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时代诗人的自觉意识与时代担当

□杨 克

新诗百年，恰逢大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起云涌，风云际会，中国无疑已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面对国之大者，当代中国诗人应奉献出与之匹配的、观照时代风采的优秀诗歌作品。

面对当下，我们应当充满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盖因中华大地自古就是最重要的文明体之一，更是文学沃土、诗歌摇篮，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汉代的汉赋、史传散文与乐府诗歌，再至魏晋时期的建安文学，直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戏曲……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一脉相承，辉煌壮观。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究其缘由，是文字、文脉的传承。文字的书写一脉相承，文明不断进步；强大的华夏文化永续发展，不断激发新的活力与生机；文脉文运的兼容并包，架起民族之间、区域之间的同心共济。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格局中，我们要向伟大的古典传统致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文明和几千年中国诗歌的精神血脉。这是新一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和文化宿命。

作为一名诗人，更要时刻以在场者的细微观察为当代生活作证。脚踩坚实的大地，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百余年来，新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无数诗歌前辈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田汉以诗人的呐喊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以唤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血肉筑起中华民族奋起的长城；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亦是诗人，与冼星海合作写《黄河大合唱》的光未然（也就是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也是诗人，他们的作品与共和国同在。

中国诗歌学会首任会长艾青曾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臧克家写《有的人》中，“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句句都镌刻在人们心间，以哲理的力量毫不容情地道出人生真谛。

正如梁启超所吟咏的《少年中国说》、李大钊所放歌的《青春》，在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写作中，青春是创造出来的。我们需要不断突破自身，永葆活力与敏感，去感受新时代脉搏，写出当代的新题材、新意象、新经验、新词汇，潜心创作出有浓郁人文关怀与温暖人性底色的作品。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当代诗歌应弘扬李白诗歌的恢宏气象和健朗的汉语雄风，要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领悟生活与生命的真谛，放飞艺术创新的翅膀，恪守恢宏与朴素之正道，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传递新境界，承接先贤的火把，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昂扬走在新征程的气直、辞盛、文工的优秀诗歌作品。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写作中，“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诗歌抒写人民，诗歌服务于人民，诗歌大步走进人群之中。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新时代诗歌十年：生存与空间

□张清华

任何总体性的概括，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连孔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都可能是偏颇的。怎见得全是无邪的呢？闻一多先生说，《诗经》中的大部分诗都是说男欢女爱的，有些是直接表达性欲的。（详见闻一多的《诗经的性欲观》）这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夫子那是对学生说的，也可以理解，因为作为老师很难在课堂上讲男女之事，这不符合伦理，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所以他的意思是，你读就是了，看到露骨的地方，尽量不要往歪了想。

所以，总体性的概括往往是对于具体性和丰富性的牺牲。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在叙述一个状况的时候，总要以少代多、以偏概全。

夫子的文学总体性的实现，是通过《诗三百》的文本实现的。你读了三百篇，就大概形成了一个关于“周代文学”的总体性认识，也无需夫子再多言。他虽然偶尔解释，但不负责解释。

而作为今人的我们，是很难的，要搞一个近十年的全集，显然没有现实性，选本倒是可以，但也还是看眼光、看态度，你选余秀华的，还是选其他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最后结论也大相径庭。

说了这么多，事情还得做，还要阐释这个“进步与空间”的主题。其实，我更愿意说成“生存与空间”，尽量客观一些。这不是让你说“成绩与问题”，也不笼统地称作“现状与前景”——以前开会大家喜欢这样起题目，好像来的这伙人能够准确地描述出“现状”，也能测知“未来”。这都是没有经过慎重思考，一拍脑门就给出的题目，对方法论也没有反思。而“生存与空间”就可以尽量客观地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境、这个场域，描述我们的感受。

“新时代诗歌”十年，虽然实际上还没有那么长——因为一开始这概念还没有十分清晰，大概是2015年前后，才逐渐有了概念——但也已经有了足够的发育时间。这首先是一个由上而下主导来建构的概念。之前我们有“新时期”、“后新时期”、“新世纪”，诗歌经过了一个松绑式较劲、一个发散性生长、一个极致式狂欢的时代，然后又进入了一个“讲规范的时代”，有比较明确的限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历史逻辑的产物，刨除一些规定性因素之外，诗歌是否需要重建秩序？似乎也是需要的，伦理秩序、价值与精神秩序、语言秩序、美学秩序，等等，具体是什么，虽然尚未完全明确，但显然是有的，就是“不能怎样”，这是比较明确的。

