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风：身着燕尾服的门
“喂，老头儿！起来！”
他被港警约翰生喊醒，故乡井上吱吱的辘轳声，一睁眼烟消云散。他又一次被那只“巨大而仇怨的手”抓住，像鹰爪下的一只海鸥，几片羽毛在空中飘旋。
回望一眼身后的灯塔，他搭上每天给他运送食物和淡水的小船，离开那个形影相吊的孤岛，到了礼拜日穿起银钮扣制服，戴着勋章去做弥撒的阿斯宾华尔，见过曾迫不及待地录用他，现在又要解雇他的法尔冈孛列琪领事，然后乘轮船前往纽约。随着轮船嘶叫，“新的流浪的旅途又已展开在他面前”。
风烛残年的他，从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祝愿他到达纽约后，厄运就此罢休，永远获得他渴望的那份“安静”。即使回不到“另一个半球上的故乡”，至少可以放心大胆地做梦，行走在“被各种作物染成彩色斑斓的田野上”，“满身都洋溢着说不出的幸福”。
我是30多年前认识他的，在与他相距遥远的东半球，一个喇叭裤还在流行的小县城的新华书店里。我几眼就记住了他，他叫史卡汶思基，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头。海浪淘着他的一双蓝眼睛，海风吹拂着他的满头白发。
那是1980年代末的一天，初夏的阳光至今澄澈，像佛端坐在残垣环绕的小城上空，普照着偏居一隅的众生。早晨刚下过雨，大街上的水一汪一汪，像家丁一样的吉普车，一副老爷派头的伏尔加，四只叫轱辘的脚蹚过时，哗地溅起一片碎玻璃。还有生动活泼的驴车，驴尾巴甩打甩打的，得便就撒一泡黄尿或粪便。驴粪常撒在积水边，让一泡变成两泡，被阳光冲淡了的热气，带着鲜勃勃的粪味，撩逗着穿花裙的姑娘。
新华书店坐南朝北，陈旧的洗砂门面，两扇大把手对开门。偌大的书店内没有几个人，在从东到西的大半圈柜台前，或浏览书架上一层层的书，或低头看玻璃下面柜台中摆放的书。书架上的书，有的码得紧凑整齐，有的码得松散凌乱，都静静地充满期待，散发出撩鼻的书卷气。一丝一丝的黄或白，黄的带着陈旧气，白的夹着油墨味。
隔会儿有人进来，隔会儿有人出去，书店内始终维持着几个人。有人进出时，门彬彬有礼地吱呀一响开了，然后彬彬有礼地吭腾一声关上，就像今天酒店大堂门口身着燕尾服的迎宾。如果门开得幅度大了，或开门的动作粗鲁，两扇门就失去礼貌，像被冬天的风忽悠着，半天才会平静下来。门打开的一刻，外面的光跟着人进来，或迎着出去的人进来，争先恐后的样子，扑到对面的柜台上，扑到柜台后面的书架上。一排排的书，书脊上的字一下眼亮了，瞅着进来的人，或者目送出去的人。
在此之前，我好久没来县城的新华书店了，因为来了就想买书，尤其是心念已久的书，如果不买下就后悔，特别是再去买时，书被别人买走了，会后悔得手中空余半截大辫子。但这样的事，总免不了发生，原因是囊中羞涩。那时每月挣几十块钱，工资一到手就花光了，甚至未发之前就指派完了，等发下来再去一一还债。所以不敢轻易走进书店，怕书已摆在面前，温情脉脉地看着你，是那么情投意合，自己却掏不出钱来，或钱不够而难堪。
这天，我是同一个外地朋友走进书店的，走进书店之前，两个人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他来我们县出差，办完事出来转一转。我是进城办点事，办完事正准备回去，碰上后一起来到新华书店。都没有非要买书的意思，他只是逛一逛，我只是陪陪他而已。
与以往走进书店一样，虔敬之心油然而生，把脸上的皮肉，衣襟似的抻一抻，仿佛步入千佛殿。书架上一本本的书，便是壁龛里一尊尊的佛。书店里既凉快又安静，角落里的悄悄气，长了十八条腿，顺着墙根一蠕一蠕地窜。两个小年轻伏在东边的柜台上，面前摆着一本打开的书，边看边相互拿嘴咬耳朵。女孩跟男孩喁语时，像拿鬓发撩拨男孩的耳朵，男孩跟女孩喁语时，像对着女孩的耳朵哈气。
