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2021年10月30日，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近二十位作家、评论家相聚宁波鄞州，围绕江南文学的独特韵致，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讨论既广涉江南传统哲学思想、宋韵文化流脉，又延伸南北文学差异、江南文学特质以及审美形态，是一次颇有质量的思想艺术交流。本刊特选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主任）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提出，影响艺术创作的三个重要外部因素是：种族、时代和环境。虽然他将环境仅仅圈定在自然环境上，包括气候、自然风貌等客观因素，而将社会环境中的风俗伦理及现实制度等纳入了时代因素之中，但从整体上说，他显然意识到了地域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从我个人的阅读和思考来说，地域性或地域文化包括至少三个内在元素：一是地域的自然风貌所形成的特殊人文景观，如北方的冰城、南方的水乡之类；二是地域之中所蕴藉的语言文化习俗和人情世界；三是地域之中所形成的人们普遍具有的文化性格。这三个重要元素，对于作家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童年的记忆会对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形成深刻的影响。从文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看，无数作家的创作都是向童年记忆发出召唤，所以莫言无法抛弃山东高密，迟子建无法离开黑土地，库切没办法与南非割断精神上的脐带，奈保尔也没有办法遗忘加勒比，余华甚至直接说，他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因为他们的成长、尤其是他们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最初记忆和经验，都是源于这种独特的地域性。这也是沈从文会将凤凰小城视为自己的希腊小庙的缘由。所以我认为，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在本质上受制于作家与地域的关系，而作家作为地域中的人，作为文化中的人，永远无法超越其地域性的成长记忆。

如果从文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发现，不同作家对于各自地域的独特书写，既具有文化学意义，又具有风格学意义。所谓燕赵多悲歌，江南多软语，均兼具文化精神和审美风格的双重价值。但从更深层面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域书写，至少具有三种重要的价值：一是提供相对稳定、坚实而又丰沛的文化参照系统。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一种作家非常熟悉的地域文化及其历史沿革，可以为他笔下的人物及生活提供精确的、丰沛的文化参照。二是展示具有作家个人气质和风格特色的创作路径。尽管作家的风格和个人气质，很多时候与地域之外的因素有着很复杂的关系，但地域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影响。譬如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以及各种意象纷呈的景观，都与他成长的地域有着很大的关系，并形成了他的阴柔化风格；鲁迅和周作人作为江南腹地绍兴地域之人，骨子里始终涌动着越地文化的刚硬和坚韧，特别是即便周作人的散文中，也常常流露出金刚怒目式的情感。三是折射了不同地域的作家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一生都会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制约，地域是他的精神原乡，潜在地规定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建构了他与笔下世界的情感关系。像马尔克斯等南美作家对于拉美地域文化的书写，郁达夫创作中所渗透的江南式阴郁情绪及思维，张爱玲所突显的上海精刮、细腻的日常生活，张炜笔下的齐地神秘文化的呈现，其骨子里都体现了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思维和看法。

我始终认为，地域书写与主流书写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动互构的关系。没有地域性的坚实支撑，我们可能无法体会到主流文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和辽阔性，主流文学可能只是一种单一的、同质性的审美表征。从文学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没有大量丰富的地域性文学书写，也就无法呈现一种丰茂和广袤的文学图景。常态化的文学，总是由不同的个体创作、不同的地域书写、不同的表达形式，在多声部的共鸣之中，形成恢宏雄浑的交响，否则，只能是一种难成气候的小调。所以，地域性的文学虽然有着种种内在的规定性，很难说可以靠某种外在力量来推动，但适当地倡导它、研究它，对于建构一个良好的文学发展生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贾梦玮（江苏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钟山》主编、散文家）

长三角如今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主要还是经济概念；虽然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已经成立几年了，但对长三角文学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缺乏应有的历史的、现实的美学定位。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与宁波方面举办本次论坛，很有意义。

考古学家（如已故前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已经从物质层面证明了确有一个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文明，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相区别，并且相互影响。这个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与“江南”和“长三角”两个概念大部分是重合的。江南文学是这个江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学家认为：唐末以来，经济和文化中心就已经开始逐渐南移。北方多战乱，世家大族逐渐向南迁徙，到东晋衣冠南渡，中原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与江南地区的文化相融合。南宋之后，特别是明清之后的相当长时间，江南是文化和文学中心。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化融合，信息时代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条块早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当你谈论南方北方、东方西方、江南江北，当你说北方迂阔、南方轻浅，北方敦厚而拙重、南方灵秀而狡黠的时候，就已就掉进了悖论之中。但作为历史形成的北方和江南，区别也是不可否认的。

思想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些年我发现一个现象，大凡作家扎堆的地方，那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哲学流派，因为中国哲学不讲究体系，我也可以说，那些地方有自己的学说和文化风气，比如温州的永嘉学派、苏中地区的泰州学派，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江南地区在明代之后的哲学基本是对北方统治者哲学的修正和反叛。阳明心学始创于“龙场悟道”, 策源于广东，但他的讲学传道主要在江南地区。王阳明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发扬了心学思想的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反对束缚人性的以“义”否定“利”，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泰州学派的门人上自师保公卿、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影响最为广泛。创始人王艮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百姓日用之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他把圣人和百姓放在同等位置，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他的格物致知说也是对王阳明的反叛。“格物致知本旨，两千年来未有定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就是度量。“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这些对反人性的官方哲学是大大的反动。

