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古人言及的“筋骨”，大都指向支撑艺术形式的核心价值或是内在精神，即我们常说的精神凝聚力、思维立足点抑或更为简明的“文眼”等概念。从表达方式上看，文化先贤在总括一个时代的文学筋骨时，多选用言简意赅的词汇勾勒其整体面貌。诸如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类，概括的既是情感之韵味，也是思理之意趣。可见，人们往往把“筋骨”理解成某种思想的代名词，进而从时代精神、人文关怀、道德立场等向度展开言说。当我们讨论“新时代文学的筋骨”这一话题时，不妨就从新世纪诗歌入手，窥探它的筋骨究竟为何，作一番谈“骨”论“筋”的尝试。

无论是人的筋骨还是文的筋骨，都由“骨”与“筋”组构而成，两者承担的功能亦有所区别。对一部诗歌作品来说，“骨”就是维持一首诗、使它看起来成为诗歌的要素，可以理解为诗的形式。如果要支撑起诗歌的肉身（内容），“骨”就需要具备相当的质量和密度，彰显出属于诗的形态，诸如分行等核心特征，均缺一不可。同时，诗歌的“筋”或者说“筋脉”可以使固定在形式中的文字运动起来，接续行与行之间的意义，使之贯穿为一个气韵流畅的整体，从而打造出诗歌的思想性。当“筋”与“骨”整合为“筋骨”时，它理应指涉那种能够撑起文本所有精神性意义的力量。尽管这个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太可能形成统一的结论，但笔者还是认为，诗歌的筋骨便是活跃于字里行间的精神主体形象，是灌注了诗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那位抒情者。借助内在的抒情者或者精神主体形象，作家可以从容地组织视觉材料、抒发情感、展开哲思，也能够经由这一形象深入他所身居的时代，与之产生角度殊异的对话。考量诗歌的筋骨，正可观测诗人如何各具匠心地设置和安排主体形象，使之充当时代与心灵之间的中介。

1990年代以来，走入“个人化写作”的诗人首先需要厘清自我与消费时代的关系，他们一方面朝向了注重内在精神提升的诗歌内现场，另一方又迎接着充满诱惑之力的物质外现场。诸多诗人秉持一种通俗实用的、迎合感性现代性的审美倾向，他们笔下的精神主体多能游刃有余地生活在物质之间，以消费“物”的方式释放和运用现代感受力，揭示隐藏在物象体验之间的微妙隐喻联系。进入新世纪，写作者延续了前代诗人的思维惯性，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美学作为个体想象力的来源，强调对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体验。与前代相比，诗人们在设置精神主体形象时，不仅从当下性出发，抒写抒情主体的现实经验，通过他们来记录凡俗生活，同时还不断调整着主体与时代主流速度之间的关系，试图从当下性的“展览式”言说进入陈超言及的“用具体超越具体”的层面，双向拓展叙述的情境与视野。如果说新世纪之初诗人的发力点在于拟现事态的细节与主体的在场感，那么近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便不仅停留在日常生活的体验者或记录者层面，而是蓄足了加速度的势能，从日常表象之上轻逸飞升。或是超越当下性言说的种种限制，拟造不受现实逻辑规约的“超验”境界；或是以对现实生活的细微省察和冷峻表达，步入自我意识尤其是个体历史感的建构过程，其文本形成了现场叙事与深层抒情交织互补的结构，这也是当前诗歌发展的主导趋势。

为了凸显“筋骨”的力量，很多诗人在打造文本中的精神主体形象时，往往取道自我意识和公共精神两条路径，以精神“形象”为时代留存“心象”，在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与艺术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之间寻找着平衡。就自我意识而言，一类诗人选择从“时间”和“痛感”的向度出发，持续向内心掘进。作为诗学的关键词，“时间”勾连着抒情者的存在意识，透过时间的缝隙，诗人可以找到自身与所安居的世界之间那种妙不可言的关系。如谷禾的《长诗四重奏》中，诗人按照四季更替的时间轮回构建精神时空：“……繁星点点，/垂下往生的光芒。亲人去远了/你停下来，面对微暗灯火/过往如同风化的岩石，从层叠的时间里/抽出一把把卷刃的刀俎……”抒情者游弋在生命时间、求真意志以及对梦境形而上的冥想中，人、词语、时间相互激活碰撞，过去、现代、未来之间平滑贯穿，而游弋在时间中的诗人，内在的主体性反而得以不断生长。再看张执浩近年的作品，大都从生活现场的“此刻”进入精神主体的内部空间，践行着“减速”的诗学。如《平原上的瓜棚》所写：“从动车上看江汉平原/沔阳和潜江是一样的”，时代的话语速度让人们的观看体验趋于同质——“不断提速的路上能够看清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而抒情主体则希望超脱于现世的时间，以主动寻求“减速”的方式，用心理时间抵抗现实时间的话语暴力。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时间既涵盖着他们已知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同时也指向未知经验，维系着他们对存在感的承担与言说。借助对时间的抒写尤其是“降速”的实验，写作者获得了重新认识自我的机遇，因此才有可能在日益趋同的速度感和时间观念之外，塑造出富含丰富异质经验的主体形象。

