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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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以自己比较清晰的童年记忆为起点，来细数我母亲在羊圈门所结交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应该是马东的女人。那时候的羊圈门人还不知道闺蜜这个说法，更不会用好朋友这种洋气但拗口的词儿，我们有着更土气更实用的称呼，叫连手。连手，连手，试着喊一喊吧，是不是挺顺口的？再细想一下里头的味儿吧，感觉这含有土腥味的称呼挺得劲儿的对不对？试想一下，两个人，你的手，我的手，手和手相拉，勾连，便是连手，手既然连起来了，关系还会远吗，自然是不远了，是亲近的密切的关系了，用如今的时髦话来说，那就是闺蜜。

男人和男人很容易成为连手。而那时候村庄里的女人似乎更含蓄一些，也总是被生计捆绑在比较狭窄的日常范围里，她们交朋友的圈子要比男人小，几率也比男人低。经常跑去赶集的是男人，办大事的是男人，出远门的是男人，撵赌博摊子的是男人，凑一堆儿打牌、下方的也是男人，商量各种重大事务的更是男人，男人和男人间很方便结交。女人就要困难一些。除了偶尔走个亲戚，赶一趟集，她们大多数时间都困在村庄里，守在土地上，日子本分到枯燥的程度，除了本村庄的几百号人，又能去哪里认识更多的人呢。好在她们自有排解的方式，一日三餐也能忙个不停，生儿育女也有很大的乐趣。除了操持好自己一家老老少少的吃喝穿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偶尔也会结交到连手。

母亲怎么和马东女人就拉近了关系，今天无从追考——生活里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等你注意到的时候，已经进行到了一定程度，要追查起缘，往往是困难的。我记得有一天阳光暖烘烘的，把院子晒白了，我在墙根下看蚂蚁在春风里乱跑——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漫长单调的寒冬里，好像连蚂蚁也冻得消失了，现在看到还挺亲切的。一阵清脆的鞋底响传进耳朵。我慢慢抬起头，看到了一对红色平绒干板鞋，再往上，一个中等略宽的身躯，一张国字脸。我认得她，马东的女人。姑舅嫂子！我喊。那时候我们姊妹在羊圈门没别的美誉，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懂礼了，见了庄里男女老少都要打招呼，该喊啥喊啥。这也得益于羊圈门那时候良好的庄风，几百号人，分几个门户，各门各户有前辈们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辈数划分，谁家辈分大，谁家又小，都清清楚楚，小辈们会主动承接前辈流传的这笔人伦财富。稳定的秩序在一辈一辈之间传递。早在我们牙牙学语、睁眼认人的时候，父母就开始教给我们，这是谁谁谁，该叫啥，那是谁谁谁，又该叫个啥。都是有理有据有头有尾的。

马东女人身边站着我妈，她们只草草扫我一眼，注意力就转移了。在议论下院的一棵梨树。我们老大家那个长得咋那么快，年时一茬梨儿结得繁，我吃谋能卸一大笼子。马东女人望着我家的梨树，对我妈说。她们背对着我。一高一矮，一肥一瘦，两个身影并肩而立。穿戴是大同小异的。头戴白圆帽，身上是棉袄，腿上裹着棉裤，脚上的鞋不一样，我妈是家常布鞋，马东女人是干板鞋。后者的那双鞋显示了她的郑重，她是到别人家串门子的，所以出门前特意换了新鞋。只是一双鞋，也能让一个人有了不一样的气息。作为马东女人的话，我觉得这双鞋让她变得洋气了。她不是邋里邋遢随随便便到我家来的，她做了准备。从头到脚都换新的话，太显眼了，也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是换了鞋。

我歪着头一直看她的鞋。这样的鞋我妈也有一双，就藏在我们大房地下的那个柜子下面。平时她舍不得上脚，只有出门的时候才拿出来。这时候的羊圈门，妇女们中间大概正流行这样的鞋。马东女人穿这双鞋不好看，反而衬托出了她的一个缺陷，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的脚拐子太大。右脚的拐子尤其大，就在大拇指和脚心之间的那个交界处，一个肉骨头坚硬突兀，隔着鞋也能看到，鞋被撑得有点走形。这种鞋轻便，柔软，最容易走形。我为这双鞋可惜。两个女人不知道我一个小屁孩的注意方向，她们还在议论梨树。我听明白了，几年前我爷爷从集市上拿回来的三棵梨树苗，一棵被马东哥哥拿走，如今他家那棵树长得远比我家这棵高大，还开始结果子了，去年那一季果子尤其多，卸载了一笼子。而我家这棵才开始开花，去年开了一茬，最后一个果子都没坐，原来开的是谎花。

就没给你几个尝一下？我妈问。

我皮嘴没洗干净！马东女人干脆利落地回答。

谈论出现一瞬间的中断。有一种微妙停顿在里头。更有一种情绪在中间酝酿，交换，碰撞，裂变，融合。

我慢慢转过去，望马东女人的嘴。她嘴唇干干的，有一抹愤慨和委屈在唇线间紧紧绷着。我大概能领会她此刻的心情。她在诉苦，更在鄙夷，在表达长期积压的委屈，也在发泄她的愤怒，更在表露一种内心的孤单，也在寻求可能的同盟。她抛出的是心底不轻易外露的秘密，一旦抛出来，预示着她的真诚，还有恳切，她要用这些换取一种东西，那就是友情。

人和人结识，深交，产生友谊，稳固友谊，有个奇怪的过程。后来江湖上有个段子形容友谊，说人生四大铁指的是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当然这指的是男性之间的铁杆友谊。放到我们羊圈门的妇女们身上自然不合适。当时我们庄的女人们结交、深化友谊的办法是，以秘密换秘密，以好换好。好，是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巩固和彰显友谊的办法；而交换秘密，往往用在开头。名著《百年孤独》里有这样的片段，吉普赛人梅尔迪亚得斯帮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搭建实验室的时候说他在世界各地流浪时沾染上的流行性疾病毁掉了他的健康，这个情景被布恩迪亚当作一段伟大友情的开端。吉普赛人敞开了胸怀，道出了自己的秘密，换取了布恩迪亚的信任。那是远在世界南半球的故事，甚至可能是虚构的。但，这里头的那个核，放到我们羊圈门也是贴切的。那时候我们羊圈门的女人们目不识丁，但在人生和生活里的智慧，丝毫不亚于乌尔苏拉、蕾梅黛丝、梅梅她们。

马东女人吐露了她的秘密。

当然，秘密吐露之前我妈肯定做出过暗示、诱导和试探。

马东弟兄不合，这是羊圈门人尽皆知的秘密。哥俩原来都在下庄子那里住，墙挨着墙，后来大闹了一场，马东把家搬到了羊圈门的最南端，在一片庄稼地里起了新家。当时羊圈门的南边还没有一户人家，马东新起的家显得分外孤独。瘦零零一个房子，房子旁边是挨着墙掏出来的一个浅窑。应该有个院子的，用土墙把房屋围起来，再装个大门，这样才是有里有外有门有户的一个完整的家。但是要置办齐全这么一个家，何其不易！老父亲当年给儿子们依次娶了媳妇，又分别给他们另了家，一旦另出去，就预示着这个儿子的日子和老父亲再也没有关系了，亲情当然还在，但为人父的那份责任已经卸掉了。父亲给马东另了家，他不能和大哥和睦比邻而居，要另外安家，这就得完全依靠他们两口子的能力了。而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得出他老父亲是明显偏向大儿子的。所以，孤立无援的马东两口子，要另外开辟一个家，活出一份像样的光阴，是需要背负很多重压的。

既然不合，经常闹事，老大家院子里的梨儿，就算烂掉，就算填沟，也不会轮到马东女人。我母亲的故意一问，有着激将的意味。马东女人的回答，看似自我贬低，其实爆发了她的愤慨。

初春的梨树，杆梢都黑黢黢的，显得固执而冷硬，没有苏醒过来迎接春天的迹象，还在酣睡当中。

马东女人抬手搬住一棵树杈，慢慢往下拽，她用的劲不小，我真担心会咔嚓一声掰断。冻了一冬，树木硬邦邦的，柔韧性正差。我母亲无动于衷，她没有我这样的担心。就算真断了，她看样子也能坦然接受，因为不是别人掰断的，是她刚结交上的连手。我不知道她们之前有过怎样的努力，怎么忽然搭上了线，擦出了火花，我只看到母亲的脸颊红扑扑的，眼里有一抹亮晶晶的光，她欢喜得很，她忽然拉一把马东女人的胳膊，两个人进屋里去了。

她们进去后，厨房那座沉默的房子顿时就活过来了。好像本来是一炉蓄着的热灰，她们俩是新投的干柴，柴一进去火就哗啦啦燃起来了。两个女人也能成一台戏，还是一台挺热闹的戏。不用刻意备脚本，羊圈门的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戏本子。这一刻突然迸发的投契感，让她们相见恨晚。我不看蚂蚁找食，骑上小花园的矮墙墙子，隔着窗玻璃，远远看这两个女人把自己燃烧成两盆火。窗玻璃其实脏兮兮的，窗缝隙里我妈在初冬时节塞进去防备寒风乱钻的棉花疙瘩、破布条条，都还没有扯掉。那时候我们的窗户也不大，要透过玻璃看到屋里的情形，是困难的。我干脆听。声音是脏玻璃挡不住的。我妈这个女人容易兴奋，她今儿显然兴奋起来了，她一兴奋，嗓门就高，还尖细，她欢快地嘎嘎笑着，忽然就把头探出门帘外来，噗嗤擤一大把鼻涕，摔在门外，手在墙上摸一把，大概抹掉了大部分，残留了一点痕迹还在手指间，她又很顺溜地在衣角上一抹。大人有时候跟我们孩子何其相似，尽管他们动不动训斥我们在身上乱抹鼻涕。

