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中的思辨性问题
文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的文学情感和哲学智慧。文学与哲学都源于生活，两者的融合和相互影响也是必然的。韦勒克与沃伦在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就曾提出，“通常人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形式，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认为“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哲也是不分家的，古代士大夫往往集哲人、文人于一身。写作者在用文学语言进行表达的时候，就暗含了自己的价值观。
文艺理论家一般都不会否定哲学对文学的贡献，因为他们知道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源头都离不开哲学，文学作品中的思辨性也往往来自哲学。学者於可训曾在一次对话中谈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双栖作家”很多。小说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学者，如戴维·洛奇、米兰·昆德拉、索尔·贝娄等等。他们也许没有学者、教授的身份，但都是关注学术问题的思想者。他们来写小说，就非常关注小说的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
有论者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除了它呈现出的精妙绝伦的艺术形式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传达出了复杂深刻的思想。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单个作家或者作品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思潮，并促进文学思潮的出现。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思潮更替和演变的根源，除了经济、政治等社会历史原因外，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的引导直接相关，比如，存在主义文学的基础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
杰出的作家和哲学家都是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作家应该是善听的耳朵、敏锐的眼睛和智慧的大脑；同时，作家也应该是时代、社会的记录者，是人民心声的倾听者。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最先考虑到的，可能还不是哲学问题，他将敏锐的视角和最大的热情投向了社会和人，发现其中值得书写的文学细节和文学命题。而作品的思想高度，又体现在作者面对问题时的角度、视野和判断能力上。
问题，或者说矛盾和冲突是文学作品重要的叙述推动力。矛盾存在于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时代和社会之间。以小说为例，作家在呈现这些矛盾的时候，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清晰的判断力，需要以思辨性作为支撑，特别是写一些社会热点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否则，小说的叙述将漂浮于故事的表面，最终迷失方向。比如，我读过的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作家的视线聚焦在上个世纪90年代某地方钢铁企业的改制转型。改革，本身就是对矛盾关系的重新梳理和调整。处于改革漩涡中的企业工人，相当一部分没有其他技能，适应社会能力也不强。发生在这些工人身上悲欢离合的故事，让作家心生悲悯。这种悲悯是一种崇高的情感，但作家的终极表达，却指向了改制本身：矛盾的根源就是改制，没有这样的改制，工人就不会丢失饭碗。作家有“野心”呈现或回应时代和社会命题，凸显作品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本应该值得肯定，但如果缺乏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在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中，最终就会失去即时性判断能力，更无法获得一种准确而深刻的认知。
文学是对人间烟火的反映，作品要在烟火之外为人们提供观看烟火的更为清晰的视角。有论者因此指出，真正的文学作品从来不缺乏价值关怀，它为读者提供了盲目性的关怀之上更具普遍价值和建设性的关怀。上面所提到的工业题材的小说，作者本可以主动深入到那些钢铁工人的基层生活中去，写出现实的复杂纠葛，展现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辩证关系，从中寻找文学的公平与正义。作家的视线也可以从上世纪90年代的钢铁企业改制，一直投射到他们当下的生活，聚焦这个群体现在的生存状态，看到他们宽阔的视野和新的创造力，以及他们面临的新的矛盾和冲突。塑造人物，表现逆境中的人迸发出的不屈和坚强，比一味单向度地呈现盲目、灰心、懊恼、抱怨、手足无措更具有审美价值。曾经的工人群体守望相助，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和工作，他们自强的品格、奋斗的身影，更令人敬佩，更能打动人心。在处理这种带有历史方向性的矛盾和冲突时，作家需要找到某种平衡。作品中可以有悲壮的色彩，但生活要继续，读者更期待看到试图从困境中努力走出的人。
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当然是广义的，它既可以指历史中存在而今天已经绝迹的元素，也可以指那些古已有之且绵延至今的元素。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也同样需要作者具有思辨性的思维。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大部分作家的认识是客观中肯的。作家哲贵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注定跟中国文化捆绑在一起，思维和行动必然接受这种文化支配。就我个人而言，受这种文化滋养的同时，也深深地被制约。我仍然怀揣微弱而强烈的希望，能够和这种文化达成和解，把它化成一对翅膀用来翱翔。”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内心深处的投影。这样的描述真实而又恰如其分。
但也有极少数人将中国传统文化直接与丑陋、愚昧、落后画上等号。很多文化现象，在出现之初，曾经引领“潮流”，被奉为时尚，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文明象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更新，对世界的认识也在更新。当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很多事物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从大众化转变成小众化，从社会生活中心退居边缘处。面对这样的事物，我们也应该给予恰当的定位，因为“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姿态。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些作家内心感到复杂，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将“精华”与“糟粕”一起全面否定的观念，最终将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对待传统文化，我们需要辩证区分，全面接纳的论点，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婚礼上的不文明现象，令人啼笑皆非。这些“传统”由来已久。我们读到的一些乡土小说，依然可见类似题材。婚俗文化对中国家庭、社会和伦理层面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作者没有抓住婚俗文化的要义，却津津乐道于它的“负”产品，不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此类庸俗化的社会问题，而是将这些现象做形而下的奇观化的呈现，这种没有任何哲学高度可言的作品，拿什么获得读者的信任和支持呢？
学者刘成纪认为，“一个读者没有哲学素养，从来不妨碍他审美……那些因文学作品热血澎湃、热泪盈眶的读者，绝不是哲学家。”但是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没有哲学理论作顶层设计并建立框架，就永远无法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可以栖息的家园。文学虽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但它可以折射大千世界的本质。如何“折射”，这一直是文学人应该面对的课题。这个课题既属于方法论，又属于世界观。深入了解、体验、研究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以最真诚的姿态将最真实的情感生动呈现出来，将感受性和思辨性进行很好的平衡，这样才能创作出有情怀、有温度、有高度，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
（作者系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