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萨雷·帕韦塞与1950年的伊塔洛·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
切萨雷·帕韦塞
1950年，伊卡洛·卡尔维诺已经写出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最后来的是乌鸦》，然而他似乎并没有多么想成为作家。即便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就卖掉了6000册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依旧甘于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踏踏实实地从事编辑工作，甚至并没有专心致志地写小说。他后来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51年写出了一部并不算长的长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和几部短篇小说之后，卡尔维诺把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搜集、整理、研究关于《意大利童话》的资料上，编书就用了前后两年的时间，之后才“潜心”从事创作。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由朱利欧·埃伊纳乌迪创办于1933年，至今仍然是意大利非常权威的出版公司之一，90年来出版了诸多世界范围内围绕文学、历史、艺术和宗教的经典之作。这个出版社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反法西斯主义倾向，吸引了当时很多文化界左派人士的加入，其中包括雷翁内·金斯堡和马西莫·米拉等人，很快就成为意大利文化、哲学、历史研究和出版的重镇。及至战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已经活跃在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很多城市，当时，米兰的编辑部委托给意大利著名作家埃利奥·维托里尼，而罗马和都灵的编辑部则由切萨雷·帕韦塞全权负责。
帕韦塞是谁，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这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1908年出生在皮埃蒙特大区库内奥省的一个村庄里，6岁的时候父亲离世，母亲也开始很少过问他的生活，帕韦塞不得不与姐姐相依为命，并感受到了与生俱来的孤独。即便如此，他依旧热爱故乡，后来到都灵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暑假都会回到乡下体味乡村生活，他认为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根”。1932大学毕业后，帕韦塞开始担任《文化》杂志的编辑并一直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包括笛福、狄更斯、麦尔维尔、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等文学家的作品，不但使很多意大利人第一次读到英语文学经典，也无形中促进了意大利对世界文学的借鉴、吸收及本国文学的发展，凭借这些，帕韦塞也获得了翻译家的身份。1935年，当局查封《文化》时发现了帕韦塞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通信，于是将他关进监狱，三年之后他又被流放到亚平宁半岛最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大区布兰卡莱奥内劳改监狱，在这座面朝大海的监狱里，帕韦塞靠写诗打发掉10个月的时间，这些诗后来被收在他的第一部诗集《艰难之活》中。出狱之后，帕韦塞先是应征入伍，却因为哮喘病发作在一座军医院度过半年的时光，后来因为意大利对英美停战而加入了游击队，参加都灵附近德占区的抵抗运动，直到战争结束。战争使他在政治上越来越相信意共，并在战后加入了共产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卡尔维诺并与之成为莫逆之交。早在1944年，卡尔维诺就加入了共产党，战后在都灵大学求学之后长居都灵。1947年，卡尔维诺来到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负责新闻办公室和广告宣传工作，第二年转而为《团结报》都灵分社工作，因为对这份工作不甚满意，所以1949年又回到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并在之后的所有岁月中与之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期间，卡尔维诺获得了许多帕韦塞无私的关怀。在帕韦塞的帮助下，卡尔维诺在《阿蕾杜莎》上发表了小说《兵营之苦》，又在他的鼓励下仅用20天的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虽然在参加蒙大多利的一次青年作家比赛时被简思罗·费拉塔淘汰，但却还是被帕韦塞推荐给了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收在“珊瑚”丛书中，还获得了里乔内奖。