屋里飘出香味来了。空气变得寒凉。虽说是春天了，早晚还是很冷。我从她们说笑声的诱惑里挣脱出来，好像挣破了一个梦，然后我摆脱了夕阳的残光走进厨房。要是可以，我还真舍不得打破这暖烘烘的热闹气氛。她们在做什么？我看到案板上已经晾着几张泛着金黄色泽的饼，我妈坐在灶前烧火，马东女人腰里系着我家的围裙，正弯腰往锅里刷油。

多放点油，不要给我省！我妈笑着提醒她。我的心颤抖了一下。这老婆子疯了吗？好在我看见马东女人没有听这疯女人的胡话。她稳稳抓着油瓶，右手里的油抹布在锅底里擦了一圈，麻利地放回油瓶，没有再蘸一抹布油。就这已经很奢侈了。你看案板上那五张饼，那亮灿灿黄葱葱的颜色，分明是清油和火候共同配合的结果。香味就是它们发出来的。我踮起脚尖望，口水早就蓄了满满一口。但我不敢扑上去拿一块犒劳自己。我妈的家教有时候很严，比如这时候家里有外人，在她不发话的情况下，绝对不许我们哪个孩子私自做主抢在大人前头吃东西。别看她现在笑呵呵的，这马东女人又不会长在我家里，等她走了有我肉疼的时候。

妈。我试着喊。提醒她，有个孩子在这里，正被美食诱惑得要吞掉自己的舌头。没人理睬我。我妈似乎被一种亢奋的东西给控制着，她从来没有这样高兴。她兴奋得脸蛋泛出粉色，鼻子尖都红了。她正和马东女人说话。我也算个耶题木{1}啊——她摇着头，一副感慨万端的样子，声音里有一抹哀痛般的喜悦。火灭了，她拉一下风闸，呱嗒，风板的舌头鼓出一股风，通过风道传到灶眼上，暗下去的火渣再次明亮，刚塞进去的一把麦柴燃起来了。她不再拉风闸，一个手拄着膝盖，一个手软软地抓着那束麦柴，通过一股轻微的力量掌控着火，让火势尽可能地绵长、均匀。烙饼就需要这种不硬不猛的绵火。

火光映亮了她的脸。好像她体内原本有什么沉睡着，现在被唤醒了，她整个人也被点亮了。她熠熠地闪着光芒。她忽然起身扯下半片饼，毫无征兆地递给我，说快吃，看你姑舅嫂子做的莜荞面摊馍馍好吃吗！

幸福来得这样突然。我被这豪爽吓着了，两个手惶然捧住饼，好烫啊，锅底的热气扑人。我妈已经又坐回去了，往灶眼里续柴。我确定我走狗屎运了。和马东女人相谈甚欢，深感投契，可能让我妈有些兴奋过头，昏头昏脑中把我也当客人了吧。管它三七二十一呢，我坐在炕沿边就吃。摊馍馍是用莜麦面掺和上荞麦面做出来的，里头还撒了一些用擦子磨得很细的洋芋丝儿，又撒了葱花。还放了油盐花椒和味精。难怪香得天下无敌。我听见牙齿和舌头欢快地配合着，味蕾大声赞美着。好吃，真好吃！我要是此刻一头栽倒死了，你不用寻找死因，就是香死的。

又一个大摊饼出锅。马东女人右手用锅铲，左手捉筷子搭了一下，飞快将一张黄亮的大圆落到了案板上。接着又往锅底刷油，又开始摊下一张。

我慢慢咀嚼，分辨着饼子的组成成分。荞麦面酥软，但缺乏韧劲，莜麦面柔韧、劲道，却黏性极差，让它们结合，就互补了彼此的短处，完全变成了优势组合，而洋芋丝儿改变了纯面食的现状，洋芋里含有淀粉，烙熟后绵软又有嚼劲。这些食材是我们生活里最平常不过的，这些年我们几乎天天吃，煮洋芋、炒洋芋、洋芋面早把我们吃腻了，莜麦面做的饭和饼子也吃得不爱吃了，荞麦面搅团和面条也难吃得很……食材还是那些食材，现在改变了组合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味，这惊喜是马东女人带来的。真没看出来这个女人能有这样好的厨艺。

饼子终于烙完了。我看见我家的半瓶油见底了。

那我再倒一瓶儿去！我妈麻利地接过玻璃罐头瓶，拧身往后院跑去。她的口气是那么豪爽，好像我们家的清油存储量很大，就应该被这样大方地挥霍。

后院的窑洞里装着洋芋，也放着一个瓦坛子，那是我家的总油库。我追撵上去，表达着自己一直没敢问出口的疑惑：妈呀，她是不是放油太重了？那半瓶子油够我们吃七八天呀！叫她一顿就给使唤光了！

也就是说，马东女人的一顿饼子，生生烙掉了我家一周的用油量。我妈一把拉住我，把我扯进窑洞，声气压得变了音，你吵个啥？她瞪着我，不就是半瓶油么，你叫她听着笑话！

这话里头的道理我懂一点儿。谁都不愿意让外人看破自己家日子里的一些内幕，比如我们家的节俭，磨一壶油能吃大半年。每次做饭就往锅底里刷那么一油抹布，用我妈的话说，油要比眼泪还稀罕。我家的日子全靠了我妈的精打细算。话说回来，羊圈门谁家的日子不是精打细算过下来的啊。屎肚子百姓嘛，日子不这样过，你还能咋样过！

话说油多放点那饼子就是香，我吃了半片这会儿舌头上还香呢。我不是不能接受这个女人浪费我家的油，我是不能接受我妈忽然表现出来的大方。她忽然变了一个人一样，简直让人难以接受。

我妈给瓶子里灌了一瓶油，仰起头对着窑门口透进来的光瞅了瞅，改了主意，又倒回去半瓶，然后盖好油坛，端着多半瓶油出去。多年后我才能明白我妈当时的举动。这个一贯节俭的女人，今天忽然迸发的豪爽，这一刻还是败给了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她终究没有勇气端一满瓶油去见马东女人，她怕接下来这瓶油又被挥霍掉。突然升级的友谊确实让人欢喜，甚至欢喜到晕头转向，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一时的大手大脚，需要后面无数时日的更加俭省去弥补。

接下来两个女人打了荷包蛋。整个过程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马东女人不建议打那么多。她甚至不建议做荷包蛋。她把所有的饼子切成了菱形的箭头，重新回锅炒了。她一边往一个盆子里铲炒热的馍馍丁儿，一边说算了，不年不月的，吃啥鸡蛋哩，这摊馍馍就好得很！再说家里又没来亲戚。肯定是最后一句话激发了我妈心里的豪情，她撅着屁股从案板底下的一个树皮壳子里掏出一堆鸡蛋，说都打上，每个人都有份儿，你就是亲戚，头一回上门的贵客！

鸡蛋摆在案板上，一共二十三个，白灿灿的一堆。我妈在锅里烧了开水，水开了，马东女人掀开半边锅盖，我妈将火撤了，看着马东女人忙碌。我也望着她忙碌的身影。想想真离奇，做梦也难想得到吧，有一天这个女人会跑到我家的锅台上做起饭来。事实就在眼前上演。女人的友情就是这么奇幻吧，它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这以前，这个马东女人对于我来说是遥远的，跟村庄里大多数妇女一样，她们忙碌着自家的日子，具体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清楚。只有谁家过红白事的时候，寺里过圣纪的时候，沟里担水的时候，上地干活儿的时候，会碰到，碰到了可能会打招呼，就是这些了。没法更多。她家住得离我们本来就远。而人和人交朋友，更大程度上会受地缘因素的影响。她让我们第一次高度关注到，是她家和马东大哥的矛盾白热化，大闹那一场，然后她两口子赌气搬了新家。不过整个事件中，都是马东在和他父亲、大哥吵架，这个女人没有多显眼，她不像那些泼妇跳出来撒泼，她默默跟在男人身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抹着眼泪。

一个就知道哭鼻子的女人，现在忽然和我母亲亲近了起来，无论如何，事情来得有点突然。她在打鸡蛋。鸡蛋抓在手里，飞快地在锅边上磕一下，然后两个手一分，蛋液就滑进锅里，蛋皮她头一低丢进了灶火眼。我妈嘎地一声大笑起来，说你姑舅嫂子你晓得吗，有些女人连个荷包蛋也不会打，水滚了还不撤火，大火烧着，鸡蛋都给冲化了，做出来半锅鸡蛋汤，连一个囫囵蛋也见不着，看你信吗？马东女人已经打完了，二十三个蛋，光磕撞就得好一阵子，亏得她麻利。她在护裙上擦着手，把锅盖盖上，也嘎地笑出声来，调门忽然提高，说信哩么姑舅阿姨，咋能不信哩！我家老大的女人，那么能的人，不会刺豁鸡，说手不敢往鸡肚子里塞，热烘烘的，一塞进去手就抽筋了。早些日子宰了鸡都是我婆婆刺豁。等我进了马家门，拾掇鸡的活儿就全靠给我了。

她语速不快，嗓门比较粗，不看她本人只是听这语声，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个嗓门稍细的男人在说话。

我妈开始烧火，火哗啦啦笑，她也笑，好像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欢快过。这时候的鸡蛋已经在温开水里坐住了形，可以用大火烧了。她就一边用大火烧着，一边不停地笑。我感觉我妈像个刚下完蛋的母鸡。她兴奋，欢快，轻薄，要飞起来一样。这是一个让我感觉陌生的母亲。是什么让她这样高兴，高兴到失掉了惯有的稳重和分寸？

