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维特根斯坦说过：“能够自我革命的人才会成为革命者。”

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东渐以来，中国学界对于主要来自西方的逻辑、科学方法与方法论总是过分地迷信，犯了形式主义即怀特海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或只看到事情粗略的表面，或把自己想象出来的意义投射到若干口号、名词术语之上，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面目可憎，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陈词滥调是这个世界上的中心原则。”（哈维尔语）坦白地说，我们是在制造而不是创造着语言，贫乏语言正无限疯长：在西方理论的炫光里，中国语境残碎不全、面目全非，外来词或借用词未能融入母语的血脉，依然保持着“外来入侵者”的身份，“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乔治·斯坦纳语）。我们在技术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深陷于概念的迷宫，从概念分娩概念，从教条分娩真理，从书本分娩书本，修辞代替了文采，行话（“黑话”）替换了思想，灵动的精神生活变成机械的习惯，被概念所主宰——语言的滑落显现的是思想的衰微乃至虚无。

遁入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包括其思维与言说方式，学院派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业已深陷困境，沦为缺失传统文化根基的“无本之学”，而制造了诸多“美学的谎言”。借用英国当代小说家杰夫·戴尔的话说，大部分研究者、批评家根本不懂也不理解文学，而“在忙着杀戮他们所接触的一切”；成千上万学者所写的书，简直是“对文学的犯罪”！这样的知识的价值何在？有些人戏剧性地度过一生，有些人史诗性地度过一生，还有人非艺术地、稀里糊涂地度过一生。这正如尼采所诘问的：难道“精英”们可以这样浪费自己、虚掷光阴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注重思想呢？”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提出，“我们要放弃对逻辑与方法论的迷信，……培育视野开阔、见解邃密、内容丰富、敏锐而灵活的思想能力。”哲学家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告诉我们，影响一个人研究与创造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他的表面上可以明说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而是他的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这种“支援意识”是隐含的，无法加以明确描述的。也就是说，逻辑与方法论并不一定能对研究与创作活动中最重要的关键加以界定，更谈不上具体的指导。

事实上，一个真正创造（或发现）的程序不是一个严谨的逻辑行为，我们在解答一个问题时所要应付的困难是一个“逻辑的缺口”（logical gap）。个别的重大与原创问题的提出，以及如何实质地解答这些问题，绝非逻辑与方法论所能指导的。换言之，在真正的人文世界与科学世界中，研究与创造活动的关键是博兰霓所提出的“未可明言的知识”，如灵感、直觉、审美判断力等等。这种“未可明言的知识”不是遵循形式的准则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学习方法或讨论方法论可以得到的，而是从严格的训练陶冶出来的，包括像学徒式地服膺自己心悦诚服的师长的看法与言论以求青出于蓝，努力研读文化原典，苦思、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具体而特殊的问题。这种“未可明言的知识”是否丰富、有效与“支援意识”是否丰富、深邃直接相关，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人文研究是否有生机与活力；而逻辑与方法论的研究仅能帮助人们在思想形式上不自相矛盾，或对论证过程中的可能矛盾提高警觉而已。因此，钱锺书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逻辑不配裁判文艺！”

“创造的转化”是一个相当繁复的观念。首先，它必须是创造的、创新性的，是过去没有的东西。其次，这种创造需要精密与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以及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彼此深刻了解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与传统辩证的连续性，继而在这种辩证的连续中产生了对传统的转化，产生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新东西，同时这种东西辩证地衔接着我们自己的传统。只要我们以开放的心灵与文化传统相接触，如果我们在这种接触中真诚地对某些东西产生具体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自然会使我们的“支援意识”丰富而活泼，我们文化的创造力也自然随之充沛起来。

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按照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对那些迄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及其悠久、丰富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方式，激活其蕴藏的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则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与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与感召力。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论，“创造的转化”就是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保持着“文化的认同”。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不是文化复古，也不是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而是将中西古今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