后来的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明确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人即道”“人必自私”等命题。李贽一生反对封建道学，针对被官方改造过的孔孟和程朱理学，以异端自居，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相背离的思想和主张，倡导功利主义，承认个人私欲，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的哲学和文学上的童心说，对江南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发现：泰州学派的人，包括李贽、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他们在江南一带的讲学往往大受欢迎，他们的学说更多影响在江南一带。一旦往北，往往命运悲惨，不容于北方和正统思想。他们都是以思想、言论获罪。

泰州学派的再传弟子如焦竑、汤显祖、徐光启、公安三袁的思想和文学都有鲜明的江南特色。焦竑是留都南京的文坛领袖，发现、培养了一批人才。徐光启是开向西方学习风气之先的第一人。汤显祖的《牡丹亭》可以说是江南文学的代表：纯粹的爱情加上典雅的文辞，很少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同于孔尚任的《桃花扇》以男女之情写国家兴亡。戏剧史上有“南洪北孔”之说。洪昇《长生殿》写皇帝，写军国大事，最后还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和大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江南文学几无“宏大叙事”，而是贴着人生、人性写，拒绝脱离了、甚至是反人性的那个“义“，这与江南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浙江的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与泰州学派有不少相通之处。其代表人物叶适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也是泰州学派的理路。永嘉学派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以其鲜明的江南特色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

古代文史哲不分家，江南的文学是与思想文化、与哲学一起修正甚至是反叛了以北方和中原为代表的被官方加以引导的正统的思想和文学，是人逐渐解放的过程，也是文学挣脱枷锁走向生命本体的过程。

江南哲学帮助江南文学形成了诗性的、审美的、抒情的文学特质，已经被南北优秀的作家所共同维护,不分东西南北。那些非文学的东西、甚至是反文学的东西，都是文学的敌人。东西南北优秀的作家共同维护着来之不易的文学理念。

有人说北方是山的文化，江南是水的文化。“有山无水，必为凶悍贫乏之民；有水无山，定是骄奢淫逸之族”，山水是一种哲学观念，山水相依、两两相宜才是最佳状态。

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词学专家）

所谓宋韵文化，在我看来，就是宋代文化当中的意和韵。它根植于独到的哲学。大家知道，哲学是一个社会的大脑、文化的核心，假如说由各种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历史是一个人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血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灵魂。假如一个社会哲学贫乏，那么这个社会的大脑就会出现问题，文化就会坍塌。看一个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看两个重要部分：一是这个社会中人的个性是否得到充分自由的舒展和张扬，二是这个社会中人是否有自己的信仰以及信仰下的精神境界，决定一个人的个性，一个社会人的信仰和精神境界，它的关键在于这些。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两句是《中庸》的总纲。《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受到宋儒的重视与推崇，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将它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在我看来“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可以概括宋代文化的意蕴或韵味。

第一，简单回顾学术史上的宋代文化的评价。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成就，近代以来的国内外学界最为推崇的可以说是宋代文化。王国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到达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首次提出“宋代文艺复兴说”后，又认为宋代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宫崎市定是内藤湖南的弟子。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近世说”以唐宋“转型论”为核心，推导出“宋代文化顶峰论”和“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论”。

宋代“近世说”是内藤在1920年的讲义《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嗣后，宫崎市定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对内藤的“近世说”作了具体的阐发：宋代在政治制度上，贵族势力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集权下庶民实力的上升；在经济上，货币经济取代实物交换；在学术文化上，从汉唐的注疏训诂之学进入了自由思考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上，逐渐摆脱了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

几乎与内藤、宫崎同时，严复也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信也。”虽未用“近世”之名，但已敏锐地发现宋代与“今日”即民国初年在社会文化形态上的种种联结点，指明研究宋代文化的现代意义。美国学者费正清与中国学者胡适也持有类似观点。胡适更明确指出：从北宋开始一直到现在，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或“中国的革新世纪”。

回顾宋代文化的批评，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宋代文化的内蕴与价值及其当下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第二，关于宋代文化意韵内涵的一点思考。关于宋代文化的特质或特征，也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如美国汉学家刘子健在《南宋：转向内向》一书中，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征。台湾地区学者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论证了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由于道统思想的确立，其“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既单纯内敛又具有排他性，与刘子健的“内向说”有相通之处。他们的说法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纷纷响应，其中不乏认同。

认为宋代文化“内省”或“内敛”，不乏事实依据。但如果作进一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创造了以“内省而致广大”为特质的宋型文化。这一特质与“开放性”“复杂性”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就经常遭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假如翻阅两宋文人的文集，就不难发现洋溢其中的是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所谓内省，就是邵雍《自余吟》（《天人吟》）所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是如何“致广大”、如何提升自我精神境界的一种“内省”。譬如：孟子虽具有民本思想，但只能主张“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观念，也就是主张君主应与百姓同乐同忧；范仲淹则进一步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境界更高，品格更美。诚如南宋王十朋所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范仲淹的这一“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乃至久远，至今不乏现实意义。

