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故事的新与趣 ——马宝山小小说简论
蒙古族作家马宝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钟情于小小说创作，深谙我国古典笔记小说的个中三昧，早些年曾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传奇人物的精短篇章。他熟悉社会中的三教九流，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往往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示人物个性，以携带的文化信息含量和行业理念，力争写出形式的新颖别致和独有的艺术趣味，赋予作品以丰富的思想内涵。
小小说讲究立意，对作家的思想站位及写作视角皆有较高标准的要求。笔记体创作要做到故事传奇生动，人物惟妙惟肖，在艺术上达到好读耐品。这正如马宝山所说：“我喜欢把故事写好，不重复自己，也不会模仿别人，想方设法让读者喜欢读。希望有人读了我的小小说记住的不是我，而是作品里的人物和故事。我只有用心把故事编好、编巧、编得真实可信，努力开掘主体，让故事传达或是一种文化信息，或是一种思想理念，这样的故事才会有生命力。”
《名气》讲述了国画大师蔺雪鹤的两个弟子三年学艺期满，大弟子关国盛虽笔墨娴熟，却一招一式缺少神韵，二弟子吴文雅笔力尚显稚嫩，但笔意传神。蔺雪鹤觉得大弟子并没有绘画天赋，便巧妙避开二弟子的注意，亲自为大弟子代画。后邀请小城画界名流品鉴推崇大弟子画作，人皆夸大弟子前途无量时，也大赞蔺先生授艺有方。岂料大弟子不久弃画从商，虽不再见其笔墨，名声却在小城画界经久不衰。二弟子继续从师，造诣渐深，在全国名气鹊起。然而在小城画界眼里，二弟子终不及师兄名气大。
纵观故事始末，皆是师父刻意导演，既让大弟子为从艺之路画上完美句号，又保全了严师出高徒的美誉。师徒三人，各得其所。只是阅读于此，“名气”二字少了些许庄严，多了些戏谑。为师者沽名钓誉的人品，瑕疵清晰可鉴，掩卷百味杂陈。人性如此，即使画技达到“大师”级别，内心依旧未能脱俗。然而环顾周遭各色人等，此事也许见多不怪。作品塑造的人物之所以堪可玩味，其实也是切合了某些行业带有共性的特点。
同样是市井传奇人物，《道行》主人公的修行、素养却令人肃然起敬。走村窜乡唱皮影戏的于先生，不仅自己设计雕刻驴皮影人，还自己在影窗上操纵影人，生旦净末丑，所有戏里人物的说学逗唱，全部由他一人完成，甚至包括模仿动物也活灵活现。于先生身怀绝技，一生未收徒弟，身边只有一个挑担的皮挑儿，每天挑着于先生五颜六色的驴皮影人、锣鼓家什，跟着他走南闯北，一晃三十年过去。
人们劝皮挑儿跟着于先生学艺，皮挑儿笑称自己愚笨，凭劳力糊口。人们也劝于先生教授皮挑儿，于先生也笑言，技艺非教非学，而是靠心灵悟性。就在于先生故去，小镇人以为再也看不到如此好看的皮影戏时，皮挑儿居然开始演皮影戏了，而且演技青出于蓝胜于蓝，比于先生更胜一筹。
有人问皮挑儿：“你有这般手段，为何早先不漏一手啊？”
皮挑儿说：“那时候有于先生在，我是怕挣人家的名头，夺人家的饭碗哪。”
“那你现在就不怕了？”
皮挑儿说：“现在于先生走了，他不需要那个名分，也不需要拿这个手艺糊口，可我还是要活下去呀，大家也要看皮影度日子哪。”
一席话，藏匿于文字背后的皮挑儿走了出来，或者说从于先生背后走了出来。于先生和皮挑儿在生存的道路上一路同行，一个主角一个配角，看似各行其道互无关联，其实彼此息息相关，皆隐遁于无形中。我们不去考究皮挑儿怎样遮掩言行，也不去猜想于先生是否知晓皮挑儿的偷艺，单说皮挑儿背着师父学艺的做法，显然也是出于对先生的尊重，毕竟先生并未正式收徒。江湖里虽然讲究的是技艺本领，同样也看重人品与德行。
马宝山的小小说写法比较传统，故事却很有意思，随着情节的发展，往往给人带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阅读快感。品评之中，除了感到他的创作思想具有一定的深度之外，语言的细心雕琢、叙述的自然流泻和情节推进的节奏感等，共同构成了能出佳作的和谐元素。