新时代诗歌十年，如果说有一个“生存与空间”的话，那么首先是秩序的生成，这个空间依然广阔——甚至更广阔，有些外部的规范与压力的时候，诗歌的内心场域与能量反而更大，这在过去许多年中我们都有过深切的感受。上海的批评家朱大可，曾经把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走向称之为“从绞架到秋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环境下，诗歌有一定压力，诗人的创造力是比较充沛的，到后来完全失去了秩序压力的时候，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诗人的价值也渐渐消散。这当然是一个反向的例子。回头看看前些年的诗歌生态，虽然很丰富，但也有些混乱，喧嚣太盛，文本收益则并不尽如人意。这些年，大家的情绪沉落、沉潜了许多，写作反而更有了定力，好的作品反而有上升趋势——至少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我最近参加了广东作协举办的一场线上的研讨会，研讨的是杨克和卢卫平的诗。大家对杨克的近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感到，像他这样的老资格的第三代诗人，也开始处理一些非常主流的命题，而且确实也写得很好。比如，《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是写民族团结主题的，显然比过去年代的主流诗歌要好很多。他还处理了很多城市和工业题材，比如《在华强北遇见未来》《石油》等等，与之前几个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相比有很多的不同，就是比较平和、客观、内在。这些东西并不好处理，一旦尺度和格调掌握不好，就会浮起来，而杨克很好地把握了格调。这算不算是对“新时代诗歌”的一种想象和建构呢？我认为应该是必要的尝试。

“大诗写作”在近些年渐成风气，从国家层面上说，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飞速变化，包括今年三月以来的俄乌冲突，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全球疫情流行已经近三年，国内也有着各种不断的热点。这一切都催生着诗人的思考。这种写作，借用欧阳江河的一个说法，叫作“大国写作”。如果是纯粹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个概念也许是很有意思的。我注意到，西川和欧阳江河在2020年分别写了一首与疫情有关的诗歌。这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的史诗”、当代性的史诗。这样说的理由有：一是它的信息量巨大，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政治性、社会性、科技性、民间性的信息元素汇聚一起；二是现代性的观照角度，作者将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站在“文明”的转折的高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三是在形式上有新探索，西川的诗中，有大量的汇集的“副文本”成分，坚持了他一贯的刻意的“未完成性”，在江河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一种大开大合的结构。最近，我还读到赵野的《2021》《中国长城建造时》《碧岩录》等新作，我觉得气象壮阔，充满与伟大中国诗歌传统之间的一种想象与对接，是有雄心与抱负的诗歌。我隐约感到，他们和我们时代的一批诗人，正在决心写出伟大的诗篇。这一点，不能因为我们与他们处在同一时代就可以不以为意。当然，能不能成为，和谁成为，最终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

这十年中，诗歌与底层社会的关系，显得更加紧密，这不仅表现在有许多写作者会关注到普通人的生存，而且还产生了余秀华这样直接来自民间的诗人。我一直觉得，虽然在余秀华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并不完全得体的噱头，但是余秀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诗也有非常过人之处。她的很多作品，用了非常直接的语言、真正痛彻的感受，写出了有力度的生命经验，表达了一个女性的情志、诉求乃至欲望。

我在前两年前的一篇短文中，用了“狂欢、平权、地理、碎片”四个关键词来描述最近二十年的诗歌状况，这一描述基本也适合最近的十年，只是“狂欢”已渐趋沉落。平权化和碎片化，我也不想再多说了，其实平权化与碎片化是一对双胞胎，也是双刃剑，是好事也会有问题，这个感受想必人人都有。我想再说一点的，是“文化地理”特质凸显的问题。自世纪之交以来，各个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相异的诗人群落渐已成形。比如，广东的城市诗与工业诗显然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即使有，也不会是那么大的规模）；《北回归线》群落的江南诗人的诗歌，是别的地方的诗人写不出来的；大西南的大凉山地区以发星为代表的诗歌群落（包括用汉语写作的彝族诗群），他们的语言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还有北京的诗人群落，看起来北京地区的诗人千差万别，但又有很多的共同点，就是国际化大都市的人特有的世界意识、当代意识，以及很强的文化自觉、实验性与边缘文体的创新；北京诗群中还有很多是属于各种“亚文化人群”，有无业者、文化掮客、官员、经商者，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构造。这是当代诗歌生存的主要场域与方式。这种暧昧而复杂的生态，是诗歌繁育的一个重要温床。其内部的属性与特征，也必然会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就是混合与暧昧、敏感而驳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时代诗歌应克服西方化小众化庸俗化倾向