如果进一步条理两宋文献，又可以发现，宋人“内省”的结果，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所谓“广大”，既有广博深厚又有开放大气的意思，范仲淹的“忧乐观”、邵雍的“天人合一”就体现了这一点。张载的著名言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其气度和眼光，为唐人所无。再如自古以来人们面对自然永恒而人生短暂这个哲学命题，有不同的态度。曹操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积极有为；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及时行乐；苏轼“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与天地同在，永恒不变，其广博大气为前人所无。

所谓“尽精微”就是精细微妙，不仅在认识世界，而且言行实践上达到精细化的境界。宋人的生活、宋代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作品、宋代的陶瓷等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阳光归于一白。苏轼所主张的“外枯内膏”，运密入疏，寓浓于淡——淡雅。

所谓“极高明”，就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透彻光明的心境；所谓“道中庸”，并非鲁迅所说的无原则地做“和事佬”，而是以“诚意”为前提的不偏不倚和恒久不变的本性作为修养的途径；也可以是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和而不同。宋代之所以学派林立，前面王国维所说的宋代之所以“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就是和而不同所致。

以“内省而致广大”为特质的宋型文化及其意韵赖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祖宗家法”。而“祖宗家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实施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而这个集权制度又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这反映在科举制度上，唐代每次取士不超30人，仅就北宋而言，开科69次，共取士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等，取士总数61000人，平均每年约为360人（南宋更多）。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唐代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作了很多的冲击，但唐代门阀世族仍然保持绝对的政治势力，就宰相而言，仅士族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宰相，占全部唐代宰相369人的1/15。而宋代宰辅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比重。而布衣平民出生者竟达53.3%。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名相，均出于平民或低级品官之家，但他们即成为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人物。由此等等，全面践行了“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作为读书人的士大夫也自然以国家社会为自己的终极关怀。而其他一系列的“祖宗家法”既赋予了士大夫经世济民的能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又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的个性和文化创造力。

总之，宋代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既善于“内省”，在内省中致广大，形成了“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宋型文化，又具有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文化自豪的性格。

钟求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主编、小说家）

我先讲一个故事。2003年初，我跟《当代》开始结缘，投了一个中篇小说《谢雨的大学》，当时编辑部的几位老师看了以后都觉得好，周昌义老师还特意写了一封信，对这个小说进行分析，表示肯定。后来因为别的原因，这个小说没有在《当代》上面发表，但是缘分已经结下了。在随后几年，我连续在《当代》发了好几个中篇小说，吴玄当时还在《当代》当编辑，也是我这几个小说的责编。当时的主编洪清波和周昌义等几位老师认为我具备了一个好作家的素质，但是还缺点什么东西。他们认为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小说叙述过于细腻，过于内心，这样就妨碍了作品大局面的形成。他们觉得我应该调整，应该改变，所以就设法来改造我。有一次他们两位和吴玄三个人一起来到温州，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我。我不停地跟他们讨论争辩，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后来我的长篇小说《零年代》在《当代》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在北京开了个研讨会。会上洪清波老师就说，我们文学平时关注的都是群体的东西，集体中大的一面，而钟求是关心的是群体里的个人，努力把人性化的东西表达出来。他说，过去我们以为这样写会显得小，现在看来他这种坚持是可贵的，幸好他坚持了自己的写法，我们也因此没有失去一位有个性的作家。我当时听着挺高兴也挺欣慰的。

十多年过去了，我反过来思考，这几位老师对我的提醒、对我的敲打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江南作家这种细腻精致的写法，有时候确实会容易显得小一些，容易被人看作是地域性的东西。阅读者一看文字，觉得过于细碎又带有江南味道，会联想到是写江南某个地方的小说。北方作家写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大部头作品，很容易让读者感觉是中国的。这好像我们一说到长城，就会想到中国，虽然它的细部不太讲究，但是它那么阔大雄伟，自然就代表着中国，而把一座江南园林打造得精微细致，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南方一个局部的艺术。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尽管这个期间也有例外，但总的来说，从长安到中原到北京，历史上的统治线脉决定了政治文化中心必在北方。眼下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而政治文化中心在北京。这样，对文化和文学的打量视角、衡量标准就容易以北方为站位。

正因为这种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沿袭，加上地理气候、语音特性、饮食品种等元素，形成了文学上的南北特性：北方文学是阔大的，是粗犷雄伟的，其文学作品打量时代多一些，关注的是人物所处的时代，是群体的命运；南方文学是细腻的，是精致儒雅的，其文学打量“人”多一些，关注的是时代中的人物，是个体的命运。

现在反思一下，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做努力，让作品在保持江南特性的同时，加入一些大的气象，显出宏大开阔的一面。当然，首先我们肯定不能丢掉江南写作中细腻精致的文学特性，包括情节细布、语言韵味、内心挖掘等等。这些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所擅长的。

在保持住原有的特性之外，又如何在细腻中发展出阔大的一面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力：