在世纪之交的诗歌文本中，一些抒情者的情绪特质极为显扬，甚至会出现暴躁的呐喊抑或凌厉的啸音，而在近年的诗文本中，这一情况有了变化。诗人注重将情感作内敛化的处理，他们努力透过那些倏忽而逝的日常瞬间，用简净的字词和克制的语言还原物象背后的意义细节，进而在匀速的情感释放中抵达生存的痛感，以便“追求一种诗歌的痛感和真实性”（欧阳江河语），建立触碰自我精神存在的又一契机。按照诸多评论家的理解，精神主体的“痛感”意识已经具备了独立担当诗歌之筋骨的可能。在诗人笔下，痛感是他们维系与时代联系的精神纽带。如沈苇的诗句写道：“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但我总得赞美一点什么吧/那就赞美一下/家里仅剩的三棵树：/一棵苦楝/一棵冬青/一棵香樟/三个披头散发的幸存者/三个与我抱头痛哭的病人！”（《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粗暴扩张的城市化进程破坏了乡村的生态，令“我”与故乡仅存的“三棵树”都失去了家园，其间既含生态忧思，又有文化乡愁，触目惊心的画面与尖锐犀利的语词同构，渲染着离乡者的锥心疼痛。从文本中可以读出，“痛感”成为精神主体抚摸世界、寻觅意义的起点，它既是诗人自我存在的证据，也是其抒情策略的源头，是写作者获得生命底蕴的力量支撑。

某些情况下，诗人并不依靠话语的强度和情绪的力度宣泄疼痛，而是不动声色地面对痛感，让它在安静中悄悄绽放，转化为具有足够硬度的精神力量。例如，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一诗曾引起广泛的讨论，诗歌取材自生活的俗常片段，从事态流的语象群落中，读者亦可窥见现实的具体面貌，而诗人的叙述视野显然没有止步于“呈现”本身,而是用浓郁的悖论色彩，制造出反喻的效果。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角度理解，狗的命运正隐喻了那些善良而弱小者的生存真相。如此一来，文本的叙述视野便从“杀狗的过程”延展到我们自身的命运，貌似冷静的叙述背后，伫立着一个冷峻反思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思考与言说不仅触碰了自身的痛感，还将私人性的表达建立于深厚的公共性基础之上，从而在观察世界的过程中，发掘出世人习焉不察却又普遍承受着的精神苦痛，使抒情主体的力量感不断向更广阔的幅度延伸。

如果让大众讨论诗歌的筋骨问题，恐怕答案大都会指向诗人应当持有的道德观念或批判意识。作用到精神主体形象上，“他”理应将自我的疼痛与呼吸植入当代历史，书写下生命的庄严感与力量感，成为社会伦理的守护者，其人文精神也应该与公共精神相统一。这里所说的公共精神，既包含着独立的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还融含了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以及对普通人生存价值的平行认同。特别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成为诗人与时代衔接的重要渠道，其中隐含着“对自我的超越”和“与时代的衔接”双重层面的问题，这同样也是当代诗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并在近期与“疫情”主题相关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些诗人大都以严肃、认真、虔诚的使命意识，为文本赋予了筋骨和力量。面对公共话题，写作者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介入时代之后对自身命运的审读者，这大概便是其文本蕴含力量的原因，也是诗歌走出“同质化”的泥沼、恢复与现实血脉联系的必由之路。质言之，诗歌筋骨的决定要素不在于技法的玄妙或是词句的华丽，而在于其间是否存有一个拥有独立价值判断的精神形象，这一形象是否能够“特立独行、甘于寂寞、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萨义德语）。当箴言名句式的写作日渐式微的时候，让人们记住诗歌的唯一方式，便是那位作为主体的“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