当然，帕韦塞对卡尔维诺最重要的帮助还是将他请回了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并一直留在那。1950年，卡尔维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重返埃伊纳乌迪之后负责编撰“科学文学系列丛书”的文学卷，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当时，“丛书”被分为“红色系列”和“灰色系列”，前者涉及科学、社会、艺术等领域，比如出版了达尔文、爱因斯坦和牛顿等科学家的传记，和《意大利的教会与国家》《列宁与俄国革命》《艺术社会史》等著作；后者则集中于文学领域，由卡尔维诺亲自操刀筛选出版的范围和题材，其中既包括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也囊括了19世纪初期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叶甫盖尼·奥涅金》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还有吉卜林的《勇敢的船长》和康拉德的《金箭》。虽然编辑部不是卡尔维诺一个人的天下，但作为专门负责人，从这个书目至少能够看到是卡尔维诺的个人偏好与当时出版意识形态折衷但不妥协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战后意大利的1950年，经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面世的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几乎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被包括卡尔维诺在内的意大利读者阅读，对于卡尔维诺来说，“灰色系列”既是出版工作，又是文学给养，其中的很多作品对他后来的创作都有影响，在《康拉德的船长》中，他曾坦言康拉德的作品和司汤达一样是他的手边书。
除了卡尔维诺，维托里尼和帕韦塞对这套丛书也十分重视，他们一起设计丛书封面的折页和卡片。对此，卡尔维诺乐在其中，他自己说，“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编辑工作，编的都是别人的书，而不是用来写我自己的书。我对此很满意，因为出版业在意大利如此重要，并且我所工作的出版社为意大利其他出版同行树立了榜样，这不是一件小事。”就在卡尔维诺盼望着能够和帕韦塞一起合作出版更多名著的时候，他的朋友却在都灵的一间旅馆里服下了过量安眠药不治身亡，作为意大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帕韦塞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50年8月27日。
在帕韦塞身边的遗书中，诗人写道，“我原谅了每一个人，也请每一个人原谅我，是的，请你们不要过多地议论我”，然而虽然没人真正知道帕韦塞自杀的原因，但是这封如诗般的绝唱却并没能阻止人们议论纷纷。舆论普遍认为，是他与美国女明星康斯坦丝·道灵恋爱的破裂直接加速了他的选择，因为道灵的身份，这件事情持续发酵，给帕韦塞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并选择走向死亡。其实，与其说恋爱失败直接促成了帕韦塞的自杀，毋宁说作为“事件”的分手只是他半生孤独的一个“燃点”而已。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又缺乏足够的母爱，使帕韦塞在少年时代就充满感伤气质，虽然在文学上收获了很多，却经历了因言获罪、被迫流放、疾病缠身、密林击战，哪一个不是艰难生活呢？帕韦塞在自杀前几天写给卡尔维诺的信中作如是说，“您在我书中发现的那种对过去平静生活的回忆和思恋，是以我清苦的一生为代价而换得的，为此，今天我晕倒在地上了。”看上去，似乎在帕韦塞那里，卡尔维诺也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清苦”。于是，孤独走向自闭，忧郁终成抑郁，生命来到尽头，诚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言，“这个男人回到家里，只能孤枕难眠地独自叹息”。
对于帕韦塞的死，卡尔维诺相当悲伤。在1950年9月3日给伊萨的信中，他不无深情地说，“帕韦塞不但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和最好的朋友之一，是我多年来的同事，是每天都和我交谈的人，而且还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之所以是现在的我，都是因为有他，他对我成为作家至关重要，是他一直指导、鼓励并肯定我的工作，是他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和品位，甚至影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态度。”同样是在这封信中，卡尔维诺也回答了“他为什么要自杀”这个问题，孤独、绝望和对生活的不满都是卡尔维诺能够想到的理由，但他仍然相信帕韦塞的坚定。即便多年之后，卡尔维诺依然对帕韦塞以这样的方式突然离开表示震惊，“在我与他相识的这些年里，他从未有过自杀的念头，可是他的其他老朋友都知道他之前存在着这种念头。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出现了偏差。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顽强，对工作充满热忱又十分可靠的人。帕韦塞去世之后，通过他的自杀，以及日记中对于爱情和绝望的呼喊，我才发现了他的另一面。”他们的悲欢并不相通，却不影响卡尔维诺怀揣一颗感恩的心对帕韦塞的文学和人格无限推崇。在帕韦塞去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卡尔维诺都会不知疲倦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和文章中提起他的挚友，比如在《狮子的骨髓》《当今意大利小说的三个流派》《异乡人在都灵》《分成两半的共产党员》和《通向蜘蛛巢的小径》1964年版序言等一系列文章和访谈中，卡尔维诺对帕韦塞的回忆、怀念、推介都可谓不遗余力。