天擦黑马东女人才走。我妈亲自送她出门，看着她走进前方的暮色里，我们才转身回家。临转身，我妈还给满眼的暮色抛出去一句话：明儿闲了再来啊，你姑舅嫂子！黑沉沉的前路上回应过来一句：闲了就来了，姑舅阿姨！

一段伟大的友情就此拉开了序幕。从这以后，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吧，我妈和马东女人成了最好的连手。后来我回头追忆往事，替母亲梳理这段友情，有些地方让我迷茫，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们友谊的开头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

我妈很喜欢马东女人，对她的评价特别高。记得那晚送她离去后，我们一家人坐在煤油灯下做过一阵回味。主要是刚刚装进肚皮的这顿晚饭太丰盛了，摊馍馍，油汪汪的，还又炒了一遍，炒的时候还把腌白菜切碎放了一些，馍的柔韧，菜的清脆，酸中带咸，风味独特。还有荷包蛋，每人三颗。这晚的荷包蛋打得真好，没有一颗残破的，都珠圆玉润，饱满可爱，汤液清亮，鸡蛋雪白，你能想象这美好吗。我妈忽然变温柔了，对我们每个人都那么和气，她把碗送到我们每个人面前，把马东女人拉到炕头坐下，她给我们介绍这个女人，好像我们第一次认识她。她又指着我们一一给马东女人介绍，先说到了我们的父亲，父亲这会儿不在家，我妈却不想放过他：你姑舅巴，经常不在家，你晓得，当着个破大队长，忙得没个日月！你可千万别以为她在贬损我们父亲，鬼都知道她在夸！羊圈门几百口子人，当大队长的就他一个！她指着我大姐，金女，我大女子，九岁了！又指我，银女，老二，七岁了！指头轮到我家老三身上，老三自己先开了口，说：三窝子，花女，五岁。说完她指趴在被窝里啃脚指头的那个婴儿，说落屎嘎嘎子，也是个赔钱货，叫赛赛子。

说完，过了几秒钟，我们大家都笑了。

都说疼大的，惯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意思是一奶同胞的孩子们当中，最受委屈的往往是不大不小中不溜儿的那个。可你看到了，我家老三哪里有一丝受欺负的迹象，她生来就有张八哥巧嘴，谁也不怕。

马东女人郑重地看我们，用目光一一跟我们对接，算是正式认识，预示着从此以后她就是我妈的连手了，她们会常来常往，不是姊妹亲似姊妹，没有血缘，胜过血缘。羊圈门的连手情意就是这么神奇。

姑舅嫂子。

姑舅嫂子。

姑舅嫂子。

我们依次给她打招呼。郑重而热情。

我说过了，羊圈门人老五辈就是这么个礼性，长幼有序，辈数分明。马东的爷爷跟我们爷爷互道弟兄，马东父亲跟我们父亲以姑舅称呼，到了马东这一辈，跟我们姊妹平了。马东女人是娶进来的，这之前她跟羊圈门没关系，现在她按马东的身份和庄里每一个人排大小。

她走后我姐金女问过我妈，干脆你和她结拜算了，认她当干妹子！

其实这是可以的。不结干亲之前她是马东的女人，如果真的一旦结了干亲，她就是我妈的妹子了，她可以和干姐姐平辈，以姊妹相称，等于她们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从前的固有关系。

我妈的眼睛亮了一下。好像金女的话往她眼睛里投了一把火星，点燃了她的某种隐藏的心思。连空气也忽然被增温了一样，有了一丝让人不知所措的灼热感。

要多一门亲戚了！我心里飞快地运转着这个信息。真认了，马东女人就是我们的干姨娘。我们还没有一个距离这么近的亲戚。以后常来常往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不成。大队长走进门来，出声打断了我们。羊圈门唯一当官的人（大队长算是官吗？反正当时我们羊圈门的人都认定这是官），话语是不多的，本来就不多，自从最近当上了大队长，就更少了。贵人语迟，我妈这样夸赞过。话说多了比屎都臭！她这样表达对爱说话者的鄙视。她肯定是忘了，我们家除了这个当官的，其余人都随了她，一个比一个话多。现在我们家里话语表达是不均衡的，所有的女性都叽叽喳喳，合起来就是一窝麻雀。唯一的男性，我们的父亲，他轻易不说话，这让他偶尔说出来的话具备了奇异的功效，他往往四两拨千斤，一个人就能平衡我们这一窝的喧闹。他说不成。就两个字，平息了空气里蒸腾的热度，好像有人兜头泼了两马勺凉水。

为啥不成？我妈第一个反应过来，情不自禁地反问。她的腔调里还残留着热，她还没有从一个高度上及时降落回地面。她口气有点撒娇的意味。今儿她高兴，高兴让她有些轻狂，轻狂让她忘了自己是谁，是四个娃的妈，她肯定以为她还没有长大，她还是个小姑娘，小姑娘总归是拥有撒娇的权利的吧。

是啊，为啥不成？除了四妹太小，不谙人事，我们姊妹三个齐刷刷望向父亲。就算我们都也还不太懂大人的事，但香和臭我们能区分。马东女人一出现，就大大改善了我们的伙食，今晚这一顿美食啊，你敢说你没差点香破了头？这样好的女人，如果真的亲密起来，以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我们的口福就到了，当然清油是不敢再由着她这样挥霍了，鸡蛋也不可能这样一人一碗地吃，那就隔三差五让她做个摊馍馍吧，哪怕少放油，也肯定比我妈做的好吃。我们都是馋嘴巴，我们的味蕾已经牢牢记住并将不断怀念这顿美餐。

她比你堂深。你交不住她。

这是羊圈门的新晋大队长，在马东女人这件事上头，唯一送给我妈的建议。后来的三四年当中，我妈将会验证这句话，并且佩服大队长目光深远，能看穿人心。当然，这是以后的事，眼下这个夜晚我妈难以接受这个评价。

你就是眼红，看我有了个连手！这是我妈的抗辩词。奇异的是，软绵绵吐出这句话，我妈就没那么亢奋了，她甚至很快就懊恼起来，她举起油瓶子在灯下瞅了瞅，说使唤起油手还真个重哦，差不多费了我一瓶子！父亲用舌头舔着嘴唇，好像刚吃过的美味还粘附在嘴唇上，需要他认真舔舔才不至于浪费。他打一个大哈欠，说摊馍馍这么做好吃！荷包蛋多放点油也好吃——

这一晚的摊馍馍和荷包蛋，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主要是太香了。柴火烧铁锅，莜麦面用开水烫熟了，再和荞麦面揉到一起，洋芋丝儿细细的，这些平时不搭界的食材愣是被放到了一起，还酝酿出了这样柔软又嫩脆的香。荷包蛋我们偶尔也吃，可马东女人打出的荷包蛋怎么就那么嫩呢，入口后你都来不及发动牙齿咬，蛋已经欢呼着拥裹了你的口腔。我们多么贪恋这口腹之欲，我们已经在怀念马东女人带来的美味。

难道心不实在？母亲忽然问。目光炯炯，望着父亲。队长大人拿手背抹去哈欠带出来的眼泪，哈哈一笑，说算了算了，说到底是妇道人家，心思再大，还能有多大？他坐起来，神色严肃，显然是在说正事了，你和她做个连手嘛，成么，要结拜么，我看还是缓一缓，说不定过上一两年，你就不想结这个拜了。

看来人还是要当官儿啊，父亲当上大队长才多久呢，话能说得这么讲究，充满了艺术味道。态度也好，语重心长，春风化雨，抚慰人心。

母亲把油瓶子放回到架板上，说算了，听你的，日久见人心，日子长了再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搁置，就把事情拖进了遥遥无期当中。

好在马东女人从来没有催促过我母亲，我印象里都没有听到过她再提及这件事。几天后她又来了，还是穿着家常衣服，脚上还是平绒鞋。我一眼就看出来鞋很新，肯定上次从我家回去后，她就脱下收起来了，今儿才又上脚。羊圈门的生活我还不清楚吗，抱柴、烧火、喂牛、背粪、担水……干板平绒鞋太娇了，哪里经得起这样高强度的蹂躏。她胳膊上挎个笼子，笼子用一片白包巾苫着。她走路不急，缓缓地迎面走着。西北风从她身后吹过，掀动了她的罩衣襟子，也掀得苫笼子的包巾四个角儿此起彼落，她伸手压着包巾，因为使劲，腰身微微地前倾，这让她好像负载了某种重压，她就在重压下一步一步走近我家大门。后来这样的情景经常出现。

2

在对待连手方面，我妈一直都很大方，同时不会随便占对方的便宜。马东女人要是带了什么来，我妈肯定要想法子也备些什么给她带回去。有时实在找不出可以相赠的，第二天或者稍后几天，她就会想出办法来，打发我们姊妹给马东家送去。因为结拜的事迟迟没有实现，马东女人没能变成我们的干姨娘，我们还喊她姑舅嫂子。

有一天我妈把一个草编小篮交给金女，又叫我护送，快送给马东女人去。一定抱稳了啊，不敢跑，不敢磕碰，不要揭开看，不能受冷。母亲再四地吩咐。里头是一堆麦衣，麦衣里埋着几枚鹅蛋。