一、既然江南文学作品关注的重点是人，那么我们对“人”就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探索，使人物的精神层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江南的特征只是细微柔雅，但实际上它是很丰富的，呈现着多面性。譬如说到江南意境的文学作品，我们就会想到戴望舒的《雨巷》，在一条微微细雨的小巷里，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打着油纸伞走过来，场景很美，是我们想象中江南的景象。戴望舒是杭州人，但离杭州不远的绍兴，就出了多位不一样的人物。古代越国，勾践卧薪尝胆，最后致命一击。徐文长孤傲不羁，独立狂野。秋瑾抛夫别子，为了自己的信念奔走奋斗，就义之后却死无葬身之地，迁墓11次才在杭州得以安息。说到绍兴，大家自然还会想到鲁迅，鲁迅的骨头很硬，横眉冷对千夫指，最后是一个都不饶恕。就是说，在我们的江南，既有戴望舒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一面，也有刚才说的几位人物身上体现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既能感觉到江南的风情，也能感觉到江南的风骨。风情和风骨很不一样，但又集合在一个地域，构成了江南真正的性格。而江南风骨加以延展，其实就是家国情怀，就可以变成大气象的东西。所以我们对江南风骨要重新认知，在风情之外，加强风骨这一面，使我们作品中的人物更加多样更加立体。

二、既然江南文学作品注重的是时代中的人，那么我们在作品中就要强化“时代”这个元素。作为写作者，我们心中要拥有大的时代格局和社会气象。中国这40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抵得上欧洲几百年的变化。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到现在，有幸亲历和见证了这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的国家变得经济昌盛、生活富裕，人们也常常显得兴高采烈。同时我们生活中又有很多受困之处，大家不时感到焦虑、感到郁闷。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既有很多好的方面，也有很多让人忧心的地方。我们作家们要透过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做一些深度思考，把握住这个时代。只有这样，我们写作时才能站位更高一些，格局更大一些。像《围城》《活着》这样的作品，字数并不很多，似乎不够厚重，但因为小说中蕴含着大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看法，使得人物的呈现很有深度和广度，终成为阔大的作品。

三、我们要强化与国外文学和文化的融合，引入世界的眼光。江南文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同文化的融合。中国历史上有过文化中心南移的时期，譬如南宋和民国。南宋之所以形成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跟当时的文化交融很有关系。北方人大量南迁，跟当地的江南居民结合，产生了很丰富的文艺表达。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批作家最先吸收外国文学的气息和营养，在当时形成了一个文学的高潮。到了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地域便利，南方一批作家如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都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小说，最早或者最愿意吸纳国外的文学技法和文学气味，也形成了当时的先锋文学高潮。所以我们江南作家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不断与外部世界交融，避免自我复制和自我循环。事实上，学习国外的一些文学技法，借鉴外国作家对文学的思考和对世界的观察，不仅能优化我们的文学理念和写作技术，而且在创作时能站到更前沿的文学高度上。

一句结语：江南作家在写作中，既不丢掉精致细腻，又努力靠向阔大雄浑，就能使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加开阔，更有厚度。

路内（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小说家）

江南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识就是语言。我们的认知方式是我们的语言，虽然说十里八里不同音，但是这种语言方式，实际上是我们南方人讲普通话的独特方式，也是我们互相之间认知的一种方式。

我是个标准的苏州人。但在国外遇到苏州人，别人都会瞟我一眼，很不客气地问你苏州哪里的，我告诉他们是古城区的，然后他们就会很放心。

我的普通话很标准，也能卷舌，没有南方口音。在北京和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我的京腔不够地道。我说那是因为我有点懒得卷舌，真卷起来肯定不比你差。各种掺了水的普通话我也都能学，沪普、港普、台普，甚至东北话。爱讲什么就讲什么，甚至故意讲些什么，这是某些南方人的自主选择。

前年去河南，和当地朋友说，我姓商，朋友就说你是河南人，你这个姓就是河南人，说你的祖上就是从我们河南迁居到江南的。我说我知道，不用祖上，我的曾祖父就是北方人，大概逃荒来到了南方，然后，到我祖父这辈就已经是南方人了。我从不认为自己来自北方，至于我的祖上讲的是什么语言，我也无法考证，也无法关心。于是，这个常常被我们小说家认证的历史维度、地域维度，忽然动摇。对吧？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学话题。作家们似乎不太必然需要命运的维系，不太必然需要历史的认证。我们的南方就是这样选择了遗忘和离散。

从历史上看，北方确实对南方形成了一种压力，因为北方是政治文化中心。在国家分裂时期，我们谈得较多的，是显而易见的军事压力，而大一统时期的文化压力则较少谈起。文学上，北与南是一种分野，东和西也可以是分野，海内与海外的华语文学、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仍可继续比较研究。这其中，江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其巨大的经济贡献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另一种模式，首先是国外势力要在此地建立势力范围；其次是叛乱和革命会选择在江南立足，从太平天国到国民革命，到中共成立；再次是改开时期的经济开放。自中古时期至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引力，使得江南地区“离而不散”、自成体系，同时也逐渐改造了过去“才子佳人”的性格。那个纸面上的江南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是有差距的。这一特性对地区文化和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说唐朝对南方是一种想象和征服的方式，那么宋代对南方就是一种务实和开发，尤其是南宋，我们把想象和征服认为是具有一种主客体的关系的话，那么开发——我们很难讲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是开发者还是被开发者，我们的主体和客体很容易混淆。但是，作为一个江南的人，我们同时也享受着这种混淆。也就是说，我们既选择着，我们也被选择着。

许春樵（安徽省作协主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小说家）

长三角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当下而言，首先面对的是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到来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其次是面对地域文化写作的困境。