《绝活》中的两个手艺人都凭着一手绝活谋生活。苏门耀卖豆腐刀刀准不会有差错，可是他每一次都要过秤，就是让买主心里踏实。窦辰亮卖枣糕也是一刀准，但是一概不过秤，谁嫌斤两不足，自己找杆秤称去。卖豆腐的苏一刀和卖枣糕的窦一刀，一直暗中较技，从年轻到年老总想比个高低。直到窦一刀弥留之际，才开口询问苏一刀的绝活是哪个师父教授的。苏门耀趴在窦辰亮的耳朵边，轻轻说：“您忘了吗？那是被您逼出来的呀。要说有师傅，那就是您，窦师傅啊。”结论不言自明，对手较劲比的是心劲，因为压力也是动力。
《尼姑庵》构思巧妙灵动，语感抑扬顿挫。尼姑庵小尼在晨钟暮敲声中悠然度日，而青灯独处时，常常被红尘中的男耕女织吸引，若说道行尚浅，还不如说心性未定。小尼迷惑了，没有物质生活追求的虚无修行，似乎有悖人的正常思维。出家人清心寡欲不求美满姻缘，淡泊名利不求高官厚禄，宁静致远不求荣华富贵，那么求来世究竟又为了什么？当小尼坠入红尘放纵心性，介入别人家庭的婚姻时，不仅道行有亏，还暴露了人性的缺失。常有入世出世之说，所谓出世追求的是脱离俗世的困扰和诱惑，静心修行的目的在于渡己；其实入世中的红尘万丈穿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修行，从本质上也是渡己。
2018年，马宝山以《亲家》《佛灯》《牌坊》《姻缘》《沈万三与徐先生》《周庄冉记商号》《沉香佛珠》《手艺人》等10题作品，获得第八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理由是：马宝山善于利用史料和传说，提取、转换出文学作品，将传统文化在人物灵魂中内化，由“行为”显现其独特性。作品语言朴素，自然流畅而有节奏感，以传统的笔法，编织出有意思的故事，给人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阅读惊喜和快感，读来震撼人心。
囿于小小说的体量小，容量有限，为了摆脱这样的局限与束缚，不少作家采取了系列性小小说的方式，来扩容小小说的内存。有以某段历史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比如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有以某种题材为内容进行创作的，比如王奎山的“乡村传奇”系列；有以某种虚拟环境进行创作的，比如谢志强的“沙漠王国”系列，等等，都取得了成功。近两年来，马宝山也选择了两个系列进行创作，一个是“聊斋故事新编”，一个是“唐代诗人”传奇，两个系列都写了数十篇，每篇都饶有新意。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谈狐说鬼，曲笔为文，情节怪异谲诡，迷幻曲折，驰骋想象，极尽闪转腾挪之能事，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以及对丑陋人性的辛辣讽刺，体现出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切体验与洞察。那些聊斋人物或花妖狐魅形象，是俗世中人的各种脸谱再现，后世视《聊斋》为古代文言精短小说的典范。
聊斋故事的文笔灵动简约，叙述的层次井然，创作手法极具创新意识，似一眼永不干涸的活泉，滋养着一批批文学写作者。他们也有以老瓶装新酒的形式，将聊斋故事进行新编，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给读者带来一番别样的阅读体验。比如文学大家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就是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成功改写，颇受欢迎。他说，“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其中就有读者熟知的《捕快张三》《双灯》《画壁》等。
马宝山的《白石缸》也是一篇聊斋故事新编，故事的两位主人公为房东与房客关系。家住武昌府一条老街上的尹图南，将家里闲置的宅子租给秀才余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尹图南也对秀才一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秀才怪异的性格，秀才家不同凡俗的陈设，秀才在酒宴上的神奇表现，都充满着灵异玄幻的色彩。尤其是秀才余德招待尹图南在家中喝酒的情节，颇有趣味：在行酒令过程时，瓶中花化蝶，纷纷飘落人身上，人饮酒尽，花蝶翩翩飞绕。作者一支纤笔似画笔，浓淡相宜，疏密相间，将那一场景况描摹得令人眼花缭乱，意醉神迷。