朋友顺着大半圈柜台，从西到东浏览了一遍，然后又返回正面的柜台前，细看起与门正对的书架上的书来。几层书摆放得有点乱，大多是文学作品，错杂着其他方面的书。看到感兴趣或熟悉的书，朋友就双手托住柜台边，上身朝柜台里面前倾了，把书脊上的书名瞄个仔细，怕看错了似的。他从柜台边腾出一只手，指着那本书对我说，这本书听说写得不错。或者收回身来对我笑道，这本书他看了，写得挺勾人的，一进去就不想出来了。
书架上的几层书，他看过来看过去，我站在他一旁，也看过来看过去。我的目光跟着他的目光，在书架上徘徊。许多书名已忘却，能记起的有《有只鸽子叫红唇儿》《老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京城内外》《月迹》《沈从文选集》《烟》《一盘没有下完的围棋》《欧·亨利短篇小说选》《荒乱年代》《恶之花》《红房间》《宗教的历程》《中国古代菜谱》。有的看过，有的只是听说过，有的初次“耳闻目睹”。个别书很袖珍，比如《月迹》，只有巴掌那么大。后来这些书，没有的我都买了，也一本不落地看了。像《中国古代名菜》，一道道“名菜”既是至味也是美文，读来状若老饕，与古人舌尖上共舞，“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两本书并没有挨着，中间像第三者一样，插着一本《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我刚看到这三本书时，身后书店的门吱呀一响，书店内像蝴蝶的翅膀忽闪了一下，从门扑进来的光，便把三本书的书脊照亮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我早看过了，是冯骥才的一本小说集，但《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是头一次见，书脊上的书名是蓝底子白字。我的目光被一下粘住了，往回收时胶布一样扯皮，沾起书脊上的书的几根寒毛。
书店里有三名店员，东边站柜台的是个大妈，好像在看一本小人书，不时抬起头瞟一眼两个小年轻。西边站柜台的是个少妇，无顾客应酬的时候，就把一张粉脸朝向窗外面。我们这边是个男店员，两个发青的眼脯像暖水袋，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衬衫，左胳膊的袖子一丝不苟，袖口的扣子紧扣着，右胳膊的袖子却卷到了肘弯上。一会儿双手抱在胸前，一会儿右手托在柜台上，左手抚摩着毛茸茸的右小胳膊。
我让他拿本《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看看，他探起身随手抽出本下册给我，我说把上册也拿来。两本书烫金封面，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共选了23位诺奖获奖作家的23篇中短篇小说，定价2块6毛4分钱。如果放到现在，连一盒劣质烟也买不了，那时却足可以饱个大口福。坐在我教书的小镇的小吃摊前，打3个荞面碗饦，割上2两多猪头肉，挖一小勺新捣的蒜泥，滴几滴小磨香油，再撒一撮儿香菜，然后浇上老陈醋拌起来，撸起袖头美美地享受一番。
我反复翻了几遍书，又看了几遍书后的“定价：2.64元”，把手伸到屁股后面的裤兜里，一边搓摸裤兜里的钱，一边冲店员笑笑，能不能打个折，便宜一点？我的笑自己也能感受到，像史卡汶思基去见法尔冈孛列琪一样谦卑。店员白我一眼，你这人啊，这书还能打折？说着把书收回去，说就这也只剩这一套了。他把两本书放回原处，让两本书重归于好，把第三者《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挤到了一边。