地域文学写作再也写不出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汪曾祺笔下的独特景致、独特风韵、独特味道，这是因为地域和世界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全球化时代，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的万物互联及人工智能时代，空间意义上的地域界限已经模糊，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地域差异性正在缩小，地域风俗习惯甚至自然景观的唯一性、独立性、独特性正在逐渐消失。比如，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在产业分工、经济协作、文化交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方面，全方位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地域区划，在大众传播和公共交流中，吴侬软语、上海话、宁波话、徽州方言正在被同质的普通话所规范，徽菜、淮扬菜、杭帮菜、宁波菜也不再是传统的口味和固有的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兼顾，彼此呼应，标签性和符号性的特质在地域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妥协中被切割与消解。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乡村消失的除了泥泞小路、袅袅炊烟、鸡鸣狗吠，还有相关的农具、蓑衣、草鞋、斗笠、油灯、货郎、牧童、补锅匠、木匠等一切与农业相关的习俗、风俗、行当，乡村与城市与整个世界已经生活在了同一屋檐下，上个星期在法国流行的香水，这个星期就可以借助电商出现在中国，北京烤鸭出现在了伦敦的餐馆，肯德基、麦当劳在贵州大山里亮起了霓虹灯，而现代科技衍生的手机及互联网已经无差别地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地球被压缩成了一个村庄。

即使今天的欧美开始反省、反思、反对全球化，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科技全球产业链无缝对接和多元文化的无抵抗融合，显然已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事实。这并不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选择，而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

理性梳理是必要的。我以为，地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的封闭性造就了独特性，孤独化成就了个性化，小众化衍生出标签化。地域文化的排他性，正好契合了文学的个性化的审美意志，独特的方言、服饰、乡风民俗、饮食习惯、自然生态所繁衍的独特的氛围和气息正是文学的诗意所在，地域文化被文学叙事还原后，所带来的陌生化的阅读体验，是中外文学史无法拒绝的审美经验和文学价值。如蒲宁笔下俄罗斯散发着清香的原野和深秋的白桦林，托马斯·哈代笔下英国乡村中午广袤麦野里一辆马车和一棵树以及夜幕下的乡间的舞蹈，沈从文笔下湘西的清澈河流与河面上弥漫的薄雾，鲁迅笔下鲁镇过年的空气中鞭炮的火药香味、河里穿梭的乌篷船，汪曾祺笔下高邮湖的芦苇荡、柳树、菜园、寺庙与小和尚， 王安忆、程乃珊笔下上海弄堂里石板路、凌乱的电线、长满青苔的街巷以及喋喋不休的琐碎的市井生活，都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地域文化的标签和久久不绝的文学记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曾尝试着将年轻时写过的我熟悉的乡村和小城市井生活重新叙写，可回到故乡，却再也闻不到空气中细腻的青草的味道和雨后潮湿的土腥味，再也找不到那种纯净和诗意的感觉了，乡村的自来水、煤气、空调、彩电、小汽车等完全复制了城里的生活，夜幕下小县城的霓虹灯光、高楼大厦、汽车马路与所有城市几乎如出一辙。在老家小城之外，在长三角，到处都在修复和重建破碎的古街、残缺的古镇，可除了石头、砖头、门窗、瓦片保持了旧有的颜色和形状，一推开门，里面的空调、LED灯光、液晶显示屏、屋檐下的摄像头无处不在，古街巷的气息和空气中的风都变了味道，地域文化的内涵被反复删除和清空后，保存下来的是地理地标，而不是地域人文风俗，呈现的是地域建筑的展览，而不是地域文化的延续。前不久去了高邮湖大堤，湖边风力发电的白色巨无霸风扇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风扇下面绵延十多里的光伏太阳能电板将湖边沼泽地柳树林完全覆盖，部分围网养殖的河岔里，点缀着十分刺眼的白色或蓝色的塑料板房，汪先生《受戒》《大淖记事》里的湖光水色、诗情画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对于传统的文学审美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而对于世界潮流而言， 这并不是一件悲观的事情，也无须批判和痛心疾首，因为这是现代化浪潮裹挟和冲击下的别无选择，也是全球化带来的物质进步与文化重构。在弗里德曼的认知中，世界已经变成了平的，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纠缠在一起，复制、无深度、个性消解在中国正是从古镇街口拦了一道闸机收取高昂门票开始的。地域的界限、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被修改或被同化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就逐渐消失了，地域文化的诗意也正在远去。

当地域文化写作难以坚持和无须坚持的时候，长三角文学的写作背景自然就被改变了，由山水田园、桨声灯影、小桥流水、鸡犬相闻转化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农业文明场景中的渔歌唱晚、刀耕火种切换成了机器人、流水线和人工智能的彻夜喧嚣。在此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长三角文学，其实已经迎来了一次革命性转型的可能性，即由地域性写作、中国式写作，转型为世界性写作、本体性写作。

中国传统文学中“厚人伦，美教化”“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是“中国式写作”的惯性或规则，最起码在文学史中是如此界定的。“中国式写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时候属于功利性写作，即书写人与俗世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生活、人与政治、人与社会的对抗、撕裂、反思、批判与愤怒。这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写作，也是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表达，18、19世纪的欧州文学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丹纳《英国文学史》里的“种族、环境、时代”的文学三要素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描述，而这些都是初级阶段文学史中的文学生态。