为啥要把鹅蛋给她？金女不情愿，质疑母亲。谁不知道现在鹅蛋稀缺，正是用鹅蛋抱鹅娃的春季，羊圈门的妇女们一个个疯了一样恨不能满世界找受过精的鹅蛋呢。甚至有人出五枚鸡蛋来换取一个鹅蛋。母亲白白将鹅蛋送给马东女人。金女可以容忍她把一辫子蒜全送给马东女人，把一包菜籽给了她，把窖里最后一背篼大萝卜叫她背走……唯有这件事她不乐意，她早就盼着母亲准备一窝蛋，一旦有母鸡造窝，就马上抱起来。她太喜欢鹅娃了，她渴望我们家能抱出羊圈门的头一窝鹅娃。可母亲这样慷慨，要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几个鹅蛋都送给马东女人。这是疯了吗？

金女子！母亲喊了一声。

就这一句，把大姐镇压下去了，她乖乖接过小篮，抱在肚子上方，出发去马东家。记不得我们这是多少次来马东家了。她家的狗都认得了我们，见了面不咬，还给我们摇尾巴。马东女人接过蛋篮子，掀开看看，笑得露出牙花子，拉着我们进屋坐，又用一个碟子装了玉米面碗坨来让我们吃。金女早就警告过我了，这回要给马东女人一点脸色看看，叫她知道她有多可恶，正是因为有她，我妈就事事处处把她想在前头，啥好的都要给她留一份，害得我家不能抱头一窝鹅娃了。马东女人把碗坨子用切刀切成薄片儿，往我们手里递。我看见她做的玉米面碗坨子黄灿灿的，鲜亮又蓬松。我忍不住伸手去接。我姐没接，她忽然一把打掉了我手里的，拽着我，说：走！

连篮子也不要了，我们噔噔噔冲出马东家的大门——他家大门是啥时装起来的，我竟没一点印象。

再见面的时候，马东女人把那天我们姊妹的表现告诉了我妈，她不是告状，是连说带比划，当笑话讲给我妈听的。在我们印象里，这个马东女人就没有生气的时候。除非说起马东的大哥一家欺负他们的事情，她才有一副气愤的嘴脸。她笑呵呵拍着我妈的腿面子，说娃娃灵得很，心疼着么嗷，就那么跑走了，我心里过意不去得很么，没有眼看着叫娃娃吃上我家的碗坨子！我妈也嘎嘎笑，说管她哩，屁大点儿人儿，还毛病多得很，你有给她吃的碗坨子，你喂狗去，狗吃了还给咱们摇尾巴哩！

听听，在她老人家嘴里，好像我和金女连狗都不如。当然我们知道大人嘴里的话往往没个真假，现在不是有那么句流行语嘛，说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不要信大人的嘴。可见大人的嘴里不说真话是多么普遍，到了哪一时代都具备普遍性。

接着两个女人嘎嘎嘎笑了。就在这笑声里我找到了相通的感觉。对，就是我妈和马东女人之间有一个地方相通了。她们俩像一个人，嘎嘎声是从我妈嘴里发出来的，同时又是从马东女人嘴里发出来的，不一样的两个身体，不一样的嘴巴，发出了一模一样的声音，这一刻她们俩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瓦罐，形体一样，盖子一样，捏造的泥巴一样，烧制时候的火候也一模一样。她们是双胞胎？不，是一个人，裂成了两半，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两半。我妈满脸都是欢快，马东女人鼻子窟窿里都蕴含着欢乐，她们嘎嘎嘎，咯咯咯，下了蛋的母鹅一样，下了蛋的鸡婆一样，偷人得逞了的贼娃子一样。她们脱了鞋坐在炕上，被窝盖着她们的腿，她们手里开始做冬天残留下的一点针线活儿，春种马上要开始了，她们相约好这两天在一起给这些针线活儿收尾。

这一天我妈和马东女人坐了整一天。马东女人来的时候，我家早饭刚吃完，等她离去的时候，我和花女骑在门槛上催我妈做晚饭，我们一直催啊催，扭来扭去地催，把裤裆都要磨破了。她们说话说得太忘我了，一高兴就忘了人间还有鸡零狗碎的俗事需要她们抽出身来处理。这一天这两个女人好像完全忘掉了各自是女人，身后还有着一个家，还有娃娃要吃要喝，她们成了两个没出阁的大姑娘，只有自我，不管别的，啥男人啊娃娃啊老人啊鸡狗啊，她们都摒弃了，再也不能烦扰到她们了。她们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扯磨，拉闲，还有个后来我走出羊圈门才能知道的词儿，聊天。这一天这对羊圈门的乡村妇女，把中国汉语里有关用语言面对面交流的词儿，都活生生演绎了一遍。从天上聊到地下。从地下扯到天上。从今世拉到后世。从袜子跑到长面。从拔草牵连到坐月子。那一天我才发现我们羊圈门原来有这么多可以说道说道的事情：人物，趣闻，正传，八卦……两个女人舌灿莲花，两个女人让万物复苏又枯死，两个女人的笑声把屋顶哨眼里瓦格间歇脚的麻雀吓得一愣一愣。

关于马东和他大哥一家的纠纷，起缘和过程，我这天第一次亲耳听到。有全貌，更有细节。说到艰难处，马东女人哭了。她哭起来像一头牛，被草疙瘩噎住了，呜，呜，哽咽几下。头甩着，好像不愿意要这颗脑袋了，这头颅沉甸甸的，扛得她太累了，她要甩掉了它。情势有些骇人。我从门槛上抬起头看。确定她不是噎住了，她在哭。哭泣突兀而短暂，很快划上了句号。如果我不是近在眼前，可能都难以察觉这突然发生的变化。地下炕头边，摆着马东女人的鞋。不是平绒干板鞋。那双经常登我家门的洋气的鞋，已经被替换掉了。不知从何时起，马东女人和我妈一样，也穿着布鞋来串门。她的鞋比我妈的肥，前头尤其宽，脚拐拐总会顶宽鞋的前帮子，顶出一个明显的包。这个包现在显得这样忧伤。我望着这个包，我的心里也在滋长着忧伤。这忧伤里混杂着惶惑，担忧，悲戚，和细细的一丝害怕。马东女人已经不哭了。她这样迅速地结束了她的悲伤。她就是这样，有时候是个像男人一样干脆利落的女人。可是她把某些东西传递给了我妈。现在我妈变成了悲伤者。她拿手背抹着眼睛，她脖子咕噜扯一下，咕噜再扯一下，她说妹子啊，你今儿把心给姐交了底儿，你不把姐当外人，姐就也不把你当外人。

如今想起来那时候我们心思真是比清水还纯净，纯净到一整天也不起一丝波澜，对世界不抱有任何奢侈的欲念，所以随便坐在哪里都能有滋有味地打发掉一天的时间。我和花女骑在门槛上，我们耍一串纽扣。用一根长线把它们一枚一枚串起来，然后抽了线，看着一串纽扣欢快地掉落，然后我们再重新穿。这次把大纽扣放到一起，下次把小纽扣放到一起，下下次按照颜色分类，下下下次根据纽扣的形状穿，再下次，一颗大，一颗小，一颗圆，一颗扁，这样轮流变换着穿。三四十枚纽扣，可以变幻出很多组合，足够我们从早玩到晚。我玩一次，花女玩一次，我们轮流着来，我和她都是乖娃娃，总是能安安静静地坐着一玩一天。金女就不是这样，龙生九子哩，她就是个长虫！我妈常这样自嘲般比喻她的大女儿。在我妈的心目中，我和两个妹妹是龙，金女姐就是一条不听话的蛇。也不是我妈对金女有多厌弃，我觉得我妈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给她自己找个台阶下罢了。毕竟这条虫是她生出来的。尤其金女敢公然跟生她的这个女人顶嘴的时候，在我妈眼里她就是一条舌头上有毒的长虫。

我们的安静，和对游戏的沉迷，让两个女人完全忽略了我们的存在。我们是一个世界。她们俩是另一个世界。大世界和小世界没有交集，互不干扰。春风透过门帘一股儿一股儿地送进薄冷来，好在春毕竟不是冬，就算春风也是刀子，这刀子不剔骨也不割肉，至多划破点细皮儿。我们就在门槛上一边感受着屋里暖烘烘的炕气的抚慰，一边吹着凉飕飕的春风，在冰火两重天中玩到忘记身外的世界。两个女人也忘记了身外的世界一样，不停地说着，你一句，她一句，嗓门忽高忽低，情绪一会激动一会愤恨，话题的跳跃度也很大，恍惚间我记得马东女人是在哭来着，可不知不觉间她又在笑，我妈前面刚在骂什么人，后面又一脸贤良地说要饭的上门了一定要多多少少给上一点，不敢叫空手离开，有罪哩！马东女人就举了个例子，说马东大嫂不给叫花子舍散吃的，还隔着门把人家骂走了。说完两个女人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度一致的认可，一起摇着头，咂着嘴，嘘嘘地感叹着。有一次我妈忽然拍手打了马东女人一巴掌。啪，寂静的空气也抖动了一下。我和妹妹一起抬头望。我妈好像自己也没想到忽然会对人动手，她噗噗地吹自己的手，又在自己膝盖上拍了一巴掌，说哎哟，我这爪子，打娃娃打惯了，你疼吗？马东女人今天好像比过去这几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温和，她有些慈祥地望着我母亲。她噗嗤笑了，轻轻一巴掌拍还给了我妈，说疼着哩，姐你手重，以后可不敢这么打娃娃了，娃娃碎嘛，那点嫩肉肉咋吃得住你这重手。我妈呱呱地笑了，说碎狗日的都不听话么，就得巴掌伺候。