店员又恢复了刚才的姿态，右手托在柜台上，左手抚摩着右小胳膊，不抚摩的时候，就用指头轻轻地弹奏柜台的玻璃。我屁股后面的裤兜里只有一块多钱，多多少记不清了，反正寒碜得要命，即便人家给打折也不够。但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我为啥要那样问。我从裤兜抽出开始焦躁的手，回头望了望书店窗外面，似乎想寻求点什么，又掉回头来对店员说，把那两本书再拿来，让我再看看。店员嘴歪了，不买就别看了，翻坏了别人还买不买？
这时朋友瞧了瞧我，又瞧瞧那店员，让他把书取下来，说我看看可以吗？店员明显不耐烦了，但又不能不取，取下来对我朋友说，翻几页就行了。朋友却不管他，边翻书边对我说，你刚才看时我没咋注意，这些作品我有的看过了，其他的也应该不错吧。像怀特的《白鹦鹉》肯定好。他合上书对店员说，这两本书我买了。店员吃惊地看着我朋友，然后捎带了我一眼，朝柜台后面的过道西边的尽头喊，有人买书了。
原来过道尽头，正面的书架与西面的书架，两面书架的交接处有门，一个眉像墨汁涂了的女孩应声出来，收了朋友的钱，问要不要开票？朋友说开啥票，我又回去不报销。女孩把书在售书册上登记了，找个塑料袋装上交给朋友。我看着朋友，眼中满是羡慕，心里满是自惭形秽的不堪。这时朋友把书递给我，说这两本书伙计送你了。我一下不知所措，说这哪能呢哪能呢，把书推了回去。朋友又推了回来，你看你这人，不就是两本书么？
从书店里出来，大街上的阳光明晃晃的，与书店门前的阴暗形成强烈对比，像黑白分明的画一样。站在书店的台阶上，能瞭到城中陈面旧色的鼓楼，一幅巨大的计划生育的红标语悬挂在正面二层的屋檐下，成群结队的麻燕在楼上空盘绕。对面一家屋檐低垂的老店，屋顶上的瓦松生机勃勃，窗玻璃上用红漆写着各种电器名称，我们从书店出来的时候，店内播放起《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街上其他的声音都盖过了。
我很想就近找家饭馆请朋友吃顿饭，可衣袋很阿斗，连两本书的钱都掏不出来，拿什么请客？朋友下午就要走，便把感激菜叶一样掖到舌根下，说以后再见吧。但这一“再见”，竟相隔了许多年，“再见”的时候说起来，朋友都谈忘了。在我的一再提醒下，朋友回想着，说好像有过这么回事，接着鼻蹙了一笑，都猴年马月了，这么两本书你还记着。
与朋友在书店门口分别后，我的脸很快就变成牛皮鼓，朋友想送我就送吧，不再纠结什么，只为那两本书咚咚地敲着。那天我穿的也是喇叭裤，一路上裤脚像旗帜飘扬。从县城骑车回到小镇的家中，当天就看完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的上册，接下来的两天又抽空看完了下册。以前，我还从未这样集中地看过诺奖获奖作家的作品，23位作家有一半未曾“谋面”，比如拉格洛孚、托马斯·曼、拉克司奈斯、阿斯图里亚斯、莫里亚克、贝娄，当然他们有的也听说过。
但看得粗枝大叶，先过一把瘾再说。第二次就看得细了，而且看得小心谨慎，怕校长说我不务正业。在办公室看的时候，常用教科书做掩护，不看了就藏在教案下，或者办公桌的抽屉里。像小时候在课堂上偷吃母亲给带的炒面，眼睛提防着讲台上的老师，从书包里一点一点捏着吃。有时老师的嗓门突然提高了，嘴里像往出扔炸弹，我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一着慌把炒面喂到鼻孔里，呛得炒面满脸开花。
有天晚上正看着，被一位老师叫出去办了点事，返回来已下晚自习，放在教案下面的书（上册）不见了。桌上桌下找了个遍，又问了两个还未走的老师，都摇头说不知道。我一时间火冒三丈，但又不能发作，办公室外面学生来来往往，只能让驴在心中撒野，把他（她）祖宗的庄稼地糟蹋了大半天。回到家一夜眼皮打架，像“亡斧者疑邻”，把办公室的每位老师在脑中滤了一遍。
就在我垂头丧气，第二天去给学生上早课时，丢了一夜的书又出现在我教案下面，想必是哪位老师拿去看了，看完又偷偷地放了回来。高兴之余不安起来，为昨晚那样糟蹋人家祖宗的地歉疚。因为不知道是哪位老师拿去的，便对哪位老师都报以谄笑，搞得一位长胡须的女老师悄悄对我说，你今天有点不正常，皮笑肉不笑的。
