时。受此鼓舞，1911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了《少年杂志》月刊，与《童话》丛书互为配套，又有书又有刊，进一步丰富了儿童的阅读需求。1911至1913年，《少年杂志》的前三卷由孙毓修主编。孙毓修在创刊号的《缘起》中宣示：“本馆旧编《童话》，以稗官之谈，寓牖世之意，颇承阅者许可，风行一时。今本斯旨，更为杂志，月刊一册，颜曰《少年》。内容大加扩充，如修身、文学、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实业、手工、习字、图画、体操、音乐、歌谣、游戏，中国时事、外国时事，凡二十余类，皆择其切近易知饶有兴趣者，随时编次，互见各册。兼采古今中外之新奇故事，讽世寓言，以供谈助。插画丰富，行文浅显，凡入学三、四年之生徒，以及粗解文义之人，皆能领会。庶可为教育之补助，而使社会中人，皆晓然知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急急焉。”《少年杂志》孙毓修主编将读者对象定位为小学中高年级以及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读者，承续了《童话》丛书的成功经验，栏目丰富，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有中国时事、外国时事，以后又开辟了“新闻话”“少年谈话会”等专栏，重视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该刊还注重科学普及，创刊号上发表的《飞船史》，介绍了中国最早的航空设计师、飞行家冯如和谢缵泰的事迹。《少年杂志》开设的“文学”专栏，刊载了不少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创刊号刊有《捕鱼与吹笛》《卖报童子》等文章。《少年杂志》第4卷（1914年7—12月）仅出6期，1915年1月第5卷起改由朱天民（赤萌）主编，1924年后由殷佩斯主编，1931年停刊。
孙毓修还主编了“少年丛书”，以介绍中外名人的传略和故事为特色，“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也深受读者欢迎。《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儿童读物，而且又以儿童文学作品为显著特色。茅盾曾高度评价孙毓修的筚路蓝缕之功，称他是“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6]，“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7]。
文学反映新的时代，时代呼唤新的文学，一切都是应运而生的。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自具特色、不断演进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在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冲击与“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终于在20世纪初叶开始了具有新的儿童观、新的儿童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变革，促成了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令人鼓舞的进展，并为五四时期现代性儿童文学的发展作了充分的准备与铺垫。
王泉根：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钱瑞香：《论童子世界》，《童子世界》1903年创刊号。
[2]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上篇）》，《文学》1936年7月第7卷第1号。
[3]《儿童教育》，原载1902年《杭州白话报》第二年上册“论说卷”；参见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页。
[5]肖东发等主编：《中国出版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2页。
[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