关于这一天的时间，后来我回忆过，这一天好像比任何一个初春的天气都长。打春后昼夜开始增和减，昼慢慢比夜长，但也不至于长过1991年的这个春天里的这一天。大概是中午时分吧，我妈跳下炕，麻利地调了一疙瘩面，裹上清油和苦豆子，她把面卷成花卷，又把花卷挤进一个圆圆的小铝锅里，然后搂紧了，抱出去埋进了我家的炕眼里。炕用牛粪填的，中午时分往往最热，炕里睡着的赛赛小脸蛋红得能浸出血来，就是给热的。过了两个钟头吧，我妈又跳下炕，麻利地捞一碟子咸菜，从炕眼里掏出那个铝锅，锅盖打开，一股滚烫的热气升腾，锅里一个圆鼓鼓的花形馍馍熟了。

这个叫㷅锅子{2}。白面、苦豆和清油，本来是最佳搭档，加上埋在火里烧的方式，让食材变魔法一样绽放出了最诱人的形态。七个小花卷已经紧紧涨成一个整体，众星拱月般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花的形状。花的最外一层瓣儿被烘烤得黄葱葱的，不要说吃，就是看，也能让眼睛流馋水。我妈把㷅锅子轻轻掰开，一分好多瓣儿，摆在一个碟子里，端到炕桌上，让马东女人吃。金女、我和花女在地下就被打发了，每人手里分到肉厚厚的一个花瓣儿。她们的话题就自然而然又转移到了㷅锅子上。马东女人由衷表达她的赞叹，说这个铝锅锅子真好用，哪哒买的，多少钱，咋烧才能把馍馍烧好。我妈就轻狂起来了，把一泡稠鼻涕擤出来抹到炕头边，欢快地笑着介绍她在葫芦镇集市上用一堆废铁烂铜换这个铝锅锅子的经过。

两个女人笑成一团。注意的焦点早就偏离了今天好吃的㷅锅子馍馍，包括那个圆溜溜的瓦盆形状的铝锅，题跑到葫芦镇街头那个专门用废铁烂铜倒锅锅的光头身上去了。说来那光头还真日能，平时破破烂烂的废旧金属，什么水壶啊盆子啊勺子啊炉盖子啊，折胳膊的，断腿儿的，漏气的，渗水的，总之都根本没法使唤了，丢了却又可惜，这些东西被那光头收集起来就成了宝，他有变废为宝的本事，能从破烂里挑拣出哪些可以炼铝水，然后就灰头土脸臭味扑街地烧炼。现在两个女人讨论着那个光头。叽叽咕咕笑着，一边笑一边消灭着咸菜和光头烧制的铝锅里㷅出的馍馍。好像把光头变成了下菜，正一口一口脆嫩地嚼着。

马东女人的要求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没留意到。我是个孩子，孩子有着孩子的兴趣。炕上两个女人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只是偶尔碰撞一下，然后会分离。我只注意到她们一直都很高兴，太阳都落山了，马东女人还不走，我们肚子饿了，开始催我妈做饭。我甚至有一丝隐约的期待，希望马东女人能像第一次来我家那样上锅做饭，再给我们来一顿摊馍馍和荷包蛋，那个香这几年我就没舍得忘记。可那好像真是个千古难求的事情，自从我妈和这个女人交往以来，也就发生了那么一次。后面的交往变成了你来我往，人和人隔三差五走动走动，要么她来我家，要么我妈去她家里，同时互相赠送东西，她来的时候带着，或者我妈去的时候带上，有时候打发娃娃专门送去。两个人成了连手，关系就比一般人深厚起来，特殊起来，往往没有亲缘关系，却比亲缘还亲密，互相来往和牵挂，成为常事，别人见了，要么心生羡慕，要么习以为常。马东女人是个很大方的女人，她的馈赠不是天天有，隔上一段日子才会有一次，但她一次出手，能抵得上别人的三五次。有一次她提来一个布袋子，里头是一些扁豆，还是生的。拿些生扁豆做啥哩？我们看了觉得失望。我们觉得有用的馈赠都是马上能吃进嘴里的东西。马东女人亲自把扁豆淘洗了，装进一个瓦盆，还捂到了我家炕上。然后我们就忘了关注。偶尔看见我妈在给瓦盆换水，用清水把扁豆洗一遍，又捂回去。几天后我们吃到了扁豆菜。居然发出来一大盆菜。我家哪吃得完这么多？我妈说再长就坏了。于是我们给奶奶家送，给前后左右的邻居送，也给马东女人留了一大碟子。多少扁豆发出了这么多菜？我们才记起来追究这个问题。八九碗哩。我妈眉眼里渗出笑影儿，说马东女人还真是不抠啊，你看她哪回给我的东西小里小气了？还剩下几碗呢，我准备明年种一片扁豆。羊圈门的大队长往嘴里夹一筷子凉拌豆芽菜，响亮地嚼着，打出一个冒着豆腥味的嗝儿，说就怕是太大方了，里头有谋头哩。

说得我妈的脸绿了一霎。

她很快调整好了，挑剔出豆芽菜里长坏的，说嗨，你就是心眼多，是当官儿当坏了吧，看谁都有花花肠子！她翻检一阵，挑出一小撮坏扁豆，拿筷子指着给我们看，说看着了吗，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当然是好的占绝大多数，世上人心还是好的多！这是她的结论。不知道她为啥就认定了这一结论。她摇着头，显得有些固执，也有些累，说：她这个人啊，话语迟点，话总是爱说半截，咽半截，不过心好着哩，我试了几回，都好着哩。

母亲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试探了她的连手？我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也没兴趣去注意这些事。我们有我们的乐趣。大人的事情枯燥，没啥值得留心的。我只记得这天马东女人离开的时候脸色不大好。她本来是皮肤偏黄的那种人，这个傍晚脸上隐隐挂着黑气，她下炕穿上鞋，回头看了我妈一眼，掉头就走了。我妈赶着下炕，嘴里说你吃了饭再回去么——大门已经被从外头闭上了。我没有觉出这里头有什么异常，一个黄脸女人在黄昏脸色泛黑，没什么不对劲吧。况且这两个女人今天说得那么投机，整整高兴了一天呢，能有啥不对劲！

人已经走了，我妈把金女堵在墙旮旯里，清算没吃马东家碗坨子的旧账。她一会儿气得眼睛比平时大出半圈，一会儿又心口疼一样揉着，她说马东家的碗坨子得吃，不吃不成！哪怕是只尝上一口，也要比纯粹不吃的强。

金女气愤得眼睛变了颜色，说我明明饱得很嘛，还能硬塞着叫人吃？你们大人太假了！

母亲哆嗦了一下。接着她一把揪住了金女的辫子。疼得金女也一哆嗦。母女俩眼对眼瞪着。金女忽然就哭起来，说你啥心病你清楚，她叫你帮她家要救济，你不敢跟我大张嘴，你就拿我出气！有本事你跟大队长说去啊。

她挨了我妈的一个嘴巴子。

我妈打了，又后悔了，好像这个嘴巴子把她的手打疼了，她拿手摸着我姐的脸，语气加重了，说娃娃呀，你咋不听话哩，吃了，说明你心里没有啥，你愿意吃她家的五谷，我家和她家之间是不生分的！可你尝也不尝，还把你妹妹手里的打掉了，这是啥意思，难道人家的馍馍有毒哩！人家会咋想？是你个人不吃的？还是你父母叫你不要吃的？这里头事情复杂着哩！

母亲显得有些忧心。

我姐拿鼻子冷笑，说复杂啥哩？那个脚疙瘩女人，一开始就没抱好心，你就是不信。看看，她的野狐精尾巴夹不住了吧，露出来了吧？她要是你的真连手，今儿就不可能跟你翻脸！

我妈被气得呵呵笑起来。她笑着把事情跟大队长提了出来。本来这件事，按过去的旧套路走，她可能需要揣在心里掂好多个过儿，翻来覆去寻找跟大队长开口的机会。嘴不是好开的，一旦开了，事情就得有个差不多的结果，她需要酝酿，找准那个最合适的机会。过去这些年里的那几件事就是这么办成的。今儿这件事叫金女揭了盖子，馍馍没熟哩，气溜了。我妈肯定是临时有的灵感，她干脆破罐子破摔了，气既然溜了，那就给大队长上一笼夹生馍馍。她把事情光明正大摆到了桌子上，她说马东女人开口了，叫大队长帮个忙。是个大忙。

大忙？除了金女，和被窝里吃奶不谙人事的老四赛赛，我们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大队长的嘴最大，嘴里刚扒拉进去的一口饭全露了出来。

大忙？啥忙？有多大？我妹花女的舌头还没发育好，总给人感觉嘴巴小，舌头大，舌头太占地方，一说话就满嘴都是肉，话被搅碎了，需要你拼凑才能听得清。听上去她发的不是大，是介于大和啊之间的一个模糊的音，带着一股嫩嫩的奶腥味，好像她在一个混沌的空间当中走迷了路，在费劲地寻找出口。

没人理睬她。

大队长重新吃饭。

队长夫人不按常理出牌，试图四两拨千斤，用轻巧办法把难题撬起来推给男人。对于她来说，往往最难的不是开了口以后的路，而是开口前的这个过程。因为她是女人，她脑子里有女人的行事逻辑。不开口前，她输理，属于多揽闲事，一旦真的开了口，她就变被动为主动了，理重新回到了她的手中。就像一个人要处理一泡屎一样，甩出去前他前怕狼后怕虎，很不好意思，只要一旦甩到了别人的身上，他就不怕了，他会反过来催逼着别人尽快处理那泡丢人现眼的排泄物。你不接招，那就是你的错了。她可以抓住这个错，天天敲打你，不给你好好做饭，不给你铺炕暖被，不给你双手递茶，不给你笑脸……一个女人要整治她的男人，可以想出千百种办法。你只要是个想好好过日子的男人，最后屈服的肯定是你。因为女人能把她带给这个家的气氛都搅黄，变凉，改味儿，她就有这个本事。