□刘笑伟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诗歌十年：进步与空间”。它提醒我们，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始的新时代诗歌创作，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纵观这十年诗歌创作，取得了不少成绩，新时代诗歌从概念提出到形成共识、躬行实践，诗歌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不得不指出，目前的诗歌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西方化、小众化、庸俗化的倾向。在“新时代诗歌十年”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回顾新诗创作的得失，以利新时代诗歌创作更为健康地发展。

克服“小众化”倾向，树立诗歌创作的大时代观

“小众化”倾向是中国诗坛的一大顽疾。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与时代脱节，作品里没有时代的折射、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呼声，只有个人的悲欢、私人化的感悟、语言的“克里空”。特别是一些年轻诗人的创作，千篇一律的是个人情感与私人空间的写照，没有时代的风云之气。“入世”一直是中国诗歌的光荣传统。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一直随着时代跳动。肇始于救亡图存时代的白话诗，像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艾青的《火把》《吹号者》《向太阳》等诗篇，其核心意象也一直追随着时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还不时有书写时代风云之气的黄钟大吕般的诗作涌现。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时代的呼声在中国诗歌中开始渐渐沉寂，书写时代成了“假大空”的代名词，主旋律创作也一直被人诟病。这其中既有主旋律诗歌创作本身的问题，也有我们对诗歌创作的引导不够的问题。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上，作为文学门类中最为敏感、最富变化、最能领风气之先的文体，诗歌在记录时代方面理应发挥更大作用。

“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诗歌创作如何树立大时代观具有根本指导作用。新时代的诗歌创作，就是要把自己融入新时代，写出新时代的情感、意象、梦想、追求，让诗作在时代的风云中放射璀璨光芒。

克服“西方化”倾向，坚守新时代诗歌的人民立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受到西方的极大影响。我们应该正向地来看待这种影响，但也必须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影响不仅限于诗歌技巧，更重要的是诗歌创作的理念。在一些诗人那里，诗歌的来源不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而是翻阅书本、冥思苦想；诗歌创作成了个人灵感与技巧的产物，很多作品存在脱离人民、脱离生活、晦涩难懂等问题；没有深刻的主题、找不到讴歌的对象，诗歌作品成为“看似深刻的浮萍”；诗人的创作语言、技巧甚至分行，也盲目地崇拜和模仿翻译自西方的诗作。

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诗歌创作的人民立场出了偏差。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的诗歌创作，本质上就是为了人民、书写人民、由人民评判的诗歌创作。

关于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有过很多重要论述。比如，“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比如，“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再比如，“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从方法、主题、立场等方面，突出强调了“人民是文艺之母”“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新时代的诗歌创作已进入第十个年头，在坚守人民立场上，应当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我们的诗歌应该是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生活的。诗歌创作的主题，应该是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讴歌人民的崇高情感和情怀的；诗歌创作的成果，还要更广泛地让人民群众接受；诗歌的优劣，应该由人民群众评判。对于新时代的诗人来说，个性化的创造是重要的，人民性的书写更是必不可少。

克服“庸俗化”倾向，塑造高尚的诗人品格

新时代涌现出了不少文质兼美的优秀诗作、德艺双馨的优秀诗人。但不可否认，诗坛还存在着一些庸俗化倾向：有的作品格调不高，追求低级趣味，以丑为美；有的不在作品本身上下功夫，而是热衷于炒作，博取眼球；有的打着正义的旗号，干着破坏团结、造谣抹黑的行径。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无论是诗坛还是诗人的形象，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进入新时代，是到了重塑诗人形象的时候了。诗人应该是高贵的，广泛受到人们的尊重；诗人应该是圣洁的，带给人温暖、光明和希望；诗人应该是阳光的，在性格上和人格上都应当闪烁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学家、艺术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习总书记还强调，“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这些都值得新时代的诗人们认真思考。