我们已经习惯了主要源自西方的一整套专业性编码语言及其“证明体系”（包括已经证明了的、用来作为证明的和要去证明的三个环节），也就是一个由逻辑关系构成的、从一般到具体的金字塔型的概念体系，其逻辑论证方式则清晰表达了事物之间知识论的从属关系。这种述学方式大致成形于18世纪的近代德国并蔓延至今，发展成一种语言空转而脆弱不堪的学术风尚。20世纪以降，西方众多现代思想家、理论家早已从中走出，而我们却模仿照搬、泥洋不化，乃至奉之为“学术规范”或“国际标准”——时下学术“洋八股”大面积繁殖，专家学者作为“工匠”的形象碌碌于复制性的、毫无促进效用的劳作，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就像被太紧的鞋子挤得变了形。尼采一针见血：“我们无法像事物所是那样认识事物，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它们。”

——述学文体的革命，是时候了！

每一位想要有所作为的学者都必须从自我革命做起，努力调整、改变自己的学术实践方式，对我们的述学文体进行一番革命性的改造！

对于中国当代学者而言，首要的任务在于：用汉语而不是术语写作。我们不应让自己的思想受限于那些舶来的术语，而应用另外的词汇来说话，或是丰富我们自己的语词，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来。如何摆脱语言书写的“匠气”，开启激动人心的语言之旅，是所有学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难题。

与时间性的字母文字相比较，空间性的汉字更具信息的密度；在西方逻辑、论证之外，还有非形式逻辑的存在。迥别于西方重概念、重分析、重演绎、重论证的逻辑思维，中国文化确立了重“象”、重直觉、重体验、重体悟的隐喻思维，与之相映成趣的则是“注疏”“语录”“公案”“评点”“诗文评”等“断片”式学术书写。

20世纪以降，在西方话语系统的冲击之下，汉语逐渐丧失其主体性，从“文言”改造、转换到“白话”，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从综合性语言形式发展到分析性语言形式，汉语逻辑功能得以强化的同时也弱化了自己的优长。在历次不无激进的语言革命中，思想与文化的传统随之断裂，整个传统文化的架构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很多知识分子也丧失了言说的基本坐标。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各式各样的意见虽多，但很少有精深、原创且经得起严格检验的思想系统随之建立。

维特根斯坦十分锐利地指出，只要我们的语言没有真正的革新，语言先在的给定性就会迫使我们的思想在既定的路线上活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技巧自动转向，进入某一个“思想共同体”，被同样的“哲学问题”给绊倒，而丧失了任何进步的可能性。

——述学文体的革命，是时候了！

未来的述学文体必须使语言保持有效，它充分发挥了汉语之人文特性的优势，将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彼此融通，以更细致、深入地呈现人类复杂的心灵世界。

未来的述学文体必须是语言世界的拓荒者，它不断突破既有规范，突破各种被限制的认知，寻求别样的言说方式，开启崭新的语言世界。

未来的述学文体必须确立一个更高的历史整体性思维框架，建立与当代生活、文学实践的内在勾连，细描出与语言问题周旋时当代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体验。

未来的述学文体必须把“理论”变成“写作”，激活语言之“物性”，将语言视为理性与启示之母，语言本身即心智存在，赋予思想强大的穿透力与生命力。

未来的述学文体必须正视事物的差异性、偶然性与复杂性，弃绝那种直线式、封闭式的逻辑证明体系，在断片式、开放式的圆形结构之中，让一切如其所是。

未来的述学文体必须重铸生命的理解力与思想的解释力，重塑一个个既有个人内在经验，又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的人，从易逝的事物中捕捉、体会永恒之事物。

未来的述学文体必须返回内在的明镜灵台，书写心灵世界的隐秘对谈，倾听亿兆生灵、广阔世界之海潮音，在杂多统一的和谐中，动态呈现个人创见与风格。

……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言，“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毕达哥拉斯学派又言，平面之中“圆形”最美，立体之中“球形”最美。未来的述学文体不时深情回望传统，打通人文各个学科，参互各种研究法，由一个个“断片”发展而成为一个无始无终、无穷无极的整体，最终抵达学贯中西、会通古今之学境——故名之曰“毕达哥拉斯文体”。