世界性写作、本体性写作，在长三角文学实践中，完全可以表现为深入探索和思考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中人与人性的新型关系，人的内在与外在的悖反和分裂，从“为活着而活着”到“为灵魂活着，按上帝说的去做”（《马太福音》）。中国新时期文学在这一地带做过一些积极的尝试，但整体来看，文学在对人类命运、人性真相以及灵魂困境的深刻探索与书写上，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主流文学还没有实现完全接轨，甚至没有形成作家的文学自觉。令人鼓舞的是，近些年已有中国作家在悄悄转型，包括为数不少的长三角作家，他们将笔触深入到了现代生活挤压下的芸芸众生的灵魂深处，解剖挣扎、受伤和撕裂的人性，探索并寻找灵魂获救的出路。

文学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文学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环境问题，即使文学无时无刻不是在面对社会、政治、环境，但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自身，回到人性的隐秘而幽深的地带。中国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狂飙突进，其实承担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启蒙”的政治使命，而不是直接奔向文学自身的建设与文学审美的革命。40年后的长三角文学，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风口，文学回到文学本位，回到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对人性命运的思考，时机已成熟，条件已具备，基础已夯实。当下国家战略中正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转型，而另一个没有被提及的转型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精神结构转型，精神结构转型的任务，文学注定要义无反顾地扛起责任。“二战”后科技哲学在研究科技与人类关系时，毫不避讳地揭示科技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给人类造成的挤压、异化、颠覆以及精神上的错位与裂变。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人的隐私的无难度的窥视与把控，让人们失去了行动的“安全感”，同时失去的还有精神的“安全感”、情感的“安全感”。“内卷”和“躺平”就是人生没有安全、没有方向派生出来的两大精神危机，而由此繁衍出来的焦虑、空虚、抑郁、迷惘的精神苦痛，以及残酷竞争和“自我中心主义”唤醒的人性自私、狭隘、冷漠、邪恶等等，成为了今天密集的生活事实，成为了当下文学不能回避的创作对象和写作资源。国家疾控中心2017年有一个统计数据，17.4%的国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4.8%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因此，关注人性受伤和精神灾难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威廉的《苏菲的选择》、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安巴》、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等西方文学作品，在关注人性异化和心灵困境的深度开掘上给我们作出了经典的示范。对于长三角作家来说，并不存在想象力与感受力上的局限，转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策略即可抵达这一目标。

长三角作为与全球化接轨最深刻的前沿地带，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作为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长三角文学在超越了地域写作的传统之后，与世界文学快速对接正在从可能性演化为必然性。文学深度介入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怀，对百年大变革之际人性灵魂的解剖与探索，长三角作家具有独占鳌头的经济环境、人文资源、政治优势、地理支撑，如果长三角文学先行先试，率先垂范，将最有可能引领中国当代文学完成从观念到实践的全面转型和升级。

胡学文（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小说家）

一个写作者首先是一个阅读者。作为阅读者，他实际上是不会区分这个作品是南方作家写的还是北方作家写的。南方作家有我喜欢的作家，北方作家也有我喜欢的作家，但是也不可否认可能某些作品的气息还是不一样。我们说苏童的作品带有江南水乡的味道，陈忠实的《白鹿原》则带有高原的气息。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写作者，可能会特别在意这种地域的东西。

我在北方生活了很多年，比如说北方的风很大，你描写的时候，树叶的响度会不一样。因为风大，两个人相距一米，你说话时也得大声，不然别人听不清。即便这样，有时对方还听不清，让你再说一遍，你的嗓门就会变得更大。而我在南京生活了几个月，晚上在小区散步，觉得风很小，甚至一点风也没有，我看小区的人相距两三米的距离，说话的声音也不高，而我在后边也听得清清楚楚。

这种南北不同的说话方式，会影响到人的思考方式，这是自然对人的改变。比如说北方有时候很直接，他可能没办法，风大如果你声音不大，你还得再说一遍，有些话索性就直接说出来，他可能就缺少南方人的那种委婉。这是关于自然，如果深入到文化环境里，影响就更深了。

所以说今天这个议题，我作为一个从北方到南方生活的写作者，觉得非常有意思。过去我没听说过长三角，我们只说南方。也是最近几年，应该是从经济的角度，从发展的理念，面向未来提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全球一体化也是从区域一体化开始的。可以认为，这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但不可否认，长三角又是地理概念，是文化、习俗、气候相近的地域。而且这种地域又是文学的扎根之所在，所涉的不仅仅是土壤，也关乎方式、角度和路径。

放眼世界，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比如说福克纳，我们都知道被称为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他有17部长篇小说，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的。比如马尔克斯、鲁尔福、阿斯图里亚斯的拉美，戈迪默、库切的非洲等等，地域有大有小，但都出过伟大的作家，作品的风格、内容均有差别。

从这个角度讲，地域的大小并不是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是对这种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审视。同样是长三角，但是南京和苏州的文化还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小反而更独特。那么，差异性重要还是普遍性重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可能是永远要面对的课题，还有，二者的比例怎么协调？这个分寸怎么把握？作家的审美取向不同，选择自然也是有差别的。