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诗。这次座谈的主题是“进步与空间”，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提高诗人的品格、格调，为新时代诗歌的进步提供成长的空间。

（作者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

新时代诗歌：本土性、多元化与建设性

□王士强

最近这十年的诗歌中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正在发生，日后诗歌史叙述中的“新时代诗歌”或许已经初具雏形。在本人的观察视野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它的特质：本土性、多元化与建设性。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之下诞生的，“西方”是新诗发展重要的坐标和背景，中国新诗一直是在西方与本土、现代与传统、模仿与原创这样的对立性范畴之间摇摆、迁移中前进的，其间有过数次明显的转向。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新诗、中国文化长时间落后于世界，需要向他者学习，故而“拿来”别人的东西为我所用，这里面模仿、借鉴甚至东施效颦是不可避免的。此种状况在近些年有了明显变化，中国不再是一个“追赶者”“被启蒙者”，摆脱了面对“西方”与“世界”而“迎头赶上”的焦虑，更多的是及时、平等的交流。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快速普及有关，而今的信息交流非常便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之间的“时间差”已基本不存在，面对世界的惊奇、猎奇已被更深入地面对、思考自身问题所代替，诗歌创作更多的是从自身的文化系统、文化传统出发来进行的。如此，新时代的诗歌是更为本土化的，面对中国、面对当代，扎根于中国土壤，观照今日的中国与世界，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心理与审美。它们传达了更多的中国经验，讲述了更丰富、更真实的中国故事，在审美上也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式审美的特征。这种本土化当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是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平等交流的前提下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于一直以追赶、学习、借鉴的姿态面对西方的中国新诗来说，这种本土化的倾向是一次重要的转型，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近十年的中国新诗没有多少明显的潮流、流派、思潮，而是分散、弥散的，众声喧哗，诗歌在走向“四面八方”，更宽阔、更自由，各种写作方式各显其能、各领风骚。与此前相比，1980年代有“朦胧诗”“第三代诗”，90年代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也有“中间代写作”“底层写作”，近十年似乎并没有这样比较明显的潮流或流派。但是，这并不是诗歌没有活力的体现，而恰恰表明它更为成熟，摆脱了此前运动式、表面化的造势、炒作。诗歌在当今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到了诗歌本身，它不再占据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或主流地位，没有了如此前80年代那样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但却是向内用力、专注于自身的。诗人不再依靠“群体”“团体”的声势获得影响，而更多的是靠个人的创作实力、文本质量来获得反响。诗人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原子化”，更多地依靠“单打独斗”，实现了“个人化写作”，这也推动了诗歌真正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这种“个人化”并不是脱离时代与社会的，不是拒绝交流的，而是以高度成熟的现代主体为前提，以个人化的观念和风格为保证的。诗歌的多元化是以充分的“个人化”为前提的，只有“个人”成为具有艺术创造性和独特性的“一元”，多元化才具有可能，众多的“一元”才能够组成充满活力、和而不同、互为参照、互为镜鉴的“多元”。

近十年的诗歌也呈现出建设性的特征，结合百年新诗的历史来看这同样是难能可贵、意义重大的。颠覆性、革命性一直是中国新诗的重要特质之一，也是其发展演变的重要动力。对于强大的、压制性的“庞然大物”持以警惕的态度是诗歌存在的题中应有之意。当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诗歌需要反传统，它汲取外来营养，另起炉灶，另辟蹊径；当政治的力量过于强大使诗歌沦为附庸和工具的时候，诗歌需要挣脱政治的钳制获得自主性、独立性；当诗歌过于西化，成为西方观念与技艺“演马场”，它又需要更多地面对自身传统与现实，重建“自我的本体”……中国新诗一直是在这样的颠覆、反叛、修正中前进的。就最近的情况而言，21世纪初网络的快速普及和发展降低了诗歌的发表门槛，解放了诗歌生产力，颠覆了此前的诗歌格局，诗歌的标准也更为多元，诗歌写作的参与者激增，诗歌“产量”呈指数级增长，形成了一种平权化、狂欢化的局面。当然，这种“狂欢”一方面体现着自由、丰沛、活力，但同时也是无序的、混乱的，有诸多突破底线、哗众取宠、混淆是非的情况出现。在网络发展的初期，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野蛮生长的，在狂欢氛围中难免“恣意妄为”，同时监管也相对宽松、滞后甚或缺位，被有的学者称为诗歌发表的“去编审化”。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写作者本身会有一种自律意识、反思精神，从文化发展、社会管理的角度，也需要建立更为稳定、理性、公平的秩序，故而，诗歌需要从最初的颠覆性、破坏性走向建设性、生产性。近十年的诗歌，很大程度上便是在重构诗歌的秩序、重建诗歌的标准。这一方面与外在的监管有关，监管的覆盖面比较广、比较及时了，过于极端、失去底线的东西没有了生存空间。更重要的，与诗人和诗歌界内部的变化有关系，诗人们确实是更沉潜、更专注、更纯粹，更注重自身建设，诗歌在向更高、更远、更宽阔、更深入的维度探索、前进。