“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可谓“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其内在机制与传统的书写经验、思维模式、文化范式等一脉相承。众多“断片”及其连缀组合是“毕达哥拉斯文体”显著的“语体”特征，其内在运行机制迥别于以往的述学文体——

“断片”凭借隐喻思维而自出心裁，类似于钱锺书所谓“具体的鉴赏与评判”，它切断线性的逻辑铺展、抽象论证，具有相对自足性与完整性，又蕴涵多种冲突与矛盾，呈现一种理论探索的未完成状态。

“断片”是思想之颗粒，属于“正在描述的文字”，处于一种生成状态，具有某种价值集聚性，是“转识成智”后“以识为主”之“悟证”，即“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情深入”之后的“本质直观”。

诸多“断片”系“悟证”所得，继而环绕某一个方向或统一性中心聚集，由理性思辨之论证予以发展、完善，这是一个“证悟”过程，即演绎思维与隐喻思维协同作用的过程，具现于“断片”间的链接组合。

通行述学文体有大量引文脚注，展现学者知识范围与学术视野，“毕达哥拉斯文体”则尽可能隐藏学识，征引绝少而融贯实多，许多本来不和谐的力量组成统一音阶和音调，进入了戛戛独造的精神空间。

“毕达哥拉斯文体”由“悟证”到“证悟”，打通“具体的解悟”“抽象的解悟”两种思维方式，交融“隐喻型”与“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点化出中西两种智慧的内在生命，铸就不愧时代的新思想。

——这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不让一个民族中的伟大的东西默默无闻或浪迹江湖乃是文化的任务所在。”尼采此言甚好。“毕达哥拉斯文体”是“有我”“有渊源”的，是中西文化传统交流互鉴、“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宁馨儿：在基本理念与原则上，“毕达哥拉斯文体”返回中国文化之“本源”，接续了中国古代悠远的述学传统（包括五四“文脉”），通过“回向”即“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祛除“理障”或“知识障”，在“进”—“出”—“进”反复往返的研究过程中，既明“事理”又通“心理”；在意图与智识气象上，“毕达哥拉斯文体”则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启迪，充分汲取了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布朗肖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西方“Essay”的创造性文体实践成果。

“Essay”是在欧洲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思想书写形态，它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思想家的传承，发展而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既体现思想者主体性与思维节奏，又承载着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认识与意志、直觉与逻辑、信仰与智慧、个性与共性为一炉。“毕达哥拉斯文体”融会贯通中西古今的思维与言说方式，构建了一种思想求索与书写的“没有体系的体系”，而与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思维相汇合，并赋予我们所处的世界以意义，获得一种本真思想之安宁与平和。

值得一提的是，区分中西文明或文化差异，不是作茧自缚，而是为了彼此会通；会通绝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人文诸学科、文艺诸形式的打通；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化冲突为互补”，使许多本来不和谐的力量组成统一的音阶和音调——这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思想。《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我们中国人是拥有这种智慧的。

“毕达哥拉斯文体”是未来述学文体之“预流”，它力图站到精神领域的前沿，通过中西古今的会通，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其所揭示的“真理”表现出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这一双重特点同样铭刻在我们的生活结构之中，堪称理智诚实的标志。时至今日，“毕达哥拉斯文体”的探索与实践仍“在路上”，可能在一个比我认为的还要有限得多的范围里活动——这是一项孤独、艰难而健康的事业，需要一种不断自我革命、孤往独创之勇气。用孟子的话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或可援用维特根斯坦的两句话自勉或勉人——

“我的思考无意于当今时代，我不得不奋力逆流而上。或许一百年后人们会需要我写的东西。”

“假如某人领先于他的时代，有一天时代就会赶上他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