大队长心情不好，饭量大增，一口气吃掉两大碗黄米馓饭。等米粒咽净，饭在肚子里坐稳，他脊背靠住墙，懒洋洋说老婆子啊，我是吃馓饭的，你也是吃馓饭的，我们一天吃的是一样的饭菜，这心思咋就不往一搭里想哩？我往左想，你偏偏往右边拧，你掰着指头数数，自打你交往了这个脚疙瘩女人——我们姊妹几个哗啦啦笑起来，脚疙瘩是金女给马东女人起的外号，起因是她脚面上那又宽又大的疙瘩，想不到大队长在这里也引用了。

金女笑得尤其亮，有一种暂时在精神上取得了胜利的欢欣。

笑场打断了大队长抒怀，他干脆将身子躺平，看我们笑得差不多了，才又续上说下去：那个女人不简单呐，她头一回来，我就看出来了，羊圈门老老少少上百号女人，我都能一眼给看个差不多，就这个女人，我没看透！他举起手来，三个指头撮成一团，在半空中摩擦着，说：就差这么一粒粒，就一粒粒啊，我死活看不透这个女人。

夜早来了，屋里的煤油灯点起来了，大队长的脸在灯影下肥了一圈儿，有些虚幻，让人觉得我们正在梦里夜谈。真不是个简单女人！他把手收了，目光逮住我妈，说你是个没脑子女人，脑子比人家碎了一疙瘩，也就算了，还像犟槽上拴的那个家伙——

哪个家伙？我抢先问。我姐发明的“脚疙瘩”受到了大人的肯定，我羡慕得很，也想在父母面前展露一下我的聪明。

犟驴。大队长一本正经回答。

嘴夹紧！

随着女人的断喝，我结结实实挨了我妈一巴掌。

这是属于挨了打也不敢哭出来的那种哑巴亏。

我劝你多少回了，你听不进去，你真是个犟板筋！你从头到尾好好细想一下，你们交往这几年，她通过你，在我这里办成了多少事？大队长说完，微微笑着，等着一个答案那样，静静看着。

我妈的脸上显出认真来，眉头慢慢皱出三道竖纹，说，好像还真个不少啊——她肯定在脑子里摆出了一个时间图谱，然后从这个图谱里往出提取比较准确的答案。

那年给她要了一个大羯羊！她喊。为自己的好记性惊喜。

对啊，那羊本来轮不到马东家的。大队长很简洁。

我妈很快又想起来了：还有那三袋子白面，一袋大米，一壶油。

大队长像老师看着健忘的学生：米，面，油，不止一回吧？你再好好想想。

那是最多的一回，五六袋子，她两口子背不回去，还是我给借了架子车拉回去的哩！那回好像是啥单位给的扶贫对吗？

大队长不说话，等着笨学生自己启发她自己。

我妈眉宇间的川字像刀刻了进去。她嚷了起来：那是最多的一回！除过那回，另外零零碎碎给的，怕一共有十几回了吧？每一回不是一袋米就是一袋面，春里给了，夏里还给，冬天不光给面粉，还给炭。

炭是另外一回事。大队长提醒她。那年为了一车炭，我把人家支书都给惹了。本来是他准备给他姑舅妹子的一车炭，愣是叫我送给了马东。马东两口子在门外装炭哩，大队部里头支书在地上转圈圈，来来回回转了上百个圈，差点把砖头都给踏出脚印来。

大队长的神情有些迟缓，不知道往事让他难受哩，还是在怀旧。

唉。我妈吁了一口气。

还有那个红乳牛哩，你记着吗？大队长的语调柔和下来了，可能他意识到这样咄咄逼人一路紧追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忘不了哎。我妈感叹。为那个牛，她给我说了两回，我给你寻了半个月的闲气，把你逼急了，才算把问题解决了。哎，那个大乳牛真俊啊，胎气也好，一年多就能下一个牛娃，牛娃也是长身子，红毛色，模样子打眼，哎唉，说起来那乳牛真是甜和马东家了。

大家沉默了。

那牛如今还养在马东家里，我们都见过它，确实是母牛当中难得的好牛，牙口好，肯上膘，耕地拉车都是好手，还好生养，马东家一两年就有一头牛娃能卖钱，那乳牛简直就是个小型银行。

说起那头牛啊，还真是没少给我家惹麻烦。为这个牛，大队长得罪了柯万金。据说按贫穷程度，牛应该扶贫给柯万金家。不知道柯万金在哪里扫了一缕耳风，就疯了一样天天往葫芦镇跑，找镇长告状。还扬言要拦书记的摩托。说红乳牛的事不给个结果他就告到北京去。现在你可以设想当时我家的气氛了。每天空气都紧绷着，好像头顶上悬着一个炸药桶，谁也说不准啥时候轰隆一声，那桶就炸了，把我们这个家给轰出个大坑。大队长嘴上说不怕不怕，柯万金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反正北京的大门又没上锁子锁住，谁都可以去逛一逛的。反正那牛又不是拴在了我家的槽头上，给了和柯万金一样穷的人，又能错到哪儿去哩。

最后事情咋落地的，我竟然没一点印象。可见当时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子有多不靠谱，注意力和记忆力都十分随意，说断片就毫无商量地断了。这件事是我父母的一个伤疤。过去也就过去了。这几年他们俩从来没有再提起过。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有几回金女提起来，她只要看了马东家新添的牛娃，回来就有意见，问那么好的牛，为啥不扶贫给我们家？难道我们真比马东家富有？凭着家里有个大队长，给自家弄一头牛，谁还能把你给吃了？第一次，我妈发出警告，叫金女夹紧她的嘴，少胡说。第二次，我妈用一只鞋砸金女，金女逃掉了。第四次或者第五次的时候，我姐瓦罐难离井口破——只要来的回数多，被我妈狠狠打了个嘴巴子。现在大队长主动提了起来。他已经很平静了。

倒是我妈，有了明显的悔意。叹了一口气。

大队长可能觉得这个圈子兜得差不多大了，开始单刀直入，问，这回又是啥事？你先不要说，叫我猜一下。接着他笑笑地看着我妈的眼睛，说：救济款，想套这回上头刚拨下来的救济款对不对？

我妈人在梦里一样，软软地点了一下头，她的声音瘦瘦的，薄薄的，好久没吃饭那样，她说对啊，救济款，她说她家要是能弄上这个救济款，就盖个厨房，这几年困难盖不起厨房，就在牛圈跟前那个草棚棚子里凑合着哩，冬天能冻死，夏里一下雨锅灶就泡在水里头，那苦日子她过够了。

大队长叹了一口气。大队长自从当了这个官儿，变成了一个意气奋发的人，好像每一天的日子里都有着让他高兴的事，他很少像我妈这样愁眉苦脸，也绝少这样无奈地叹息。

她这回给你下了个大绊子！他忽然坐直身子，正视着面前的女人，声音里有着少见的坚决：这事不成。你明儿就挑明了跟她说，救济款本来就不多，是给那些没房的、还住在塌窑里的真正的困难户的。这笔款咋分配，书记镇长都盯着哩，我要是帮了马东家，我这个大队长也就当到头儿了！

我妈的脸本来是苍白的，现在干脆透出黑来。她起身把所有碗筷拾掇起来，撤掉饭桌，哗哩哗啦洗刷起来，碗碟在铁锅里撞出惊心动魄的声响。

第二天的太阳和平时一样，慢腾腾赶它自己的路程，阳光温暖，明亮。日子又是原来的模样。大队长吃完饭就去大队部了。我妈忙了家里忙家外。过了三天，马东女人来了，我妈这回没停手里的活儿，一边掏炕眼里的灰，一边腾出嘴跟连手扯磨。她好像干活儿干上瘾了，把本来计划明天干的一些活儿也在今天干完了。又过了几天，马东女人抱着个大瓠子来了。两个女人坐着说话，我妈把瓠子开了膛，拔出肚子里的瓤，揉搓出小半盆儿乳白色的籽。我妈要蒸瓠子包子吃，说这么大一个瓠子，放一冬还没烂，太难得了。等她蒸出包子给马东爷儿几个端上些让尝尝。马东女人坚决不要，说昨儿她已经做给他们吃了。

她走后我妈蒸了两锅包子，放凉了装进一个大蒲篮，等大队长回来了随时能热给他吃。她把圆形包子装了一碟子，又把羊尾巴形的扁包子另装一碟子，然后望着两个碟子看。看一会儿，动手把一个圆包子放到扁包子上头，看看，再取一个羊尾巴包子放到圆包子上头。包子们被搬来搬去，次序乱了，最后又变成了一碟纯圆形，一碟羊尾巴扁形。

是要我们去送吗？我给金女呶嘴，示意她看案板前失魂落魄的那个女人。

嘘。金女给我挤眼睛。说这包子不用送，以后咱们也不用跑那个腿子了。

啊，日头要打西边出来吗？

两个女人要臭！金女从牙缝里挤出金玉般珍贵稀少的几个字。

3

救济款是做啥的？任凭我们想破了小脑袋，也还是想象不出来。也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些小屁孩应该关注的东西。大人比我们强了太多，他们也能被折腾得风云迭起，是非横飞，更何况我们呢。据说羊圈门有两户人家得到了救济款。马东女人再没到我家来过。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春种忙，都没时间串门子，她不来正常。忽然一天我妈想去，说等明儿种豆子的时候她想在地边上加种几行大豌豆，大豌豆种子马东女人有。她曾建议我妈种，还说种子她从娘家背来了，给我们两家收着呢。我妈要去拿大豌豆种子。她把自己打扮了一下。换了新外衫，旧裤子外头套了新裤子。走到院里，低头一看，又退回来，从门匣里翻出新鞋，是一双平绒的干板鞋，她换上鞋，上下打量，自己把自己惹笑了，说这叫做啥哩？太扎眼了吧？金女在边上看，鼻子里嗤喷出一股气。我妈脱掉了新衣新裤，只穿着那双新鞋走了。