失而复得之后，每天两本书我都随身带着，或者看一本的时候，另一本就放在家中。有天中午放学回到家，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档案袋漏了，装在袋里的两本书有一本不见了。我赶紧抛下车子，顺着原路返回去寻找，找到的时候急出一头汗来。
丢掉的又是那本上册，我怀疑它是存心要丢的，因为它丢得很奇妙，就像事先安排好的。我找到它的时候，它躺在临近学校的一条小巷内的一处人家的院墙根下。那墙根老了，承载着年迈的高墙，曾经光滑的青砖已失去棱角，剥蚀的砖粉末与聚积的浮土潮潮的。不知是风还是人，或者天空的一只好事鸟，将一枚西瓜籽丢在那里，竟生出一株西瓜苗来。它注定长不成的，但它并不在乎，我行我素的蓬勃，瓜蔓毛茸茸的，开着两朵小黄花。我丢掉的书就躺在花下面，仿佛那花为它而开。更意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一只蝈蝈待在书面上，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静静地享受着初秋的阳光。
也就是从那天起，两本书我不再带到学校看了，想看就在家里看。两次失而复得，如果我再丢掉的话，就该接受惩罚了，不可能再找回来了。它们是一胎所生的兄弟俩，必须形影不离，不管丢掉哪一本，剩下的一本就会孤单，就会郁郁寡欢。像丢掉兄弟的人，坐在村口眺望着黄土路，等待被丢的哥或弟，在大路尽头出现。
此后斗转星移，两本书跟着我一路辗转，从小镇到了县城又到了省城，前前后后搬过七八次家，仅小镇教书期间就搬过四次。两本书最初放在租房的窗台上，之后放在一个简易书架里，再往后放在一个小书柜里，最后放进一排高大的深栗色的书柜里，伴随着我生活条件的改善，它们的栖身之所也在不断改善。在跟随我的辗转中，它们也“朱颜改”，上册封面的烫金已磨蚀，露出了蓝底色，书页也一天比一天发黄，透出缱绻慈祥的书卷气，还有易显不易的岁月况味。
书中23篇作品我反复读了，尤其是那“一半未曾‘谋面’”的作家的作品，像拉格洛孚的《尼尔斯历险记·少年》，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拉克司奈斯的《青鱼》，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的周末》，莫里亚克的《苔蕾丝·德斯盖鲁》，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但记忆都没超过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只要看到那两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总是它，进而想到命运糟糕，一生坎坷的史卡汶思基。“每当支起篷帐，安好炉灶，正想作久居之计，便总有大风吹来，摧倒他的木桩，熄灭他的炉火，逼得他归于毁灭。”
但老人“不肯向忧患低头”，“如爬上一座高山，勤奋得像蚂蚁一样。虽然跌落了一百次，他还是安静地开始第一百零一次的攀爬。”每次想起他，或翻开书读他的时候，我就祝愿他万寿无疆，尚未如愿之前，他一定不能倒下，否则他的灵魂无处安放。还有那本诗集，无论如何他要带好，像他的同胞肖邦带着一瓶泥土一样。
每当这个时候，阿斯宾华尔礼拜日的钟声就响起，穿越截然不同的时空，但途经的大海依旧，老人在那头前往纽约的船上听着，我在这头叫做书斋的室中听着。钟声在阿斯宾华尔“白色的屋宇及高耸的塔楼”中落定后，我看到那天书店的门：
身着燕尾服，
吱呀一响地开了，
然后又吭腾一声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