新时代诗歌恰逢新诗诞生百年，一百年来中国新诗走过了曲折而光荣的道路，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有着扎实的、沉甸甸的收获。总的来说，与百年中国诗歌不同命名（新诗、现代诗、自由诗）的内涵相一致，它的确是新的、现代的、自由的，是走在如诗评家谢冕所概括“前进的和建设的”道路上的。而现在，新时代的诗歌正逢新诗百年再出发的当口，它更为本土化、多元化，同时也更具建设性，它面对新情况，处理新问题，表达新经验，体现出更多的中国特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之，新时代诗歌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更大的进步，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语言再造的关键性时刻

□杨庆祥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在主题和题材方面，确实呈现了大幅度拓展和深化的景象。比如说脱贫攻坚、高铁、宇宙飞船、空间站、人工智能等新事物，都被纳入诗人笔端。呈现于诗人笔下的，还有一些新的生活状态，比如说躺平、996，尤其是疫情导致的“全域静止”、“时空伴随”等，以及一些新的重大事件，比如最近的俄乌冲突。所以，新时代诗歌写作面对的是高度流动的、新奇的、叠加的、仿真的现实，不是单一的现实。这使得新时代诗歌写作外驱力无比的迅速、剧烈、高强度，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诗人作为一个主体写作，他的内驱力和外驱力不一样，内驱力越来越多样化、信息化，一人一部手机，使诗人主体变得脆弱。为什么写作、怎样写作、写作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对每个诗人来说又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相比于以前的“新时期”，甚至更往前的“五四时期”都是不一样的，诗人主体更加分散化、信息化、碎片化。诗人作为写作的主体，其内驱力是弥散的。在这样情境下，现实的外驱力和诗人写作的内驱力之间产生了脱落。

面对这样一种脱落，如何把这两种力量从脱落的状态重新连接起来，这是新时代诗歌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时代诗歌要更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脱落在某种意义上会使我们产生一种短暂的失语的状态。特别是经历了这三年的疫情，很多写作者一定体会过没有办法用以前的语言来描述现实心境的状态。这样一个失语的状态，对于诗歌写作来说，恰恰是关键性的时刻，是必须进行语言再造的时刻。它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世界、跟高速变幻的现实重新建立有效的连接。在古典的写作伦理中，作家不仅要写好作品，还要如你所写的那样生活。但到了今天，写作者很难真正如我们所写的那样生活。这就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诗人只能通过语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语言，跟这个世界进行对话，重新建立有效的连接。

在大学里，特别是当代文学领域，小说往往比诗歌更加热门，选小说课的学生也相对多得多。但今年，我开的诗歌课，也有特别多的学生来选。我让每个学生讲20分钟，他们讲得特别精彩。他们发现，诗歌跟他们的心灵联系得更加紧密。因此，学生们在讲诗歌时，情绪非常投入，让自己的生命与诗歌语言建立起关联。这是非常好的转向。以往的诗歌史佳作，依然能够激活我们的很多情绪，但更多的情绪需要当代诗人的新创造来表达。在每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都需要有关于这个时刻的诗歌和这个时刻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这是新时代诗歌面临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这是语言再造的关键性时刻，在这个时刻里，相信会诞生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诗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