我妈长着一对细长脚，那双37码半的鞋她穿着不给人感觉脚大，反倒显得好看。她只有去跟集、走亲戚的时候才会这样穿。现在她到村庄南面的马东家去了。

看着，肯定呛一鼻子灰回来！

金女和我扒在南边的矮墙豁口上，目送母亲远去。金女冷笑着下结论。这个结论母亲听不到，即便已经听不到，金女还是带着嘲讽说。我妈说过，这个大女子不是她贴心的碎裹肚儿，是一件光板羊皮外衣，挨着肉就扎你，比刀子刃还利，好像她生出的是个仇人。金女是不是豆腐心，反正嘴绝对是刀子嘴，刀刀扎肉，刀刀见血。我早就习惯了她的毒舌，她要是忽然不毒舌那才叫人不踏实呢。

我深感遗憾，这一趟我应该跟着母亲去的。她穿了新鞋，显得隆重而认真。这和马东女人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打扮有点像，几年前那女人也是穿着一双干板鞋上门来的。今日和当年的区别只在于颜色。我妈穿的是浅紫色绒面鞋，马东女人当时脚上的干板鞋是干红的。那时候她们都还年轻，这几年过去了，山里女人老得快，青春已经在她们身上加倍地溜走了好大一截子。我有些幼稚地幻想了一种可能，会不会我妈这一去，马东女人将和她烙几锅莜荞面的油摊馍馍，再打几碗荷包蛋，摊馍馍用腌得脆黄的白菜一炒，荷包蛋舀在白瓷碗里，大家面对面坐在炕桌前，亲亲热热地享用一顿美食。

口水顿时涌上来。吞咽一口，又涌上来一口。金女纹丝不动，我就不敢擅自做主。我们只能长在墙豁口里。我幻想着对面的烟囱里马上升腾起柴烟，那是母亲和她的连手开始生火做饭了。

童年唯一的好处就是注意力不持久。那个晚春的下午，我们很快就忘掉了最初扒墙头的用意，一个从墙下路过的男孩冲我们扔了土块，激怒了金女，她带着我和他展开了游击战。土块扔上扔下，打来打去，他忘了回家，我俩忘了盯妈。我们从墙豁口掰下土块，伴随着脏话一起砸下去。他用同样的办法还击我们。直到门口一个人出现，才让这场莫名其妙打起来的战斗戛然终止。

我妈回来了。

这天的晚饭很丰盛。大队长出门没回来，就我们几个人。我妈把洋芋丝儿用开水煮一下，拿凉水激了，然后用滚烫的清油拌了。原来洋芋还可以这么吃。我发现我们过去这些年的洋芋白吃了。完全是闭着眼睛填肚子呢。今儿我妈让我们见识了洋芋的灵魂。醋是从马东大哥家倒来的。马东大嫂这两年醋做得越来越好，全羊圈门出了名。麻椒面，味精，油泼辣子。洋芋丝儿被拌得黄中有白，闻着香，吃到嘴里脆生生响，香味直往嗓子门里窜。还有炒鸡蛋呢，鸡蛋里稍微打一把面纤，撒一大把葱花，油盐调味品也放上，慢火摊在锅里，起出来一大张子鸡蛋饼。用切刀划成碗口大的片儿，每个人分了半碟子。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比莜荞面摊馍馍更好吃的饼。我妈还示范给我们一个新吃法，把洋芋丝卷在鸡蛋饼里，裹着吃，一口下去有蛋有丝儿，舌头和牙齿惊喜得一起打颤。

我们吃得欢天喜地，直到花女喊，妈你咋不吃？我们才发现母亲真一口都没吃。

饱着哩，吃不下。她揉着心口窝说。心口窝里究竟装着饱还是饿，我们拿不准。

难道是马东女人给你做好吃的了？

没见马东家冒烟啊。

那大豌豆种子哩？咋没见你背回来！

我们两个臭了。母亲望着我们的脸，眼里的神色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至今我都忘不了那种眼神。瞳孔里蒙了一层什么，让她的眼睛比平时浑浊了一些。我仔细留意过，那不是眼泪，是一种别的东西，这东西厚厚的，黏糊糊的，好像要把这女人的一双眼睛都给糊起来，让她再也看不清人间。而她和马东女人最好的那些日子，她的眼睛总是亮晶晶的，有光在闪。

金女的乌鸦嘴又一次取得胜利。我说得准不？她得意地炫耀，我就晓得会是这么个结果！

这一回母亲没有给她一个嘴巴子。母亲似乎很累，只有些悲凉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草草洗了锅，爬上炕喊我们去顶大门，去拿尿罐，快吹灯睡觉。

母亲得眼病了，这病害了很长时间。先是流泪，喊痒，就一个劲儿挤眼睛，拿手背擦，擦得脏乎乎的液体不停地淌。很快就红肿起来，眼仁也红了，瞳孔上空蒙了一层网一样的血丝。她不敢见光，躲在屋里流泪。大队长专门去集上问了大夫，买回来一管眼药膏。大夫还有话带了回来，大队长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一样传达给老婆。大意是我妈在害眼，害眼是大事，最容易落下病根，害眼的人得好好缓着，不敢叫风吹日晒，也不要累着。一句话。在家里好好待着。母亲像个乖孩子一样听话，乖乖地点上眼药，闭着眼睡在枕头上。

我和金女都害过眼病的。害眼确实很难受。可真的有这样难受吗？母亲还是个大人呢。再说她脾气急，还爱操劳，这个家没有她一刻不停地操持，是无法运转的。现在她好像忽然看开了，把世事看透了，也就全部放下了，她静静地躺着，一个冷水里拧出的手巾搭在额头上，她不看我们，不看眼睛之外的任何事物。

大队长留下来关顾家里，他把洋芋剁成锤头大的疙瘩，开水锅里煮烂了，把面条投进去，煮出半锅稀烂的洋芋面给我们吃。我们吃得龇牙咧嘴，像在咽刀刃。大队长笑呵呵的，自己吃一碗，端一碗给炕上的人，说老婆子啊，人能害几天病其实是个好事情，身子缓一缓，心也缓一缓，尤其这闭上眼睛缓啊，它还有个好处——我妈摸索着端起碗往嘴里刨饭，说灯不点亮黑得很，话不说透，不耽搁啥事吧。亏你还是个大队长，话还是那么多。

大队长伸手摸了摸他自己的嘴，禁了声，从此他们再没有议论过害病和休息的关系。

过了半个月吧，也许是一个月，反正我妈已经下炕正常生活了，她歇息的这段时间家里家外都积攒了太多的活计，她忙得不亦乐乎。这些日子病着，她养胖了，羊圈门的妇女们见了都说她白了，脸圆了。我妈用手摸着脸，有些茫然，也有些没来由的羞赧，好像她不能确定自己真的胖了并且白了，好像胖了白了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

四月豆花盛开的时节，一个西天漂浮着豆花紫的云朵的傍晚，一对男女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他们穿戴一新，脚步坚定，神态更坚定，不用主人邀请就主动走进我家上房，将正在上房桌前算一笔旧账的大队长堵在了屋里。男人迎头给大队长作揖——我们羊圈门的这个问候方式很特别，先弯腰双手作揖，规矩板正，像古人一样，嘴里说的是色俩目一坤。后来我专门查询过这一现象，这是西北地区回民中的一部分人所保留的一种见面方式，中外合璧，古色古香，别有特色。

大队长作揖还礼。

来的是马东，身后还跟着他的女人。

不等大队长说话，马东站直了身板，说姑舅巴，我要走了，搬到玉泉营去住家，临走前跟大家说一声。

大队长吓了一跳，赶紧让座。

不了不了——马东抬起一只手摆，我们这就走，还有好几十家子没去哩，得挨家挨户说一下。

大队长借着残阳的余晖打量马东，他第一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这个人。他和马东年龄差不多，奇怪的是从小到大竟然都没好好打过交道。小时候都干啥去了？大队长在脑子里搜寻着。隐约记起来了，这个人其实是存在的，只是被他大哥遮蔽住了。青少年时代的大队长，和马东大哥是一波，放羊，放牛，斗狗，打群架，拔烟洞眼，掏兔子窝……身后应该跟着个拖了鼻涕的小弟弟，哭哭啼啼要融入大家，大哥哥们都嫌弃这样的小尾巴。

马东的女人和马东个子一般高，她的身材要宽大一点。让她显得比马东更突出。大队长看到她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女人，男人跟男人告别，女人跟女人更应该有个告别。尤其这两个女人是羊圈门人尽皆知的连手。也许有一刹那大队长想到过别的，比如两个女人交往这几年来，马东女人那些暗藏着的用意和目的。现在都要结束了，明天这两口子就走了，所以两个女人的友情，不应该再有杂质掺在里头。他一边让马东在椅子上坐，一边给马东女人伸手指隔壁，示意她自己去厨房见她的连手。

马东好像想坐，屁股来不及落到椅子上，他身后女人说话了，姑舅巴，我们就不坐了，还有半庄子人家没去哩，天气要黑了。

这一说，马东就不坐了，退出门，说：一个庄子里长了这么大，这些年有啥亏欠你们的地方，都原谅着，给个口唤。弯腰又作一个揖，转身走了。他的女人也匆匆作了一个揖，紧跟着男人一起离去。