一个作家有属于自己的地域，无疑是幸运的，这意味着其一生都有可供开掘的矿脉，为其作品盖上鲜明而有个性的印章。以地域框定、划分当然是一种方式。有些作家没有特定的地域，有着多重的文化背景，那么也可以说那是更开阔、更广远的地域，而其创作的作品也更为丰富更为多样。最直接的例子是被称为英语移民文学三雄的拉什迪、奈保尔和石黑一雄，奈保尔和石黑一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拉什迪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还有帕慕克，他能写出《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作品，无疑与他的生活处在东西文化界点的伊斯坦布尔有关，伊斯坦布尔为其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还有一个作家，是1967年出生的，也是英语写作的印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作品着实不凡，也得益于多种文化的融会。我第一次阅读就被她的小说所吸引。所以独特性和差异性有益于风格的形成，丰富性和多样性则可以使作品味道更浓，也更有利于开掘。我想这些对文学而言都是重要的，就看作家怎么取舍。

文学毕竟关乎命运和情感，关乎灵魂，关乎精神。无论是书写单一的标识性明显的地域，还是注视有多元文化的更广阔的地域，最终的指向是一致的，即差异性、丰富性中的共性，这是文学之所以没有国界、能穿越时空、能吸引人、影响人、魅力持久的原因所在。如果打个比方，文学是花朵，长三角则是花朵生长的地域和土壤，那么花朵是否芬芳，是否娇艳，与这个土壤息息相关。作家有强大的胃，其作品的个性可能更明显一些。这确实是重要的，但我想更重要的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还是能写出差异性、独特性中的共性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长三角是出发点，守而不拘，就如花朵，要朝着天空和云朵生长，唯此，其姿态才会更美，其香气也会散发得更远。

余一鸣（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小说家）

我今天的话题是稻耕文化。因为我的老家就是南京下面由三个湖泊围绕而成的一个平原地带，这个地方的主要农作物就是水稻。我们都知道，北方是小麦，从考据上来讲，它来自于西方尼罗河流域到莱茵河流域，然后通过阿拉伯地区到了中国的北方。水稻则是我们江南一带的传统作物，一直到现在。

水稻种植离不开水，所以水稻的文化和小麦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也养育不同的农作物。当然，水稻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像我们现在买的米，价格高的是泰国和日本的，因为质量和口感更好。而我们种植的，杂交品种比较多。反过来讲，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水稻的个性化特征被抹杀了。

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源。我曾经研究过良渚文化，知道了中国5000年前就有它的灌溉系统，当时人们把水做成几道坝，围在土地两边，形成几百亩几千亩的粮田，而且水的灌溉系统非常成功。这样一种水系，实际上也融入了我们平原地带，就是我们长江一带的这种文化特色。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江浙一带的作家，真正写农民的其实很少。我一直在想，这可能是文学兴趣的变化，因为天天吃米，太熟悉了，更多的人便把精力放在主食以外的副食上，就像我们现在的农村，种稻子收获不了几个钱，便开始养螃蟹种植其他副产品。作家的写作脉络也有相似之处。

在现代文学上，叶圣陶写过《多收了三五斗》，但它和真正的耕种文化没有关系。苏童写的《米》，以及汪曾祺、沈从文的笔下，也有种水稻的，但都看不到农耕文化的意蕴。可是我发现，日本相扑运动，就是用稻草围成一圈，两个相扑手在里面比赛。日本最高级的圣碑上挂的，不是花环，而是稻草。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尽管很现代，但是它的文化还保留了中国唐朝时的一些细节，而我们现在关于稻米的文化，其实已经很少了。

孔子曾经说过，穿上丝绸的衣服，吃上大米饭，是很舒适奢侈的。丝绸也好，稻米也好，正是我们长江三角区这一带的产物。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文化史上，吃和穿这两个主要的生活方式，在长三角都处于一个高端阶层。因此我觉得，作为一个长三角的作者，特别像我是农村长大的，有必要把这样一种稻耕文化反映到作品中去，所以我去年写了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人去寻找野稻种，寻找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寻找独特的水稻文化。

朱辉（《雨花》主编、小说家）

作为一个江南人，对江南的文学有一点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的大致认知，可能就是婉约、细腻、灵动等等。20多年前，我曾去《小说选刊》拜访，餐间有位资深编辑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你们南方作家把小说写得那么细、那么慢，你怎么看？我想了半天也没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盘踞了很多年。我思考这个问题倒也不是要让自己有所改变，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其实也改不掉，可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南方作家写得这么细，是不是意味缺少了某种大气象？

刚刚胡学文讲得非常好，为什么北方人讲话很大声，因为他担心声音不大，对方听不见。我们都注意到中国人讲话一般比外国人讲话的声音要大些，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事情很奇怪，但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教养问题。我们曾长期处于物质贫乏中，所谓取暖基本靠抖，交通基本靠走，还有通讯基本靠吼，你不吼不行。现在有了手机，拿着手机还是在吼，在汽车上高铁上都吼，他为什么要吼？因为他习惯了吼。对方不在他对面，可能在一千公里之外哩，他自然而然就吼了。这样一个长期的习惯，它会成为某种基因性、文化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对人的规约。