花化蝶，蝶飞舞，那原不过是为后面白石缸的出现作铺垫，因为尹图南对酒宴上的奇异现象大肆宣传，众人纷至沓来，秀才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不胜其扰，只好悄悄搬走，临行给曾经的房东留下一口神奇的白石缸，以报这一场相遇。白石缸的水长年清澈如初，壁碎后水不外溢，寒冬不结冰，即使结冰了鱼儿依然在冰中自由游动。后经道士告知，原来是来自东海龙宫的一件宝物。
马宝山把《聊斋》中的《余德》改写为《白石缸》，最后两段这样写到：“听说是宝物，尹图南夺过道士禅袋，‘哗啦’一声将残片倒在桌子上，用双臂紧紧护住。道士再索要残片，尹图南只捡出一块很小的残片给他。道士收起来，佛尘一甩，小声喃喃：‘本想尽一下朋友之谊，没想到他如此贪婪，天物怎么好留给这样的人呢。’”“道士走了，尹图南就拼命推销，兜售那一堆残缸片，说能治百病，说喝了长生不老，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他胡说，反嘲笑他是一个痴人。”
就其补写的主题内容来看，应和汪曾祺提倡的“小改而大动，即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注入现代意识”、“将旧的故事再创造”的初衷相吻合。该文以宝物为试金石，以此来棒喝当今世人：为人不可太贪婪，贪婪之人不配享用天物，索求越多，所得越少，只能自取其辱。这种结尾道出了人性的幽微曲折，读来令人警醒深思。作者的新笔记体改写，在语言上秉承了明白晓畅的风格，遣词造句毫无佶屈聱牙之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故事的内涵上注入了蒲氏“讽喻”的功能，人性的嬗变也符合主题的深度延伸。
唐代的那些著名诗人或天纵奇才、风流潇洒，或命运多舛、平生不遇，或放浪形骸、落拓不羁。他们的轶闻逸事因为趣味性强，历代史料、诗话多有记载，市井也广为流传。马宝山精心选择出那些最为典型的、最能体现诗人个性的事例，以小小说的创作方法，给予整合、接续，进行再创作，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聚焦矛盾，从中隐喻出事物的因果关系和人物的命运变迁。
《大隐》写诗人孟浩然入仕不成隐于民间的故事。襄州刺史韩朝宗与孟浩然是酒友，十分欣赏孟浩然的才学，决定把他举荐给皇上，为朝廷效力。说好两天后一起赴长安面君，孟浩然却与朋友喝得醉卧不起。还有一次皇上读到他的诗中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句子，悻悻然对人说：“这人岂有此理，他自己不来找我，怎么可以说我弃他呢！”从此孟浩然的入仕之路也就断了。
如果小说止于此，那便是烫冷饭、翻烧饼了。作品写孟浩然此后隐于鹿门寺，安心写诗，再不轻入红尘。襄阳城七品官姚长史喜欢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总想与诗人切磋。头一回进山，孟浩然醉酒没有见到。一个月后，再次进山，走到山口，遇到一个樵夫。他们坐在路边石上，一起议论孟浩然的诗文。姚长史第三次推开孟浩然的屋子时，仍未见到诗人。姚长史愕然：“看来我与山人真是无缘啊。”寺里住持笑了：“你们是见过面的，就在路边一块石上，还说了好久一阵话呢。那个樵夫就是孟浩然，孟大山人啊！”
从故事的编排组织来说，一波三折，文气氤氲，是人物性格最终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假如前面的怀才不遇是事出有因、性格使然，那后来的自觉规避，却是发自内心的选择。孟浩然的“隐”是决绝的隐，一个“隐”字，注释了诗人的宿命。或许本来就对入仕并不上心，到寺中修行，潜心写诗，恰恰暗合了自己的本性。当人们读他的诗，如果再能联想到诗人的言行，一定会加深对那个时代以及所生活的诗人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宝山的系列创作，也会散发出独有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