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历史上看，汉语的生长历程往往折射出文化的动迁，此类变化，常在语词的使用上凸显出来，加以时间的淘洗和积淀，某些表述就固化下来，形成时代的语体特征和世风的面貌指称，并内在蕴含了观念的更迭路径。东汉末年，佛学东渐，经过魏晋时期的打磨与融合，释家的术语不仅拓展了汉语的观念边界——如以“世界”观更替“天下”观，同时也催生了汉语诗歌音韵之美的发现，这一发现经过数百年间文人的淬炼，逐渐成为古体诗写作的形式规范之一，这是域外文明与本土文化相融相生的典型。文体的生成与文学表达的重心同样息息相关，而语词的来源和运用方式，又是文体特征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点，宋词的独立成体是口语纳入、新调创制和书写范围扩大的结果，这是本土语言滋养出来的文学范式；“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倡导白话文，无论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还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们都对语词的使用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意见，一扫冥顽和僵死的文气，这是对隐藏在语用习惯背后的封建权力话语系统的荡涤，这里面有着开启民智的担当和唤醒民族意识的重任；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文学正以一种格新神涣的气象蓬勃向前，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更加强调并凸显了文艺与国运、文艺与民族以及文艺和时代之间的重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不仅寄语殷切，而且辞令雅正，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集中体现，可谓是“致广大而尽精微”，这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总纲。

文学的辞令特点首先表现为文学创作者对语言的独特体悟和创造性运用，它与书写者的词语感受、情感表达以及二者的互生互构密切相关，或者说，辞令风格与创造者的语言禀赋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性。但是，文学语言归根到底是环境的产物，它即使呈现为个体化的书写、个性化的表达，但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社会性的底色，时代精神与社会氛围的浸染和熏陶必然渗透到书写者的文辞呈现中。所以，中国文学中有注重“世风”、“世音”的创作传统，诗论和文论的构成里，也往往把一代之风尚的考辨作为衡量诗文价值的重要标准，而辞令的选择与呈现则是这一标准的重要切口。“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文学功能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明确的阐释，《文心雕龙·风骨》也有“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的主张，在其后的时间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文学史的重要支撑部分。这表明源自《诗经》的创作主张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始终在不同的时代中构成了文学思潮的主轴。但文学史的书写主体通常是由文人构成的，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辞令运用视野上的局限，即过分强调书写主体的决定性作用，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社会来源和社会需求，变成了一种窄化了的自语；或者不作拣选，完全迎合世俗趣味的泛滥，使得辞令沦为感官的附庸。“媚雅”和“媚俗”的创作取向与语言风骨的缺失有着莫大的关联，黑格尔曾说：“内容之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又说，“一个对象的缺点或不完善之处，即在于它只是内在的，因而同时也只是外在的。或者同样可以说，即在于它只是外在的，因而同时也只是内在的。”因而，关注文学的语言表现就不只单纯是作品形式方面的问题，而且关涉作品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

语言即立场，辞令即态度。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点是创作者辞章品格的直接体现，它也同时标明了创作者的写作视野和思想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文心雕龙·指瑕》中的“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来强调文学辞章对社会价值的承载、引领作用，这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从文学语言新风尚的营构层面，树立了非常明确的价值尺度。纵观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文学语言的生气灌注都与创作群体对时代要求的即时响应息息相关，这种响应不仅使得辞令风貌为之一变，而且也对审美价值、人文精神的跃升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到“诗界革命”、“文学革命”无不反映出上述特点。

那么，面对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总要求，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中，辞章品格如何做到有筋骨、有灵魂呢？塑造新时代文学的辞章品格要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典籍中汲取源泉，特别是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源泉。另一方面，新时代文学的辞章也要在社会传播这个熔炉中锻炼筋骨。也就是说，不能只在文学的视域中熔铸文辞，还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关注语言现象、引导习惯用语、涵养语言美感、坚定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具体来说，就是文学创作者要形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辞章品格，必须在语言运用与创造层面，具有主动积极的介入意识，把培植良好的语言环境的微生态作为担负社会责任的有机构成部分。所谓语言的微生态，就是在社会流行词汇和新词新语的使用中形成的语用环境和用语习惯，它看上去似乎不与文学语言直接相关，但内在有着必然联系，因为文学语言无论如何超拔，都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的。

就当前而言，由于信息传播的即时性、流行文化的覆盖性以及资本力量的渗透性，社会语言、习惯用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语。这些新词新语的源头不一，有的来自社会重大事件（如“白衣执甲”、“飒”），有的出自对新事物的描述（如“元世界”），有的是外来文化的暗袭（如“二次元”），有的沉溺于“谐音梗”消解成语（如“天下大势，汾酒必喝，喝酒必汾”）；同时，这些新词新语的所承载的价值也是良莠不齐，有积极弘扬正能量、讴歌人民的（如“逆行者”），有只图传播的快捷性而忽视内蕴性的（如“绝绝子”），有贩卖焦虑、消极避世的（如“躺平”、“内卷”），有炫耀奢华、崇洋媚外的（如“凡尔赛”），有一味戏谑、拉低审美价值的（如“人贱人爱”“如虎添亿”）。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新词新语的出现和流播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这种现象是值得文学创作者予以关注的，如果文学创作者不主动积极地贴近新词新语，而将其与文学语言隔绝开来，认为这些语言是无关文学的，那只能说明文学创作者依然存在以“士人”自居、以“高居象牙塔”自处的旁观者意识，这种观念对新时代文学的创作而言是不利的，更不符合新时代文学的价值尺度，至少在语词传播的社会责任意识上有所缺失。考察近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只有诸如“正面强攻”、“降维打击”是源自文学作品（出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但这一个例也正好印证了当前文学语言对社会优良风尚的引导和弘扬力度不够，在语言风貌的价值输出方面还有所缺失。

由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新词新语也会凭借这些渠道迅速传播、大面积覆盖，如果文学创作者不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不在上述渠道中去观察、鉴别、剔除那些负面的、粗暴的用语，等到它们铺展开来，就会侵蚀文学语言的生存土壤，就会挤压文学语言的发展空间，就会钝化文学传播对象的语言感觉。所以，无论是从文学的认识、教育功能来看，还是从文学的审美功能来看，文学创作者都应积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新词新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必然包含文学创作者培植良好的语言微生态的能力。

文学创作者在语言的微生态培植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对文学创作者而言，无论是在文字感觉、词汇储备上，还是在修辞行文、意蕴包孕上通常都具备高出常人的专业性，因而完全可以在上述渠道中发挥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能迅速聚焦弘扬正能量、彰显人民性的语词，比如对从社会重大事件中滋生出的诸如“逆行者”、“白衣执甲”、“强国有我”等词汇，能用多种文学体裁、借助多种文学手段、凭借各类传播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地去丰富它、开掘它，使这些词汇和生动刚健、清新质朴的文学艺术形象融为一体，《山海情》对“精准扶贫”的刻画，《觉醒年代》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阐释，可谓这方面的标杆；第二、能及时矫正价值扭曲、品味低俗、审美畸形的词汇传播，对诸如“凡尔赛”之类的词汇，要不遗余力地讽刺、批驳，利用丰富的文学资源批谬祛误；第三、能从时代要求和人民需要出发，不断创造出引领风尚、标举英华的流行词、新语新词，使得语用环境和用语习惯不断改善，形成词清语峻的语言氛围。

文学的语词虽然有其自属的特征和风貌，只是文学领域中的构成元素之一，但“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它的背后是时风世相，是文学创作者必须用心灌注的对象。不然的话，文学创作者如何书写“生活”二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