为什么我们对某个地方的人常常能感受并总结出一些群体性的性格？譬如通常说北方人豪爽，南方人比较细腻，有时候小心眼等等。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跟那个地方的气候地理特征，包括他们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沿海某地的人，如果他出国非常容易，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很容易，他可能因为在家里跟老子打了一架，或者闯了一个什么祸，或者混得不好被别人耻笑，他一跺脚说老子下南洋去了，他还就真下南洋去了。下了南洋他20年之后回来成了一个富翁。这样的故事既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传说。这个地方经常流传这样的一种故事，那影响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这个事如果干不好，老子拍拍屁股走人，另起炉灶。

如果一个地方经常洪水泛滥，河流经常要改道，今天晚上还是我家的地界，明天一场洪水界碑就没有了，这块地谁也说不清楚是谁的，随后可能就是诉讼，甚至是械斗。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其结果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做事不太考虑后果，也不太考虑长远。所以我想，地理人文环境、气候等等对一个地方的影响，对一个地方文学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们南方，在江南，气候温暖，空气湿润，雨量丰沛。我今天早上查了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年平均降雨量是1600毫米，可是西北地区只有一百二三十毫米，相差10多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出现的日降雨量100毫米的暴雨，一两天就把西北地区一年的降雨量都下完了。西北那么干燥，而江南这么湿润。水润万物。有了水，一切都是蓬勃的，都是色彩斑斓的，也是富足的。这造就了一个地方长期的繁荣和富足，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积淀，文学传统自然绵长。江南既然出现了那么多的进士乃至状元，那么出现了很多作家，也就很正常了。

江南四季分明，它跟两广地区还不一样，那里比较炎热，而江南春夏秋冬一个也不缺。春光明媚，夏日炎炎，秋风送爽，白雪皑皑，我们都能经历，这丰富了我们的生态体验和气候体验，我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面貌，至少景物描写比较丰富，这恐怕也是个原因。

最重要的还是水。水多。河湾港汊，遍布大地。我们中国的象形字非常的奇妙，水的偏旁部首可以在左边，也可以在下面。写水的文章，你简直不需要去认真读，你拿起来一看，满纸烟雨，满纸水意。水居然以这种直观简单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文学。

我原先是学水利的。大家都知道水就是H2O，但是水的特性十分奇妙，是至柔至刚之物，江南人的性格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刚烈的成分，在异族入侵的时候，江南人的抵抗相比于北方，十分耀眼夺目。水的柔软让它甚至没有自己的形状，它随物赋形，你装在什么容器里面，它就是什么样子。古人关于水的咏叹实在太多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海纳百川，不拒细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等。虽然那时候完全不懂化学分子式，但中国人对水的琢磨，真是非常透彻，他们琢磨的是水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落脚在人性上。江南文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水性和水意。

江南的农耕文化也影响了文学。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精耕细作的农耕传统，因为土地虽然肥沃，但一家就几亩地，很可怜。这种精耕细作，直接发展出精雕细琢的手工工艺。你看苏州玉器店，有几万家，“苏作”工艺闻名世界。显然，江南文学与江南手工血脉相连。他有耐心，他知道细巧精密的好，他是个用心的匠人。江南作家相对比较细腻，比较温婉，是不是与此有关？

另外，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作为经济最发达地区，江南实际上一直对外来文化、外来思潮、外来技术呈现一个开放的姿态。这一点很明确。前不久我参观了无锡的堰桥，堰桥是中国乡镇企业改革的发源地，率先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跟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一样，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开放精神，在文学上也有所表现，比如说鲁迅兄弟编的《域外小说集》，大家都知道，1909年就出版了，这是一种拿来主义。所谓的先锋文学，基本上率先在江南的这一批作家中出现，勃兴于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一时蔚为大观，这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刚刚也有专家谈到，要让小说大起来，我觉得这个想法肯定是对的，我也在尝试。但我觉得，如果大而无当，还不如小。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写到最小，可能就写到了最大；科学证明，物质的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而原子的形态居然跟太阳系很像，跟整个宇宙的形态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写好了最小的也可能就是写好了最大的。当然，这很可能是一个坚持细腻细致而不能自拔的作家的自我托辞。给自己找个理由。

最后，我想谈一下生活形态和市井的意义。为什么江南文化和文学一直很发达，尤其是宋朝以后？最基础的，当然是生活相对富足，但伴随富足衍生出的丰富的市井生活，则更是文学的沃土。苏州出版家冯梦龙的《三言》，现在已成为影视剧的一个重要资源，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类。他是编辑家，也是作家，同时还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包括当时的话本、唱词，以及讲古今智谋的《智囊》《智囊补》之类。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他才会去做。就是说，经济的发达，商业的发展，包括延伸至传播出版业的繁荣，也是江南文学一直繁茂至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也因此，市井文化悄然而生，并形成某种地方特色，为文学的繁荣注入新的血液。柳永咏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白话，但是很气派，历历如画，“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是他为歌伎吟唱而写的。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讲的现代工商业萌芽、雏形，到了明清已经相当成气候了，这也是文学勃兴和生存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作为江南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也想把它弄得大一点，但是我想要是弄不大，我就把它弄小，尽量避免不大不小，同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文学容得下银河系，也容得下一碗水里的八万四千虫。