其中，《帕韦塞：存在与创作》可以算是集大成者。1960年，米兰文化之家举办了帕韦塞去世纪念会，卡尔维诺写了这篇文章，怀念他故去十年的导师。在文章的开始部分，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帕韦塞基于道德与创作双重维度的人生，后来人渐渐从诗人的作品中看出了关于孤独和痛苦的象征，但卡尔维诺依然坚信帕韦塞勤奋、准确、坚韧，“他的道德，他的‘风格’，对于他来说并非抵御痛苦的外在盔甲，而是内心坚硬的壳，能够把炉火般的痛苦装在里面”。卡尔维诺继而将帕韦塞与纪德的生命意识做了比较，认为纪德将个体沉浸在流动的生命中，而帕韦塞则将消耗掉的生命转移到作品和历史之中，在一个不需要将生存与历史道德相结合的时代，帕韦塞的文学影响越来越小，只能依靠未来某个时刻对他的重新发现与理解确认他的文学和历史地位。卡尔维诺也提醒读者，要关注帕韦塞的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周边，尤其是小说，因为“帕韦塞的九部篇幅较短的小说，构成了当今意大利最为浓重、也最具戏剧性和一致性的系列作品”，《山间小屋》《山上的魔鬼》《唯在女人间》等小说中呈现出意味深长的“内在原因”，是“当今世界文学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了解释所谓“内在原因”，卡尔维诺后来又写了一篇题为《帕韦塞与人祭》的文章，围绕《月亮与篝火》讨论帕韦塞小说中“隐藏的主题”，认为这部看上去沉默寡言又轻描淡写的小说实际上充满了关于人种学、神话学、宿命论的隐喻和象征，正是这些隐喻和象征使小说家产生了不容易被觉察和挖掘的丰富性。《帕韦塞与人祭》只是一篇短文，但却意义重大，因为它后来被收录在卡尔维诺的名作《为什么读经典》中，帕韦塞与博尔赫斯、海明威、福楼拜、巴尔扎克和伏尔泰等30位作家一起，成为卡尔维诺心目中永恒的经典作家。在距离作家相对短的“历史时间”里，卡尔维诺就将帕韦塞与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们并置于同一个经典文学圈层，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问题：卡尔维诺对帕韦塞如此这般评价之高，是出于他与这位良师益友的情义还是出于作为文学批评家本能的洞见？
需要明确的是，即便没有卡尔维诺，帕韦塞在20世纪意大利文学史上也举足轻重。作为翻译家，他的英美文学译介为1920-1930年代死气沉沉的意大利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所译梅尔维尔的《白鲸》至今仍是意大利读者的首选译本，更不必说这些作品对当时青年创作家的影响了；作为诗人，他身前身后分别出版了《艰难之活》《不满之诗》和《最后的忧伤》，孤独、女人、童年、政治、忧伤成为他诗歌的主题关键词，从中既能看到他的痛苦，也能看到他对痛苦的反抗；作为小说家，从1940年代早期开始就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你的家乡》《海滩》《同志》《鸡鸣之前》等，此外，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月亮与篝火》并凭此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荣誉斯特雷加文学奖；作为文学批评家，他在1930年代初期一边译书一边撰写关于译著的文学评论，后来结集为《美国文学、小品文与评论》，完成了美国文学在意大利的最早译介与传播。帕韦塞的这几重身份和以身份为中心的贡献完全可以使他站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学的前列了，更何况卡尔维诺对其推崇备至。换句话说，帕韦塞的文学史地位，一方面来自他自身的文学创作及其价值与影响，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卡尔维诺对他的“提升”。
同样，帕韦塞也“提升”了卡尔维诺，如果没有帕韦塞，卡尔维诺甚至不会成为后来的卡尔维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帕韦塞在文学上一直是卡尔维诺的引路人。他不但鼓励卡尔维诺的小说创作，而且永远都是卡尔维诺的第一位读者；他不但把卡尔维诺的小说推荐给出版社，而且还把当时意大利最重要的哲学学者和历史学者推荐给卡尔维诺。更重要的是，帕韦塞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卡尔维诺的文学喜好，卡尔维诺后来回忆说，“是帕韦塞第一个向我谈起我作品中的童话笔调，在这之前我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并尽量确认它的意义。我的文学道路开始显现出来，现在我发现，一切元素都已包含在那最初的开始中。”由后来的文学史可知，帕韦塞在无意之间“规定”了卡尔维诺的创作路线。其次，有理由相信，卡尔维诺来到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或多或少与帕韦塞有关，而1940年代末期作为出版社主管的帕韦塞至少保证了卡尔维诺工作的稳定性，正是在此，卡尔维诺第一次接触到了世界范围内科学和文学的前沿话题，了解到世界和文学的“当代”模样，也第一次接触到了朱利奥·保拉迪、保罗·博里基耶利、达尼埃莱·彭其罗里等意大利现代知识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些见识都使卡尔维诺迅速成长起来，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文学阅读经验。再次，卡尔维诺不止一次地强调，帕韦塞影响了他的道德、品位、习惯和态度，乍看上去，他们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作家，一个充满了颓废主义，另一个像是儿童文学家，卡尔维诺并没有办法理解帕韦塞遗书和日记中的那种清苦和痛苦，但是卡尔维诺骨子里的勤奋、准确、睿智和清晰，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帕韦塞和他的人格，这更为重要。
1950年，27岁的卡尔维诺送别了42岁的帕韦塞。很难想象相差15岁只相识五年的两个人能够保持那么纯粹、真挚、亲密的友谊，但事实就是如此。抛却帕韦塞的离去，1950年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是极为平常的一年，他一心一意地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闲下来就读读莫泊桑、托马斯·曼和海明威，偶尔给《文化与现实》撰稿，但并没有继续写小说。这些与未来有关的积淀看上去都与帕韦塞无关，却又处处离不开帕韦塞的影响。也许对于卡尔维诺来说，这是充满悲伤的一年，无论如何，帕韦塞的死都深深改变了他，在给伊萨的信中，他发愿要重新认识生活并从中寻找兴趣，历史证明了他的勇敢。可是即便1950年的卡尔维诺本人也不知道他之后会给意大利和全世界带来什么，怀揣着那些当时似是而非又被后来不断确证的理想，卡尔维诺来到他的195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