大队长站在院门口看呆了，他发现那两口子脚底下踩着风。

黑夜如期降临。羊圈门的所有人家都知道了一个消息：马东要走了，连家带舍搬走，去一个叫玉泉营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一去，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这是一个让人没法接受的消息。一种蕴含着悲伤的气息在村庄上空悄然弥散。很多人家为此推迟了进入睡眠的时间。

我们家的空气从来没有这样压抑过。先是我妈和大队长狠狠吵了一架。我妈责怪大队长没有及时喊她出来，以至于她错过了和马东见面的机会。她抱怨着就哽咽了，抹着眼睛，说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哩，风闸拉得吧嗒吧嗒响，满心里就想着早点让饭出锅，给我们这一家子饭桶都吃上，她哪能晓得是马东来了，马东那个人是多好的人，这些年就没见过他跟谁吵嘴，见了谁都和气，该叫巴的叫巴，该叫阿姨的叫阿姨，将小得很，从不拿架子，也没听过他偷鸡摸狗，使坏行歹，就算和他大哥家不睦，那也是大哥一家子欺负他们，如今忽然要搬走，肯定是受不了他老子他大哥合伙欺负，才要离了故土的，那么一个良善人，如今要走了，无论如何该好好送送嘛。

说着她又抹了一把眼泪。

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女人今晚有些胡搅蛮缠。奇怪的是，大队长今儿脾气好得离奇，他接受了女人的抱怨，他像哄娃娃一样拍了拍女人的肩膀，说啊哟，我今儿头有点疼，可能叫风给吹了，偏头痛犯了，啊哟，你晓得我偏头痛一犯，人就瓜了，你跟个老半瓜子计较啥哩嘛，你就高抬贵手放过他么。

我妈哭得更伤心了，一屁股坐在灶火门跟前，眼神蓝幽幽的，说，我就想着大家做了几十年邻居，种着一个山洼上的地，吃着一眼泉里的水，有事没事三五天都能碰个面，这说走就走吗，这老家的摊摊子舍得下吗？外头就那么好扎根？怕是跑出去要受罪哩。

说完她可能觉得有必要再往深处挖掘一下，说你记得吗，爷爷口唤的那阵子，马东帮咱们上了多少回坟哩？只要阿訇不在，你就得请他。你们一窝孝子贤孙，顶不上他一个人尽的力。

这个我们知道。前年我太爷爷去世了，确实经常请马东早晚去走坟。

他还帮我们宰鸡，不管他有多忙，只要我把鸡抱到他跟前，他都放下活计给我们宰牲，要是身上没水，就赶紧进屋洗一个，洗上再给别人宰这个牲。

金女和我蹲在炕梢，她忽然捅我一拳，悄声说：真没出息！

是骂我吗？我看她。她拉我一把，低声解释：她，你看她这没出息的嘴脸！

她的嘴呶向地下，指的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说实话，此刻我也觉得那女人鼻涕、眼泪两汪汪的样子确实有点损害一个大人的形象。可我不苟同金女的看法。我妈罗列的马东的善良行为，原来这么多，要不是她今晚说出来，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或者早就习以为常，不觉得这也是难得的好品性。细想马东那个人，确实是个老好人，这些年就没见过他和谁交恶，当然他哥除外。

要不我们连夜去看看？大队长忽然提议。把你的鸡蛋拿上些，看还有啥心意吗，一并带上。

油灯的光闪了一下。可能是门缝里钻进来的风招惹了它。

那个抹泪的女人愣了一下，扭头看窗外，此刻窗外已经是黑漆漆一片。不过真要去的话行得通，我家有手电筒。

不去！她分明想起了什么，脖子忽然扭回来，跟人吵架一样。从地上站起来了，给我们下命令：都上炕，吹灯睡觉！

她是长官，我们都是小兵，军令如山，大家乖乖脱衣进被窝，紧跟着进梦乡。

别看大队长白天在人前挺有威望的，其实回到家里他也是我妈的兵，尤其吹灯睡觉这件事上头，他没有发言权，只有服从权。

四月的夜静谧而温柔。我们开始有热瞌睡了，能一觉睡到天大亮。等我们醒来，发现案板上摆着一堆鸡蛋。我妈站在鸡蛋旁边发呆。

谁下的？

花女傻愣愣问。她被鸡蛋的阵容吓住了。

不是我，我才睡起来！

聪明的金女才不会给别人背黑锅哩，马上替自己辩解。

三秒钟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金女在笑声中脸红了，跳着蹦子辩解：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

下蛋、生孩子，乃至世间一切的生殖行为，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小孩子看来是耻辱的，尤其和小女孩挂钩的话，那就预示着她不知廉耻，这是当年羊圈门人们意识当中的一种奇怪的共识。

母亲笑得最响，她嗨嗨嗨嗨嗨嗨笑着，把鸡蛋分给我们。鸡蛋是热的，从锅里出来不久。每个人分到了六个，除了被窝里的赛赛还不会吃，我们大家瓜分了三十个鸡蛋。

花女用小衣襟撩着她的六个蛋，隔夜的小脏脸被惊喜撑大了，像个热乎乎的玉米饼，她用牙齿漏风的嘴巴说nie（我）能一顿都吃了吗？

我妈笑累了，摆手，吃去吧，由着你吃，反正都是你的。

我妈把放在枕边的一匹毛蓝色新布抖开，瞅了瞅，又折叠起来，打开箱子重新放回去，然后坐在窗子边，一边给赛赛喂奶，一边看玻璃外墙头外更远的天地。其实墙头外是大片灰蓝的天，其余的风景都被黄土墙挡掉了。她的眼睛总是腾起一片泪蒙蒙的东西，她就擦，我们羊圈门的人都习惯用随手抓起的什么东西擦眼泪擦鼻涕，我妈一会儿用手背擦，一会儿用手心擦，一会儿用被角擦，还有一次她干脆抓起赛赛的尿布子擦了两下。

大队长今天没去大队部公干。他先在羊圈门溜达了一圈——自从当上大队长以后，他就变得爱溜达了。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背搭手溜达一圈。步伐悠闲又有力，低调而威严，从我家门口一直走到上庄子，转身往下走，走到下庄子尽头，这才回家来吃早干粮。遇到的人都和他打招呼，人家要是没有看见他或者故意看不见他，眼看着可能错过一个招呼，他就会咳嗽一声，大声喊人家，主动打一个温和的招呼。羊圈门有人送他一个很诛心的外号，牙狗。就是公狗的意思。他们的意思是，公狗早晚巡视，无非为树立自己威风，维护自己的地盘。从这一角度去看，这外号也不算太亏了大队长。我妈为此劝过他，叫他稳着点，怂着点，不要惹得猪嫌狗不爱的。大队长坚持不让步，他有自己的理由，这理由是妇道人家和我们这些碎屁子儿不能理解的。他说要压稳沟子下这个位子，就得忍受一些东西，遭人嫌恶怕啥，人还不都是眼红，换个人坐大队长的位子上你试试看，说不定比我还会二哩。大队长是官儿，操着大心，干着大事，我妈就不敢干涉了。再说我妈作为队长女人，也确实感受到了身份带来的好处——大队长溜达回来就坐在炕沿边生气，大骂马东的老父和大哥，说他们不是人，合伙逼得马东背井离乡了。

骂完他看着摆到面前的一碗鸡蛋，拿起一个，磕破了剥皮，剥光了送进嘴里，大口吃下去，说嗯，好吃，一顿吃这么多鸡蛋，享福了！

接着剥下一个，眼睛不看我妈，低着头自顾自地说着话，嗯，我们是沾了马东两口子的光，嗯，有人鸡叫了就爬起来拾掇煮鸡蛋，把一筒子鸡蛋都给煮了，咋又没给马东家送去哩，还有那块子布，也送给马东女人么，毕竟两连手好了一场，谁都不是坏人，只要拿着东西赶去送，她还能冷着吗，唉唉，你说你咋就低不下这个头哩，是迈不过心里的那道坎儿吧——

吃你的蛋！

我妈忽然吼。

多亏是大队长，这个吃着蛋还饶舌的人要是换了金女，我妈肯定用的是“皮嘴加紧”这类猛词。

等太阳出来，世界又暖洋洋了，今天和昨天没什么区别，豌豆花儿还是一片紫一片白地开着，孩子们照旧凑成堆儿在风里乱跑，我们撵蝴蝶，追蜜蜂，从北边跑到南边，把世界跑小了。我们转悠到马东家门口了。大门开着，屋门开着，牲口圈门开着，茅房门开着，马东家变成了一个洞开的世界。马东两口子，他们的两个娃，一头牛，一匹驴，一只狗，几只鸡，还有应该早就出世的鹅娃，都不见了，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在这个家里生活过。

后来据羊圈门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们传播，说马东一家是在东方刚放亮就起身离开的。马东放开悲声哭了一嗓子。他女人没哭。娃娃们估计还在梦里挣扎，被安置在架子车上的铺盖卷里，就那么做着残梦离开了故土。

注释：

{1}耶题木：孤儿。

{2}㷅：音qun(qiong)，西海固方言，《固原方言词典》：“聚火干也，凡以火而乾五谷之类，秦晋之间或谓之㷅。”本文中“㷅锅子”，意思就是用炕洞里的火烧制的馍馍。

马金莲，回族，1982年生于宁夏。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碎媳妇》《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头戴刺玫花男人》《河南女人》《伴暖》等，著有长篇小说《马兰花开》《数星星的孩子》《小穆萨的飞翔》《孤独树》。中国作协会员。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